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奖项，以获奖为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准面相，也是中国式教育的励志策略，还是权谋文化对社会一统的阴柔硕果。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奖项的获得更是光宗耀祖之事，不仅自己因此登堂入室，还可以炫耀邻里，泽被子孙。难怪中国当代文人为了争得什么“X花奖”、“X鸡奖”、“郭沫若奖”之类而动尽生平资源，用尽吃奶之力来拼命吮吸体 制之蛆，舔菊膏盲之患。尤其是号称一个民族精神风标的文学，其堕落的方式就是：用各种奖项涂抹自身的苍白，用描金的锁链证明自身的正统，用无耻的堕落羞辱文学的名称。他们在社会性灾难面前保持集体沉默，而在奖项追逐中则是一片喧哗。这种文学方式的堕落在此次鲁迅奖评选中又一次拨得头筹，成为舆论的审丑消费。
作家协会，本来就是从苏联体制中抄袭的文化怪胎，它的初衷并不是激励真正的文学自由，只是宣传格局中的一种训导策略。真正的文学向来与体制保持距离，对于来自体制伸来的橄榄谨小慎微，只有投机者会充分利用这一利器，借此为自己带来世俗利益。真正的文学向来不属于任何体制或形态，它只是捕捉人性、刺破谎言，保持社会良知和终极关怀，所以，真正的文学从不会轻易把自己纳入某一体制的口袋。轻易认领某种奖项也意味着精神的束手就范，意味着对于颁奖背景所包含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和服从。作协这种机构并非真正的民间团体，不是作家们的自由联合，只是由体制设立的一种文化官衙，垄断了体制性的文学资源。设立奖项只是垄断资源和捕获精神的手段之一，它专门针对的就是文人的奴性和虚荣。因为堕落时代的文人渴望在奴隶的世界里能够成为奴才，追得奖项还可以有机会成为政治形态的婢女。当代文人的梦想就是有帮忙和帮凶的舞台，作协正好设立了这种爬行的台阶。
当代以来，体制教育已经为中国文学打下了沉重的获奖情结，因为获得奖项成为成功学的重要内容。奖项不但成为对于顺从者的一种激励，还逐渐成为自我认同的一种尺度，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各种奖项中得以衡量。当各种层次、各种名目的奖项设立以后，趋之若鹜者已经放弃了对于知识追求的天真，以追得奖项为最终目的。这种自由的束手就擒根本没有与世俗、功利交手的机会就顺利地把独立的精神出卖，文化的建设自此从自愿的奴役开始。中国文学也有过青春期的短暂兴奋，起步之时也曾怀揣过抗争世界的梦想，但它往往无法抵制来自体 制的诱惑，尤其在各种奖项面前很快即被俘获。它们与现实妥协后有的充当帮忙、有的帮凶，有的以撒娇的姿态帮闲。这样一来，作协体制出现王兆山的“幸福鬼”，鲁迅文学奖中出现“羊羔体”和“笑天体”已是正常的结果，这正是作协体制的逻辑产物。
当“羊羔体”和“笑天体”的获奖诗歌出笼之后，最大的骂声往往来自诗歌界，这说明也只有诗歌界才关注这种事件。在自媒体时代，除怀有体制文学情结的人之外，很少有人还记得有作协这样的机构，在年轻一代中也鲜有人知道什么“鲁迅文学奖”之类的劳什子。可以说，作协与“鲁迅文学奖”同“新闻联播”一样只是中老年人的鸡肋，早已与现代网络社会无关。这种奖项多年以来早已成为作协体制内的自娱自乐，一方面以此为名套取财政资金，把持山头者进行分肥。一方面以此之名制造文学繁荣的假象，应付上级关怀，为自己的利益通道合法正名。这也是当前文化体制中的普遍现象，作协与奖项只是其中的一股浊流，但也颇具普遍的典型特征。
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是，追得这种奖项者和批判者大都是文学体制中的人，所以这也成为标准的内部分脏不均而引起的关注。只有作协体制中的人深谙这种奖项的各种标准，他们按照标准格式进行命题式作文，这是他们的强项。这样根据规定制作的产品不至于背离评选的基本标准，起码不会犯忌。其次是作协体制内的人熟悉这种评选的流程以及运作渠道。更重要的是，评委也都是日常交往圈子里的朋友。入选者往往自己把持或间接把持着一份体制性刊物，评委有可能就是刊物的“重点作者”，“重点作者”的稿费自然是高标准的。另外，之所以这些文学体制内的人如此看重奖项，是因为它有助于巩固和提升自己在体制内的地位，借此牢固自己把持的阵地。还可以捧着奖杯向上级领导汇报，然后再次得到承认和赏赐。这种现象酷似官场之中的权力争夺，只有进入官场才能进行权力争斗，官场之外的人肯定对此没有兴趣。所以，只有在这种奖项评选中的失败者才更加痛恨那些名不符实的获奖者，这是因为他失去了分脏的机会。
由此看来，由这种文学体制所操控的评奖活动有什么样的作品入选都不足为奇，这种土壤和气候早已决定了产品的成色。过去有郭沫若《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骇世之作，今有作协主席王兆山的“幸福鬼”，他们都属于作协体制中的标准产品，也堪称作协价值取向的典范。如果作协体制把奖项颁给了索尔仁尼琴，或者颁给了奥威尔，反而是不正常的，也是非常令人警惕的，甚至会引起人类价值共识的分裂。那些自由写作者，或者目前的网络写作者肯定不去追逐这些奖项，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写作的自由轻易送到猪圈里让那些拿破仑猪啃去。所以说，这类奖项至多是文学体制圈内的分食，它也并不能影响真正的写作者，只是暂时遮盖了这个时代文字的光芒。但在网络时代，光芒又是极难掩住的，读者已有自由阅读的选择，民智已开，早已不是那个靠几本刊物就能一统思想的年代。
真正自由的写作者从不会稀罕什么“鲁迅文学奖”，这丝毫不存在对鲁迅的不恭，因为此奖仅是借鲁迅的名义分脏，与鲁迅以及鲁迅的精神无关。就如独裁也会借真理之名制造谎言，其本身无法毁灭真理。真正的自由写作只属于对自由的追求，而不会为自己戴上任何名誉的枷锁，这种写作对世界永远保持纯粹的天真。即便是令人景仰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会被真正的自由精神所拒绝。1964年，萨特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绝不是一回事。”除此之外，萨特还陈述了他的客观理由：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是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
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弗里德·耶利内克也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她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此奖。作为一名自由写作者，她一直与政府完全保持着距离。另外，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也都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们不愿让自己的写作受到名誉的干扰，为了保持纯粹的自由写作，甚至视名誉为灾难。
这如同当年庄子视相位为腐鼠。庄子在《秋水》中说，他有一天前往梁国去看望做了宰相的朋友惠子，有人却告诉惠子，庄子是来取代他的，于是惠子恐慌万分，在都城内搜查了庄子三天三夜。庄子见了惠子之后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鵷，它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不落，不是竹子不食，不是甘美的泉水不会饮用。这时候，一只鹞鹰找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如获至宝，正好鵷从上空经过，吓得鹞鹰以为要抢它的腐鼠，然后发出声声怒叱。庄子向惠子说，如今你也想用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这则故事可能是庄子杜撰的，但由此可以看见独立精神与功利主义的明显分野。在自由的心目中，即便万人瞩目的一国相位也是形同腐鼠，得之不仅沾污自身，还可能是一种折磨。何况是一种怪胎文学体制设立的这只腐鼠，争抢者意味着什么？再说了，这只腐鼠本来就是为驯化而来的奴役准备的，也是为训导的顺利开展设立的精神诱饵，它永远不会对真正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产生吸引。针对这种争抢腐鼠的文人，鲁迅早就心中有数才发出这样的痛骂：“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话又说回来，这只腐鼠不会诱惑真正的自由写作者，但必须应该刺破它的真相。由作协机构承办的一系列报刊、设立的一系列奖项、编纂的一系列丛书、组织的一系列作品吹捧会、陈列的一系列展览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这里存在以文学之名所进行的寻租行为嫌疑，其腐败空间并不亚于其它领域。在目前这种文学体制中，单纯批评“羊羔体”和“笑天体”是没有意义的，指责评委也无法触及根本。换了他们还会有“牛羔体”和“笑地体”获奖，也会有新的评委执掌生杀大权。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文学放回它的自然生态，让每一个作家、每一件作品在自然形成的文学生态圈中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因此，根本之道还是呼吁了多年的：解散作协，取消那些官办的文学刊物和奖项，尤其是解散那些被豢养了多年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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