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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没有老干体-------驳杨文怡“唐诗中的老干体”之论
杨文怡教授在《古今诗坛“老干体”之刍议――以唐代“台阁体”为参照》一文中,将老干体的范围扩大到唐代,并说唐代老干体有下列五大特征(黑字)。今作简要批驳如下(红字):
1.内容的歌德化
歌颂功德,鼓吹升平几乎是古今“老干体”的共同特色。而唐人的一些台阁体诗、应制诗及宫体诗,完全是以“美”为重心,“美”也不是为了谏,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近谀之颂,完全有违汉以前的美刺传统。颂皇恩,歌盛典,应景敷衍,谀词满篇。
----将内容列为老干体的特点,是将诗艺政治化,是一个最大的错误。颂本来就是诗的主要内容之一。源于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转化对领袖的期望为对神的尊重和迷信。而且这种感情绝不是虚假的。
2.写作的程式化
由于应酬性成份加强,应景趋时需要迅速制作,为了适应这一特点,“老干体”逐渐形成一套程式化结构。这在唐初的宫体诗中表现尤著。宫体诗创作除了应制、咏物等需要自身特定的传统惯例外,其他之程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首先点题、中间胪列铺排、最后表示感受或看法三部分。
----这种程式化不是老干体所特有,而是行文的一般规律。诗歌也不例外。诗词也要构思意境,按照起承转合的步骤写来,读者才容易接受。所以这个程式并非老干体诗所特有。
3.情感的空洞化
凡治诗者,都知道诗是情感的艺术,无情则无诗, 古今优秀诗作都是深于情性之作,都是情感自然奔泻之作。“老干体”之所以受到人们之责难,其一个共同的弊病在于缺乏真情。如上所析唐初的宫体诗典型的特征是情感的空洞化。
-----老干体这个词汇提出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杨文怡此论显然将特殊当成了一般,以为古代也一样诗人与国家领导阶层离心离德,言不由衷,需要当两面派,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像郭老昨天歌颂四人帮今天又跟风写大快人心事一样。岂不知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多数时期是忠君爱国言行如一的。比如盛唐时期诗人慷慨激昂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绝非虚情假意。杨文怡是犯了外延不当的错误。
4.风格的官气化
装腔作势,陈词滥调,套话连篇是这一类诗的总体特点。揆之唐之“老干体”,人们最常用的词是“凤池”、“冕旒”、“九重”、“皇州”、“皇猷”之类的语句。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岑参《和贾舍人早朝》)、
----贾至他们几位诗人唱和之作是否属“装腔作势,陈词滥调,套话连篇”?我看不是。而是他们真诚地赞颂,而且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大国,这样的早朝是否不值得赞颂?是否言过其实?是否这几位诗人虚情假意,目的是欺骗皇帝和民众?现在看来应该感谢这几位诗人留下了描绘大唐盛世的皇帝早朝的景象的诗句,诗人们对当时的政治形象有了印象,也应为当时大唐帝国的强大感到骄傲。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样的颂扬的诗篇越多越好!
5.形式的应制化
唐太宗有《正日临朝》 《过旧宅》, 杨师道 《奉和正日临朝应诏》, 大臣许敬宗和上官仪都有《奉和过旧宅应制》。大臣间的宴游唱和盛行。比如杨师道封安德郡公时,在安德山池宴集群臣,李百药、褚遂良、杨续、刘洎、岑文本、许敬宗、上官仪等人都写有同题《安德山池宴集》,诗中用“粉壁”、“朱楼”、“高殿”、“雕窗”、“虹梁”等词涂饰浮光艳色,点缀升平。此外,如上所提及的王维、岑参、杜甫所和贾舍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都是大臣间的互相唱和。足以反映出唐之“老干体”的势力之不可低觑。当今“老干体”的应制除了友人之间的唱和外,还以一种新的面孔表现出来,比如诸如形形色色的节日诗、婚庆诗、寿宴诗,庆典诗、会议诗等因都带有应景趋时的特色,都可以看作是新应制诗,至少可以说是古代应制诗在当今社会以另一类形式的复活,不过,不同于古时宴集、宫召时被动的应制,而是不被强求的主动的应制。这类应制诗大多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了无个性。
----诗歌是文学艺术类产品,诗歌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娱乐。唱和是诗歌能得到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可以说,若没有初唐历朝皇帝对诗歌的偏爱,若无宫廷里的君臣唱和,唐诗是得不到推广和发展的,也成就不了唐代灿若群星的众多诗人,我们也见不到这样多的美妙唐诗篇。唐近体诗所以能在沈佺期宋之问时期定型,完全因为唐中宗景龙年间皇帝修文馆的设立和众学士的进宫。而修文馆学士的主要作用就是参加宫廷宴游活动并进行诗歌唱和,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应制诗,对近体诗的定型和推广产生了决定性作用。杨文怡在此抨击唱和应制诗,是喝水人攻击掘井人。甚至攻击当代“节日诗、婚庆诗、寿宴诗,庆典诗、会议诗等因都带有应景趋时的特色”都被攻击老干体新应制诗,是在抹杀诗歌的娱乐功能,是与文艺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任务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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