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漫谈之四十八：就《大文论》与张九紫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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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无邪漫谈之四十八：就《大文论》与张九紫商榷

      文学的航船是需要不时拨正的。在诗歌陷入醉心于个人自我抚摸、散文大面积走向小情绪小境界的时候，“大诗”“大散文”的提出无疑是一种纠正，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同意张九紫文友《大文论》的基本主张。
      “大散文”的提出，始于贾平凹，应该有六七年了。诗要从“个人抚摸”和“自我呻吟”走出来，近年间是谢冕又重新提出来的，也有两三年了。我之同意九紫，需要明确的，是完全鉴于目前诗歌和散文的整体形势尤其问题，而非离开当下具体创作实践一味或单纯求“大”。实际上或者理论上，“大”要写，“小”也要写，不能偏废；各种题材，不同立意，多样篇幅，都须顾及，俱不可少。
       所谓“大”，应该是重大题材、重大事件、典型人事，应该是恢宏的结构，如椽之笔，应该是典型的揭示、深度的发掘，应该有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应该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审美冲击，应该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篇幅大是其中一因素，但不该是绝对因素。还有气魄大，也很重要。大诗和大散文，应该同时具备以上几点，但无须全部具备。题材大，笔力不逮，表现不出来内在，思想与艺术平庸，无法称其为“大”。这现象大有实例，比如大量应时讴歌重大事件重大节日的诗歌。篇幅虽长而不具备其它，很可能只是一堆文字垃圾。譬如长篇小说，2010年达到3000部，数量世界第一，但大气象大境界者，凤毛麟角。文字少但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重大主题，挖掘深刻，升华了境界，有典型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抑或文化意义，应该无愧于“大’。诸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王昌龄的《出塞》、王维的《使至塞上》高适的《燕歌行》、杜甫的《春望》、《登楼》、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陆游的《书愤》、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顾炎武的《海上》、黄遵宪的《上岳阳楼》、丘逢甲的《春愁》、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郭沫若的《天狗》等等，都是篇什简短的诗词，谁能说不“大”呢？
       对张紫九的具体论证，有几点不能苟同：
       一、“几千年来竟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诗”。事实绝非如此。在中国诗歌史上，就叙事史诗来说，与希腊、罗马、印度等国固然有差距，这是共识，梁启超、王国维等对此都有论述。因此有的人甚至认定中国没有史诗，其实不然，《孔雀东南飞》、《格萨尔王》，无疑史诗。九紫所议大诗当然与史诗并非一个概念，应该比史诗小得多，那这结论，就尤为武断。《孔雀东南飞》与《格萨尔王》就不说了，就题材与篇幅，“乐府双璧”之一的《木兰诗》、屈原的《离骚》、《天问》，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长恨歌》，大诗无疑。现当代的新诗则有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艾青的《向太阳》、李季的《向昆仑》、闻捷的《复仇的火焰》、贺敬之的《雷锋之歌》、纪宇的《风流歌》、海子的《河流》、杨炼的《诺日朗》、王久辛的《狂雪》等等不计其数。篇幅短而不失为“大”又有一定影响力的古今诗歌力作就更不胜枚举了，前已有涉，这里从略。
       二、“散文发展到现在······只有小散文了”。不尽然，建国之前姑且不说，只说建国后，矛盾、秦牧、刘白羽、贾平凹、余秋雨、徐刚、周国平、李存葆、周涛、王充闾等等，都是方家大匠，皆有宏文伟构。而这里面贾平凹对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反映的真实细腻，余秋雨钩沉历史的博大文化视角，周国平观察社会的哲学笔触，李存葆对环境对民族的忧患意识，都要超过建国前的散文而无愧古代名家。
       三、“提倡大文是适合时代特点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如果离开某种创作问题倾向而孤立的如此主张，这样提倡显然是不正确的。任何一个时代，需要大文，也需要中文，还需要小文。需要旭日喷薄，鹰击长空，大河奔流，江山社稷，但也需要小桥流水，花前月下，蝉鸣莺唱，市井民俗；需要高文典册，体大思博，冠绝时流，也需要佳章懿言，精微融贯，自树一帜；需要纵横捭阖，汪洋恣肆，气魄沉雄，也需要细腻经营，流丽婀娜，造微入胜。无论从对生活的反映还是从人民群众的需要来说，百花齐放，多彩多姿，更应该是时代对文学的完整要求。
      读之仓促，网上信笔，率意直言，难免错漏，诚望谅宥！
      201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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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