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荣：白话诗“梵志体”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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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志体因文人学习王梵志白话诗而得名，但历来记载语焉不详，兹梳理如次。

传世文献最早言及该诗体的是李壁开禧三年（1207年）至嘉定二年（1209年）谪居抚州时撰出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三注《示李时叔二首》其二“千山访我几摧辀”时说：“刘琨诗‘骇驷摧双辀’，王维‘梵志体’诗云‘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辀’。”刘句出《重赠卢谌》，王句出《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二，因此，注中“梵志体”当指王维的两首诗。嗣后，宋末元初刘辰翁《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卷三《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题下有注云“二首梵志体”，明顾起经注《类笺唐王右丞诗集》卷一在诗题下又说“刘校，本注云梵志体”，过往学人对此颇多争议，或以为“梵志体”不是王维自注，而是刘辰翁评点王诗时的批语。从李壁注看来，“梵志体”应是王诗原题自注，李壁甚至用它替代王的诗题。此外，唐雯《晏殊〈类要〉研究》从《类要》卷三〇《咎征》发现了一条有力的旁证——卢照邻佚诗《营新龛窟室戏学王梵志》，既然前辈著名诗人都戏仿过王梵志诗，那么，后辈王维作梵志体也可以理解。不过，与此前诗坛效法前世或当世名家（如《南齐书》卷三五说萧曅“诗学谢灵运体”、《周书》卷一三说宇文招“学庾信体”）不一样的是，卢、王学习的是民间白话诗。

敦煌保存的王梵志诗，主要有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抄本、零散抄本和引证诗（如《历代法宝记》引“惠眼近空心”等四句）。但吊诡的是，传世文献引用的梵志体基本上没有与敦煌本完全相同者。这就促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两类文献中的王梵志诗是否具相同属性？

唐五代传世文献中重要的有：皎然《诗式》卷一“跌宕格二品”，它首先把王梵志《道情诗》与郭璞《游仙诗十九首》之六、贺知章《放达诗》、卢照邻《漫作》（皎然仅引两句，《类要》卷三〇引有“城狐尾独束”等五句，也是《漫作》佚句。换言之，卢氏至少有两首梵志体）相提并论而归入“骇俗”品，谓诸诗特点是“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则把王梵志、志公、傅大士作为“降其迹而适性，一时间警策群迷”的弘法代表。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蜀僧喻》又载，玄朗上人“或有愚士昧学之流，欲其开悟，别吟以王梵志诗”，并评王诗“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敦煌本《王梵志诗集序》谓王梵志“制诗三百余首，具言时事，不浪虚谈……不守经典，皆陈俗语。非但智士回意，实亦愚夫改容。远近传闻，劝惩令善……纵使大德讲说，不及读此善文”，对读两类文献之后，不难发现它们都强调王梵志诗特点是：内容贴近社会生活，语言俚俗，功在劝化，后者甚至认为读梵志诗远比听佛教讲经更有功德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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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照邻《营新龛窟室戏学王梵志》“试宿泉台里，佯学死人眠。鬼火寒无焰，泥人唤不前。浪取蒲为马，徒劳纸作钱”，是现存最早的文人梵志体，若与其传世的同写佛龛题材及生死主题的《相乐夫人檀龛赞》“猗欤宝相，显允神功。规模鹿苑，图写龙宫……一窥妙境，高谢尘蒙”相比，一诙谐，一庄重，风格迥异。而前者所写“纸钱”的丧葬风俗，敦煌本王梵志诗亦然，如“积蓄留妻儿，只得纸钱送”“一日阙摩师，空得纸钱送”等。

       据项楚先生《王梵志诗校注》统计，今存王梵志诗约390首，366首出自敦煌遗书（其他24首散见于历代笔记、禅宗语录等）。它们都十分重视日常生活书写，谈论最多的话题除了生、死之大事外，“钱”字的使用频率也很高，甚至超过“佛”和“菩萨”（初步统计，敦煌本“钱”字出现34次，“佛”“菩萨”各为23次、2次），此说明民间诗人更关心经济生活而非宗教精神生活（如王维387首、李白近千首诗中仅分别有2次、7次言及财产意义的“钱”字，频率远低于王梵志）。传世文献言及“钱”字的梵志诗还有《云溪友议》卷下所引“欺枉得钱君莫羡，得了却是输他便”“齐头送到墓门回，分你钱财各头散”“多置庄田广修宅……哭人尽是分钱人”等三首，以及行秀《请益录》卷下引晋阳贾文振所诵王梵志“我若有钱时”“我若无钱时”二诗，行秀谓它们“激讽诸人，不为不切矣”，这说明经济因素在宗教生活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此大张旗鼓地谈“钱”，在正统文人诗歌中极少见。

      传世文献中流播最广的王梵志诗有三首：一是《诗式》所引《道情诗》，二是黄庭坚所书《梵志翻着袜》，三是惠洪《冷斋夜话》卷十所引《城外土馒头》。三人中，两位是诗僧，黄是居士，都十分熟悉佛典与佛教文化。黄庭坚还特别点明“梵志是大修行人也”，行秀《从容庵录》卷五亦称“王梵志奇人，此语大播人间”。南宋以降，用“翻着袜”上堂说法者不胜枚举，原因在于它体现了禅者反常合道下的自适其性，它与“骇俗”所说“达人之度”的“达人”本质是相同的。据《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三载，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的侍郎魏矼“常以王梵志《土馒头颂》作佛事，以警悟流俗”，则知该诗与敦煌本其他王诗的功用如出一辙，皆在警醒世人。不过，苏轼、黄庭坚、释克勤、刘克庄、牟巘、刘辰翁、方回、释净范等僧、俗二众用翻案法对“土馒头”，惠洪、陆游、赵秉文、姜特立、钱谦益、孙枝蔚、陶元藻等对“翻着袜”语典之运用，都有创造性的发展，写出了不少有另类幽默感的诗偈，如王如锡辑《东坡养生集》卷七“达观”条就认为苏轼把王梵志“土馒头”诗后两句改为“预先着酒浇，图教有滋味”，是“改得有理，亦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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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以降的两类作品，可纳入梵志体：一是像卢照邻、王维那样直接在题名中就揭示诗体性质者，如陶望龄《袁伯修见寄效梵志诗八章拟作》、陶奭龄《袁石浦先生作梵志诗见寄效作七章》、董暹《读梵志诗四首》、王宗燿《戏易王梵志诗三首》等。诸诗皆语言浅俗，富于禅趣：如陶望龄第六首“泥馒头里肉馅，四板汤中糁头。好趁庖人未到，权时抹粉搽油”，同样由“土馒头”生发联想，但用四板汤指代棺材，更切合南方的土葬场景，末后两句则表明晚明及时行乐的社会风气；陶奭龄第七首“蓼虫苦中作活，蜜蜂甜里营生。苦则终身自受，甜应总为他人”，以生动有趣的比喻、对比来揭示下层民众谋生之不易；董暹第二首“我手何如佛手，我脚何如驴脚。夜来欹枕熟眠，驴佛一时抛却”，用梦来解构禅宗公案“黄龙三关”（生缘、佛手、驴脚），寄托了人生如梦、缘起性空的思想；王宗燿第三首“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可惜林檎树，儿生已无味”，其翻案法用到极致，竟然把传说诞生在林檎树瘿中、后来首创翻着袜的王梵志本人也当成馅草，这表明任何人都逃不出死亡是生命自然过程的规律。二是化用王梵志诗意或诗句者，如秦观《和裴仲谟〈摘白须行〉》“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就隐括了“吾家昔富有，你身穷欲死。你今初有钱，与吾昔相似。吾今乍无初，还同昔日你”的旨意；楼钥《走笔送僧义冲》“梵志有至言：还我未生时”、《戏题珪老借庵》其二“不知当初问谁借，至今久假而不归。毕竟还了方是了，却须还我未生时”，王若虚《再致故园述怀五绝》其五“艰危尝尽鬓成丝，转觉繁华不可期。几度哀歌仰天问，何如还我未生时”等，皆从《道情诗》化出，充满了对生命个体终极意义的追问，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十第九条论“诗有见道之言”即说王梵志此“八句是禅家上乘”，因为“未生时”与南宗禅“无位真人”的思想内涵确有相通之处。

       综上所论，自初唐至晚清，文人梵志体诗虽未成规模，但它们多在佛教居士手中互相传习，独具特色，故也具有较高的诗歌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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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提及王梵志就不能不提及寒山、拾得，他们三个有许多共同之处，王梵志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语言风格上完全打破传统诗歌的典雅规范，直接用白话甚至俚语创作；思想内容上融合佛理与市井观察；文学史价值在于开创了独特的通俗诗传统。

       寒山拾得的特别性主要体现在几个维度：
      首先是语言风格上，他们大量使用口语甚至俚语，比如“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这种完全打破唐诗典雅传统的表达‌。其次是禅理表达方式，他们将佛经教义转化为“君不见三界之中纷扰扰”这类通俗诗句，比王梵志更系统化地融合禅悟与诗意。
      艺术手法上，“寒山体”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叠字运用，像“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通过声音营造禅境‌。二是比喻系统，“浮沤梦幻身”把人生比作水泡的意象既通俗又深邃‌。思想层面他们完成了三教融合，诗中同时存在儒家入世关怀、道家隐逸趣味和佛家空观，种多元性在宋代被文人广泛效仿。

       他们三人的共同点跟唐话本和释教的盛行是密不可分的，对他们诗体成因有相当的影响。隋唐是佛教中国化的高峰时期，佛教深入民间。‌寒山诗"将佛教偈语转化为诗意表达"，如"浮沤梦幻身"这样的句子阐释佛理。王梵志的诗同样充满佛理，‌譬如用"土馒头"比喻死亡。
     话本方面，‌唐代已有"话本"艺术门类，《庐山远公话》就是典型例子。‌唐代话本与"说话"、"俗讲"等说唱技艺密切相关，这些表演形式需要通俗化表达，正好为白话诗提供了传播渠道。唐代寺院"俗讲"的盛行，这种宗教活动采用白话讲述佛经故事，可能直接影响了白话诗的创作风格。寒山、拾得本身就是僧人，王梵志的诗也被用于民间教化，他们的作品天然带有"说唱"基因。

      综合来看，三人的共同点与唐代释教盛行和话本兴起密不可分：佛寺的俗讲活动培育了白话创作土壤，话本表演提供了传播渠道，而佛教思想则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内核。

      一个有趣现象：寒山诗在20世纪成为美国"垮掉一代"的精神图腾，这也反证了其口语化特质具有跨时代的传播力，这种特质很可能源于唐代佛教俗讲和话本表演的熏陶。王梵志体在海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今人名如金鱼者美其名曰金鱼体，本质上跟寒山、拾得、王梵志是一样的，都是白话诗，只是金鱼体融入了当代市井的生活气息和更丰富的当代白话及网络语言，从而显得更接近当今地气，其创作水平上的不落俗套也颇是令人称道，故能在当代网络诗坛上自成一体，这个现象很是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