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赋学研究年度报告（上）

三余草堂

2023年赋学研究年度报告（上）
原创 程维 辞赋研究
2024年10月11日 16:16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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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赋学
研究年度报告（上）


程  维


原文刊自《中国赋学》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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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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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赋学研究体系的形成开始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陈去病《辞赋学纲要》、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和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是这一时期的经典论著。20世纪50—80年代,赋学研究在港台、日本和欧美蓬勃发展,代表性著作是台湾学者张清钟《汉赋研究》、香港学者何沛雄《读赋拾零》、日本学者中岛千秋《賦の成立と展開》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赋学研究开始炽热起来,并带动了港台和海外赋学研究的发展。近十年来,赋学研究空前繁盛,非常多的学者投入赋学研究的领域,新的著作、论文层出迭见,研究动态更新极快,这就需要我们对于赋学的研究现状进行及时的总结。于是我们决心推出赋学研究年度报告,供学界参考。

2023年度的赋学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出版专著7种,发表赋学论文300余篇。总结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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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赋学文献及其域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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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研究方面,有连凡《<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赋分类考论》、吴光兴《文集“首赋”体制之建构——以两汉之际学术演变为背景》等文章,对于重要的旧话题提出了新见解。《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的分类标准问题,是文学目录学上的重要话题之一,学界的讨论非常多,莫衷一是。连文认为学界的各种观点基本都是从赋本身找原因,因而常常过于求全责备,但从文献分类的实际操作来看,并非如此。该文独辟蹊径,从文献整理者的主观性和偏差性出发,讨论《诗赋略》的分类问题。的确解释了过去研究中不少抵牾产生的原因。吴光兴则讨论了目录学上另一个重要话题,即文集首赋的问题。作者认为,文集“首赋”体制建构的原点是《七略·诗赋略》,西晋挚虞《流别集》承上启下,南朝萧统《文选》奠定重要地位,至唐代文集“首赋”体制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该文清晰地梳理了文集“首赋”体制的整个建构历程,对于此目录学现象的形成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赋学文献校勘与辨伪方面,柯马丁、踪凡等学者作出了突出贡献。文献考辨之门径,不少学者已有过论述。而单就赋学文献的考辨,则尚未得到方法论上的总结。踪凡《赋学文献考辨方法论》一文弥补了这一遗憾。该文从赋学文献的书目检索、文献版本源流的梳理、同名文献辨析、盗版文献甄别、文献年代与作者考辨、文献辑佚与辨伪六个方面论述了赋学文 献检索考辨之法。这些方法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以来赋学文献考辨经验的总结,精细入微又行之有效,值得借鉴。踪凡、查文莹《<声律关键>新校》一文对前辈学者詹杭伦标点整理之《声律关键》进行了匡补正谬,计162条,对于该书的校订贡献甚巨。柯马丁《<司马相如列传>与<史记>中“赋”的问题》一文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献性质辨析之作。该文认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史记》其他材料之间存在一系列矛盾,如列传中对“赋”的讨论建立在一个世纪之后的扬雄观点的基础之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罗曼史、《封禅书》《大人赋》的叙述是逸事传统的产物,对“谈”字的不避讳,赋中正字是后世字体标准化的产物,列传的句法特征晚于《汉书》等,继而质疑《司马相如列传》的可靠性以及所载相如赋文本的原生性。结论虽是推测性的,但论证极为精彩,研究思路上更是能给予国内赋学界极多启发。

赋学选本研究方面,有董龙光《刘宋时期的<赋集>编纂及其学术意义》,刘明《敦煌唐写 本<啸赋>残卷校理》,华若男、杨许波《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特色及赋史意义》,林思仪《南 宋科考律赋集<大全赋会>考述》,彭安湘、程琛《<古文苑>辞赋“选系”三论》等。董文以谢灵运、刘义宗和宋明帝刘彧所编纂的三部《赋集》为核心,考察了南朝宋时期赋集编纂的书籍史背景、政治原因、知识界风气,并分析了刘宋时期的《赋集》作为我国第一次出现的专门性赋体总集在赋学范本、审美趣向、体例编纂、文体辨析、赋作保存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刘文通过考察敦煌所出《啸赋》残卷的内容与卷次的不同文本依据,推测唐代白文本《文选》的“正文依据李善注本,卷次依据萧统原本”的产生机制,并综合抄写的文献来源和注音特点,判断《啸赋》残卷整体文献内容皆产生在唐代,属于唐写本。该文对于文献形成复杂性的认知无疑是精当的。华若男、杨许波文认为,吕祖谦《宋文鉴》在选录赋作标准方面的独具慧眼及其对待古、律赋体的调和、折中态度,呈现出不同于当时赋集的独特风格;具有开赋体辨别的先河、助推北宋赋的经典化、建构北宋赋史等文学史意义。林文考察了《永乐大典》残存南宋律赋集《大全赋会》,认为该书可能是南宋解试之作,从编纂体例、文章内容、作者分布方面都反映了当时科考时文的程序化趣向与理学色彩,折射出南宋士人的精神风貌与知识结构;又因其中大多数作者史籍未载,大多数赋作《全宋文》未见,因此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彭安湘、程琛《<古文苑>辞赋“选系”三论》一文,该文跳脱出选本的单一考察模式,而是将前后相续的选本视为一个群体。作者认为,就选赋而论,《古文苑》上承继《文选》,中比肩《文选补遗》,下启发《续古文苑》,构成了“一源三流”的“选系”群体;它们在赋学价值取向上共同体现出以选为史的意识、以选见志的用心、以选察时的目的;而内争衡文道、外诠分古律,是该“选系”成员间以及与其他赋选的主要分歧点。该文创造了“选系”批评的概念,并整体性考察整个历时性系列选本的特点与价值,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选本研究,对于整体的文献学研究都有很大启发作用。

在赋学文献的域外传播研究上,本年度成果颇丰,主要以东亚汉文化圈的研究为主。左江考察了朝鲜时代《哀江南赋》的四种注解[分别出自李植编选的《俪文程选》,柳近编选的《俪文注释》,佚名编选的《选赋》(一卷本)、《选赋抄评注解删补》],并讨论了各本之价值,认为李植本水平最高,价值最大;柳近本能吸收清人注解,提出新见;删补本对李植本的注解文字进行了润色加工,可读性更强;选赋本因错误较多,价值最弱。冯芒对日本典籍中出现的新赋与典丽赋展开考察。作者通过中日两国文献的对读互见,发现《新赋》是一部湮没于我国历史的唐代律赋集,后东传成为平安中期日人接受唐赋的重要文本来源;而入宋之后编选的唐宋律赋集《典丽赋》,后东传成为平安后期日人校勘唐人律赋的重要依据。该文通过大量的文献比对,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尤其是对于唐人律赋在中日两国流播轨迹的勾勒,非常有参考价值。薛瑞丰考察了《憎苍蝇赋》在日本和朝鲜的注释、传播、模拟现象,并对其政治、文化背景进行了探究。同样的动物意象,在不同国家的内涵有何或隐或显的差异性,这本身就是个有意思的话题。陈灿彬考察了《感春赋》的理学意涵以及它在15至20世纪朝鲜的拟作、次韵现象,文末附有“朝鲜文人拟次《感春赋》表”。张雪君《交流与回响:论徐居正的<赤壁赋>题诗》一文对苏轼《赤壁赋》在朝鲜半岛的流播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以徐居正的《赤壁赋》题诗为例,分析了《赤壁赋》在朝鲜半岛引发广泛且深远的文学、文化效应的原因。

有关辞赋在英语世界传播的相关论文,则有蒋哲杰《汉魏六朝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阮诗芸《李高洁的苏轼赋文译介与研究》等。蒋文描述了汉魏六朝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现状,简要呈示并分析了英语世界赋学的发展路线;并对过度依赖汉学家个人来推广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播现状表达了担忧,提出中国赋学界应主动做好赋的翻译和推介工作的建议,颇具启发性与可行性。阮文则着重考察了英国汉学家李高洁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通俗性译著《苏东坡集选译》及学术性辞赋译著《苏赋》;前者曾引发国内学者如钱钟书等的书评,后者是英语世界唯一一部译介本辞赋别集。相对于东亚汉文化圈的赋学传播研究,英语世界的研究主要以翻译与介绍为核心,还有很大可开拓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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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辞赋文本及本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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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研究与本事研究,从大的层面来看,都属于本体研究的范畴。重要的辞赋文本,已然有不少杰出学者的精耕细作,加上能够辅助解释的出土材料很有限,故而欲在此领域取得创新与突破,难度很高。然而本年度,在赋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辞赋本体研究仍然取得不少创新性的成果。

辞赋文本研究的著作有于淑娟《汉赋与汉代辞书研究》一书。该书立足于语言文字学视角,来对两汉辞赋的文本进行研究。前四章分别从字形、词汇、修辞、结构探讨汉赋文本与汉代辞书的关联;细致地比较了汉赋与辞书的联绵字同词异形、字形繁化现象,叠字与方言特点,联边、复语和对偶等手法等。第五章讨论汉赋、辞书与汉代制度之关系。书末附有《汉赋联绵字简明通检表》《汉赋迭字简明通检表》,对于语言文字研究也有参考价值。小学是古代学者研究的重要基础,而汉代赋家又多是小学家,因此以此为视角来研究汉赋文本,是切中肯綮的方案。

论文方面,有对单篇赋作的重新阐释。如苏轼《赤壁赋》,古今讨论者甚夥。然而对于何为“不变者”、前后两层之关联性问题,争议仍然不断。成玮《追寻不变者:苏轼气论与<赤壁赋>新解》一文跳脱《赤壁赋》的内部阐释,以苏证苏,阐释了苏轼的“气论”与该赋的关系;认为赋中所谓“不变者”,便指作为万物质料的气;“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则指对形之精华的领取。该文以《赤壁赋》为引子,讨论了苏轼的气论问题;再以气论思想体系反观赋作;确乎对于《赤壁赋》的相关疑问,提出了合乎人之常情又合乎东坡气象的解释。岳进《早期辞赋中的身体治疾与山水观想研究——以<七发>为中心》一文以枚乘《七发》为核心,探究声色欲望的满足、视听感官的享受、身心疾病的医治,与登山临水的身体感受之间内在的关联;从身体的维度展示山水如何进入主体的审美想象,建立情感体验关系,转变为审美对象。学界对于山水审美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六朝。而本文将其提前到汉初的赋作《七发》,认为其以观想的方式牵引着身体的微妙感受的审美方式,绾合气血和精神的起伏变化,开启了中国山水审美化的进程。邓稳《由齐、楚设喻论<子虚上林赋>的大一统主旨》一文以文学地理学为视角,讨论了《子虚上林赋》争议不断的主旨问题。该文从西周自汉初士人对东西地缘政治矛盾的认识、司马相如在东西两地的亲身经历出发,推断此赋主旨是“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即歌颂宣扬大汉内部的统一。侯金山《夏侯湛<鞞舞赋>“在庙”“在郊”句辨义——兼论鞞舞在西晋时期的功用与地位》一文通过分析鞞舞在晋代元会中的应用、傅玄《鞞舞歌》的功能以及王僧虔对鞞舞的批评,对于夏侯湛《鞞舞赋》中的“在庙”“在郊”两句的传统解释进行了反驳,继而得出此两句非征实之论而是凭虚夸饰之辞的结论。考论翔实,结论可信。

也有对系列赋学文本的综合考察。刘朝谦、张丹考察了汉魏系列《琴赋》中的多重复调式美学结构,认为其把儒家雅乐的美学观念和隐逸之士反抗主流社会的文化姿态打通成一体,从而形成古琴雅而悲苦的独特审美风格,反映出汉魏赋家在入世和出世之间的妥协与挣扎。孙晶、王凯丽考察了王十朋与潘滋的同题赋作《蓬莱阁赋》,比较其写作缘起、地域文化书写、风神旨趣及对前代的继承与创新等。王十朋是南宋名臣,潘滋是明代文人;二赋所写蓬莱阁又分属越州、登州,名同实异。这种具备复杂名实、时空关系的文本比较,在互文性研究中实属创新之举。田胜利对于京都赋用《诗》的现象和内涵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其包含了赋家的匠心,例如京都赋用《风》诗少而《雅》《颂》多,实际是体现了赋家在用《诗》形式和内容上的双重选择。刘伟生对于左辅的四篇赋作《蛙鼓赋》《隔篱听书赋》《拟潘岳籍田赋》《桂馨一山赋》进行了听觉上的叙事考察,认为其主旨是围绕儒家传统的道、学、政展开,其主要手法是实现听觉与视觉的相互转换,取材别致,内容健康,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与艺术价值。从听觉层面把握左辅赋作的特色与价值,这显然是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潘静如《早期<海赋>创作与赋体及审美流变》一文,对于西晋木华和南朝齐张融的两篇同题之作《海赋》进行了文本比较与接收的研究,并对于两赋文学风格的嬗变性和经典性进行了妥适的概括。

在赋学本事研究上,2023年度也产生了一些高显示度的成果。著作上,有刘跃进主编、孙少华编著《秦汉文学纪事》和刘刚、李骜《宋玉赋地理、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与研究》两书。《秦汉文学纪事》弥补了秦汉文学纪事的空白,也弥补了赋学纪事的空白。同时,它对于传统的“文学纪事”体例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文体上不止步于“纯文学”,还涉及他们与经学、史学、子学、宗教、玄学等的关系;纪事主体上,由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扩展到对当时“文学”发生、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之人,对当今文学研究有所启迪之人;“按语”评论,不止于分析文人“逸闻轶事”,还兼及对其著述、文学思想来源与影响、文本风格等各方面分析,力图挖掘当时的学术信息。对于我们了解相同赋学作品的不同侧面、不同书写角度,了解赋家被塑造、被书写的需要与目的,从不同层面把握史料背后的学术线索,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宋玉赋地理、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与研究》一书采取社会科学田野调查的手段,对于宋玉赋相关的一系列地理问题,如“阳城”与“下蔡”地望、“庐江”地望、“巫山”所指、“衡山”地望、“章华台”所指、“郢中”所指以及与宋玉生平相关的诸多地理问题,进行了实地与文献的双重考察,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例如宋玉赋中的巫山当是今湖北汉川之仙女山,而非重庆之巫山;宋玉赋章华台所指当是楚襄王仿建的位于今河南商水县的章华台,而不是楚灵王所建的两处章华台;宋玉赋“郢中”之“郢”所指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第二座都城陈郢。不少话题在历史上都存在争议,而作者的结论至少可备一说。论文方面,有三篇文章都涉及杜甫献赋之事。杜甫现存六篇赋中,只有《天狗赋》缺少作为“献赋”的直接证据,导致其性质不明。吴怀东《杜甫<天狗赋>“献赋”性质考论》一文,通过对献赋传统、投匦制度与杜甫的实践,杜甫当时的处境、心态,韦氏家族对他的帮助等层面的考察,对于《天狗赋》的献赋性质作出推测和判断。论证翔实中肯,结论令人信服。孙微探究了杜甫献赋后为玄宗所赏却未能立即授官的原因,对学界的拖延说、作梗说、守选说一一进行反驳,继而认为杜甫献赋求仕、召试文章背后正是天宝十载(751)怀才抱器举人群体应诏之事,杜甫献赋而未能立即授官的原因并非朝廷的拖延,而是与李林甫对文士一贯打压的政策有关。作者熟稔相关材料,以杜证杜,结论妥帖可信。王雨晴则反驳了旧注关于《雕赋》的进呈时间的说法,认为应是在天宝六载(747)落第后至天宝九载(750)冬预献《三大礼赋》前,并对《雕赋》的政治背景、投献失意的原因进行了推测。

除杜甫赋,黄香《九宫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张阶《黄赋》等赋作的本事也得到关注。东汉黄香的《九宫赋》文辞古奥迂涩,自南宋章樵在《古文苑》中详为注释后,一直被视作附会九宫谶纬之作。侯文学、王珊珊《<九宫赋>颂章帝汶上明堂祭礼考订》一文,通过对赋文疑难文句的疏证、篇章结构的分析、创作主旨的探究、文本系年的考证,推断出该赋以明堂九宫为楔引、以遨游轻举为体例、以天子巡幸为主线的颂圣之作的性质。论证精切,推翻了前人的看法。周兴泰《唐张阶<黄赋>本事考》一文,通过辞赋内容与唐代史实的对照,认为张阶《黄赋》当为针对天宝九载(750)发生的“以土代火”之事而作,而非为未及第时所作。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涉及辞赋的边疆书写。马言、安相《赋写民族:和瑛<西藏赋>的边地书写》一文,以蒙古镶黄旗人和瑛所作《西藏赋》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对于边疆书写传统的承变、书写方法的创新、虚实转换的民族书写修辞、民族体认的大一统国家意识等。高人雄、周兴阳考察了清代描写天山的系列赋作,对书写传统、书写特点、修辞艺术、审美视角、国家认同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倪浓水、张洁莉《邱濬<南溟奇甸赋>中的“琼人扬琼”作为》一文认为,邱濬《南溟奇甸赋》是对朱元璋“奇甸”这一赞语的发挥,成为“琼人扬琼”中“海南塑造”的一个经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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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赋史建构与赋体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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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史研究是历年赋学研究的重头戏。本年度的赋史研究也成绩斐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位。

其一,赋体生成。关于赋体生成与起源问题,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骚》,或谓源于诸子,或谓源于俳词,或谓源于祭礼,又有多源说。各有其据,但皆有偏颇。葛刚岩《解释学视野下的赋体原始》一文,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思路。文章认为“赋”字本义原指与戎事相关的军需财物,后转而为修辞之“赋”,再演变升格为文体之“赋”。该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阐释学思路,即清楚区分了“影响”与“起源”的差异,影响是可以多元的,而起源应当是单一的。这为赋体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刘成敏则将先秦辨学作为赋体的源头机制进行探究,不但为赋体生成提供新说,更借赋体来还原“口语社会”向“书写社会”演变的内在轨迹,考察言说、书写之于中国文学生成、衍变的意义,这是极富启发性的研究思路。唐定坤《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一文,发挥王芑孙的文体发生学观点“别子为祖”之说,认为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这一观点对于传统的“诗源说”有着重要的补益作用。杨金波则将《左传》作为汉赋源头之一,认为二者物理联系、风格气象、假设问对上都有承继关系,为赋体多源说提供了新的佐证。柯马丁《西汉美学与赋体的生成》一文,检讨了现行的赋学观念,认为赋并非一种定义明确的文类,也非直接参与政治讽谏的文体,赋家更非有影响力的讽谏者;赋实际是西汉宫廷文化中最普遍的文学现象,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是集合修辞、愉悦以及道德讽劝为一身的表演性文类。该文还原赋体在西汉时期的原始生态的思路,是极具启发的文体研究门径。赋体起源与本义是个非常棘手、创新难度极高的老话题。本年度的赋学研究在此话题上仍有所斩获,实属可贵。

其二,序统建构。孙少华《“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以西汉辞赋八家为例试论汉初文人赋学地位之升降》一文,通过西汉赋家地位的变化过程的考察,来讨论文本的递代变化与文人地位变化的互动性问题。文章认为,《史记》《汉书》的叙述中,枚皋、东方朔赋学地位较低,无法与一流赋家如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并称;而陆贾、东方朔神仙家、博物家、“辩略”家等其他身份的彰显,渐渐提高了他们在赋学领域的地位;刘勰对他们赋学地位的定位是接受了这种“历史建构”的结果,而未必符合辞赋文本当时的实际情况。学界对于赋学地位建构的讨论,往往拘囿于文学内部。该文的结论告诉我们,文学地位不一定是由文学批评所建构的,而可能是由其他形式的建构而自然连带造成的。这种超越了文学研究的统序建构视野是极具启发的。王思豪《“赋统”论——关于中国赋学的建统与归统问题》一文,是对于赋学统序的统观性考察,对于中国赋学究竟有无“统”意识、赋学的“祖宗”观点构建出了什么问题、赋如何承载“道统”与“治统”、赋统如何走出“小道”、中国赋学的传承谱系建立到何程度等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讨论;继而得出中国“赋统”的建构意识早于“诗统”“词统”“曲统”意识生成,具备载道精神,在中华文脉的传承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结论。该文是首篇通论“赋统”的文章,视野宏阔,思虑精深。沈相辉《模拟圣人汉书·扬雄传>中的身份认同与自传叙事》一文认为,《汉书·扬雄传》是班固以扬雄《自序》为蓝本撰成,很大程度上是扬雄自我呈现的自传文本。扬雄在写作时就意识到这篇文字以后会被朝廷采用,故文中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塑造与自我保护倾向;叙事结构上模仿孔子经历进行安排;叙事手法上继承了史传的叙事技巧,以达成文本真实性、客观性兼备的阅读感受。该文从叙事学角度剖析了扬雄自我建构过程,颇有新意。杨晓斌、肖佳琳通过考察《魏书》采摭的北魏赋作,回归历史语境,探究史家的史笔文心,借此认识北魏赋体创作的文学生态与整体面貌、史书的录文体例及其旨归,以及史传录文的文学价值、文体学意义。考察细致,结论可信。

其三,赋史代迁。刘培《思想、历史与文学》一书收录多篇赋史研究的文章,如汉魏六朝文学篇收录了《东汉论都赋内蕴的演变》《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汉末魏晋时期的经学与辞赋》,宋代篇有《两宋之交辞赋的传承与递变》《论南宋初期的爱国辞赋》《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正心诚意 修辞立诚——论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文学精神的规范与重塑》《论北宋真仁间辞赋创作的治平心态》《论两宋之际的党争与辞赋创作》《转向内在:宋代辞赋中“国家形象”的演变》等。该书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考察了汉魏和宋代的赋学演变,是近来赋史研究的重磅之作。时俊龙《长江赋史论》是专题类赋史著作。该书搜辑、整理、辨析、考订了历代长江赋的文献,并从赋作特色、赋学图景、文化意义、长江精神等多个层面对长江赋的发展史进行了考察。

论文方面,许结极为精练地概括了历代赋学创作的时代精神,认为汉赋尊“礼”,晋赋崇“玄”,唐赋重“律”,宋赋尚“言”。蔡丹君、于晨雪考察了银雀山汉墓《唐勒》赋入墓的因由,并确认其作为从“楚辞”到“汉大赋”之间的过渡性文体,在辞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论文以小见大,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孙少华探讨了王褒的赋体创新精神及其在汉赋发展史上的贡献,包括创新汉赋文体形式、赋予作品更加强烈的“文学性”、发展俗赋一体等。论文大处着眼,又经细部谛察,极具说服力。陈丽平考察了《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的历史过程,认为在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得到改变,《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得到巩固。马银川、周兴泰讨论了游艺、节日两类题材的礼文化的内涵。周兴泰认为唐代节日赋具有铺陈典礼仪式与节庆活动、颂扬王道精神与帝王仁德,昭示驱疫祈愿、赦罪求福的民俗心理等文化意蕴。马银川认为汉魏游艺赋中相关的礼义、规则、流程等的描写及娱乐色彩的淡化,是有其政治与文化的目的。唐定坤探讨了“六朝体”赋这一重要赋学现象,认为其在题材、手法、用字、句式等方面,相对于“两汉体”赋而言都存在巨大的转向;其转向又分三个阶段,以建安开启路向,太康可为标识,齐梁最显复杂。该文对于“赋亡”“失体”命题和后代赋文本风格学归属的理解都有所助益。钱志熙认为,《山居赋》的写作动机,在于向朝野士庶解释隐逸行为,并且建构一种以自然思想为基础、顺从性情为宗旨的门阀士族新的隐逸思想;同时,谢灵运还有意识地标榜存在于会稽郡中的新旧两种隐逸传统。该文挖掘了“栋宇居山”士族之隐这种新兴的隐逸观念和模式,对于隐逸史、隐逸文学的研究都有所助益。余江梳理了前科举时代文才与士人仕途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赋的文体特点与封建选士要求的适应性,揭示了科举试赋的某种必然性。陈蕾以北大汉简《妄稽》和敦煌《丑妇赋》为中心,考察了汉唐俗赋在题材意蕴、文体形式、“表演”艺术方面的传承与演变。曹世瑞发掘了唐代辞赋同题创作与传播的现象,将《全唐赋》中509篇同题赋分为科举试赋、献赋与奉诏作赋、唱和赠答赋、异时异地同题赋四种类型;认为科举试赋是唐代最大规模的同题共作,献赋是对唐帝国繁盛的集体书写,唱和赠答赋是文人之间同声相应的交流,而异时异地同题赋是跨越时空的回响。学界对于同题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该文是对唐代同题赋的首度垦掘。陈莜烨分析了室宇赋在宋代各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特征,及其内容上逐渐摆脱体国经野的探讨,而转向生活的书写与人生问题的思考的创作倾向。李卉考察了明清闺秀花卉赋的写作范式,认为其在创作动机上表现出对“讽谏”传统的突破,在具体描写中以纤细的语言材质在花卉观察中代入“自我”,在旨趣上体现出明清女性文学新的思想境界。古代文体中,赋体较诗、词、小说更接近男性思维。该文精细地分析了女性花卉赋的创作特点,并将其与男性同题材作品的时空特性、性别意识进行比较,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视角。张佳生、张晴考察了清代的八旗文人的辞赋,认为八旗赋家的特殊身份和心理意识使得他们在题材选择、情感抒发、艺术表现方面独具特点,对清赋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赵俊波《中国近现代传媒与报刊拟赋》,陈怡雯、孙福轩《民国时期文教报刊中的师生赋作》二文,均以近代报刊赋为研究对象。赵文考察了报刊中大量涌现的拟赋的原因、特点,认为其语言、结构与原作高度雷同,其题材与新闻报道有密切的关联,其功能有讽刺、劝诫、宣传鼓动等。陈怡雯、孙福轩文认为,民国报刊中的师生赋作,较大程度地保留了传统赋体的抒写题材与体式特征,是古典辞赋在近代的余响。

其四,赋体沿革。本年度的辞赋体制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代和清代。刘伟生《赋体铺陈叙事研究》一书从赋体铺陈本质出发,系统探究了赋体本质与叙事、赋体手法与叙事、赋体结构与叙事、赋体题材与叙事等赋体叙事的核心问题,探究赋体叙事结构的共性与个性,探究赋体题材与赋体叙事结构的关联,并具体分析猎苑、京殿、述行、女性、寓言等几类题材的叙事模式与文化意蕴。该书开拓了赋体叙事研究新的领域,构建了赋体叙事研究的基本框架,在赋学研究内容上具有较大的突破。李霖、吴广平考察了屈原、宋玉的香草美人意象在创作传统与审美风貌上的差异,认为相较于屈赋香草美人意象的重抒情、重政治象征的特征,宋玉赋香草美人意象则重写实、重铺陈,主观性因素减少。易闻晓《赋本义与名物推类铺陈》《类赋的辞章:汉代对问和设论的文体属性》二文,皆是讨论赋体之作。前文讨论赋体推类铺陈名物的特性,认为铺陈是人类观念中名物叠复这一普遍现象的赋体投射。后文则从杂文与对问源流、设论与对问的分合交互、辞章之本与赋体流亚、事类铺陈与纵横遗风数个层面,探讨了汉代对问和设论的文体属性。二文皆见解通达,得其体要。马言《学问所系:汉大赋的文本建构》一文认为汉大赋以学问为赋的特点,有得于先秦诸子学说、纵横之谈及汉代经学系统的润泽,对于宋代“以学问为诗”的潮流有开创范式的意义。潘务正《清代律赋神韵论》一文考察了清代律赋的体制特征,认为由汉大赋到清代律赋,经历了从得形、得势到得韵、得性的发展历程;清代律赋融合与之体制相近的唐诗、八股时文等文体特性,又兼融六朝骈赋的传统,构建出以神韵为极轨的体制追求和审美体认,创生了律赋的新传统。清赋研究向来不发达,加上清代赋学选本和批评极为繁多,本文从纷纭杂沓的清代赋学文本和批评中准确抽绎出“神韵”这一范畴,对于清代赋学研究是巨大的推进。曹天晓考察了学界所未曾瞩目的櫽括赋这一特殊体裁及其创作路径,并探究了其产生和未能形成大规模创作的缘由。程维探究了赋体产生早、历史长却未产生流派的原因,认为是由赋体的体制和观念的独特性造成的。历代赋学批评长期持守的经义文体观,导致了赋学风格的整体上偏执与固化;赋体铺陈的核心文辞特征,造成风格的冲淡与理性的鸠居;“赋家之心”的非个体性、非自然性以及实用功能脱落的不彻底性,都从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风格与流派产生的空间。

书写名物也是赋体的重要特征。易闻晓考察了汉赋不同体制写“物”的变化,汉大赋多致名物,然以讽喻缩减篇幅,或大题短制,不克铺陈,骚体就事议论,名物为寡,汉末复归情物。文章抓住“物”这一重要线索考察赋体承变,可谓切中要害。蒋晓光认为,汉大赋的名物依托土地产生,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其域内名物的书写,传达出强烈的“大一统”意识;域外名物的书写,是“天下”内涵的丰富与“大一统”观念的延伸。研究汉赋名物的地理特征,既有利于推动文学名物理论研究的深入,也能够为文学地理学的继续开拓提供借鉴。踪凡认为,汉赋作家同类相聚、“离辞连类”的铺写原则,为类书的产生提供了资料来源和分类基础;虚实相间、因夸成奇的名物书写,反映了汉帝国上升时期的文化气象;汉大赋动植物还具有“可增减性”与“可替换性”,而过分铺陈也是散体大赋走向僵化与衰落的重要原因。王飞阳对汉赋的旗类名物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少有祖述,多凭自创,从中可觑见赋家临文创制求异类推、自夸学问的心理趋向;旗类多伴随天子出行,见于狩猎、祭祀、出征、巡行之事,投映了汉代的天人感应观念。黄水云探讨了长门意象在唐代的接受情况,或借长门极言望幸心切,或抒个人失宠之凄凉境遇,或强烈表达心中之怨怼与愤慨,或隐喻自己怀才不遇之苦闷,大抵都是接受了《长门赋》主题及意象而有所开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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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编辑|肖金梦

校对|丁赵宣

审核|刘长悦

楚剑赋夫

目录学研究方面,有连凡《<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赋分类考论》、吴光兴《文集“首赋”体制之建构——以两汉之际学术演变为背景》等文章,对于重要的旧话题提出了新见解。《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的分类标准问题,是文学目录学上的重要话题之一,学界的讨论非常多,莫衷一是。连文认为学界的各种观点基本都是从赋本身找原因,因而常常过于求全责备,但从文献分类的实际操作来看,并非如此。该文独辟蹊径,从文献整理者的主观性和偏差性出发,讨论《诗赋略》的分类问题。的确解释了过去研究中不少抵牾产生的原因。吴光兴则讨论了目录学上另一个重要话题,即文集首赋的问题。作者认为,文集“首赋”体制建构的原点是《七略·诗赋略》,西晋挚虞《流别集》承上启下,南朝萧统《文选》奠定重要地位,至唐代文集“首赋”体制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该文清晰地梳理了文集“首赋”体制的整个建构历程,对于此目录学现象的形成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楚剑赋夫

目录学研究方面,有连凡《<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赋分类考论》、吴光兴《文集“首赋”体制之建构——以两汉之际学术演变为背景》等文章,对于重要的旧话题提出了新见解。《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的分类标准问题,是文学目录学上的重要话题之一,学界的讨论非常多,莫衷一是。连文认为学界的各种观点基本都是从赋本身找原因,因而常常过于求全责备,但从文献分类的实际操作来看,并非如此。该文独辟蹊径,从文献整理者的主观性和偏差性出发,讨论《诗赋略》的分类问题。的确解释了过去研究中不少抵牾产生的原因。吴光兴则讨论了目录学上另一个重要话题,即文集首赋的问题。作者认为,文集“首赋”体制建构的原点是《七略·诗赋略》,西晋挚虞《流别集》承上启下,南朝萧统《文选》奠定重要地位,至唐代文集“首赋”体制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该文清晰地梳理了文集“首赋”体制的整个建构历程,对于此目录学现象的形成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余草堂

楚剑赋夫 发表于 2024-10-19 01:00
目录学研究方面,有连凡《前三种赋分类考论》、吴光兴《文集“首赋”体制之建构——以两汉之际学术演变为背 ...

三余草堂

楚剑赋夫 发表于 2024-10-19 01:00
目录学研究方面,有连凡《前三种赋分类考论》、吴光兴《文集“首赋”体制之建构——以两汉之际学术演变为背 ...

楚剑赋夫

其一,赋体生成。关于赋体生成与起源问题,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骚》,或谓源于诸子,或谓源于俳词,或谓源于祭礼,又有多源说。各有其据,但皆有偏颇。葛刚岩《解释学视野下的赋体原始》一文,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思路。文章认为“赋”字本义原指与戎事相关的军需财物,后转而为修辞之“赋”,再演变升格为文体之“赋”。该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阐释学思路,即清楚区分了“影响”与“起源”的差异,影响是可以多元的,而起源应当是单一的。这为赋体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刘成敏则将先秦辨学作为赋体的源头机制进行探究,不但为赋体生成提供新说,更借赋体来还原“口语社会”向“书写社会”演变的内在轨迹,考察言说、书写之于中国文学生成、衍变的意义,这是极富启发性的研究思路。唐定坤《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一文,发挥王芑孙的文体发生学观点“别子为祖”之说,认为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这一观点对于传统的“诗源说”有着重要的补益作用。杨金波则将《左传》作为汉赋源头之一,认为二者物理联系、风格气象、假设问对上都有承继关系,为赋体多源说提供了新的佐证。柯马丁《西汉美学与赋体的生成》一文,检讨了现行的赋学观念,认为赋并非一种定义明确的文类,也非直接参与政治讽谏的文体,赋家更非有影响力的讽谏者;赋实际是西汉宫廷文化中最普遍的文学现象,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是集合修辞、愉悦以及道德讽劝为一身的表演性文类。该文还原赋体在西汉时期的原始生态的思路,是极具启发的文体研究门径。赋体起源与本义是个非常棘手、创新难度极高的老话题。本年度的赋学研究在此话题上仍有所斩获,实属可贵。

楚剑赋夫

其一,赋体生成。关于赋体生成与起源问题,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骚》,或谓源于诸子,或谓源于俳词,或谓源于祭礼,又有多源说。各有其据,但皆有偏颇。葛刚岩《解释学视野下的赋体原始》一文,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思路。文章认为“赋”字本义原指与戎事相关的军需财物,后转而为修辞之“赋”,再演变升格为文体之“赋”。该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阐释学思路,即清楚区分了“影响”与“起源”的差异,影响是可以多元的,而起源应当是单一的。这为赋体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刘成敏则将先秦辨学作为赋体的源头机制进行探究,不但为赋体生成提供新说,更借赋体来还原“口语社会”向“书写社会”演变的内在轨迹,考察言说、书写之于中国文学生成、衍变的意义,这是极富启发性的研究思路。唐定坤《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一文,发挥王芑孙的文体发生学观点“别子为祖”之说,认为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这一观点对于传统的“诗源说”有着重要的补益作用。杨金波则将《左传》作为汉赋源头之一,认为二者物理联系、风格气象、假设问对上都有承继关系,为赋体多源说提供了新的佐证。柯马丁《西汉美学与赋体的生成》一文,检讨了现行的赋学观念,认为赋并非一种定义明确的文类,也非直接参与政治讽谏的文体,赋家更非有影响力的讽谏者;赋实际是西汉宫廷文化中最普遍的文学现象,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是集合修辞、愉悦以及道德讽劝为一身的表演性文类。该文还原赋体在西汉时期的原始生态的思路,是极具启发的文体研究门径。赋体起源与本义是个非常棘手、创新难度极高的老话题。本年度的赋学研究在此话题上仍有所斩获,实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