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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温柔的风 于 2025-7-30 02:27 编辑
一, 已分之意为料定、早知道,不常见也。堪犹不堪,语助反用也,一如忍为不忍、肯犹未肯之类。如鲁迅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实际意思是不忍看朋辈成新鬼。原句见杨万里‘已分①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②’
二,不是等于若不是,甚少见此等省文者也,然察其句意,则又非此不通。①等于“若不是”,现代口语里也有这种说法;参看王建《赠王枢密》:“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原句见杨万里‘中间不是①平林树,水色天容拆不开。’。
三, 杨万里的诗通俗易懂,有所谓‘’俚俗入诗趣自成‘’之说,后来亦有梁启超提出“用新语句”, 黄遵宪强调“笔之于诗何必古人”,但需符合“点铁成金”的艺术标准。王安石诗中的只么也是宋口语入诗之一例,然口语入诗非口语诗,语法犹文言也,察此口语是禅宗语录里常用的口语,宋人好佛,此口语亦相当于通语也,非方言口语之类可比。只么的意思是就此罢休回去,这般复杂的意思却以只么替代了,大抵是符合“点铁成金”吧?原句见范成大‘清晨出郭更登台,不见馀春只么回①。’。
这里的所谓诗指的是格律,格律提倡诗庄,古风、词、曲之类自古多有俚俗,不足为奇。
四,钱先生这里的愁杀我之注偏重于句式的考察,好象并未注意到这个愁杀我实际是愁煞我的通假,煞表示程度或状态之深,如吓煞人也、愧煞我也,宋人口语也比较常用,如羞煞人、气煞我、笑煞人之类,符合戴复古《自嘲》的词说的:“贾岛形模原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即杜陵不妨言语俚俗之意,愁煞我,通俗说即愁死我了。原句见戴复古有布得着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②!
五,严羽之所以排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主要是针对当时相当流行的江西诗派的创作弊端所提出的批评,认为江西诗派过度使用理性议论、文字技巧和学问典故,偏离了诗歌抒情本质及盛唐诗歌的含蓄传统,提倡诗应具备‘别材’‘别趣’,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诗学观点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原句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严羽》
这里应该留意两个词,一个是过度,一个是偏离,过度的是形式主义,偏离的是本质和传统。
严羽认为:
宋诗重理性议论,缺乏盛唐诗歌的“兴趣”、“气象”及“一唱三叹之音”。
诗应“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强调“妙悟”与“别材别趣”。
过度说理违背“吟咏情性”传统,导致诗味寡淡。
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个人认为应从三个层面看,以文字为诗大抵指的是韩退之的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则大抵指的是西昆体的过度注重文字技巧和学问典故,以议论为诗指的是江西诗派过度使用理性议论而偏离了诗的言志、抒情之本质和传统。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论著《谈艺录》中针对此类现象特别指出:诗贵有理趣而不贵有理语。
理趣也者是体现寓事理、物理、情理于景致、意象之中的趣味性而不是教条的、抽象的、口洞的说教,教条的、抽象的、口洞的说教是理语而决非理趣。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曾提到: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同时顺便提到了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可见,钱先生对宋诗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是明确持批评态度的,宋初的两大流派西昆体和江西诗派都具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倾向,当然,唐诗中也有这种倾向,只是放在整个有唐一代而言显得微不足道,比较典型的是韩愈的以文为诗,即是刻意地提倡突破近体诗的种种束缚和羁绊,借用形式较为自由的散文之字、句、章法来进行诗歌写作,有关这点毛泽东同志已有所批判。
至于整个有唐一代和有宋一代而言自是另当别论,唐宋之诗或互有长短,然而唐诗重情重意、宋诗重理重性或是比较公认的,重情重意的唐诗注重意象、形象思维、趣味的情感境界,重理重性的宋诗注重学养、学力和性情的哲思境界,即如多贬西昆者亦多有丽句,褒江西诗派者亦谓其深曲瘦劲,而后来之学者则多有扬长避短、互补互成,其余,钱钟书先生有《诗分唐宋》一文可读,譬如《诗分唐宋》中云: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其余,缪钺先生也有《论宋诗》一文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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