携“境”入诗

梅花山人

携“境”入诗

                                                 ——浅谈唐代“诗境”论的“法”与“破法”

作者简介：李　巍(1991-)，男，河南洛阳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

谈及诗境，不得不论“意境”，“意境”被当成中国独有的诗学概念，被推崇为异于西方文论术语的典型，甚至被扩大化为中国文论中最闪光之处。古人评诗使用“意境”一词，但对此理解众说纷纭，20世纪逐渐成为相对统一的理论。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境界”说为起点，视“意境”为统一体，按照从“象”到“意象”再到“意境”的线索将历史上相关的论述串联，推其源于《易》之象，定其萌芽于六朝之“意象说”，视其发展在唐之“诗境”说，标其成熟于明清诗论，又归其集大成于晚清。将不同元素重组，设计出规整而严密的图谱。看似丰富，却掩盖了诸家论诗境的不同，更没有解释其不同之缘由。有些特定解释也有值得探讨之处。例如人们视唐代诗境说为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但解释并不透彻。

      近年来学界也有对意境说的反思，例如罗钢就认为“意境说”是“学说的神话”，是现代学者特别是80年代以后沿着王国维提供的理论范式对中国古代诗学素材的重新建构[1]。蒋寅则提出意境是一个后起的概念，不能先验的将其看作中国美学和文论的核心范畴[2]。此类讨论为论“意”谈“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不再执着“意境”和“意象”之区别，或者强调“意”与“境”之两分，回到“境”言“意境”才是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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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有止，心有地：“境”字重要理论内涵

      现代汉语字典一般将境释为疆域、处所，引申为境地、处境。通行古汉语字典则省去处境、境地之意，专注其疆域这一本意，这显然比古代“境”之内涵狭窄许多。

(一)境，终也

    《说文解字》中释境为“疆也。从土竟声。经典通用竟”。经典原无“境”字，只有“竟”，《说文》解“竟”为“乐曲尽”。从“竟”到“境”，从乐曲之终结到疆域之边界，其意义偏转并不难理解，《康熙字典》言其“疆土到此而竟也”，其引证材料也突出在疆域国境之意。先秦古书中，“境”常以“四境”、“境内”、“境外”、“郊境”、“邻境”、“入境”、“出境”等面貌出现，与地理空间密不可分。诸侯国划界而治，其地域、国别内涵显得十分突出*周之后，随着地方势力的壮大和贵族内部权力的分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况早已不能形容纷繁复杂的各国现实。诸侯国之间国境问题十分复杂，权力更迭过程中疆土的交易、冲突、重组十分常见，因此国土有边、疆域有限成为各地核心利益之一。如何治理好自己的疆域，使得天下之民归顺之是新的议题，也就是说即便作为地理概念之时，“境”首先是对国土疆域的限定，同时又有对国境之内政治民生的描述，因为民是流动的，所以“境”也并不是完全固定终止的。。将“竟”改写为“境”可能就是汉人的创造，《说文解字》、南朝的《玉篇》都单收“境”字。王先谦就认为“汉季此字(境)已通行，成国撰《释名》(竟作)境当是依俗为之”[3]22。从乐曲之终到国境之界，终止的含义是其核心所在，但仍是实指的。

(二)境，心也

     不仅字形定型，单指国境边界之“境”字在汉代含义更为丰富，词义也可虚指。《淮南子·原道训》所言：“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4]72。这里境就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与“心”密切联系的判断是非的心地、心境、处所，也就是心之所在。

      在保留其空间概念的同时，“境”的时间维度也日益突出。这和汉人的生命体验有着紧密的关系。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汉人论命，特别是以平民居多的文人阶层论命，“遇”不“遇”就显得特别重要。汉代，文人逐渐形成有着共同认识和集体认同的阶层[5]115。阶层的流动，社会身份上下互动中，人员的流动就不再是单纯的游历国境，而是人生际遇的遭际，而此遭际必然是兼具时空指向和内心价值判断的多维概念，也就是“境”由外向内转，与心密切相关。

(三)境，地也

      一般认为唐人诗境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佛教入汉。不过，有学者认为翻译“境”时，中国本有的含义起主导作用，佛教教义并没有真正改变“境”字的基本内涵[6]。但这并不影响大多数学者引用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对“境”的解释来讨论诗“境”:“心之所游履攀缘者，谓之境。如色为眼识所游履，谓之色境。乃至法为意识所游履，谓之法境”[7]2489。此处所言简洁而微妙，容易使人联想“意境”说的种种特质，因此引用率极高。但是以“境”言诗显然不是以佛教五蕴、十二界、十八处“三科”方式来把握事物的。虽然玄奘唯识学所论为“境”作为外境与内识的统一提供了哲学依据，逐渐赋予“境”似有还无，非有非无的某种属性[8]215，但这种影响并未深入到诗论中，只可作参考。

     不过并不是说诗境论不受佛教影响，不过核心词可能不是“境”，而是“地”。以往研究者较少注意到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地”作为佛教术语，以“能生”和“所依”为基本意涵[7]1063。其在佛教典籍中意义更为丰富，而“十地”的讲法循“地”能生之意而出，但是又加入了层次的概念。大乘佛教理论体系中，菩萨信仰极为突出，菩萨修行次第是一个理论问题，又以“十地”说法最为流行。例如《华严经·十住品》*十地为：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及法云地。中华严十地为例，其重要注释本世亲所造《十地经论》极为流行。晋宋之后，大乘学者在《大品经》、《维摩诘经》、《涅槃经》的同时，也研习宣讲《十地论》[9]139。

     十地以“地”为喻讨论菩萨修行次第，讨论各地差别以及菩萨修行法要及是否退转等问题。所谓“地”是精神修行阶段和层次中的概念。牟宗三称中国文化为境界形态中，如此“有无”辩证，“不生之生”式的表达才能成立，中国文化生命将人的精神世界看作立体的存在，儒家、佛教、道家就属于“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而非西方的“实有形态的形而上学”[10]102。而不同的诗人、评者再至诗歌本身也都是有层次的。评诗运用此法，魏晋以来人物品藻、诗歌品次的论述就得以延伸。《世说新语·排调》以顾长康由尾食甘蔗，所谓“渐入佳境”。虽是戏谑之语，但可见食甘蔗从底部开始就越来越好的情境。但只有在唐人诗境论中，之前依诗人为线索的评定方式被诗歌乃至诗歌审美特征为考察对象所取代。除了六朝诗学“言象意”关系的讨论之外，唐人论“境”就是在“境”的时空、虚实、心识等概念网络中展开的，这样的意义网络有其自身的层次，国境、疆域有限，但是心识境遇可增，因此如何体现这种层次就成为依“法”言“境”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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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可取，法需立：皎然《诗式》以“法”言“境”

      一般言“境”均从旧题王昌龄《诗格》中的“物镜、情境、意境”谈起，鉴于其作者权尚有较大争议，不如我们先看看皎然《诗式》如何言境。《诗式》之“式”本身有刑名法式之意，就是为作诗、评诗立法，而评判者就是司法者。《诗式》中，作为司法者的皎然有两处明确用到“境”：

     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11]39。

     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11]69。

     首先，“取境”是紧扣“立意”、发思而言的。刘勰曾言“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的“取境”就是构思过程。不过“境”比“意”内涵丰富，涵盖了辨体“十九体”。越宫墙取白裘典出《史记·孟尝君列传》，指狗盗者为孟尝君入秦宫盗得白裘，从而使孟尝君免于杀身之祸的故事，可见虽然仍是偷，但因新奇难料而不为律法所制的意义。皎然所列十九体条目清晰，立法严谨，所言高、逸、贞、节并不是单一独立、随手可用的，而是与中国严格的文字系统相契合的评论方式。每个字都是经过评诗者甄别而来。“体”不仅是诗歌风格，更是一种诗歌规范，结合皎然对声律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唐人论诗为作诗、评诗立法设规的线索。

     同时，“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谓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11]70，“品藻”也有这类描述。品藻一篇以“百叶芙蓉，菡萏照水”言“华艳”，例如曹子建“明月照积雪，流光正徘徊”、谢宣城“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江文通“露彩方泛艳，月华始徘徊”；以“龙行虎步，气逸情高”言“体裁”，例如左思《咏史诗》“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等句；以“寒松病枝，风摆半折”言“思来景遏，其势中断”，例如谢康乐“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范洒心“乔木耸田园,青山乱商邓”。这样系统的拟象批评可以说是《二十四诗品》中完整而风格独特评论方式的滥觞。

     更为重要的是“境”并不单单概述高、逸、忠、贞等一十九体，而是各体可以兼备，叠加而成具有多层次的审美概念。而且这样的评判可依一首诗为评判单位，一诗兼具多体，王仲宣《七哀》诗，认为“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一句为“悲”，“朝发鄴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则兼具“闲”、“高”二旨。当然其基本评价单位为诗句，例如“佳人处暇远，兰室无容光”则是“思”，这也是为什么古人论诗如佳句摘选。同时，历史上一脉相承的诗作往往也同“体”相承，例如燕太子送荆轲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是风情耿耿之“气”，陶潜咏荆轲“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自然也是“气”。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说明文脉相承，诗文有续，前后一致的评判标准成为联系诗史传统的某种线索。诗之代序演变自有规律，诗评则为其寻法并立法。

     学诗不再是学其语句，而是参其意势，也有其“法”可依。这也就是为什么皎然说诗有语、意、势三不同，而偷语者是钝贼，自然“无处逃刑”，偷意者“事虽可罔，情不可原”，才巧意精者“偷势”，如“偷狐白裘于阃域中之手”*越宫墙取白裘典出《史记·孟尝君列传》，指狗盗者为孟尝君入秦宫盗得白裘从而使孟尝君免于杀身之祸的故事，可见虽然仍是偷，但因新奇难料而不为律法所制。，因此评者表示赏识“从其漏网”。这组譬喻十分有趣，不仅暗合《诗式》诗的“法式”这一含义，同时有一组隐含的对应关系：诗为国境、诗者为贼，评者如执掌司法之法官。谢榛在《四溟诗话》曾例举王勃“洞庭波兮秋水急”(《七夕赋》)因袭屈原：洞庭波兮木叶下”，但因“意重气迫，而短于点化”而非偷白裘之手，以此反例说明学习古人诗句要“翻语新奇，造语简妙”，否则就是“有愧于古人”。可见，在这个诗歌的国度，评论家为诗歌立法，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属于这个国度的阶层关系”[12]304。当然评选诗歌要有一定标准，皎然强调“取境”就要求诗句兼具多重意指。

     一诗兼具多“体”是因为诗句有“重意”。“评曰：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11]42。重意是指多重意蕴，身为诗僧，皎然在《诗式》序言中就言及“各还其性，使物自物”这样禅意十足的话，文中也多提“空王”(释迦摩尼)之意，不过这里“重意”并不是单指佛家概念。因为大道流行，在儒、在道，也在释。而且他的“重意”之说可能受到佛教影响，但用法不同。隋唐三论宗大师吉藏在注疏大乘空宗经典《中观·因缘品》时论及四重意，用以说明空、非空、非非空、非非非空这样的逻辑关系，与皎然也有所差异。皎然本人受到了天台宗的影响，但是重意有四与天台宗讲经所言“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和“判教相”这一“五重玄义”也不一样。不过天台宗解经时注意字词不同面向，皎然《诗式》关注一词一句背后不同的意义，两者有相通之处。

     皎然用实例解释“重意”。一重意，例如宋玉云《高唐赋》“晣兮若姣姬，扬袂鄣日，而望所思”。一重义指此句仅有美人举袖一事一意。二重意如曹子建“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兼含京师之衰和朝中小人之盛两意；王维“秋风正萧索，客散孟尝门”(《送岐州源长史归》)上言物候之悲，下言人事之伤；王昌龄“别意猿鸟外，天寒桂水长”(《送谭八之桂林》)前叙当下离别之意，后设未来思念之情。三重意如《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前句意一重义，喻邪佞毁良臣，后句意两重，“游子”为良臣，“不顾反”则是走而不归，三重意思层层推进。而四重意例如《古诗》“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前句兼具路远漫漫和行程遥遥时空二重意，后句与君别离一重意，生别之悲更浓为一重意；宋玉《九辨》“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兼具“登山”、“临水”、“远行”和“送归”四感*以上说明均由《诗式校注》注释部分转述而来。。当然这样的分析似乎有所依据，但是不同意蕴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判定。例如三重意所示，如若依循李善的注解，浮云喻奸佞、白日譬贤良本身不能作为一重意呢？显然，李善所言“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的比兴含义本身并没有作为“重意”的一层，那么与重意密切相关的“文外之旨”所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比兴这一层面，而是比兴所指对象的层次关系。每重意不是以比兴为依据的意蕴系统为重，而是以其所指为核心的诗歌单位，这样一来所谓四重意例中的“登山”、“临水”、“远行”和“送归”看似是四件事，但是这又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兼具抒情叙事属性的审美意义单位。而“两重义以上，皆文外之旨”，“法”立声调平仄，有其“体”“势”要求，但两重之外，“境”就有了“法”框缚不住之处。

梅花山人

三、意无穷，境无尽：《文镜秘府论》中的境意之辨

      虽然从“法”到“活法”是宋人诗论的重点，此在唐代已有先声。唐代大量诗格、诗法著作并无传本，唐代日本僧人空海曾于中国求法，入唐后得名为遍照金刚，撰写的《文镜秘府论》*《文镜秘府论》篇目设定值得注意，以天卷论声律，地卷辨十七势、十四例、十体、六义，八阶、六志、九意，东卷论对，南卷析文意、体、定位，西卷言病，北卷话对属。可见，遍照金刚认为诗也可以像天下之国境一样，有其空间位属，各个方位也代表着诗歌内部需要注意的事项，仍有为诗“立法”之意图。(简称《文镜》)一书辑录了众多重要诗学材料。据有关研究显示，《文镜》直接引用文献有十八种之多，分别是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及《古今诗人序句》、皎然《诗议》、上官仪《笔札华梁》、佚名《文笔式》，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杜正伦《文笔要诀》、刘善经《四声指归》等[13]103。

    《诗式》里所言“三偷”其实已经涉及以“意”破法的问题，《文镜》对此讨论更深入。《文镜·南卷·论文意》中多次引用王昌龄之语讨论“境”：“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洞焉可观……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14]128-129“境”相对立意而言，而立意高则境高，高于古人则可达“天地之境”。同时要“忘身”，也就是抛却现实之感，做到刘勰所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如果没有灵感灵思，就需“放情宽之”。“令境生”的讲法很有意思，是用思立意才使得“境”出现，有着造境的意图。这还不够，还要用境照之，立意之后，用情之后反观自身才可以作文的。同时需要做到“意出于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的地步。在时空的维度中，出于“万人之境”才能真正做到“诗人用心”。

     王昌龄提出“物镜”、“情境”再至“意境”的理论，不断内化，逐渐走向诗人深邃的内心世界。不仅要看到外物，感于外物，更要得其真。这里的“真”就不是全然现实层面的，而是结合了所思所感的精神之“真”。前人谈“境”较少注意到“境”适之于“心”这一思路背后的道教因素。虽然直到宋时王重阳《金关玉锁》以“男子女子甚重各有九江四海”释“何谓富国安民”，由此我们古之修道之人认为身体与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一线索可以追溯到先秦《老子河上公注》[15]115。虽讲国体与人体的关系，也有益于我们理解国家疆土和个人身体之间的关系。外境与内境，外物与心感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境”概念向内转的关键。唐末《灵宝毕法》提到修炼时以心见“物境”，但不可执着：“坐中或闻声莫听，见境勿认，物境自散”[16]197。这里本指道人修禅入定之时会见诸物所构之境，修行关要就是“见境勿认”。“境”乃心中所见之事物，是虚幻不定的构成。它似实而虚，而这种以心见物的方式可能是“境”论的核心所在。

     《文镜·南卷·论文意》引皎然《诗议》云：“夫境象不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14]144由此可见，“境”和“象”区别较大，如景可见不可取，风可闻不可见，这组关系是色与心的关系。象是目之所见，境为心之所生。后世言“意境”多讨论情景交融问题，但是唐代至少在皎然这里，这只是一个譬喻说法，用来说明心与物，境与象的关系。

      而《文镜》也辑录了《河岳英灵集序》中有关“兴象”的讨论，殷璠所谓“神来”、“气来”、“情来”之说常被视为意境论的先声。殷璠不喜齐梁文学，说其“言多有余，都无兴象，但贵清艳”[17]40，“兴象”也成为后世论唐诗的重要概念，“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由此而来。这与皎然所言“文外之旨”仍有细微差别。前者是六朝“言象意”关系在唐代的延展，后者参入了“境”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立意定势时的创作意识。而古人论诗，与诗密切相关，分析唐人诗论之诗境观也应注意到唐人选唐诗中的素材。1956年上海古籍就结集出版了《唐人选唐诗(十种)》*此选本收录了敦煌唐人写本残卷的《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元洁《箧中集》，殷藩《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令狐楚《御览诗》，高中武的《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以及《才调集》等十本著作，成为研究唐人唐诗观的重要素材。，90年代傅璇琮主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调整为十三种，成为研究唐诗的重要资料*该本在上海古籍的版本基础上，舍弃了《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加入了许敬宗《翰林学士集》、崔荣《珠英集》、殷璠《丹阳集》、佚名的《搜小玉集》构成十三本。。其中殷璠《河岳英灵集》因“兴象”说而备受关注，他评王维也用到境字：“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17]58，赞其不落常境。对于常境的否定也使得诗人之“法”不能长久，一旦形成陈规就需要有人来“破境”。“境”字的佛学色彩，后人对于王维诗中“禅”意的探讨以及诗画同源等众多命题在此若隐若现，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后人直接将唐人诗境论归于佛学影响可能立论稍显偏颇，但背后思路由此也可以窥得一斑，它既符合人们审视文化现象的规律，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这样的材料在唐人选唐诗中并不多见，唐人选唐诗许多只有诗选没有评论，因此选集中言及“境”字极少。而《中兴间气集》认为李季兰五言有佳境：“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兰则不然。形气既雌，诗意亦荡，自昭以下，罕有其伦。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17]292李季兰是唐朝著名女诗人，也与皎然有所交游，高中武对她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这里的“境”泛指诗境，高中武并没有仔细解释，后世说“诗境”，在具体分析时就包含了声律、格调、意义、句法等众多方面，“境”成为诗歌审美意境的简称。例如俞陛云《诗境浅说》就是多角度分析名篇佳作的鉴赏辞典式的著作。唐人选唐诗的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唐人的唐诗观，而其中“境”也不局限于立意和立法之分歧。

      一般所论情与景在“境”中也十分重要。例如《文镜·地卷·十七势》引用王昌龄诗来说明景与意相兼、相惬，“即上句为意语，下句以一景物堪愁，与深意相惬便道”；“其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14]43强调情景意事理等都相协。

     《地卷》所论“九意”*分别为：春、夏、秋、冬、山、水、雪、雨、风。，可以看做是九个意义单位，内部由不同要素构成，例如“云生似盖、雾起如烟”由云和雾显春意，组合来看就是境，是山行之境。因为符合每“意”的选择特别多，就构成了丰富的资料库，诗人作诗就是从中选取不俗之处。具体作诗时，也要遵循一定规则，也即“意如涌烟，从地生天，向后渐高见高，不可阶上也”。可见“境”可为法，为规范、法式之一端，但是因立意之丰富，情景意象之重叠，其所指渐行渐高，不可阶上，从而达到意在文外的美感，也就是“十七势”中所言“含思落句势”所具有的美感形式。所谓“含思落句势者，常须含思；不得令语尽思穷，或深意堪愁，不可具说。即上句为意语，下句以一景物堪愁，与深意出成始好”[14]42。可见，情深仍须物“堪”(承受，接应)愁，不可没话可说，也不可全是愁。而从唐“境”论走出宋人变“法”为“活法”的路子，传“兴象”为妙悟众多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梅花山人

结语

      唐人以“境”言诗，并非只是佛教传入那么简单，而是“境”字本身的意义网中发展而来的。而在此前提下，诗家言“境”乃是为诗立法，而“意境”之“意”虽早已存在，但与“境”结合之时依然是依“境”而言的。“意”的凸显是唐诗转入宋诗的结果，但这一线索在唐人论境时已经有所体现，也就是立法之初就已有了对破法的需要。立新意，则出常境，意象重叠又使得文意不断拔高，并最终成为文外之旨。学诗则需有法，偷之有道则可豁免于罪，于是在诗歌帝国疆土终结之处，诗人窥得境外的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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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沈志刚.钟吕传道集注译.灵宝毕法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7]元结，殷璠，等.唐人选唐诗(十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梅花山人

韩鲁珩 发表于 2017-8-23 02:34
好文，这种文章和内容才是应该学习和探讨的。

兄能谈点读后感啥的来吗

梅花山人

镜山小可 发表于 2017-8-23 06:31
来学习，这才是抓住了写诗的真谛。一切的文字组合，都是为意境服务。
古体诗与新诗的判断理念和欣赏角度完 ...

这厮也谦虚起来了，看来转得就有意义了

梅花山人

韩鲁珩 发表于 2017-8-23 20:32
我写过60多篇粗浅的短文，多是相关，或者相近的话题。这里气氛平和，大家共同探讨商榷，我会逐渐发到这个 ...

1，期待佳论，不为别的，只为不纠缠细枝末节兄也应发些过来交流探讨
2，近来氛围凡涉版块纷争不宜多言，帽子工厂之事大家都不必介意，山人也头顶汉奸、特务、反毛、骂将等多顶帽子

苏星空

是这样。
期待先生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