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刘熙载所说的“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

学鸣声韵

怎样理解刘熙载所说的“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

鸥不疑斋

清代刘熙载说：“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艺概·诗概》）这段话可谓言简意赅，深得杜诗三昧。

根据我研读杜诗的体会，谈谈对这段话的理解。
首先要探讨一下这段话里的“吐弃”“涵茹”“曲折”分别是什么意思。

“吐弃”，《辞源》的解释是“因厌恶而抛弃”。有学者认为,刘熙载所说的“吐弃”，是“遣词造句‘惟陈言之务去’”的意思（见袁津琥《艺概笺释》）。可参考。私意以为，“吐弃”不应仅限于遣词造句方面，实际上立意方面的“吐弃”更为重要。在立意上，独辟蹊径，不落窠臼，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对庸人之见的“吐弃”。恐怕只有这种“吐弃”，才能当得起一个“高”字。
“涵茹”，意思是“包容”“涵盖”，就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而言。
“曲折”，指诗歌在结构、层次、意象、意境等方面跌宕起伏，波澜老成，曲尽其妙。

试将刘熙载的这段话串讲如下：
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看其立意，见他人所不能见，道他人所不能道，这就叫做“高”；看其内容，地负海涵，人所不及，这就叫做“大”；看其章法，“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无人可及，这就叫做“深”。

下边结合杜诗，试对“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这句话加以解读。

所谓“高”，可以理解为站位高，立意高，境界高。
譬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就属于“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其立意之高，达到了一个时代的极限，足以睥睨当时的整个诗坛。
譬如，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其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唐诗中有大量的边塞诗，若论立意的高度，能超过杜甫这首诗的，似乎没有。
譬如，同是送别诗，在不少情况下，杜甫的诗要比其他诗人的诗立意高。别人的送别诗，一般局限于私谊及惜别之情。在唐人的送别诗中，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可谓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样的立意，已经高出当时的绝大多数诗人。但是，如果跟杜甫的部分送别诗相比，王勃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杜甫的部分送别诗，着眼于时局之忧，民生之艰，勉励友人为官清正，体恤民情，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这一类诗的立意，比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高多了。如《送陵州路使君赴任》：“……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特别是《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首诗，差不多通篇都是嘱咐韦讽爱黎民、树佳政的内容：

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
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
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
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
韦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识。
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
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
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
挥泪临大江，高天意凄恻。
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

此诗皆是为道义而发的肺腑之言，完全摆脱了常见的送别诗的“套路”，立意高远，感人至深。
当然，杜诗的时代背景，不同于王勃诗的时代背景，拿二人作比较，对王勃是不公平的。不过，拿杜甫同时代的诗人跟杜甫比较，结果是一样的，甚至比王勃的差距还要大。

杜诗的立意，高就高在直面现实，心系国家和人民，以天下为己任上。他的《兵车行》《洗兵马》《伤春五首》《释闷》《有感五首》《寄董卿嘉荣十韵》《诸将五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岁晏行》等名篇，辞采且不论，单说立意，就罕有其匹。杜集中此类作品举不胜举，令人叹为观止。刘熙载把“高”列为杜诗不可及的三大特征之一，可谓独具慧眼。

再看杜诗之“大”。所谓“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首先表现在题材和内容的多样性上。杜诗的内容千汇万状，地负海涵，极为丰富，举凡朝政得失、民生疾苦、社会交往、登山临水、臧否人物、谈文论艺、气象季节、花鸟虫鱼、生活琐事……无所不包。杜甫既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诸将五首》等正大庄严之作，又不乏《空囊》《绝句漫兴九首》《崔评事弟许相迎不到，应虑老夫见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笔戏简》等幽默诙谐之作；既有大量的“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类的忧国忧民之作，又不乏“长夏江村事事幽”（《江村》）之类的闲情逸致之作；既有大量的“山连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野望》）之类的“大写意”之作，又不乏“芹泥随燕觜，花蕊上蜂须”（《徐步》）之类的细致入微之作……千变万化，不可端倪。值得注意的是，杜诗中有不少属于独家、“冷门”的作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三吏”“三别”，其它如《塞芦子》《哀王孙》《留花门》《大麦行》《光禄坂行》《苦战行》《三绝句》（“前年渝州杀刺史”）、《负薪行》《最能行》《缚鸡行》《又呈吴郎》《岁晏行》《客从》，等等，皆属此类。这类作品，使杜诗的题材和内容更加多样化。

其次表现在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上。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王安石说：“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宋人孙仅说：“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然自号一家，爀世烜俗。”（《草堂诗笺·传序碑铭·读杜工部诗集序》）古人的这些论述，都是在说明杜诗风格的多样性。

关于“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
这里以《洗兵马》为例，看看杜诗“曲折”在何处。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
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洗兵马》作于官军捷报频传、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诗人对国家中兴充满了期待，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
这两句，是此诗的第一次转折。诗人并没有盲目地为中兴气象大唱赞歌，而是喜中含忧，寓规于颂，这两句诗就暗含忧虑。“独任朔方无限功”并非客观事实，而是诗人希望如此。当时肃宗命九节度使合攻困守邺城的安庆绪，因担心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功高震主而不立元帅，却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督众军。后来九节度使兵溃邺城，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统一指挥各部的元帅。

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
这是第二次转折，诗人对回纥兵驻扎在京师表示不安。回纥的军队是协助唐王朝平叛的，但是他们骄横跋扈，值得忧虑。

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这是第三次转折。虽然长安已收复，但是希望肃宗勿忘当初即位灵武时的艰难以及三年来与安史叛军苦战的经历，不要因为形势有好转就盲目自满。

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
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
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
这是第四次转折。中兴大业，关键在于贤才能够得到重用。因此，诗人对有功于社稷的将帅大力颂扬。

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
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
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
这是第五次转折，写初见中兴气象。“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两句，既是对肃宗父子向上皇行问安之礼的歌颂，也有希望如此的意思，此即寓规于颂。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
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这是第六次转折，这四句诗是对宦官李辅国、鱼朝恩之流气焰熏天的忧虑和嘲讽。

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
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
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
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
这是第七次转折。诗人希望肃宗重新起用受到排挤的房琯、张镐。这里边也有寓规于颂的意思。“幕下复用张子房”其实是祈望之词，并不是说张镐已恢复相位。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
这十句是第八次转折。诗人预期，随着大唐的中兴，普天之下将纷纷入贡，争献祥瑞之宝。隐士们不必再唱避世的《紫芝曲》了，文人们则纵情书写讴歌河清海晏的篇章。农民翘首望天祈盼甘霖，到处都有布谷鸟鸣叫催人耕种。围攻邺城的战士尽快取胜归来吧，家中的妻子做梦都在盼团圆。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最后两句是第九次转折，大意是怎样才能得到倾泻天河之水的壮士，把天下的兵器冲刷一空，让国家长治久安，让人民共享太平。

《洗兵马》虽然极尽“曲折”之能事，但是内在逻辑严丝合缝，神完气足，浑然一体，绝无松散之病。“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诚哉斯言！

总之，刘熙载的这段话，确实是高论，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杜诗，是很有帮助的

学鸣声韵

刘熙载说：“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