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笔如刀锋 于 2016-1-18 20:47 编辑
好象是前天，在诗词网站上的看到了一个诗友的作品，题目是什么，忘记了，是诗是词也没在意，因为那副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为杜甫诞辰1300而作”。一个人，能在逝世1240多年后还能让人记着他的生辰。可见他的伟大了。
杜甫确实是一个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杜甫出生“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儒，柔也 ”。说的明白些，就是“温柔敦厚”。温柔敦厚在内容上是忠恕，情绪上表现出蕴藉。后世诗人中杜甫是温柔敦厚的代表。我们印象中的杜甫就是一个忠君爱国的杜甫，一个含蓄蕴藉的杜甫。这有他1500多首诗作证明。
事实上，人们对杜甫的认识，也是靠了他的诗，而不是史。《旧唐书》说他“性偏躁，无气度，恃恩放恣”，《新唐书》说他“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未必不是事实。但离“诗圣”的杜甫，离“诗史”的杜诗，相去何以千里计？正如人们不会再将“力举国门之关”与孔圣人发生联想一样的。诗圣怎么也不会和“偏躁放恣，高而不切”沾上边的。一但被圣化了，也就神化了。理所当然是完美无暇了。
这倒不一定说“文如其人”，诗如其人，有什么不对。诗只怕是诗。它与实在的人并不能完全等同的。不过诗是诗人理想人格的表现。人希望自己是什么样，他就会用诗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子。所谓诗是一种创造，就是作者创造自己理想境界的过程。所以评论诗人，还是从诗中去看。
杜甫诗的中心内容，只用“忠君爱国”四个字，便可概括的。古人偏重他的忠君，如苏东坡所谓“季饭不忘君”。今天则过分强调他的爱国。其实这并没什么本质区别。在古代读书人心里，君就是国。国也就是君，忠君不爱国，那不是真忠。爱国而不忠君，那也不是真爱。
《百度百科》说杜甫的“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这没有错。但他的诗不是厌世的诗，出世的诗，而是怨世的诗。子曰：“诗可以怨”的。在古人，怨和怒的区别是明显的。正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忧而不愤”的。清代的浦起龙曰：“（杜集）千四百有余篇，大多皆怨诗也，变雅也。”〈读杜心解〉是真知杜甫心也。深谙“诗史”之精髓的。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他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忠者，中也。而中庸正是儒家之道。怨固然不好，但一味歌功颂德，却是谄，反近于奸了。于是杜甫就将满腹忠肠，化作了怨和哀。如果说这只是他的个人牢骚，就太不公平了。诗“可以怨”，是希冀着这怨气能变成风，吹到君王耳边，婉转起到讽谏的作用。这就是柔而直。
慨世还是慨身，这样就把个人不幸和社稷江山融入一起了。可以理直气壮去哀，去怨了。诗人的一已不幸和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底气就显得十足，感情就来得深厚。这在杜甫，谓之“雄浑”，谓之“沉郁顿挫”。于是就有了：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去。 〈别房太尉墓〉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春望〉
...... ......
这些历来传诵的诗句，确实有种浑厚的力度。这不是狂风暴雨，摧枯拉朽的进攻。而是防守型的。就如象运动员起跑前的瞬间，被定格一样，表面上一动不动，身心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这大概就是内在的张力。是哀，是怨，但不是怒。怒气冲天，是上升的。冲出来之后是轻松，怒过之后是满足，哀怨之气却是下沉的。沉在丹田里翻转，即使不停的哀声叹气。叹出来的只是呼吸之气。与丹田无关。只有忍，忍无可忍又非忍不可的忍。
这时，“忠”成了杜甫唯一的支持。没有了忠，也就失去了中庸之“中”。哀和怨没有了着落，自然也就理不直，气不壮了。杜甫之所以能哀怨，诗所以还能哀怨，是他把自己设在“忠”的中心，忠于朝廷，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自己站在想象中无比浩大的群体之中，于是便有了雄浑沉郁的气度。杜甫已将“身”当“世”那样去慨了，所以才理直气壮。
这种哀怨，在“诗史”中到处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其《自京到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如果正襟危坐地来读，显然是一篇表忠的自白。比皇上为尧舜，比自己为葵藿。葵花向阳的说法，就出自于此的。但总感到有些别别扭扭。仿佛有许多疙瘩解不开。正是这些疙瘩，暗含着讽。满腹牢骚，一肚子不平，为不能尽忠不平，因谋隐谋官不成而牢骚。
以自贬形式自褒，自讽的形式自怜。于是锋芒就转了向，成了对朝廷的怨。因是出于 忠，所以怨的就婉转，含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人的杜甫的矛盾和苦痛。“诗圣”诗人化了。杜甫虽要在诗中将自己装饰得理想。然而一旦为诗所化。这理想的人格中便有了某种真实。真实并不理想，但让人气质变得深沉。
文章要清醒时写，诗却要糊涂时写才行。所以“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觉得杜甫的酒量肯定不比李白差。或许更大。这不是猜测。有杜甫《饮中八仙歌》为证。他能在散席后清楚看到那八人的醉态。可见他量大不怕喝的。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学者。读书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而是学以致用的。古时致用的标志就是功名。犹如现在上大学成为“白领”，加入“公务员”行列。“学而优则士”吗。功成名就的人，已可不读书了。自知成不了名的，也就不读书了。做个小买卖，学些手艺去了。 读书的就只有象杜甫这样的了。他们是真正的读书人。虽未成功名，但总满怀希望。幻想终有一天，总会光宗耀祖。一有机会，就运动起来。当然没有“若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思想。而是采取合法方式。科举自然是常用的。但却不尽人意，金榜状元只有一个，公务员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时又没有出洋镀金的机会。所以，杜甫骑着毛驴在京城游荡了十三年。过起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
纵观杜甫的一生。其命运和孔子十分想相象。说他是孔子的翻版，有意在模仿导师，大概也不算过。孔子以言语求职，杜甫同诗自荐。《杜少陵集》中有大量诗是写给达官贵人的。目的无非是请他们荐举荐举。假如认真读过，会发现有很多过誉之辞。说得严重些，就是谄。谄，是曲意奉承，这与儒家的直似乎不相干，其实那是误解。儒术是柔的。所以须“威而不猛”。成大业而不拘小节。“小不忍则乱大谋”吗 。若要固执，那就是“迂”了。况且和子见南子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写跑了。我们还是说杜甫。
他献给皇上的“三大礼赋”虽然也博得玄宗几句称赞。却仿佛象流浪说书艺人 一样，收完了钱，就找不到了，没有了下回分解。或许是写给什么韦左相，张太常，鲜于京兆、哥舒开府的投赠诗起了作用。终于弄了个七品芝麻官—河西尉，却辞而未受。改任了一个什么参军。杜甫自己的解释是“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那么为什么又接任了一个类似管军械门禁的保管员呢。
冯至给的理由是因为县尉“是一个有良心的诗人最难忍受的职位”。举出高适“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感受，证明杜甫的风尚。这的确有高适的前车之鉴。但我认为杜甫辞官改就，就是不愿意离开京师。他所以在长安骑了十年的驴，无非是在等待机遇。想要谋利自然应该做地方官的。想要扬名。却必须待在京师。那是皇城脚下，天子身边。
由此来看，杜甫的执著是令人敬佩的，无论是追求功名还是作诗，都是很有事业心的。就是对朋友，也是一往情深的，忠贞不渝的。他和李白分手的二十多年，一直是念念不忘他们之间的友谊情，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来表示思念之心的。情之真，意之切，很感染人的。相比之下，李白似乎有负于他了。毕竟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多情总被无情恼。难得杜甫这份情，给了天子，给了官宦，也给了人民。而自己，却在小舟上“独与老翁别”了。他的作人和作诗一样，很严谨，作人，是封建士大夫的标本。作诗，是中国文化的典范。......
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是深得后人敬慕的，以我井蛙之见，名人胜地中按当量，可能只有孔明能和他抗衡了。这或许是他早就料到的。要不怎么会有“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潇洒和淡定呢。
信马由缰写得这么多，我也不知所云。没有主题，没有观点。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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