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娱乐性与思想性

许传刚

诗歌的娱乐性与思想性

诗和歌是孪生兄弟，曾经长期生活在一起，后来离婚了，但中途又几次复婚，这对冤家，分分合合，至今还像藕丝一样似断不断的拉拉扯扯。

诗歌源于劳动，有个名人这样分析，当一伙人扛树时，有一个人因为很累，于是偶然杭育了一声，这一声杭育竟使他有一个重大发现，感到全身轻松多呢，于是他把这种感受告诉了大家，大家一试，果然如此，于是大家都杭育起来，开头是乱七八糟的杭育声，后来大家又发现，大家齐声杭育时特别的轻松，尤其是夯土时，整齐的杭育声不但工作轻松了，而且行动协调，效率提高了。于是合唱出现了，不但工作时唱，休息时唱得更欢。别以为奴隶艰苦的劳作那有精力去歌唱，相反，歌唱使他们减少了痛苦。音乐的作用竟也被奴隶主们发现了，便专门把奴隶中那些不能劳动的瞎子呀瘫子呀组织起来，让他们成立乐队和歌唱队，这些人便是乐师。他们不但在奴隶劳作时唱，加强劳动节奏和效益，而且祭祀时唱，酒宴时唱，外交场合也唱。这些唱奴隶们当然以娱乐性为主，奴隶主组织的唱，娱乐性分量也很重，当然思想性有时也会突出一下，比如接待外国使者时双方唱的诗歌都要得体，要含蓄的表现各自的立场与愿望，这便是思想性。祭祀时唱的那些赞歌那也是要体现一些思想性的。但平时宴饮时的诗歌恐怕就是娱乐为主了。

那时各国的诸侯都注意采风，就是让乐师们深入民间，收集民间的音乐。收集民间音乐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民间音乐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有什么怨恨，有什么愿望，这样好改良政治，加强统治，这应该说是思想性。另一个目的则是吸收民间音乐的精华，使中央乐团不断输进新鲜血液，使奴隶主们得到更好的享受。据史书记载，第一个目的是主要的，我却总也不相信，恐怕第二个目的才是真正的目的呢。有《左传》为证，说郑国一带的奴隶主们特别喜欢新声，所谓新声就是我们说的委靡之声，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流行歌曲中的黄色歌曲，孔老夫子批评“郑声淫”。又有楚王爱细腰宫女有减肥而死的，可别全看成楚王好色，其中细腰善舞也。齐宣王喜欢三百人的竽合奏，齐缗王则喜欢竽独奏，可见音乐歌舞的娱乐性分量有多重。

据说，孔夫子是思无邪的，因此他想扭转这种局面，要把诗歌的思想性摆在第一位，于是大笔一挥把许多当时的音乐精华都删去了，像郑声淫这类民间歌谣都遭了毒手。最后只留下了三百0五篇。但事实却是像硕鼠这样思想性很强的诗篇寥寥可数，委靡之声仍然塞满空间，可见诗歌的娱乐性仍占统治地位。而且诗经可读性强的部分还都在国风，而国风中绝大多数都无什么思想性可言，多是卿卿我我的委靡之声，相当于地方戏中的三角班和二人转。国风的第一篇《关雎》便是那个漂亮的姑娘呀，你是我心中的好偶象，我日夜都盼望与你成对成双。《葛覃》，翻译如下：

苎麻长得长又长，蔓延到了谷中央。它的叶儿绿苍苍。黄莺在那儿飞翔。落到丛生小树上，婉转清脆的歌唱。   

苎麻长得长又长，蔓延到了谷中央。它的叶儿绿苍苍。把它割下把它煮。织成细布和粗布，越穿越爱不厌倦。   

告诉我家的阿妈，告诉我要回娘家。赶快清理我内衣，赶快洗涤我外裳。哪件要洗哪不洗？我要回家看爹娘。   

第一段纯写景，第二段写欢乐的织布场面，第三段写将回娘家的喜悦。有多大的思想性？许多人说杂体诗是玩文字游戏，但这些文字游戏中难道就连这种思想性都比不上？未免闭目瞎说吧。

再以小雅为例，有名的《鹿鸣》篇，三章中就只有“示我周行”、“君子是则是效”两句轻描淡写的思想性句子，全篇都是热情宴客，笙簧旨酒充斥其间。《伐木》《常棣》也都是如此，哪来的思想性？

《日知录》说得更尖锐，在“孔子删诗”条说：”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 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了民。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所以我解释“思无邪”的“邪”是语助词，“思无”只不过是考虑周密收集不遗漏的意思。

正因为诗经中多没有什么思想性，于是后代的大儒们便在微言大义上大做文章，硬给这些普通诗篇挂上各种各样治国安邦的政治衔头，若按这种途径，杂体诗的作家们未尝不可给自己的诗歌蒙上一层微言大义去吓人。也正是这种微言大义，两千年来造出了无数的文字狱。

诗歌的思想性往往具有时代特色。王朝初建时诗歌很强调思想性，但多是御用文人的歌功颂德，你不唱颂歌，就要当心你脖子上的人头。那时诗歌的思想性虽强，假大空的货色却充斥期间。唐宋明初的诗歌都是如此，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年期间未尝不是如此，“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就是藤上的瓜”，就是鲜明的例子。因此，各代建国初年都少有著名的诗人，有的只是各代的老干体。

战乱时期和民族危机高涨时期，诗歌的思想性很容易凸现，这时期的爱国诗人接踵而出，安史之乱造就了诗圣杜甫，金兵入侵，岳飞的满江红至今脍炙人口，辛弃疾的词一直得到甚高的评价。文天祥的诗虽然很多，其实都不值一读，因为游戏之作太多，文字功夫也欠高明，但是因为抗元，爱国之情洋溢到诗篇中，一曲留取丹青照汗青，成就了文天祥的爱国诗人桂冠。

末代王朝时，诗歌的思想性容易骚动，国家的衰微动乱，百姓的颠沛流离，使热血诗人热泪盈眶扼腕呼号。楚国的屈原，痛恨奸逆误国希望重返朝廷振作朝纲，他的诗歌感人洞府。李后主从宫廷诗歌中幡然醒悟，亡国的痛苦使他唱出了问君能有多几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勾人流泪的诗篇。清末列强欺压，爱国人士思变法图强，龚自珍喊出了“万马齐喑竟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诗歌的娱乐性也常常反映在时代中。太平盛世，诗歌更倾向娱乐。汉武帝时邀请数百臣僚在柏梁台上联诗作乐，使柏梁体至今不衰。宋朝最强盛时，晏殊父子使花间派大放光芒，风度闲雅，“字字娉娉袅袅，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他们的诗词虽没有慷慨激昂，没有微言大义，但娴熟的技巧，优美的语言，却使人们爱不释手。

经济发达的时代，人们更需要诗歌的娱乐性。宋朝时国势很弱，对外无能为力，但经济却异常发展，世界第一，这种内外不协调，更易营造文恬武嬉的局面，市场瓦子酒肆青楼发达，更需要娱乐刺激。诗言志，词言情，既然大家都心无大志，诗便走向没落，走向八股（格律诗的格律就完备了，华丽的外衣套上了，诗歌的精髓也就死了），言情的词便随运兴旺了，言言士大夫无病呻吟之情，言言小家碧玉怀春，书生思偶之情，或者青楼婊子的绵绵之情，沾花惹草的野性之情。想那柳永一天到晚烟花柳巷，“奉旨”填词，写下了多少供人演唱的艳词，想那姓周的躲在床下，居然把皇帝老儿与李师师调情的艳事也填了词唱出来，想那几位酸客文人斗输赢，在酒楼暗数卖唱者唱了几首自己填写的词曲。

今天又是经济发达的时代了，网络的出现，给诗歌饱餐了伟男，诗歌居然勃发起来，盛唐诗歌四万首与网络诗歌比起来，那真是小老弟。那么看看这么多的网络诗歌，言志的有多少，那些天天撑着喊诗言志的又有几个抒发了国计民生之志？我们看到的是油锅翻了，醋瓶倒了，看到的是网上情浓似蜜，看到的是为凑新词强说愁的小资情调。不是说没有好诗，网络好诗多得很，但言志的好诗实在寥寥。拿我自己解剖一下吧。我写的时论史论，大家都说我不平之气太盛，有时看得心痛，实属老愤青。可看我的诗歌，许多人都说我是玩弄文字，这不仅是我的奇诗怪词，其实我最先成集的《蔽帚集》，几百首诗词中是没有一首奇诗怪词的，但分一下类，不外乎打油开玩笑、山水之乐秋冬之愁、网络调情，十之八九是娱乐文字。经济发达的时代需要娱乐，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如此，而诗歌就是最好的消遣娱乐工具之一。

专制时代诗歌的娱乐性会强化。元朝时，南人是四等公民，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南方文人砍断了升官上爬的楼梯，文人要谋生，只能走社会与底层艺人相结合的道路，于是元曲放出了异彩。元曲中虽也时露不平之音，但娱乐性是它的第一功能，这恐怕是公认的事实。北宋的词到南宋时因战乱，词谱散失，文人颠沛流离，没有了闲情逸致，词一下便走下坡路了。到清朝，词又走进了中兴阶段。为什么词走到明朝已显得有些老态龙钟，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反而朝气蓬勃呢？原来因为改朝换代，诗言志，常惹祸，这志言得不好可要杀头的，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足使几百个脑袋做车轮滚。即使言志是歌功颂德，也会不明不白的株连九族，为什么呢，都是那微言大义惹的祸。朝廷为笼络天下仕子之心，有意推广言情的词。词言情嘛，小玄子说：老子当皇帝你们汉人何必不服呢？你们何必拿诗歌当武器来攻击我？你们喜欢写，就填个词写个曲嘛，老子成全你们了。小王呀、小陈呀，给他们编个谱吧，让大家尽情的填吧，卿卿我我的多有意思。这样词便火上添油了。这期间，词的数量与现在的网络诗歌非常相似，可以用暴增一词来形容，起码20万首吧，比起词鼎盛时期流传下来的2万来首，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诗与歌的分分合合，也使诗在思想性和娱乐性上此起彼伏。诗歌原来是一家时，娱乐性重于思想性。诗歌第一次分家是在汉代，不入乐的诗承担的思想性便加强了。但有部分诗仍留在歌的家中，叫乐府诗。乐府诗因为能唱，相应的娱乐性就强些。到唐朝时，乐府诗又分家了，新乐府虽也叫乐府，却一般不入乐了，又出现了不能唱只能吟的格律诗，这时诗歌的言志功能更凸显了，而且确出现了一批像杜甫之类的诗人。但到了宋朝，诗又与歌复婚了，这便是词，它能唱，娱乐性就强，再加上它言情，娱乐性就更强。南宋，眼看词走下坡路，可到元朝，诗与歌又久别胜新婚，由词演变成了娱乐性更强的曲。明朝以来元曲也像词一样只用来读而不唱了。今天我们在网络中写几首曲恐怕没有人再敲着檀板一板一眼的唱吧，但曲的娱乐功能倒还保持了不少。

其实孔老夫子并不反感文字娱乐，孔子曾训斥那些“察察小慧、类无大能”的人云：“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所谓“小慧”，自然包括弈之类谈笑游艺活动体现的智慧在内。孔丘、孟轲自然不赞成“君子”像弈秋那样专心致志于弈棋。但孔子也认为，偶一为之并无不可，总比闲着无所事事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乎？为之，犹贤乎己。”可见，在不影响“大道”的前提下，儒家道统并不拒绝娱乐游艺活动。因此可以说，儒家对游戏消闲诸艺的宽容态度，本身就蕴涵着以诗歌为游戏娱乐工具的思想基因。南北朝兴盛杂拟之作，比如江淹三十首作品，在《文选》中便属“杂拟”类，系对李陵、班婕妤、曹丕、曹植等30人原作的风格及其赠别、侍宴、游山、田居等内容，予以模拟变异，故称“杂体诗”。至此，《周礼》“六德”的论诗原则历经发展衍变，到江淹、王融等人笔下，终于形成以内容风格为标准的杂体诗的概念和明确说法。此期间流行的“杂体诗”名称，是内容风格，与我们现在说的诗歌的外在体裁形式的“杂体诗”并不相涉。但这些内容上的“杂体诗”与后来文体概念的“杂体诗”又很多相同的地方，一是游戏娱乐活动，二是调侃嘲戏之作，只要不能玩物丧志就允许，因此南北朝的诗词创作文字游戏味道要比以前浓。

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日益繁密，人类娱乐形式日益丰富，“咏歌日盛，工巧日增”，“一切赏心悦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见《四库全书提要·回文类聚》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杂艺》）。诗词的娱乐功能与政治功能比，娱乐功能多占上风。

以上只是一个纲，以后有空再细说。总之，把诗的思想性抬得过高是不对的，那是我们的政治教育灌输的结果，我们现在应把它从贵族的宝座中拉下来，还它平民的本色。

闲逛不速客

       愚以为，诗经以内容看，含记事。叙情，说理，写物四大类型，现今人写古典诗词的内容依然离不开这四大类型。而且同様是，这四大内容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四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那些认为古典诗词是无病呻吟，只会风花雪月的人，只能说明他们对古典诗词是一无所知。

瑞丰堂

诗歌有娱乐性，有思想性、这个是基本概念。谁否认，都可以看作是扯淡。至于作者自己选择重点方向，是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