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词

梅花山人

本帖最后由 梅花山人 于 2013-7-28 03:19 编辑

       一说词，头脑中马上就想起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大宋遗风；如果说唐诗是个翩翩少年的话，宋词却象是个姿态阿娜，风情万种，任何语言都难于形容的婉约少妇了，这无疑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吻合的，这也是宋词常常被士大夫们认为是靡靡之音亡国之音的原因所在；
      

       词的历史，可上朔到隋朝，据说是从汉乐府传承而来，原本就是用来歌唱的，就象我们今天的流行歌曲里的歌词一样，所以，词一定是要入乐的；是故，词与诗是有所不同的；诗分平仄，而词是声学，除了要兼顾平仄外，更要兼顾声乐，旧有五音六律之说，音有轻重，缓急，清浊之分，一字一句，规矩甚多，要求很严；如果我们片面去理解‘词为诗之余’这句话就认为词比诗好写的话，那可就缪之千里了；在词之前，诗也常常是作为歌词而入乐的，古诗《三百篇》，皆可弦歌以为乐，此之谓也，可见其一斑，‘词为诗之余’，此中之余，说的是词兴而诗亡，曲兴而词亡之意；而此中之亡亦非死翘翘了之意，说的是不再入乐之意，呵呵，学诗词之士，不可不察啊；

       词始兴于唐，多接近于诗，原来也本是风格各异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遗存的唐词中看出所以然来；词至李后主，风气大变，‘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后世多谓李煜开一代婉约词风的先河，尊他为词宗；至宋兴，国运承平日久，世人沉溺于安乐，到处歌舞升平，鼓乐齐鸣，词随之大兴；词家至柳永，已是见凡有水井处便有柳词了，个中胜景，可见一斑；宋代涌现了一大批的词家，词风至此达到了鼎盛时期，故词以宋为傲，后世统称谓之曰宋词；宋词至易安居士以后可以说便开始走向了衰落的道路了，这也许是与其国运一脉相承的缘故吧；至曲兴，则词亡矣；

       宋词的风格其实也与其它文体一样是各具其风格的，然而，大抵却是分为两大类的，一是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其词风常常直抒胸意，词句热烈奔放；另一类是以李柳为代表的婉约派，其词风迂廻婉转，其词句自然流畅一咏三叹，这一派代表了宋词的最高的艺术境界，所以，一说宋词，往往我们脑海中闪过的就是此种婉约的风格；词不在大小浅深，贵于移情。‘大江东去’，贵在其气，‘晓风残月’，贵在其情，读来皆若身临其境；古人曾说过，诗言志，词言情，这大概是诗词的功用各不相同的缘故吧；古人又云，诗为文之末学，诗词诗词，词与诗通；其实象苏轼这类士大夫在骨子里是不太看得起诗词的，而词犹甚；对他们来说诗词只是经天纬地的文章之外，茶余饭后的聊表情愁的业余爱好罢了--这有点象是我们今天的心情随笔一类了；至于李柳，一是亡国之君，一是市井浪子，何来大志，没有经天纬地之才，倒在花天酒地里别树一帜，叽叽歪歪出了词的高境界而开一代先河，略过不表；词大多用来表达爱恨情仇，而这种情感的表达却常常是需要委婉地去表达的，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不论是赏读还是联想起来都更有韵味和回味无穷，这也许是词贵婉约的原因所在；至于如何去理解婉约，有的说是舞里看花，有的说是欲说还休，这倒是见仁见智的事了，呵呵；

       诗词除了功能上有所区别外，其在写作上也是有所分别的；词，上不类诗，似诗而终非诗，下不类曲，入曲而终非曲；其字句引入了大量的俚词俗句，读来往往更是通俗易懂，这也是更适合当时的大众甚至是今人所爱的缘故吧，兼因词多言情愁，其更是深得女士们的至爱，一笑，呵呵；词虽然是上不类诗，下不类曲，但是，它毕竞是从诗发展变化而来的，其中很多是套用了诗的格律和写法的，‘如〈生查子〉前后二段，与两首五言绝句何异。〈竹枝〉第二体、〈柳枝〉第一体、〈小秦王〉、〈清平调〉、〈八拍蛮〉、〈阿那曲〉，与一首七言绝句何异。〈玉楼春〉、〈采莲子〉，与两首七言绝句何异。字字双亦与七言绝同，只有每句叠一字之别。〈瑞鹧鸪〉即七言律，〈鹧鸪天〉亦即七言律，惟减第五句之一字。’；诗贵炼字，而词亦须炼字，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锻炼如斯，便是尽得无限风流了；至于词牌，词牌的形成当是因是词的出名而后形成固定程式的词牌的；宋及宋以前的词牌，每一词牌都是有其固有的曲调的，只是因为后来的战乱及朝代的更迭而丧失殆净了；旧时精通声乐之士可根据曲调来作词，作的好的后世之人摘其句中之某句而形成固定词牌的不少【如一翦梅等】，据说柳永个人就自创了一百三十多个词牌；据今人统记，词牌大约有八百多种，当然，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丧失了一些词牌的，这是在所难免的；至于今人的读写宋词，因为词牌的固有的曲调已经不存在了，就大可不用去理会所谓五音六律之说了，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文体来欣赏和创作便可了；

       及至后来，宋词在创作上就变得越来越是宽松了，就算是稍有所破格破律破字破句破韵之处也变得容许了。。。

       词，旧时也称长短句，那是因为它的句式好些变化成了长短不一的缘故，这是与格律诗严格规整的结构所不同的地方；词多分阙，在创作上很多是上阙写景或是叙事，而下阙多抒发情感，这样处理的好处能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更容易去领会和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情感，同时也让长短句的本身有了更多的变化及美感，诗词提倡一切景语皆是情语，当然，上下阙是形成了对应或是关联的关系的，一般来说，任何一首诗词都不会单纯地写景或是叙事，而诗词中所有的景语或是叙事更是不可能单句单词而孤立地存在于同一首诗词中的，这与我们欣赏一幅画作同一道理，画中的任何一笔落墨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道理一样，这是我们在阅读和创作宋词时所应该留意的；
      
       虽然一说宋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千古绝唱，但是，就柳永个人的词作来说，其艺术水平虽然是很高，但其格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水平却是极其的低下，其整部乐章集，只要你仔细去读，有时还需要你改变思维，歪歪地想，便能发现其词几近淫，这就难怪易安会评其词谓之曰‘语多尘下’了；【易安之词，每词必工，其绿肥红瘦，寻寻觅觅等句，早已成千古绝唱，后人虽多学之，却是无出其右者了】；再看看其它词作，尘下之词可谓不少，这也是词不上士大夫们的法眼谓之曰靡靡之音亡国之音的原因之一，或许，也是宋词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宋词毕竞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变化发展而来的，其艺术水平是相当高的，甚至于是高于唐诗的，这一点倒是宋词能得到大众所爱的因素所在了。

梅花山人

跟帖摘录

丘济华
拜读《浅谈宋词》一文，虽前人已有备述，但作者对词学之钟情，已可一见，且颇有心得。今世耽心词学者日少，读罢大作，始信后继不乏。殊为感佩！
       词为诗之余，何谓“之余”，初言者并未专为解释，致各解不同。愚谓此“之余”，既非指“之末”，亦非诗亡之意。诗三百至今不亡。历代文人莫不为之，其不亡可知。诗盛于唐，词亦起于唐，岂能遂作“词兴而诗亡”之论。太白诗飘逸豪迈，虽如杜子亦不能。虽秉赋之异，非关功力。然以诗坛之巨子，〈菩萨蛮〉却为李白首创，故李实为词学兴起之第一人，以诗中唐而盛。何可谓亡？其实诗与词源同而途分，词伴诗生，原无高下之分。此亦阁下之所言，甚为得当。究其源在于入乐，阁下亦提到诗之入乐。乐府诗因汉有专门的音乐机构而为士大夫乐为，留下大量的乐府诗即可为证。但乐府诗往往字句整齐，其乐段必也如此。久之，若有善曲者为乐段稍加变化，或增或损，必开生面，而曲变必至辞变，此词伴诗而生也。后来，助推者益其增损，乃与诗律渐异，而听之，则更为跌宕动听，曲如此，词亦如此，辞至此，不复乐府诗之整齐矣。又因古人与现代迥异，能词者众而能曲者寡，为曲者作曲在先，而为词者按旋律而分声，四声起于南朝，而至唐已普及，为倚声填词提供了广泛的前景。故词之兴，只在诗之后，非诗之余。若为之余，则李白只能担“之余”之祖了。故以配乐而言，则诗与词皆一，此同源者也。所以分途，是他的长短变化优于乐府之刻板，至词生也释放了音乐的抒情功能，为曲者乐此不疲。又为大众所广泛接受，其形式赋于其比诗更为广泛的受众，于是起而取代了诗。当然此指配乐而非艺术而言。但风之所至，诗的艺术成就也就从此开始下滑，而作为新生事物，词却异军突起。途已分，便有了唐诗宋词之说。曲已变，辞亦变，在音乐界，词便一直走高。玄宗身为帝王却对曲颇为精通，太白以是进清平乐。宫廷中歌舞升平，士大夫与民间富户，相与效尤，青楼歌舞则既有纨绔子弟，亦有士大夫留连，词的需要量大增，故不上朝堂者，柳永之辈，便在民间大展身手，以至旗亭酒肆，皆唱柳词，其俚并不奇怪。按现代语则从庙堂之雅转为商业化之俗。然柳词亦有雅处，士大夫亦不敢小觑。
      诗词不可谓士大夫骨子里看不起，经世文章固然重要，那是治国平天下之所任，但诗词亦是他们抒发情感的唯一通路。因为，虽有经世之心，却未必有经世之用，失落之余，必诉之词赋，如屈原之《离骚》，《天问》。苏东坡一生坎坷，壮志未酬，遂有“亲射虎，看孙郎”之憧憬。看《三苏策论》，此乃地道经世文章，却终无一用，此岂士大夫自身不谙也哉！其诗词成就，前人有定评，自无需赘言，而唐以诗取士，士大夫则更不能不以诗学为事。清虽以八股取士，亦以赋得体之八韵五排置朝考，倘因弃诗词至功名无望，连其门都不得入，何言经天纬地之文章。
      古人论诗词，著作汗牛充栋，仁智之言，比比皆是，窃以为虽互相比较而读之，方不至执其一端，至生偏颇。上所言倘有与阁下相左处，亦不过一孔之见，抛砖引玉而已，非敢自是，敬祈斧正！

梅花山人

本帖最后由 梅花山人 于 2013-7-23 00:16 编辑

丘济华 发表于 2013-7-22 19:41
拜读《浅谈宋词》一文，虽前人已有备述，但作者对词学之钟情，已可一见，且颇有心得。今世耽心词学者 ...


诚谢丘老百忙中抽空阅读拙作并悉心细评和赐教；
诚如丘老所言‘古人论诗词，著作汗牛充栋，仁智之言，比比皆是，窃以为虽互相比较而读，方不至执其一端，至生偏颇。’，甚表赞同；本浅谈之所本大多为古人词论，‘词为诗之余’句，盖因好些网友【非本网】误用字面浅解，亦有曲解为余气之义，故在拙作中依易安及李渔等各家词论作出说明，经丘老详释，印象更为清晰明了；
词之发端早在唐前已有迹可循，清人刘熙载云‘梁武帝〈江南弄〉、陶宏景〈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皆具词体，而堂庑未大。至太白〈菩萨蛮〉之繁情促节，〈忆秦娥〉之长吟远慕，遂使前此诸家，悉归环内。’，至青莲居士而兴一说是成立的，故晚辈亦有词始兴于唐云云；
‘诗为文之末学’亦非晚辈自语，古之士大夫重实用轻诗词亦非我个人观点，皆是前人之见，但我是认同此观点的；诚如丘老所述，一家之言未必可信，如易安云柳屯田‘语多尘下’，后人亦有人云易安‘极尽闺阁私语’，视角不同，观点不一，原不奇怪，自须多读各家之言，权衡价值观和艺术观取向；
无所谓相左与否，晚辈后学，才疏学浅，发在论坛，为的就是愿诗社各位前辈多多批评赐教，以期得到比较全面和清晰的诗词印象，为以后的鉴赏和创作诗词打下良好的基础，再谢丘老的仔细品评和不吝赐教。。。

金筑子

题目太大，短文难说透且！这很像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