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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0 2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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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坫论道
闲话新文化运动一
文/格拉丁
学界的争论大致是这样的,总是有矛盾或对立的地方才会发生争论,要不争它干嘛?比如甲说文言文好:简洁,乙说文言文不好:模糊,甲说白话文好:精确,乙说白话文不好:啰嗦,这就有交集了。一交集就会发生争论,有时还争得厉害。“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鲁迅是不赞成“永久不变的人性”的,他由猿人说到出汗,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人性之变。那么,人性变还是不变呢?我这样问就错了。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人性——连人性是什么也不清楚,怎么判断它变还是不变?拿一个人性的要件自私来说吧,手持石刀石斧的原始人自私,手拿苹果机的我们仍然自私,这是不变的,但其所需、对象、方式等却在不断变化。变亦不变,不变亦变,至于今后如何就更难断定了。因此,立论需要厘清概念,划定范围,说人性就要在人的范围内说人话,要不就会汗漫无边,鸡对鸭讲。
可以肯定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都是一些有责任感的人,这跟儒家的理想、教育有关。从“兼济天下”到“匹夫有责”,每个人在民族等大节上应该有所担当,哪怕你是个连发言权也没有的引车卖浆者。所以,他们那样做本身就在践行传统,是儒家理想的信奉者与执行者。一个儒家理想的信奉者与执行者却要否定儒家,打到孔家店,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其实也不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另一方面与实用主义有关。吾国吾民很早以来就养成了讲实际,求实惠的习惯,“经世致用”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目标追求,“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赵翼),纯粹的思辨与推理是很不受人待见的。因此,才会出现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政治运动居然由几个文人发动起来这事。这在别国人看来或许有点稀奇,但在我们这里却很正常,这叫知识分子的本色,没有人责怪他们,倒是引来了一片赞扬声。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古老的中华帝国就面临着一种生存压力,这几乎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病。老是打不过人家,老是受人欺负,平民百姓也会深刻检讨,蹷然而动了,何况是敏感而又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呢!一些人依样画葫芦,搞起洋务运动来。不行!另一些人还是依样画葫芦,搞起戊戌变法来。也不行!干脆推倒重来,暴动,革命!革命倒是成功了,但胜利果实却被一些眼明手快的家伙一把抢了过去,这可怎么办?军事、政治、暴力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经济和文化呢?也只有经济和文化了。于是,我们看到那时有实业救国的,有科学救国的,有教育救国的,有道德救国的,真是五花八门,异彩纷呈。对知识分子来说,实业救国不容易,搞实业不仅要钱还要去经营,不是任何人想做就能做的,从思想、文化、教育入手就简单多了,并且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虽然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和做法都很幼稚,但那时的人们是真诚的,至少看起来像是真诚的。
国家民族之衰落是怎么回事?现在仍然是个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其衰落并非单一因素线性作用而是一种非线性作用的结果。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太多这种情况,一个庞大的帝国迅速兴起又迅速灭亡,没有人能说清楚其中的原因。国家民族是一个基于局部信息做出行动的智能性、自适应性主体系统,其兴亡也应当是一种复杂行为,如果以线性思维方式寻找原因肯定不得要领。这样看来,连大清帝国衰落的原因也不知道就开出药方去救治,这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加重病情。事实是,最后能够登上权力顶峰,左右国家民族命运的都不是这些满腔热情的知识分子,而是另一批精明过人的实用主义者。
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悖异了:那些心系天下的先行者们注定了要走向一个不可能到达的结局,他们不过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铺路石,这就是他们的命运。知识分子嘛,做点思想文化工作还是可以的,千万别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行到能主宰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叫不自量力,除非你能脱胎换骨,摇身一变成为入世的实用主义者,否则想也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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