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有人说“老干体是个中性词”，那么我们看看杨子怡教授这篇文章，对“老干体”是褒还是贬吧！ 【转帖】古今诗坛“老干体”之刍议 ――以唐代“台阁体”为参照 杨子怡 当今诗坛诗社林立，诗作如海，最风靡诗坛的恐怕非“老干体”莫属了。“老干体”人们又戏称为“政协体”或“人大体”。这恐怕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其作者大都是曾在政协和人大等单位在岗或退下的各级政府官员， 一是指这些诗歌大都如老干曾在官场上的讲话一样观念陈腐、套话连篇、毫无生气。 但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其实“老干体”并不只限于这些从“政协”、“从大”在岗或退下的官员，也包括各行政、企事业的官员及普通的工作人员。染指其中的，既有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也有部分学者甚或著名学者；既有大陆的，也有海外华语区的；既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现象。 “老干体”的始作俑者首推大学者郭沫若先生。如其《满江红·庆祝九大开幕》词和《春雷》诗就堪称当今“老干体”之祖。其词云： “雄伟庄严，像沧海波涛汹涌。太阳出，光芒四射，欢呼雷动。万寿无疆声浪滚，三年文革凯歌纵。开幕词句句如洪钟，千钧重。 大工贼，黄粱梦；帝修反，休放纵！听谆谆教导，天衣无缝。改地换天争胜利，除熊驱虎英雄颂。庆神州一片东方红，献忠勇！” 应景趋时，口号满篇，了无诗味。著名诗人聂绀驽的一些迎合时俗的诗，檀作文在其《聂绀弩体及其背后的诗学理论问题》一文中讥为“另一种形式的‘老干体’”。 其实，这种“老干体”溯源可更远，古代官场就有大量的这种官场习气极重的作品。比如，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代，尽管其诗艺达到极至，但类式这种“老干体”的“台阁体”诗歌也十分可观，其作者也不只限于那些宫体诗人，一些享誉诗史的大家如王维、贾至、岑参、杜甫也不时地染指其中，应景随时，此唱彼和，歌颂盛世，互慕才华。像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杜甫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岑参的《和贾舍人早朝》律之以“老干体”标准，当是典型的唐代“老干体”。可见，古今诗坛都有“老干体”存在，并且人数和作品都不少。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因此，学术界不可漠视它。古今“老干体”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区别在哪里？产生这些“老干体”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在诗坛上的影响如何？等等，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也是一个有学术意义的话题。 一、古今诗坛中的“老干体”相同而又相异的特征 (一)以唐“台阁体”诗为参照，古今“老干体”的共同特征 1.内容的歌德化 歌颂功德，鼓吹升平几乎是古今“老干体”的共同特色。众所周知，美刺是中国诗歌的传统。美刺的目的是“谲谏”，《周礼·地官》有“司谏”之官，郑玄注曰：“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周礼》还有“保氏”之官专门“掌谏王恶”，可见汉人很重视“谏”，《诗经》因有美有刺，所以被人们视为“谏书”。《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上疏，引《小雅·角弓》的“刺幽王好谗佞”，以谏楚元王用人失当，《角弓》是一首刺诗，因此这是典型的以刺诗为谏的例子。美诗也能为谏，该传还载刘向引美诗《小雅·斯干》为谏：“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至，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 《斯干》是歌颂周宣王节俭的，故以之讽谏楚元王的奢侈，这是典型的以美为谏。不过，汉以前，重点是以刺为谏。而唐人的一些台阁体诗、应制诗及宫体诗，完全是以“美”为重心，“美”也不是为了谏，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近谀之颂，完全有违汉以前的美刺传统。如太宗朝岑文本和太宗的《奉和正日临朝》诗云：“时雍表昌运，日正叶灵符。德兼三代礼，功包四海图。踰沙纷在列，执玉俨相趋。……天文光七政，皇恩被九区。万陪瘞玉礼，屯笔岱山隅。” 颂皇恩，歌盛典，应景敷衍，谀词满篇。完全远离《诗经》以来以美为谏的目标。这种内容的歌德化在今人的“老干体”也十分突出。如署名为杨义春的《喜迎十八大》诗就是典型的歌德化诗：“猎猎红旗四海扬，神州大地放光芒。卅年改革民殷富，几代同心国运昌。百虑为民谋福祉，千思治国为兴邦。前程似锦宏图展，华厦腾飞谱锦章。” 靠堆垛概念化的词语来歌颂党的英明伟大，不知摘取生活的切片，撷取生活的浪花，以小搏大，换一个度来写。像这类歌德化的诗，试问哪里还有诗意。 2.写作的程式化 由于应酬性成份加强，应景趋时需要迅速制作，为了适应这一特点，“老干体”逐渐形成一套程式化结构。这在唐初的宫体诗中表现尤著。宫体诗创作除了应制、咏物等需要自身特定的传统惯例外，其他之程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首先点题、中间胪列铺排、最后表示感受或看法三部分。如上官仪《安德山池宴集》诗： 上路抵平津，后堂罗荐陈。缔交开狎赏，丽席展芳辰。 密树风烟积，回塘荷芰新。雨霁虹桥晚，花落凤台春。 翠钗低舞席，文杏散歌尘。方惜流觞满，夕鸟已城闉。 首联点明赴宴；中间极尽丽藻铺排之能事写宴集之情形；末联处微微透出宴终人散时的惜别之情。此外像李百药的《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褚亮的《奉和咏日午》等诗都是采用这种写法，套路完全一致，概莫能外。当今“老干体”套路之“异曲同工”令人惊诧莫名。如署名黄耀武的《十八大寄怀》诗，首联点题叙十八大召开：“百年风雨导航程，接力传承十八轮”；中间胪列铺排：“各界推贤尊代表，中枢换届汇精英。统筹发展宏图壮，科学安排举措新”；末联表达希望：“实现稳中求进步，富民强国更强兵。” 这类程式化的诗，胪列铺排是其惯用的制作手法。 3.情感的空洞化 凡治诗者，都知道诗是情感的艺术，无情则无诗，诚如唐孟棨《本事诗序》所言：“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 情感源于“天”，即情感自然而生，不须外寻，故司空图《诗品·实境》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古今优秀诗作都是深于情性之作，都是情感自然奔泻之作。“老干体”之所以受到人们之责难，其一个共同的弊病在于缺乏真情。如上所析唐初的宫体诗典型的特征是情感的空洞化。所以许总先生评析宫体诗后指出：“从这类作品看，诗中既无丝毫社会意识，又无内心真情实感，实质上是按照既定语言与程式在宫廷应酬场合迅速制作出来的一件工艺性作品。” 这种情感空洞化的作品在当今“老干体”中甚为流行，即使大家不泛其人。比如郭沫若先生写于1974年2月7日的《春雷》就是如此。该诗云：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该诗是郭先生和毛泽东的。毛泽东曾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不满，写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批评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虽死业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生都对毛泽东视若神明的郭沫若于是诚惶诚恐地一连写出两首《春雷》表态，这是其中一首。通读全诗，不难发现，除了反复认错、表白态度外，实在看不出诗中还有真情。在那特殊的时代，郭沫若写出有违他水平的诗还可理解的话，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仍大量存在类似的标语口号式的诗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了。 4.风格的官气化 内容的歌德化及情感的空洞化必然带来这类诗歌的官气化。因此装腔作势，陈词滥调，套话连篇是这一类诗的总体特点。揆之唐之“老干体”，人们最常用的词是“凤池”、“冕旒”、“九重”、“皇州”、“皇猷”之类的语句。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岑参《和贾舍人早朝》）、“皇猷被寰宇，端扆属元辰”（杨师道《奉和正日临朝应诏》），词颂皇恩浩荡，用语典丽堂皇，气势居高临下，但用语陈滥，了无新意，官气化十足。揆之当今“老干体”，此种陈词、套话亦颇盛行，只是少了唐人的典雅丽藻面孔而已。如“深谋远虑心凝聚，发展坚持科学观”（栾兴阶《醉梅花·六十春秋业绩煌》）、“重整山河归锦绣，复兴民族铸瑶台”（郑纯超《纪念于右任诞辰130周年》）、“四项议题优惠广，三通路径便捷辽”（夏大中《贺两会南京成功会谈》）、“开放大潮声朗朗，风荷雨柳荡晨烟”（杨天山《到韶山》）堆砌陈词，套话连篇，官气十足，诗意荡然无存。 5.形式的应制化 应制、唱和几乎是古今“老干体”的共同特点。在唐人的应制诗中一是帝臣之间的唱和十分热闹。比如唐太宗有《正日临朝》诗，写宫中朝典的富丽堂皇，侍臣奉和甚多，杨师道就有《奉和正日临朝应诏》，诗云：“皇猷被寰宇，端扆属元辰。九重丽天邑，千门临上春。” 对太宗功业作了空泛的赞颂。又如太宗有《过旧宅》诗二首，表露了成功后的豪兴，一同当年汉高祖还故乡作《大风歌》时的情景，大臣许敬宗和上官仪都有《奉和过旧宅应制》，许诗“飞云临紫极，出震表青光。自尔家寰海，今兹返帝乡” 及上官诗“偃柏歌玄化，扈跸颂王游。遗簪谬昭奖，珥笔荷恩休” 对浩浩皇恩、森森帝威进行了赞颂。二是大臣间的宴游唱和盛行。比如杨师道封安德郡公时，在安德山池宴集群臣，李百药、褚遂良、杨续、刘洎、岑文本、许敬宗、上官仪等人都写有同题《安德山池宴集》，诗中用“粉壁”、“朱楼”、“高殿”、“雕窗”、“虹梁”等词涂饰浮光艳色，点缀升平。此外，如上所提及的王维、岑参、杜甫所和贾舍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都是大臣间的互相唱和。王维、杜甫等人是大家，当然这些诗不足以代表他们的水平，只能是聊备一格而已。不过，这也足以反映出唐之“老干体”的势力之不可低觑。当今“老干体”的应制除了友人之间的唱和外，还以一种新的面孔表现出来，比如诸如形形色色的节日诗、婚庆诗、寿宴诗，庆典诗、会议诗等因都带有应景趋时的特色，都可以看作是新应制诗，至少可以说是古代应制诗在当今社会以另一类形式的复活，不过，不同于古时宴集、宫召时被动的应制，而是不被强求的主动的应制。这类应制诗大多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了无个性，正如诗人滕伟明先生在其《走出诗词创作的误区》一文中所批评的：“这类诗纯属表态，基本上都是废话套话，除了作者名字不同之外，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别，甚至十年后的话都一样，可以任意挪动，恐怕不好说是诗。” 证之以下诗，并不厚诬：“群英汇聚气呑虹，喜见神州舞巨龙。巧绘宏图云浪涌，高扬赤帜国威隆。虎添双翼开新宇，鹏展重霄驻劲风。万马奔腾齐奋进，千秋伟业耀苍穹。”（王少轩《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这是作者发自内心的主动应制。诸如“群英”、“巨龙”、“赤帜”、“万马”之类词陈俗之至，歌功颂德，套话连篇，放到任何会议、喜庆中都可套用；十年二十年后还可套用，个性丧失殆尽。 （二）以唐“台阁体”诗为参照，古今“老干体”表现出的不同特点 1.唐人富丽堂皇，今人浅白庸俗 唐人“台阁体”或谓“老干体”以上官仪为例，往往在绮错的词彩与婉媚的诗风中表现出典雅雍容、富丽堂皇，表现出作者对高雅精致的审美趣味与艺术的追求，如其《早春桂林殿应诏》：“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暧将夕。”首联写应诏闻歌，点题；中间两联以“流莺”、“芳草”、“风光”、“雪华”铺排所见景色；末联写游宴结束时日暮将归之情。虽是标准的程式化结构，但用词绮丽婉媚，典雅精致，雍容华贵。而当今“老干体”往往浅白庸俗，毫无典雅之风。如邹洪旦的《农村吟》：“稻花香味闻，五谷满仓门。物富迎商贾，人和恋友宾。路边京九线，货畅地球村。科技兴农业，小康全力奔。”浅白庸俗之至，除了标语口号式话语的堆砌外，实在看不出诗味来。 2.唐人严守格律，今人格律松驰 唐人“老干体”无论粘对还是押韵，都谨守格律。像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诗：“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平仄谐和，对偶整饬，格律谨严，风格富丽。而当今“老干体”诗不讲对仗，不叶平仄，甚至常常出韵。像下面这些诗句格律十分松驰：“建国带来千载喜，南巡抛去万年忧”、“生产翻番，有田有屋，生活和谐幸福焉”、“政通人和逢盛世，振兴中华献余热”、“开放大潮声朗朗，风荷雨柳荡晨烟”。文字之粗糙且不论，完全置平仄于不顾。除了句子齐整外，完全不合格律诗的规范。 3.唐人修养深，今人艺术修养浅 唐代“老干体”诗人诸如杨师道、李百药、褚遂良、杨续、刘洎、岑文本、许敬宗、上官仪等大都淹通六经，博闻坟典，文化水平极高，艺术修养极深。如褚遂良就博通文史，精于书法，遂由魏征推荐，受宠于太宗。又如太宗朝后期重要诗人上官仪，《旧唐书》卷八十《上官仪传》就称他自幼“游情释典，尤精三论，兼涉猎经史，善属文”。故而深得太宗眷顾，太宗每作诗文，皆遣其视稿，加以修饰，并“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正因他们文化水平高且又精于诗艺，因而在诗中驾驭经史，出入坟典，穿插掌故，剪裁词藻得心应手。他们的诗虽应景应制，题材狭窄，但表现出的文化内涵却十分丰富。与此相反，当今“老干体”诗尽管内容甚丰富，题材也广泛，贴时代也甚紧，但诗歌文化内涵贫脊，诗歌感染力差，其个中原因是因诗人们的文化根基浅，艺术修养差而造成的。文化根基浅，故而内容空泛；艺术修养差，故而直白浅露，漠视格律，且不顾起承转合、腾挪提顿之技法。 4.唐人含蓄，今人浅露 讲究比兴含蓄一直是诗歌的传统。《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郑笺》释此条曰：“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歌咏依违，不直谏也。” 文，即文词、文采。故朱熹径直释为“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 一句话，诗无论美还是刺，讲求“谲谏”，即不直谏，讲求委婉含蓄。其实，不只刺诗如此，所有诗歌都必须含蓄，含蓄才有咀嚼之味。唐之“老干体”尽管多应制之作，但做到了典雅含蓄。如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一诗尽管是应制诗，诗也无非写早朝的情景，赞颂贾至的才华，但写得却很含蓄，特别是末联“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两句颇耐人寻味。“丝纶美”指贾家父子贾曾、贾至历任两朝中书舍人。据《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贾至传》载：“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歴中書舎人。”诗引此典意在赞贾至子承父业，做得和父一样好，实在是一段佳话。“凤毛”用南朝谢凤、谢超宗父子事。父子二人都有才华。《南史·谢超宗传》记载谢超宗：“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选补新安王子鸾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意即谢超宗继承了父亲谢凤的才华。杜引此典十分贴切，赞颂贾至继父之才华，文章写得好。这种含蓄的写法与当今“老干体”的浅露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试举当今一首赞人的“老干体”为例：“梅君编写七巨著，业绩辉煌入史书。德艺双馨人赞颂，君才八斗是吾师。”（陈超民《赞梅逸民先生》同样是称赞对方才艺，高下立判。杜诗典雅含蓄，耐人咀嚼；此诗套话连篇，空洞泛味。 二、当今老干体盛行之原因、流弊影响及采取对策之思考 当今“老干体”作者之众，作品之多，内容之浅，文字之俗，是古代“老干体”无法与之颉颃的。“老干体”为什么产生当今社会，为什么如此迅猛发展？其原因何在？它的流弊、影响是什么？采取什么对策引导之？值得学界深思。 （一）当今“老干体”兴盛的原因 “老干体”盛行，原因自然是十分复杂的，但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原因。 1. 盛世的幻像及特殊的环境使诗人迷失了自我 无论是唐之“老干体”还是当今“老干体”，它昭示出一个现象，它产生于盛世，与时代和社会密切相关。唐代，尤其是贞观年间到开元年间，是典型的所谓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歌盛世，感皇恩自然成为部分诗歌的内容。当时的“上官体”能风靡几十年就可以理解了。这种正处在上升时期的社会还影响到诗人的精神面貌，虽然诗为应制，但在歌颂皇恩中常流露出一种自豪和大气，如虞世南的“上将三略远，元戎九命尊。緬怀古人节，思酬明主恩”（《出塞》）、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正如此。当今“老干体”的盛行亦与此相同，与时代和社会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国力逐渐强盛，“老干体”的盛行有了它的土壤。人们打着“反映时代气息”的旗号，遇事必吟，逢喜必歌，有节必咏。比如神九上天了，人们歌之；国庆佳节到了，人们歌之；党代会开了，人们歌之；名人诞辰了，人们歌之；某某大桥通车了，人们歌之；某某市评为文明城市了，人们歌之。这类诗看似贴近了现实，其实远离了诗歌之本质，诗不是成为心灵和性情的自然感发，而成为新闻时政之报道，说教连篇，空洞无物。人们的这种自觉的应景趋时其实是古代诗坛应制的还魂和蜕变，是配合时代的主动应制。如梁继红《党庆九十周年感怀》诗：“咏唱迎华诞，诗成意未穷。千言凝一语，党在我心中。”尽管格律还严谨，用语还精炼，但终觉陈词满目，套话连篇，近乎标语口号，是典型的无盟主倡言的自觉应制诗。这类诗之产生还与整个中国唯经济利益至上、文化（文学）遭遇前所未有之尴尬的大环境有关；也与特殊的政治气候有关。在经济至上及所谓“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文化背景下，文人迷失了方向，丧失了自我，忘记了责任，忽视了诗歌刺世的本质。因此，诗歌中批判精神的缺失也势在必然。 2. 交通的便利促进了“老干体”旅游诗的发展 旅游诗包括山水诗与怀古诗、咏物诗。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古已有之。当今诗坛，这类题材的诗占了“老干体”三分之二的篇目。它的盛行自然与经济的繁荣及交通的便利有关。和平安定的环境，充裕的经济支撑以及便利的交通使诗人们的漫游成为可能。人们有游必记，有景必歌，有史必叹，有物必咏，作品之多蔚为大观。但正如节日、喜庆诗的泛滥一样，这类诗亦过于泛滥与平庸。或是拆装前人意境重新组装，或是开中药铺似的胪列意象，或是置于任何场合都可的空泛之议，或是毫无真情与感受的套话描写。如网上有一首咏梁山的诗：“忠义堂起聚义塌，谋求招安牺牲大。北战南征折兵将，死后魂归蓼儿洼。陈腐的描述，空泛的议论，套话的堆垛，了无诗意。其实作者完全可换一种写法，找到自己情感的寄托点。比如诗人邓世广的《梁山寨》就克服了“老干体”空泛的毛病：“替天行道几人同，俱付沧桑一笑中。我到梁山非入伙，一樽聊祭故英雄。”作者将自己的看法及性情寄于叙述之中，写得幽默调皮，诗意灵动。是旅游诗中难得的好诗，非套话连篇的“老干体”可比。 3.理论上的偏颇导致“老干体”创作上的误区 “老干体”中最大的弊病是陈言套语过多，应景趋时过多，思想陈腐，创作平庸，而这些很大程度是由于理论上的偏颇而促成的。人们往往从偏颇的理论中为平庸找到了借口。其偏颇表现如下： 第一，混淆了通俗与庸俗的区隔 殊知通俗并不等于庸俗，通俗并不等于人人一读就懂，诗毕竟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必须是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才能欣赏的，那种为适合没有文化层次的人而写的诗就不叫通俗，那叫应俗、趋俗，过份趋俗势必滑到庸俗。道理其实很简单，诗是讲究意境的，而意境是需要细心揣磨和寻绎的。如果人人一读就懂，那还要批评家、鉴赏家干嘛！人人能懂也就意味全民能写，那还要诗人干嘛！诗不可能全民皆懂全民皆能写正如飞机大炮不可能全民皆能造，它毕竟是有某专业特长的人干的事。正如老诗人童明伦先生在批评有人高喊“诗词大众化”时所说：“任何一门科学技术，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任何一类艺术形式，都不可能做到尽人皆知，全民皆懂。相对论、剩余价值论、形象思维论、声韵学、训诂学、交响乐、京剧其至白话诗，都无法‘化’到那一种程度。”因此，“大众化”、“通俗化”不过是那些平庸化作品的遮羞布和护身符而已。再通俗的诗也是作者对语言与意境进行提纯过的，没提纯过的诗不叫通俗而叫庸俗。对比下面两首诗就明了什么是通俗与庸俗了。一首是老诗人臧克家的《老黄牛》：“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语句虽通俗，但意境经过了作家提纯，诗人寓志于物，借牛自况，议论精警，读来饶有兴味，自是好诗。一首是“老干体”的《咏牡丹》：“国泰民安看牡丹，青春润泽现金男。短裙紧裤新时代，乡镇风光靓几番。”“国泰民安”，陈言叠出；“短裙紧裤”，俗之又俗，浪费空间，诗人之情思亦未提纯，平庸之至。同是咏物，高下判然。 第二，模糊了写实与应景的区别 “老干体”作者还有一层护身符，那就是打着“写实”的旗号。诚然，“老干体”题材确是十分丰富，诚如笔者前面所言，逢节必写，逢庆必志，出现了不少的诸如喜庆、节日、诞辰、成就一类的诗。看似热闹，实则平庸；看似有内容，实则空泛无物。因为作者每事都要评论，基本是表态诗，作者不过是把套话、废话、评论换装成韵语罢了。可人们则美其名曰写现实重大题材。其实这里也存在一个重要的理论误区，那就是模糊了写实与应景的区别。以上所说的实在称不上是写实诗，不过是作者的应景趋时诗。诚然，写实确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但是所谓写实诗那是作者有感于事，一时触发了其创作冲动而写下的作品，即《汉书·艺文志》所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并非本无真情，遇喜则贺；本无感愤，遇事则志的毫无选择与提炼的新应制之作。可见真正的写实是作者“情动于中”并有所选择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之久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比如安史之乱虽离我们久远，但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反映战乱的作品之所以到现在还能感动人心，就在于那是作者用心写出且有所提炼和选择的作品，换句话说是渗透了诗人生命体验的作品，并非“老干体”诗人事无巨细有躬必录的应景似的作品。诗之本质是表现人心灵的，诗中的客观现实只有渗透了诗人的生命感悟与体验才能感人。前几年有位名叫王兆山的“老干体”诗人据说曾以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词名噪一时，感动了不少网民。全词如下：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地震离我们才几年，说实在的，笔者现在却感动不起来。因为诗中太多的套语与官腔，制作也太粗劣，连平仄等词律也不顾，像这样的诗词怎么能传之久远呢？也许当初在举国悲戚之时感动了不少人是真的，但随着事过境迁还能像杜诗一样感人么？实在不敢恭维。总之，没有真情感悟与体验的写实，只能堕入应景趋时的恶趣中。 4.长期的官员生涯，养成了讲套话习惯 “老干体”群体的主体是从企事业岗位上退下的老干，他们曾长期处在官场，官场文化的应景趋时、套话连篇风气势必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维，加上大多文化修养并不高，因此，在诗词创作中把套话官腔带进来也在情理之中了。因此讲套话、打官腔成为其诗词的最突出的特色。他们创作时也许有真情有渴望，有欲止不能的冲动，但问题是套话过多自然也就泯去了真情，至少是冲淡和稀释了真情，因而成为套话诗、报告诗。比如在香港回归时，出现了不少回归题材的诗，不可否定其中也有好诗，但更多的是套话连篇的诗。如下面李经历的一首《回归颂》：“妄占香江久蓄谋，走私鸦片入神州。销烟烈火惊熊豹，媚外阴风引鹫鸠。共处和平天下愿，孤行霸道世人仇。实施两制黎民福，一统中华展伟猷。”也许作者写作时有真情与冲动，但过多痛史的铺陈显得提炼不够，过多陈言套话的使用使得真情被掩。如何找到自己的情感渲泄载体，找到最佳渲泄点这一类问题作者没处理好。而一位名叫陈振东写的同类题材的诗解决了这问题： 当年炮火震渔村，爆竹今朝万户闻。 同是硝烟长不散，两番心事最撩人。 尽管诗歌语言很通俗，但诗意浓厚，意境深婉，耐人咀嚼。因为作者把“硝烟”作为自己情感的载体与渲泄点，无须太多的胪列与铺排，通过昔日的硝烟与今日的硝烟对比，写出诗人“撩人”的情感体验：同是硝烟，昔时的“硝烟”“撩”出了过去那段屈辱的历史，一语而道尽上面李诗所铺陈的所有内容；而今日的“硝烟”“撩”出了回归的喜悦之心，屈辱的历史终于结束了，诗人欣喜之情自在“撩”字之中，无需套话道出。可见，去掉套话，回归含蓄是当今“老干体”要思考的问题。 5.当今网络的发达促进了“老干体”的流行 当今网络的发达促进了包括“老干体”在内的大量网络诗词出现，网络的好处在于打破了权威的垄断，带来了平等性；打破了诗坛的圈子，带来了互动性；打破了诗坛的封闭性，带来了个性化。但是网络也给诗带来了副面影响，那就是随意性，人们可以不需权威的许可随意贴上自己的作品。这种随意性自然也造成诗坛庸俗作品的泛滥。“老干体”在这种网络语境中发展壮大甚至气势如虹，也就不足为怪了。“老干体”之所以能借网络发力，是因其趋俗媚俗的创作宗旨正好迎合了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网民的欣赏趣味，因此，网络无疑是“老干体”诗词当然的推手。 （二）当今“老干体”流敝及影响 诚然，老干部为诗歌复兴的贡献不可否定，他们热情高，干劲足，退闲之后，倡社结盟，为筹措经费，到处奔走呼号，为诗集的出版，为新人的扶植功不可没。但是，“老干体”作为一种诗体在诗坛的副面影响也不可低估。 1. 造成虚假的繁荣 当今诗坛十分热闹，就诗社社团而言，各省、地、县都成立有诗社，成员少则几十，多则达数百人；就人数而言，全国作家上百万，涉及到各行各业的人员，一次诗赛稿件据说可达十万之众；就刊物而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词刊物、个人诗词集、集体诗词选集、各种诗词网站以及朋友之间的手机诗。人数之众，作品之盛，刊物之多，诗社之滥可说是史无前例。但据此就说诗歌繁荣，那就大错特错了。据笔者对地方一些诗社的考察研究，其成员三分之二以上是“老干体”群体，真正懂诗写得像诗的少之又少，真正称得上诗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至于年轻人则更少，往往出现断层现象。如果抽掉“老干体”，诗坛虽然不是沉寂，但显然是另一种景象。因此，由“老干体”填充的繁荣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2. 违背了诗歌抒情写志、比兴寄托等传统 如前所述，“老干体”的主要毛病是直白浅露，情感苍白，套话连篇，陈言满目，应景趋时，空洞说教。这些违背了诗歌抒情写志、比兴寄托的传统。殊知情志是诗歌的灵魂，诚如邵雍《伊川击壤集序》所言：“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诗是怀时感物发志扬情之作，是诗人“自写其悲愉，旁抒其美刺而已”。而写志抒情不宜直露，宜用比兴寄托，即所谓“感激悲伤，忧时悯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通过比兴可以曲折达意，通过寄托可以委婉传情，曲折则含蓄，委婉则境深。总之，无论是忧时还是悯己，都须曲折达情，才能发挥诗歌使人“太息流涕”的审美效应。“老干体”诗恰恰有悖于此。如一位台湾诗人林炳堂先生写的《寄望新政》诗：“政党轮流喜万分，还期治国立殊勋。招贤组阁廉施政，心血频输夙夜勤。”诗人有感台湾选举，政党轮替，属于“旁抒美刺”类，但比兴全无，流于叫嚣，立意浅露，无法感人。“老干体”这种倾向不加以纠正，诗就会沦为时政的附庸，成为时政的传声筒。 3.“老干体”影响了诗歌雅正发展的方向 唐初以宫体诗人为核心的“老干体”应制唱和，艳语满目，富丽华赡，后来发展成为“绮错婉媚”的“上官体”，时人竞相仿效，风靡一时。这种诗自然阻滞和影响了唐诗的发展方向。因此首先是四杰起来扛旗反对，王勃就曾指出其流弊是“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因此，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把诗从应景趋时的宫廷、台阁中解放出来，以“骨气”和“兴寄”为旗号高扬时代精神，使诗复归雅正。后又经过陈子昂的努力，终于彻底廓清了宫体之余弊，为盛唐之音的建立扫除了障碍。唐诗的发展也值得我们今人借鉴。当今“老干体”内容的的歌功颂德，题材的应景趋时，语言的直露浅白，风格的叫嚣粗疏，目的的媚俗趋俗，手法的单调呆板等等，都严重地偏离了雅正的方向，阻碍了诗的健康发展。所谓雅正？即典雅淳正，它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是中国诗歌的主流。那种过份强调以大众喜恶为标准的所谓大众化，必然导致诗歌的庸俗轻薄；那种追求人人能懂的所谓通俗化必然导致诗歌的叫嚣粗疏。诗歌虽然不能写成需带着字典词典才能读下去的作品，但也不能写成一览无余毫无回味的口号。只有顺口溜、标语口号才无须注家与鉴赏家。取媚大众，必然导致诗走向死胡同。杨启宇在其《新旧诗之我见》中不无调侃地说：“我们不禁要问，大众能选总统，但大众能选李杜么？”一语破的，真为灼见。因此，不能为了媚俗而改变诗词的雅正方向。 三、导引“老干体”对策之思考 “老干体”是当今诗坛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无须横加指责，而是必须正视并加以因势利导，提升其创作水平，使其回归雅正的方向。笔者以为可从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 提高老干群体作者的文化素养 殊知文化与诗同源，文化与诗谁也离不开谁，文化养育了诗歌，诗歌铭刻着文化，特别是古典诗词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正如英国学者哈特在其所译中国诗歌集中所言：“他们的诗是用最柔软的笔写在最簿的纸上的，但是作为汉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记录，这些诗篇却比雕刻在石头或青铜的碑上更要永垂不朽。”一部中国诗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因此，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与学养就不能欣赏诗，同样，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与学养也写不出诗。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从齐太史、晋董狐、张良椎、苏武节、严颜头、嵇康血写到张巡齿、杲卿舌、管宁操、诸葛节、祖逖楫、秀实笏，涉及的历史人物十分丰富，简直就是一部浩然正气史，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是绝然写不出来的。可见，写诗之难不在格律，而在于文化修养与学问之提升。文化修养高、学养深，自然可以避免诗歌的平庸浅白，增加其可读性。 （二） 提高审美与艺术修养 诗是个性很强的艺术，它不靠媚俗去迎合读者，而是靠个性去感动读者。要写出个性化的作品，需要作者有较高的审美修养与艺术修养。“老干体”诗歌了无个性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要提高这方面的修养，笔者认为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懂得和讲求格律这是起码的要求。格律是前人适应汉语的特点在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无论如何革新，是不可轻废的。一首格律都不讲的诗，怎么能期望它给予读者一种审美愉悦呢！如陈文玲《七律·农民工之梦》：“时光韵律写人生，流水琴弦领溪丛。渴望凝结心底色，追求积聚梦中藤。艄公号子渔歌韵，游子笛声过客情。逝去年华催广厦，何时为吾御寒风。”且不论其文字是如何粗糙，居然连格律也不通，不讲平仄，一诗用三韵（上平东，下平庚、蒸），哪里还有诗的美感可言。 第二，学会使用修辞，提高写作技巧。古典诗词讲究曲折含蓄，因此，比兴象征、夸张衬托的修辞，提顿腾挪、起承转合的篇法，虚实相生、寓情于景的技法，警策诙谐、字斟句酌的推敲是必不可少的，是克服“老干体”平庸之作的重要途径。 第三，用典使事，回归典雅。众所周知，用典使事是增加诗词表现力使其淳雅的最传统手法，这里必须澄清认识上的误区，不要把因使事带来的一定程度的“隔”等同于“晦涩深奥”。“隔”是距离，距离也是一种美。故一定的“隔”比完全“不隔”美，正如帘内美人比站在我们面前的美人更令人好奇与着迷。叶潮先生把这种“隔”叫着“文化龃龉”。当然，要读懂这种“隔”或曰消除这种因文化水平之差异而带来的“龃龉”，就需接受者与作者有同样高的“文化解码”水平。正如夏中义先生所说的：“当读者不具备足以观赏作品的特定形式这份素养时，必然地，他也就消化不了这作品，于是作品也就不能变成他的审美对象；相应地，面对此作品，他也就失去了审美主体资格。显然，此‘隔‘之责任不在作者，而在读者。”因此，用典使事造成读者读不懂的“隔”是读者的事，作者完全没有曲意迎合读者之必要，不要一味考虑读者是否能接受而改变自己的创作个性与习惯。 （三） 加强舆论与理论的导引 如上所述，当前“老干体”一些写法和特征除了与作者文化水平、学识修养等有关外，还与他们的认识的偏颇及理论的混乱有关。因此，有必要加强舆论的宣传，在理论上正本清源，占据理论的制高点，让作者们清楚什么是诗歌的本质，什么是诗歌的传统，诗歌为什么要回归雅正，什么是口语化大众化，如何对待“老干体”，等等，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诗歌才能端正其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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