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圭璋对“重拙大”理论的接受

八卦掌付

论唐圭璋对“重拙大”理论的接受——以《唐宋词简释》为中心 作者：巨传友 内容提要 “重拙大”是晚清王鹏运、况周颐等人提出的重要词学理论，对现代词坛有着很大的影响。唐圭璋以“重拙大”为标准来选词、论词，并对其内涵作了进一步阐发，以选本的方式体现了对“重拙大”理论的接受。 关键词 “重拙大”；选本；况周颐；唐圭璋

唐圭璋先生以毕生精力专治词学，著有《宋词三百首笺注》、《南唐二主词汇笺》、《宋词四考》、《宋词纪事》、《词学论丛》等，共计20余 部。尤其是他编纂了《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三部巨著，对后世的词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唐先生论词颇受王鹏运、况周颐的影响，推重“重拙 大”，并且以“重拙大”为标准选注唐宋人词，编成《唐宋词简释》一书，他对词人词作的选录情况和所作的注释， 既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重拙大”理论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他的词学思想。近些年来，词学界对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但对“重拙大”理 论在后世的接受情况还缺乏充分的研究，本文即以唐圭璋对“重拙大”的接受为例略作探讨。

一、词学背景：“重拙大”理论在民国的彰显

“重拙大”之说由王鹏运提出，经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宣扬而益发光大，被称为作词“三要”，是晚清颇具代表性的词学理论。近人朱庸斋在《分春馆词话》中 说： “词至清末，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内容充实，运笔力求重，用意力求拙，取境力求大。……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拘限，此乃清四家远胜于浙西、常州诸子之处。” （1）（P96） 朱氏此言颇具识见，不但肯 定了晚清诸家推举“重拙大”的创作实绩，而且将他们与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明确区分开来。词至清末，浙西派追求“醇雅”而流于空疏，常州派尊尚“寄托”而流 于学究，皆为后人所诟病。以王鹏运为首的晚清四大家和聚集其周围的一批词人应时而起，他们将“重拙大”理论贯彻于创作之中，强调体格、注重真情、讲究韵 律，使词的内容、体格、声律得到统一。清末民初，虽然有朝代更替及新旧文学的冲突，但在词学领域“重拙大”理论依旧受到人们的尊崇。

首先，“重拙大”理论被广大词人纳入自己的词论之中。如朱庸斋《分春馆词话》云：“词有重拙大、有沉郁顿挫、有沉着浓厚等评语，此皆公认为高度评价。”可知 “重拙大”已为词人们广泛认同。朱庸斋评陈维崧《贺新郎·赠苏昆生》词曰：“一结‘我亦是，中年后’更极其朴拙而笔重千钧，千古沧桑之感、一时身世之恨， 委婉而出，重、拙、大之境界兼而有之。”评徐灿的《踏莎行》曰：“以比兴手法寓故国之思，可谓重、拙、大三者俱备。”都以“重拙大”来评词。并进一步解释 说：“词有重、拙、大境界之说，均须以用笔表达。”“重，用笔须健劲；拙，即用笔见停留，处处见含蓄；大，即境界宏阔，亦须用笔表达。”（1）（P7、 76-77、112、22-24）他将陈洵关于“留”的观念融入到“重拙大”之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再如赵尊岳将况周颐的理论融入到自己的《填词丛话》之 中，提出了“风度”之说：“词最尚风度，摇曳而不失之佻荡。字面音节求其摇曳，骨干立意，则以重拙大为归。反其道者，决非名制。”（2）（P166）将 “重拙大”作为“风度”的内在骨干。

其次，王鹏运、况周颐诸人的词作成为填词者师法的对象。如朱庸斋说：“余为词近四十年，方向始终如一。远祧周、辛、吴、王，兼涉梅溪、白石；近师清季王、 朱、郑、况四家。所求者为体格、神致。体格务求浑成雅正，神致务求沉着深厚，虽未有所大成，然自问规模略在矣。”朱庸斋不但自己学习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 作品，而且将其作为学词的范本指导学生的创作。他说：“余授词，乃教人学清词为主。宗法清季六家（蒋、王、朱、郑、况、文）及粤中之陈述叔。祧于两宋，对 于唐五代词，宜作为诗中之汉魏六朝而观之，此乃所持途径使然。故凡学词者，如只学宋周、史、姜、吴、张等，学之难有所得。惟一经学清词及清季词，则顿能出 己意。此乃时代较近，社会差距尚不甚大，故青年易于接受也（清季词多结合时事，更易启发学者）。”（1）（P9）

再次，“重拙大”之旨开始被用于选词。王伯沆（1871-1944）亲手抄录、编辑而成的《清词四家录》，选录曹贞吉词25首、顾贞观词34首、端木词22 首和王鹏运词32首，共计113首。其选词标准即以“重拙大”为主旨，如他的女儿王绵所说：“先君晚年选《清词四家录》，收曹贞吉《珂雪词》、顾贞观《弹 指词》、端木《碧瀣词》、王鹏运《半塘词》四家，而早岁所推重之文廷式《云起轩词》不与焉，盖其选词，以拙重大为主。”（3） （首页）然而，王伯沆承太谷学派“述而不作”思想，不愿以文章著述行世，曾作有《读四书私记》、《经略台湾事纂》、《离骚九歌辑评》、《双烟室诗词文集》 等，生前都不愿出版。在他去世后，其女王绵才将他的遗稿整理成《冬饮丛书》。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清词四家录》也流传不广，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总之，民国时期王鹏运、况周颐等清末四大词人地位得以确立，“重拙大”理论被广泛传播，这是唐圭璋早期生活的词坛背景。

二、“重拙大”选词标准的应用与阐释

《唐 宋词简释》是唐圭璋为了弥补前人词选之不足而编选的一本唐宋词选集。他在该书后记中称：“清人周济、刘熙载、陈延焯、谭献、冯煦、况周颐、王国维、陈洵等 论唐宋人词，语多精当。惟所论概属总评，非对一词作具体之阐述。近人选词，既先陈作者之经历，复考证词中用典之出处，并注明词中字句之音义，诚有益于读 者。至对一词之组织结构，尚多未涉及。各家词之风格不同，一词之起结、过片、层次、转折，脉络井井，足资借鉴。词中描绘自然景色之细切，体会人物形象之生 动，表达内心情谊之深厚，以及语言凝练，声韵响亮，气魄雄伟，一经释明，亦可见词之高度艺术技巧。”“余往日于授课之暇，曾据拙重大之旨简释唐词五十六 首，宋词一百七十六首。小言詹詹，意在于辅助近日选本及加深对清人论词之理解。”（4）（P241）明确指出该书的编选目的是弥补“近日选本”之不足及加 深读者对清人论词的理解，选词的标准是“重拙大”。

《唐宋词简释》共收录词人67家，词作232首，其中唐人词14家56首，宋词53家176首，词人以时代先后排列。所选词家中，入选4首以上者如下表：

温庭筠 10 韦庄 9

李煜 19 冯延巳 4

晏殊 8 欧阳修 10

柳永 7 晏几道 9

苏轼 10 秦观 8

贺铸 6 周邦彦 16

李清照 4 辛弃疾 7

姜夔 14 史达祖 4

吴文英 11 周密 4

张炎 5 王沂孙 4

二 十家之中，选词数量最多的是李煜，其后依次为周邦彦、姜夔、吴文英、温庭筠、欧阳修、苏轼等人，而王沂孙、周密居于末尾。这种选择顺序显然与浙西派的“家 白石而户玉田”及常州派“问途碧山”的词学观念是不同的，显示了唐圭璋独特的选心。唐圭璋在注释中多次使用“拙重”、“重大”等语来评词论词，对“重拙大”理论进行了阐发。

（一）认为“重拙大”与词笔相关。如温庭筠《南歌子》云：“倭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终日两相思。为君憔悴尽，百花时。”唐圭璋评曰：“此首写相思，纯用拙重之笔。起两句，写貌，‘终日’句，写情，‘为君’句，承上相思，透进一层，低回欲绝。”（4）（P7）

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对温庭筠词非常看重，往往从中寻求意内言外的比兴之意。唐圭璋认为这首《南歌子》是普通的相思之作，其拙重在于用笔，并未涉及比兴之意。这首词情感朴实，用语质朴自然，符合了所谓的拙重之旨。他又评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曰：“起首八字，以拙重之笔，点明维扬昔时之繁盛。” （4）（P189）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二句，周济视为俗滥处，单就以此八字写扬州名胜昔日繁华而言，确实缺少新意、很俗，但从上下文看，它乃是“荠麦青青”、“废池乔木”荒 凉景象的有力反衬，非漫然之滥调。周济批评它俗滥因为它不够新巧，巧者拙之反，唐圭璋以“拙重之笔”评之当着眼于其“拙”。又如吴文英《祝英台近· 除夜立春》云：“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可怜千点吴霜，消寒不尽，又相对、落梅如雨。”唐圭璋说：“‘可怜’三句，言人、时、境三层，略同前首歇拍，而笔 力之重大，亦俱足以媲美清真。”（4）（P212）

吴文英此词乃是感怀之作，“可怜”三句有人、有景、有情，用语沉着、意境深厚，唐圭璋认为其笔力重大可与周邦彦相媲美。赵尊岳《填词丛话》中也提到“重拙 大”与词的用笔、用字相关，但他的论述缺少例证较为抽象。唐圭璋则通过具体的作品分析，指出何处词笔“拙重”、何处用笔“重大”，方便了读者理解。

（二） 情以运笔，重在情真。如张抡的《烛影摇红·上元有怀》上阕描写当年的上元节的繁盛，下阕写现时情况云：“驰隙流年，恍如一瞬星霜换。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 长安远。可是尘缘未断。漫惆怅、华胥梦短。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唐圭璋评曰：“下片忽转今情，有一落千丈之慨。‘今宵’两句，尤重大。” （4）（P160）张抡经历过宋徽宗的盛时，又经历了靖康之变，“今宵”两句写君国兴亡之感真切深沉，尤显重大。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掳，北宋灭亡，北 方的国土皆陷入敌手，张抡作为遗臣，对故国故君充满了无限哀思。后主李煜由一国之君沦为阶下之囚，其心中的悲苦忧愁又非常人所能比。

李煜《子夜歌》云：“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唐圭璋评论说：“此首 思故国，不假采饰，纯用白描。但句句重大，一往情深。”（4）（P41）李煜此词开端两句直抒胸臆将古往今来人生之悲剧说明，然而君主的身份使他的悲剧与 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接下来围绕故国之思，句句紧扣，梦回故国，醒来时泪流满面，独上高楼举目远望，故国杳杳，悲痛不已。整首词虽然纯用白描之笔，但真情 流露、一往情深，所以唐先生认为它“句句重大”。以上两首词都与故国故君的政治感慨有关，除了政治情感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抒发同样可以做到“拙 重”。

如周邦彦《关河令》云：“秋阴时晴渐向暝。变一庭凄冷。伫听寒声，云深 无雁影。更深入去寂静。但照壁、孤灯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这首词写羁旅的凄清，上片写白天的凄冷，下片写夜间的孤寂。唐圭璋说：“写景抒情，层 层深刻，句句精绝。小词能拙重如此，诚不多见。”（4）（P135）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词的内容是否有政治寄托与词的“重拙大”体格并没有必然的 关系，而“一往情深”的真挚情感倒是实现“重拙大”的重要基础。

王鹏运、况周颐等人是很重视情感之真的。况周颐曾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为佳，且易脱稿。”（5）（P4408）唐圭璋深服况氏此说，他在论词时多次引用况周颐这句话，如《屈原与李后主》一文中说：“况蕙风论词云：‘真字是词骨。’实则词固如此，他文亦然。惟真斯诚，诚则能感天地，泣鬼神。”（6）（P915）

《纳兰容若评传》中说：“昔蕙风论词尝云：‘真字是词骨。’若容若者，盖全以真胜者。待人真，作词真，写景真，抒情真，虽力量未充，然以其真，故感人甚深。一 种凄惋处，令人不忍卒读者，亦以其词真也。”（6）（P993）他在《唐宋词简释》中评宋徽宗的《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时也说：“况蕙风云‘真字是词 骨’，若此词及后主之作，皆以‘真’胜者。”受况周颐的影响，唐圭璋把“真”字作为评词论词的重要标 准，强调“情真”、“景真”，这一类评语在他的简释中随处可见，如：

温庭筠《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此首写怀人，亦加倍深刻。……通体景真情真，浑厚流转。

周邦彦《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此首写送别，景真情真。

冯延巳《三台令》（南浦）：末句，即流水而抒真情，语极沉着。

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此首曰：“化作相思泪”；《御街行》曰：“酒未到，先成泪”；《渔家傲》曰：“将军白发征夫泪”，三首皆有“泪”，亦足见公之真情流露也。（4）（P5、133、47、48）

李煜的《菩萨蛮》词云：“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这是一首典型的艳 情狎昵之作，唐圭璋明确指出：“‘奴为’两句，与牛给事之‘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同为狎昵已极之词。”然而他同时又说：“下片，写相见相怜之情事， 景真情真，宛转生动。”（4）（P32）这 首词没有因为狎昵而被排除在《唐宋词简释》之外，与它的“景真情真”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圭璋在《李后主评传》中说：“中国讲性灵的文学，在诗一方面，第一 要算十五《国风》。儿女喁喁，真情流露，并没有丝毫寄托，也并没有丝毫虚伪。在词一方面，第一就要推到李后主了。他的词也是直言本事，一往情深，既不像 《花间集》的浓艳隐秀，蹙金结绣，也没有什么香草美人，言此意彼的寄托。”（6）（P905）又在《屈原与李后主》中说：“屈原与李后主之作，虽刚柔有 异，然其所作不朽，亦全在一‘真’字。”（6）（P916）

由此可见，在唐圭璋的词学思想中，“真”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无论是写儿女私情还是家国之慨，只有情真、景真才能成为佳作。《唐宋词简释》中，李煜入选的词 数超过众人位居榜首，应该也是因为这一原因。在李煜的十九首词中，有四首是狎昵淫艳之作，除了前面的《菩萨蛮》外，再如《一斛珠》云：“绣床斜凭娇无 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浣溪沙》云：“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玉楼春》云：“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这些都是李煜早年 宫廷生活的作品，“没有什么香草美人”和“言此意彼的寄托”，唐圭璋竟在“拙重大”之旨下将它们选录进来，再次说明了“重拙大”与寄托没有必然联系，也说 明了临桂词派与常州词派在词学理论上的差异。

（三） 提出“雅”、“婉”、“厚”、“亮”。况周颐《词学讲义》论词说：“其大要曰雅，曰厚，曰重拙大。厚与雅，相因而成者也，薄则俗矣。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 反，纤者大之反，当知所戒矣，性情与襟抱，非外铄我，我固有之。则夫词者，君子为己之学也。”（7）（P107）唐圭璋对“雅”、“厚”也非常重视，他在 论词的作风时提出了四点：“雅”、“婉”、“厚”、“亮”。唐圭璋认为“雅”的反面是“俗”，词过俗就会流为“淫词”。他引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说：“俗 者，词之贼也。”他又论“厚”说：“厚与雅、 婉二者，皆相因而生。能婉即厚，能厚即雅也。盖厚者薄之反，薄则俗矣。……况蕙风所标重、拙、大之旨，实皆特重厚字。惟拙故厚，惟厚故重、故大，若纤巧、 轻浮、琐碎皆词之弊病也。明词之所以不振者在不厚，浙派之弊，为人所诟病者，亦在不厚。坊间通行之《白香词谱》，所选多纤巧不厚之作，故非善本。况蕙风尝 论词之大要：首曰‘雅’，次曰‘厚’，探原立论，至为精当。”（6）（P838-865）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中评晏几道《阮郎归》（天边金掌露成霜）引 况周颐语曰：“此词沉着厚重。”（4）（P86）又评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词曰：

周邦彦《尉迟杯》（隋堤路）：末句，言此际无人念我，我则念人不置，用意极朴拙浑厚。

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冷香金猊）：“念武陵”四句，叹人去楼空，言水念人，情意极厚。（4）（P137、143）

唐圭璋特别看重主体情意的深厚，只有内在情感真挚深厚，在体格上才能表现为“沉着”、“重”。由上可见，在“雅”、“厚”及“重拙大”等问题上唐圭璋很大程度地张扬了况周颐的观点。

唐老在致施议对的信中说：“拙重大是主要倾向，风骚以来无不如此。……杜甫有‘数行秦树直，万点蜀山突’，多么深刻、形象、重大。……颜鲁公书力透纸背就是 拙重大，出于至诚，不假雕饰就是拙重大。因此，真挚就是拙，笔力千钧就是重，气象开阔就是大。‘为君憔悴尽，百花时’、‘不如从嫁与，作鸳鸯’、‘除却天 边月，没人知’、‘觉来知是梦，不胜悲’，都是真情郁勃，都是拙重大。”（8）（P130）这可以说是唐老对“拙重大”的理解和总结，也可以说是他对后辈 词人的教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重拙大”的接受和推重。

三、关于接受原因的思考

唐圭璋对“重拙大”理论的接受有其学术及时代方面的原因。他在谈到近现代词人时说：“晚清庚子以来，朱、况、王、郑、文五大家可算第一辈，吴瞿安、邵次公、 乔大壮、汪旭初、陈匪石、向仲坚、孙浚源可算第二辈，龙、夏、仲联、季思和我可算第三辈，吴调公、霍松林则是后起之秀了。”（8）（P130） 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文廷式五家之中，除了王鹏运外其余都进入民国，他们既是清词的光荣之结局，又为民国词坛之先河。后辈词人中龙榆生是朱祖 谋的弟子，赵尊岳是况周颐的弟子，吴梅早年曾就学于朱祖谋、郑文焯，唐圭璋又学词于吴梅，夏承焘的老师林铁尊是况周颐和朱祖谋的弟子，夏承焘本人也曾向朱 祖谋问词，并经常与之有书信来往。由此可见，唐老所说的第二辈、第三辈词人与晚清诸大家有着一脉相传的渊源关系。唐老将五家作为第一辈是以学术渊源为着眼 点的，五家之后依次有第二辈、第三辈、第四辈，经过这样的划分，从晚清词坛到现代词坛的历史进程、发展脉络便清晰呈现在我们眼前。词学的渊源是他推重“重 拙大”理论的内在原因。

其次，唐圭璋、夏承焘一代人，时逢乱世，有着国破家亡的沧桑经历。这种经历加上他们与晚清诸家在词学上的渊源关系，他们很容易接受“重拙大”理论并将其付诸 实践。唐圭璋三十五岁即遭盆鼓之戚，抗日战争期间，他避寇入蜀，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唐老作有《梦桐词》一百三十三首，其中六十一首为抗战期间所作，词章所 写家国存亡之痛及个人身世之 感，都是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动人心魄，颇能体现“重拙大”之旨。

选本是编选者按照一定的选择意图和选择标准，对一定范围内的相应的作品进行选择编排而成的作品集。“编选”作为一种主体行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目的性，因 而选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体现出编选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甚至成为宣传其理论主张的有效武器。以词而论，如清代朱彝尊所编《词综》，张惠言所选《词 选》，都在宣扬其词学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圭璋先生为现代词学界大师，他的《唐宋词简释》以“重拙大”为选词标准并对作品加以分析，对我们研究“重拙大”理论的内涵及其在现代词学界的接受情况具有很高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朱庸斋.分春馆词话[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2）赵尊岳.填词丛话[J].词学（第三辑），1985.

（3）王伯沆.清词四家录[M].南京：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1997

（4）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唐圭璋.词学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况周颐.词学讲义[J].词学季刊，1933创刊号.

（8）唐圭璋.论词书札[J].文学遗产，2006，（3）.

作者简介：巨传友（1978-），男，山东莱芜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人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词学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月第41卷第2期

河水清清

拜读佳作、早上好。

八卦掌付

河水清清 发表于 2016-2-16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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