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三疯子”在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几与他的学问成正比。
黄侃四十八岁像
章门“天王”
黄侃素有章门第一高足之称。
1903年，18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因父亲与张之洞有旧，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06年，章太炎流亡日本，担任《民报》总编辑。章太炎是晚清和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被胡适誉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于右任称之为“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听说章太炎流亡日本，许多中国留学生慕名前来求学，为满足留学生的要求，章太炎创办了“国学讲**所”，宣讲国学。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人都是他日本讲学时的弟子。黄侃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章太炎并投身章门的。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不同的版本，有种说法很有戏剧性——据说一天晚上，章太炎正在民报寓所写作，忽闻窗外响起哗哗之声，接着从窗外飘进一股难闻的尿**，章太炎遂对着楼上破口大骂：哪个王八蛋，这么没教养，往楼下撒尿？骂声未止，楼上冲出一青年与他对骂，两人各不相让，吵成一团。骂了不久，两人竟然停下来互相攀谈起来，此时楼上的青年才知道对方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两人由此相识。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一次黄侃随众人往章处拜谒，看到章在墙上用大字写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觉得章为人太狂，恐难接近，萌生退意。后章在报上看到黄的文章，惊为奇才，投书约见，二人遂得以相识。
两人相识后不久，因生母病危，黄侃拟归国侍亲，章太炎对黄侃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见黄侃并未首肯，章太炎接着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当即叩拜，遂对章太炎执弟子礼，从此受业于章氏，学业精进。章太炎对黄的学识十分激赏：“恒言学问进益之速，如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做伴问学，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则师生秉烛谈学。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黄侃虽师从章太炎，但并不拘泥，他认为：“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综广揽。”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中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不为所动。
章氏门人无数，但最得意的弟子也仅几人。据章门弟子吴承仕回忆，章晚年在苏州时，一日闲话，说道：“余门下当赐四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半年后又封朱希祖为“西王”，合称五大天王。其中黄侃最得章氏青睐，章称其“清通之学、安雅之词，举世罕与其匹……” 罗常培上世纪40年代就把黄侃与章太炎并称，认为“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
黄侃虽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但对老师章太炎却执礼甚恭。这一对师生惺惺相惜，留下许多趣闻。“前中大教授黄季刚先生，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君，亦能传其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礼。坐定，陈举茶敬黄，黄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周黎庵《记章太炎及其轶事》）章氏《新方言》出版时，不请同辈，却请黄侃为他写《后序》，也足见其对黄的看重。
黄侃病逝时，章太炎不胜悲痛，亲为弟子撰写墓志铭，称其“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神童·革命家·孝子
黄侃，祖籍湖北蕲州，1886年4月3日生于四川成都浙江会馆。名侃，字季刚，晚年自称量守居士。父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繁多。黄父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黄青天。黄侃系庶出，其生母周氏原是黄家女仆，后被收为副室。黄云鹄67岁时才生下黄侃，所以对这个小儿子视若掌上明珠。3岁就开始发蒙，教他背唐诗宋词。4岁便延师教读四书。黄侃从小聪颖好学，显示出过人的才气。黄云鹄当年为生计到江宁尊经书院教书时，母亲命他给父亲写信要钱，写完信，黄侃在信后即兴附了一首诗：
父作盐梅命，家存淡泊风；
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
当时黄云鹄的朋友山西布政使王鼎丞正客居江宁，无意中见到这首7岁孩子的诗作，大为惊叹，当即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了他。这便是黄侃的原配王夫人。黄父见到幼儿写的家书，既激动又惭愧，遂和诗一首：
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
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
（转引自邓恩贤《黄侃传》）
此后，父子之间经常诗书唱和。9岁时，黄侃读经日逾千言，过目不忘，一时被乡人视为神童。父亲给他写信告诫道：“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老矣。读经之外，或借诗文以活天趣，亦不可忽。”10岁时，黄侃已读完四书五经。父亲虽四处奔波，但对他的教育却特别重视，把自己从四川带回来的几十箱书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作为他读书的地方，上题“归学处”三个字。黄侃正是在这间小屋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13岁时，父亲病逝，母承父志，仍请人在“归学处”课业，上完课时常常已是深夜，母亲仍秉烛在外面等着。此时家中偏门已锁，常常要翻山从小径绕到大门回家，辛苦之极。母亲恐他有畏难情绪，问道：“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深知母亲苦心，慨然答道：“读书而已。”
黄侃与夫人**英及子女、女婿在量守庐故居合影
1903年，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在孙中山等人影响下，此时的武汉已成为一个思想重镇，《湖北学生界》和《汉声》杂志，成了宣传进步思想、反抗清朝统治的重要阵地，文普通学堂则聚集了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近朱者赤，黄侃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很快成为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后终因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张之洞念他是故人之子，又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公费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黄侃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8年因生母周孺人病危还家探亲，遭到清政府通缉，次年逃回日本，继续在报上鼓吹革命，先后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专一之驱满主义》和《讨满洲檄》等文章。1910年，在湖北革命党人邀请下，黄侃回到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因系名门之后，又善演讲，大家推他为首，称他为黄十公子，俨然一名年轻的革命活动家。
1911年7月，黄侃应约为《大江报》撰写了一篇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引起广泛震动，结果导致《大江报》被封，主编占大悲被捕。10月10日，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等人会于武昌，并参加军政府工作。武昌首义失败后，黄侃返蕲春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人数达二三千人，拟从背后袭击冯国璋，解武汉之围。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1912年1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参议员。同年，黄侃出任上海《民声日报》总编辑，边办报边研究小学、经史等。旅居上海时，黄侃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篡权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端赖数千载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种性不亡。是以国祚屡斩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振。且以已承父师之业，将欲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故自光复后，不欲与政事。平生兴国爱族之心，一寄于文辞。欲持此为报国自请之具。”（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从此弃政从文，埋头国学。这是黄侃一生的转折点。
黄侃是有名的孝子。
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深切，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章太炎在后面写了一段文字：“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喜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颇**乘，而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念母，若与阮公同符焉……”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上面刻着他亲撰的铭文，铭曰：“为子有一念忘亲，为臣有一念忘君，为官有一念忘民，天地鉴察，鬼神式凭。俾尔后嗣，不能载寝载兴。”这口棺材后因棺制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山西大学曾经请他做教授，但考虑到田夫人不服北方水土，不到一年时间便辞去了教席。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曰：“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乖僻性格
黄侃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他在段玉裁十七部和章氏古音二十三部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古韵二十八部、古声十九纽之说，并得到广泛认可。1934年12月17日，钱玄同在师大月刊上发表《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的论文，认为论古韵“截至现在为止，当以黄氏二十八部之说为最当”。
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这一点很为时人诟病。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10年后，黄侃到北大执教，陈独秀时任文科学长，办《新青年》，提倡新文学运动，风靡一时。一次在北大的章门弟子集体做诗，咏古今名人，陈独秀说一句：“毁孔子庙罢其祀”，黄侃则对：“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句话流传甚广，以陈当初地位之尊，无端受此嘲弄自然大为不快，两人从此结怨甚深。
黄侃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为什么偏叫胡适？而不是叫往哪里去？”胡适十分尴尬。另一次，在宴会上相遇，胡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有些混账王八！”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胡适之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要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是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事见《黄侃传》）
即使对待同门好友，黄侃亦如此。周作人说他“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周作人《北京大学感旧录》）。1926年，钱玄同因妻子患病请假，临时请黄侃来师大国文系任教授。当时系主任是吴承仕，后吴黄二人因小事发生龃龉，黄写了一首讽刺诗，其中有“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之句，无端迁怒钱玄同。1932年，黄钱二人在章太炎北京寓所相遇，黄侃因不满钱玄同与胡适等人搞新文化运动，指着钱玄同道：“二疯！我告诉你，你很可怜呀，现在先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听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双方吵成一团。经老师章太炎一番劝解才作罢。对这件事，钱后来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与季刚自己酉订交，至今已二十有六载，平时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二十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
更有甚者，黄侃甚至说钱玄同剽窃他的文章。黄侃去世后，《立报》曾刊登了一篇《黄侃遗事》，中间有一段文字：“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钱复信说：“披翁（按黄侃在旧同门中，别号为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古》）
以常人观点看，黄侃有些做法简直难以理喻。在北大执教时，黄侃曾借住在吴承仕家，二人既是章门弟子，又是朋友。黄侃恃才傲物，在课堂上经常放言无忌，一次被女生告到系主任吴承仕那里。吴知道黄的脾气，委婉地请他注意，一言不合，两人便闹翻了。不幸的是，这年七月，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突然病逝，念华年仅19，“性行和厚，能读父书”，黄侃闻讯后悲痛欲绝，“思避地以杀其悲”（黄焯语）。也许因为悲伤过度，黄从吴宅搬走时，不仅不付房租，还在白色墙壁上用毛笔写满了许多带鬼字旁的大字，画了许多黑色叉叉，并在房梁上写下“天下第一凶宅”几个大字。吴向他索要房租时，他不仅拒不支付，还理直气壮地说，再要房租，须还我儿来！吴只得作罢。
冯友兰说过一件趣事。一次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恰巧那天黄侃也在隔壁请客，听到老师说话，学生赶紧过去打招呼，黄侃一见便对他批评起来。学生请的客人都到齐了，黄侃还不放他走，学生情急之下，便把饭店的人叫来，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的钱全都记到我的账上。黄侃听了大乐，便对学生说，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1929年冬，黄侃的老同学居正因参加反蒋活动被捕入狱，软禁于南京汤山。因担心受牵连，许多朋友都借故躲开了，只有黄侃经常携儿子去探望他。后来居正获释，当上了司法部长，黄侃反而避之不见，倒是居正经常到黄家探望。一天，居正不解地说，你怎么不来我家了？黄侃说，朋友落难应该帮助，朋友得势，何必相求。（事见《黄侃传》）
黄侃手书历太鸿诗轴
黄侃脾气坏，自视高，自然得罪不少人，但惟独对恩师章太炎执礼甚恭，汪辟疆说他“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心盛气争之，犹古道也。” 章太炎也称他虽“性虽 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 黄侃平时爱写诗，经常请章审阅，黄侃对章的字纸都特别珍视，每获得章信，便裱起来珍藏。章知道黄有此爱好，有时还特地为黄写几幅字，写几首诗，黄每有所获便如获至宝。1929年1月12日，章太炎六十大寿。当时章住上海，为祝贺老师生日，黄侃特地提前几天赶往上海做准备，可见其至诚之心。
黄侃信服的老师，除了章太炎，还有一位刘师培。刘师培生于扬州经学世家，两岁开始就在父亲督促下读四书五经，20岁就开始著书立说，成就斐然。黄侃对他一度曾替袁世凯鼓吹复辟很不齿，但对他在经学上的成就十分钦佩。1916年与黄侃在北京见面时，刘将其关于《左传》的研究著作出示给黄侃，黄读后十分佩服，认为刘乃“旷代奇才”，对其过目成诵的才能尤为推崇。一次侄子黄焯问黄侃刘师培与章太炎哪一个读书较多，黄侃不悦道：“汝何知？刘先生之博，当世殆无其匹。其强记复过绝人。”
有一段时间刘师培失业在家，黄侃向蔡元培推荐他到北大任教，蔡以他曾经依附过袁世凯不肯聘任，黄侃则坚持说：“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何嫌何疑？”最终蔡接受了黄的意见，聘请了刘。
刘三十多岁便患了肺病，1919年，刘师培肺病加剧，感到来日无多，一天凄然地对黄侃说：“吾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黄侃安慰说：“君今授业于此，勿虑无传人。”刘说：“诸生何足以当此。”“然则谁足继君之志？”“安得如吾子而授之。”黄侃起身道：“愿受教。”第二天果真带着礼物前去拜师，扶服四拜，刘立而受之。（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
刘师培去世前对黄侃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刘师培去世次年，黄侃在武昌写了一篇悼文《先师刘君小祥奠文》，中有“悲哉小子，得不面墙，手翻继简，涕泪浪浪！”之句。
当时黄刘二人名气相差无几，且刘仅年长二岁，黄拜刘为师令许多人不解。连章太炎也不以为然：“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即刘师培），何遽改从北面？”黄答：“予于经术，得之刘先生者为多。”
别具一格育英才
黄侃特立独行的性格也体现在教学方法和选拔弟子上。当年杨伯峻在北大求学时，向叔叔杨树达请教如何学到真经。杨树达对他说，要想学到真学问，一定要拜师，还指名要他拜黄侃。并对他说，要拜黄侃为师，一定要用红纸包上十块大洋作为拜师礼，而且要当面给他叩头。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杨伯峻实在不**惯这种老派做法，显得犹豫不决。叔叔便教训他，过去拜师都这样，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诚心，否则谁愿意把自己十年苦读学到的真学问教给你？后来杨伯峻照叔叔教的做了，黄侃果然十分高兴，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门生了。（事见《黄侃传》）据说这样拜黄侃为师的有十多人，黄侃也认真地给他们传道授业解惑。
据当时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虽然有些夸张，但却颇能反映黄侃的豁达性格。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黄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是孙世扬、曾缄二人，人称“黄门侍郎”。孙世扬曾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黄季刚老师逸事》）
黄侃讲课内容丰富，语言幽默，深受学生欢迎。金陵大学也慕名请他兼课。一位获得美国博士头衔的农学院院长，对此很不服，便在学校贴出海报，称某日在学校本部礼堂表演“新法阉猪”，与黄侃打擂台争学生。结果该院长把猪肚子剖开，却怎么也找不到卵巢，阉猪变成了杀猪，弄得十分尴尬。黄侃据此吟成一首讽刺词：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都。佳讯竞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彘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他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 弟子程千帆这番话可谓知人善论。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8日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黄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章太炎听到噩耗后，恸哭不已，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
黄侃去世时年仅五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程千帆说：“但老师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之一。……大师之大，大在何处？……我觉得季刚老师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
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文章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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