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曲中为什么不能用普通人理解不了的生僻字词

茅山隐者

浅谈曲中为什么不能用普通人理解不了的生僻字词

通俗地说，从词到曲因为受众发生了很大变化。好多诗词中的字词不再适合制曲。

一、词与曲的受众差异：从 “精英雅玩” 到 “雅俗合流”

1. 词的主流受众：士大夫阶层的 “案头文学”

创作主体：宋代词人多为文人官僚（如苏轼、辛弃疾），词作常作为宴饮唱和、抒发情志的载体，内容偏向家国情怀、个人哲思或婉约情致，语言讲究格律与用典，具有鲜明的“精英文化” 属性。

传播场景：词多通过文人聚会、私人抄录或歌妓演唱流传，受众集中于士大夫、文人群体及上层社会，普通百姓接触较少。

2. 曲的受众拓展：市民阶层崛起与 “市井文化” 融合

创作主体多元化：元曲（尤其是散曲）的创作者既包括失意文人（如马致远、关汉卿），也有民间艺人。文人创作时为适应市场需求，常融入口语、俚语，贴近百姓生活；民间艺人则直接以通俗题材创作，反映市井百态。

传播场景大众化：曲的表演形式更丰富（如杂剧舞台演出、勾栏瓦舍说唱），受众覆盖市民、商人、手工业者等阶层。例如元杂剧《窦娥冤》以冤案为题材，直击社会现实，易引发普通百姓共鸣。

二、受众转变的深层动因：社会结构与艺术形式的双重作用

1. 社会背景：市民经济崛起与文人地位变迁

宋代市民文化萌芽：宋代城市商业繁荣，勾栏瓦舍兴起，但词的创作仍以士大夫为主导，市民阶层对词的接受多限于通俗化的“俚词”（如柳永部分作品）。

元代文人 “下沉”：元朝科举制一度停废，许多文人仕途受阻，转而投身民间艺术创作。他们与市民阶层接触密切，作品既保留文人审美（如马致远散曲中的历史哲思），又融入市井趣味，形成“雅俗共赏” 的特质。

2. 艺术形式的通俗化革新

语言：从 “文雅凝练” 到 “直白俚俗”

词讲究 “清空骚雅”，曲则允许 “俳谐俚语”。例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以 “枯藤老树昏鸦” 等直白意象成篇，无需深厚文学功底即可理解；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需了解历史典故才能领会深意。

格律：从 “严格词牌” 到 “灵活曲牌”

曲的格律较词更自由，可添加 “衬字”（如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更适合口语表达，降低了普通受众的理解门槛。

三、并非绝对割裂：士大夫与老百姓的 “受众重叠”

1. 士大夫对曲的参与：从 “俯视” 到 “融入”

元代不少士大夫虽创作曲作，但心态已从 “词为小道”转变为主动拥抱通俗形式。例如白朴的《墙头马上》杂剧，既保留文人对爱情主题的诗意表达，又通过戏剧冲突吸引市民观众，体现了 “士大夫审美” 与 “市民趣味” 的融合。

2. 曲的 “雅化” 趋势：部分作品仍属 “士大夫专属”

曲中亦有 “清丽派” 作品（如张可久散曲），侧重辞藻雕琢与意境营造，内容多为山水闲情，受众仍以文人士大夫为主。这类作品与市井化的曲作形成分层，说明曲的受众并非单一的“老百姓”。

四、总结：受众重心的 “下移” 与 “扩容”

从词到曲的演变，本质是艺术形式从 “士大夫小众文化”向 “雅俗合流的大众文化” 转型：

核心变化：受众主体从以士大夫为中心，转变为士大夫、市民阶层共同参与，其中市民文化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深层意义：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从 “贵族化”向 “平民化” 的发展趋势，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社会结构与文化需求的变迁。

司马牧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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