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晓风轻送 于 2016-6-20 18:47 编辑
不仅是个仁人，更是一位侠士 （传奇人物饶子圭外传） 在我的家传中，我的爷爷饶子圭（1871-1935）无疑是一个仁人。如1930年，开化粮荒，他从上海赊购得洋米到开化平粜，贴进善款10万银圆；1934年，为平抑粮价，他又从四川购得一火车的大米运往衢州平粜给米商，贴进善款6万多银圆。另还多次在开化等地平粜食盐，在杭州曾筹办资助孤儿院等（注：按我奶奶的说法，当时爱心人士找到我的爷爷，要将我爷爷的名字挂上，我的爷爷以精力不足未肯答应，但表态出钱。不清楚有没有将我的爷爷名字挂上。如果是挂上名字的，那么我的爷爷是筹办者之一，如果没有挂上名字，那么我的爷爷只是一个资助者）。又如在杭州开发的18000余亩的地产（包括300多公顷的水田），他是作为蚕桑基地免租给当地农民的；而在本县的地产，他又是从只收半租或免租，到后来全免租的（注：曾听我父亲说起，在他人减租时，我爷爷就不收地租了。故可推测：我爷爷家不收地租的时间当为北伐减租的时候）。终其一生，因善举贴进的善款不会少于20万银圆（注：若加上在杭州开发的18000余亩的地产成本，则不少于30万银圆）。 然而，在百姓们的口述中，他更是一位侠士啊（注：小时，有百姓谈起我的爷爷，说我的爷爷喜欢替百姓出头打官司。我问过父亲，但父亲就是不肯讲，只说爷爷的行事作风比较激进，象个共产党）。我就简要的举几个例子吧（注：下述的一、二两项行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应该说都是存在很大争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父亲不肯讲的原因。当然，百姓们从自身利益的角度上讲，我的爷爷是在替他们出头）。 一、气死几个不仁的地主：我的爷爷小时是租地主田地种的，以及曾经被恶霸追杀的经历，是他富裕后为百姓行善的思想基础。同时，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地主，他是非常的痛恨并要想尽办法整治的。有位外村的地主，情愿将田地抛荒，也不肯降点租给百姓们种，我爷爷知道后，经过了解发现这是一片浮地（所谓浮地，是指没有地契的土地，是可以按“谁开发，归谁有”的原则确权的），就对当地百姓说：这样一大片好田地，抛荒多可惜啊，你们给我种掉去。地主发现自己的田地被人种掉了，就来跟我的爷爷打官司了，我爷爷问：你说田地是你的，有地契吗？地主说：没有。我爷爷说：既然没有，那么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这都没用，还是叫你当地的百姓来说吧。大家知道的，对于情愿抛荒也不肯降租的不仁地主，百姓本来就是痛恨的，所以在官判时，当地的百姓都说是我爷爷的。官判后，那个地主气病了两个月就死了。在开化，凡有被不仁地主抛荒的浮地，我的爷爷总是要借用这种官判方式夺来并免租给当地百姓们种的（注：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字才能更好的表达，那就按百姓们的说法吧，用“夺”。按百姓们的说法是：我的爷爷夺取地主的浮地，分给老百姓种）。还有许多浮山，我的爷爷也多是采取这种方式夺来的，如我隔壁村有一个地主，在他房子后面有一片浮山，因为这个地主不仁，所以我的爷爷又跟当地的百姓说：这片山，你们帮我守一下，山里可以挖的地方，你们可以尽量的挖，种点小麦、玉米、蕃薯等的；要用几根木头的话，你们可以尽管的砍！这个地主，发现自己的山被人开荒了，也跟我的爷爷打起官司来了。在打官司的时候，这个地主还请了一些当年帮他种树的村民来帮他作证；可是在县官问起时，这些证人却都说是帮我爷爷种的。这个地主是当场气得吐血的。因官判被气死的不仁地主，还有两位。 二、因有上述这样的事例，所以其他的不仁地主对我的爷爷是即恨又怕的。比如，三都、四都有很多的浮山，我的爷爷都是先叫当地的百姓守住，逼得那里的十几个地主要来找我的爷爷打官司。我的爷爷对他们说：我们离得这么近，打起官司来也不好意思，官判的话你们也知道。你们还是说下需要多少钱，多少米吧。最后是给这个地主一千银圆，那个地主2000斤大米的方式解决的（注：显然，这是一种胁迫强购的行为，就当是文明的 “夺”吧。夺来的浮山有多少呢？如果每天都雇10个人砍树，那么从头砍到尾，需要花40～50年）。可以说，在开化，从拥有的田地或山的数量来讲，是没有哪个地主比得上我的爷爷的，但是这些田地或山，除了其中300亩田产是正妻陪嫁来的外，以及有部分山是与他人合作造林的外，更多的还是利用民心官判或胁迫强购的方式从其他不仁地主的手上夺来的——最后又是免租或无偿的分给当地百姓们的。当然，从收益上讲，这些田地或山等，只是我爷爷的负资产——因为不但没有收益，还得请人管理（注：这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奶奶家会在1947年时，听说解放区土改了，也将自家所有的田地和山都分给当地的百姓们，其实也是减轻了自家的负担）。我爷爷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当地的百姓啊。 三、对于能够改过向善的人，我的爷爷也还是能够放他一马的。如我附近村有家经营舂米的，因为有百姓没钱，在舂米时要求宽限几日，该家不肯，非要拿所舂之米抵价，而且还把米价压得很低。我爷爷知道后，非常气愤，就说我也办个舂米厂（用水力推的）吧，就在我爷爷的舂米厂几近完工时，该家慌了，是跪在我爷爷面前认错求铙的。我的爷爷也原谅了他，并教训他不要对百姓刻薄，还说我花费掉的钱，也算了（按理是他求我爷爷停办的，那么我爷爷所花费掉的钱是要他家赔的）。 在写这个外传中，让我更加地理解了，为什么象我爷爷这样一个开化最大的财主，居然可以没有一个守家护院的人了（家里也是从不养狗的），因为有百姓们在护着他啊。也同样地理解了，在那战乱的年代里，为什么我的爷爷所办之货可以一路通行的原因了，因为我爷爷的所作所为，是所有有良知的人赞许的吧。还特别的理解了，为什么在解放前居然没有红军或游击队找我的爷爷一丁点儿的麻烦，甚至于在解放时解放军还在我奶奶家（注：我爷爷死于1935年）驻军保护的事实——他虽然不是共产党人，可行事作风真的象是个共产党啊。
附：开化林业志中的人物传记 饶子圭（1871—1935） 饶子圭原名荣奎，学名孟奎，开化城关环碧坞人，清末秀才。年轻时，目睹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感割地赔款的耻辱。国弱民贫，痛心疾首，除决心开发经济，力求民富国强之外，还十分关心形势，在辛亥革命前夕，在开化秀才中第一个剪去辫子，不准女儿缠足，提倡女子读书，要求男女平等。清宣统二年（1910年），开化设立禁烟局，他还积极参加禁烟运动。民国初年赴杭州经营木材生意，初为山客，运木材到杭州，均由江干洋泮桥“钮德大”木行代为经销。后因货无堆栈，人无栖阁，常受潮水冲击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加上对杭州木材行情逐渐熟悉，与社会各方关系不断增加，便于民国11年（1922）与人合股，于杭州江干办起“洽记”木行，因经营有方，积资日厚，不久便为独资经营。从此，开化农民下运的杉木，在杭停放有地，销售有所，客商到行，免费招待食宿。既为垫资，又为推销，不遭外商欺骗，免受额外剥削，所以一时宾客纷至，生意兴隆，常山、江山、桐庐、建德等地的木材，大部分也运至该行销，年成交额七千余方，产值达十五万银元以上。 在开化设洽记木行的同时，子圭先生还以大批资金，筹办浙东木业公所及旅杭同乡会，聘请浙东知名人士余绍宋先生为名誉董事长，设有干事及木业警察为木业服务，保护木业安全。还为旅杭同乡会购置房屋，给开化旅杭就业、谋生的人解决食宿问题。遇有落难他乡的人，莫不慨然资助回乡。这种为家乡民众谋福的品行，年事稍长的至今还能一一称道。 子圭先生眼光远大，主张既要靠山吃山，更要养山育林，要利用山地民展林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他一年一度返回家乡，总是忙于植树造林。早在民国10年（1921），他就集股投资举办开化林业公司，推推选董事长总管工事，又雇林警保护森林。倡议在凤凰山沿河两岸扩种树木，把清明定为植树节，并且动员其他乡镇公所，按时动员民众造林。自己又在本村常道坞造林三十余亩（喊山亩，注），在汶山乡高坑坞与人合作垦种植杉、松、柏木、毛竹约二十余亩（喊山亩）。还在四都大举、石蹬村等七座山造林百余亩（喊山亩）。每处都设有房屋，定人居住，专门负责培育管理。 民国初年，为促进种桑、养蚕、织布业的发展，针对当时开化青年妇女既无就业读书条件，又无进工厂做工的机会，饶子圭心生办厂之念，既送长女梅仙到杭州蚕桑学校就读，又在本村屋前房后造桑十余亩，每年养蚕种四、五张，自造木机綶丝。15年（1926），在城关政义坊创办“奎明”织布厂，由其长女梅仙主持，并聘请绍兴女技术员王梅亚协助指导。当时有木机六台，招收女工十余名，生产各种条格花布，质优价廉，深受农村妇女儿童欢迎，畅销本县及常山、屯溪一带。“七七”抗战之后，上海沦陷，花纱来源断绝，不得已而停工歇业。 民国18年（1929），开化遭受特大旱灾，翌年粮荒，奸商巨贾，乘机操纵牟取暴利，城乡灾民糠菜代粮，贪官污吏熟视无睹。子圭先生夏天回乡，见状十分痛心，立即筹措巨金去上海购买暹罗米5000石，陆续运回开化，平粜灾民，不但使家乡灾民度过严重灾荒，而且常山、遂安等邻县灾民也深受其惠。他粜米每斤都按上海购进价且多加米二筒（合十六两称二十两），亏损部分及装卸船运费均由他个人贴本资助。(注：实际贴进善款十万银圆。5000石有可能是50000石的误笔。按当年人说法：解决开化半年粮。以当时开化10万人计，区区5000石显然是解决不了的。况且还惠及了常山、衢州、龙游、淳安等地的灾民) 民国24年（1935），子圭先生病故，生前好友马一浮先生赠送挽联并为其写墓志铭，以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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