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词的基础知识（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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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   词的基础知识

　　　　　　第一课    词的起源、地位、质变

　　　　　　　　一、词的起源

　　词起源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数说：

　　1、古已有之。主此说最力的是清代的汪森，他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刚刚按  误以为长短句便是词，长短句是词的重要特征，但不是根本特征，长短句在诗经中已不少，岂能说诗经中已有“词”藏其中？只能说词的长短句句式“古已有之”，是词的句式之源头。）

　　2、源于乐府。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刚刚按  这是词的音乐源头）

　　3、源于六朝。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一引《曲洧旧闻》云：“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隋炀帝有《夜饮朝眠曲》，岂独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吴越之钱俶，以工小词为能文哉。”（刚刚按  这是词的结构形式的源头）

　　4、源于唐代的近体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云：“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宋翔凤《乐府馀论》亦云：“词起于唐人绝句。”（刚刚按  唐代的近体诗对词的定型有很大的影响，但不是源）

　　以上诸说虽然都似乎有一定的理由，但大都片面，只是瞎子摸象格摸出一鳞半爪，缺乏说服力。探讨词的起源，要综合考虑。好像“人”，精子、卵子、坯胎，都是“源”，但要生下来的那刻才是真正的“人”。又好像种子发芽，既要季节，又要温度、水分、土壤等一样，但要种子拱出土有了两片子叶，才叫发芽。词的源有多种，以上介绍，说明词的句式之源头来于诗经，古乐府是词的音乐源头，六朝是词的结构形式的源头，民间词是词的生长土壤。词的出现除了要探索历史遗传因素，更要考虑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外，还应该考虑上层建筑的诸种影响，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隋唐燕乐（又称宴乐，是隋唐至宋代的宫廷中饮宴时，提供娱乐欣赏的，艺术性很强的歌舞音乐。隋唐宫廷燕乐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最高成就，它来源于汉族传统音乐的不断积累和汉魏以来传入的外来音乐，实质上是我国封建社会音乐文化的精华在长期积淀的基础上以及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催化下得必然产物）。隋唐燕乐的兴起，是诗词的催化剂。因为隋唐燕乐的兴起，当时风行一时的琵琶曲、笙曲、笛曲、羯鼓曲，有的经过文人依谱填词，做到词曲相应，声字相称。在五、七言近体诗及民间曲子的影响下，长期尝试，然后逐步取代唐声诗而成为长短句的曲子词。到了这时，词的五脏六腑才基本上有了，坯胎形成了。可以说，词是燕乐的附属物。燕乐的兴盛是词体产生的前提，词的出现是燕乐流行的结果。据此，词源于隋唐燕乐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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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词的历史，始于南梁代，形成于唐代，五代十国后开始兴盛，至宋代达到顶峰
　　（一）初期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萌芽（不是形成，相当于精子卵子交配期）于梁代，南朝梁代的开国君主萧衍精通音乐、爱好民歌，在其夺取帝位之前，被称为“竟陵八友”之一。其诗作现存有九十余首，多数为乐府，且多模仿民歌。最著名的诗作有《子夜四时歌》、《襄阳蹋铜蹄》、《江南上云乐》、《江南弄》等。由于他对诗歌的热忱和作为帝王的特殊身分，梁代诗歌的演变开始有了向词发展的苗头。
　　词最早的起源时间现在学界犹有争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梁代，没有明确的“词”的形式（只有词的某些零件），词真正的开始涌现，是在中国的唐代。更精确一点，是在中国初唐时期。隋唐燕乐的兴起开辟了新的音乐时代，也开始了词曲的孕育创造期（相当于人的坯胎期）。宋刘梁陈世有新声，但属于清商乐系统。追溯词的起源不能超越隋代，词的产生起于隋代（相当于坯胎初成，句式、字声和韵位形成）。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宋张炎《词源》卷上也说：“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于《近代曲辞》部分首列隋炀帝和王胄作的《纪辽东》，它的句式、字声和韵位跟后来的词都没有什么不同。《隋书•音乐志》说炀帝命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斗百草》、《泛龙舟》等曲。《泛龙舟》的曲辞今见于《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和敦煌曲子词中所载的作品在词律上很为相近。
　　日见繁富与新声竟作的燕乐乐曲，为词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乐曲条件。伴随着当时“胡乐”传入，“燕乐”大盛，词也逐渐脱离传统的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成为一门独立的诗歌艺术。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词是“填”的，到了“填”的这一步，才是真正的词了）。词形成于唐代，兴盛于五代而极盛于宋代。纪大烟袋说“词萌于唐”的不大准确，说兴于唐朝的是对的，说起于五代的则错误。因此刘毓盘《词史》概括为：“勾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这是精确地概括。
　　词出自民间（即词的“母体”），敦煌曲子词是其证，然后被文人接受并发扬光大。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唐虽有教坊、梨园、宜春院等公家的音乐机构，但与民间音乐仍然密不可分。唐五代时期宫廷宴饮中的表演绝大部分由教坊与梨园承担，是宫廷主要的音乐方式；而民间歌曲是民间主要的音乐方式。两种音乐方式之间相互影响，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更深。教坊、梨园与民间歌曲之间的关系表现在表演曲目的借鉴和引用、宫廷乐工与民间乐工之间的交流、宫廷乐工对民间歌曲的促进、修改三个方面。教坊、梨园在曲目上常常借鉴民间歌曲。教坊、梨园曲目来源众多，有前代的清乐、当朝所制的雅乐、来自民间的俗乐、边地的胡乐、宗教歌曲等等。在众多的来源中，教坊、梨园对民间歌曲的借鉴和引用占有很大一部分。
　　崔令钦《教坊记》载教坊曲子三百二十四调，但这只是当时教坊曲子中的一部分。在这三百二十四调中，来源于民间歌曲或与民间歌曲有关系的曲子有：《阿也黄》《八拍蛮》《拜新月》《别赵十》《拨棹子》《采莲子》《采桑》《曹大子》《长命女》《长相思》《刺历子》《赤枣子》《措大子》《剉碓子》《带竿子》《得蓬子》《定西番》《杜韦娘》《断弓弦》《归国遥》《恨无媒》《何满子》《胡渭州》《胡相问》《化生子》《还京乐》《浣溪沙》《回戈子》《剪春罗》《劫家鸡》《静戎烟》《酒泉子》《看月宫》《离别难》《恋情欢》《缭踏歌》《柳青娘》《绿头鸭》《麻婆子》《麦秀两歧》《摸鱼子》《穆护子》《南歌子》《南乡子》《念家山》《破阵乐》《濮阳女》《七夕子》《羌心怨》《鹊踏枝》《山花子》《沙碛子》《山鹧鸪》《拾麦子》《送征衣》《苏幕遮》《踏谣娘》《叹疆场》《唐四姐》《同心结》《同心乐》《玩中秋》《卧沙堆》《武媚娘》《吴吟子》《乌夜啼》《遐方怨》《相駞逼》《杨柳枝》《杨下采桑》《夜半乐》《忆汉月》《忆赵十》《捻盐》《渔父引》《鱼歌子》《怨胡天》《怨黄沙》《镇西乐》《征步郎》《煮羊头》《竹枝子》《泛龙舟》《回波乐》《抛球乐》《倾杯乐》《望江南》《献忠心》《想夫怜》《虞美人》，共九十调，占所存曲调的百分之二十八。
　　①梨园演唱的曲目称之为法曲。“从根本上说，法曲不是一种单独的音乐形式，也不是以某一种音乐形式为主吸收其他音乐形式融合而成的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它是清乐、胡乐、俗乐、雅乐、道曲、佛曲等多种音乐形式的集合体。”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考证为唐代法曲的共二十四调，分别为：《王昭君乐》《思归乐》《倾杯乐》《破阵乐》《圣明乐》《五更转乐》《玉树后庭花乐》《泛龙舟乐》《万岁长生乐》《饮酒乐》《斗百草乐》《云韶乐》《一戎大定乐》《赤白桃李花》《堂堂》《望瀛》《霓裳羽衣》《献仙音》《献天花》《听龙吟》《碧天雁》《火凤》《春莺啭》《雨霖铃》等。其中来源于民间歌曲的有《倾杯乐》《破阵乐》《泛龙舟乐》《斗百草乐》《堂堂》等。《万岁长生乐》和《饮酒乐》的来源或为胡乐或为俗乐，如果将其来源看成是俗乐的话，源于民间歌曲的法曲曲调共有七调，占法曲所存曲调的百分之二十九。教坊和梨园在曲目上表现出来对民间歌曲的借鉴和引用可以说是与民间歌曲最直接的联系。
　　➁词起源于民间，它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和外国传入的音乐有密切关系。
　　虽说词起源于民间，但在1900年敦煌石室打开之前，研究中很难见到民间作品。所以纪大烟袋就说：“词萌于唐，而大盛于宋。”那是他只看到书本流传下来说的，因此局限“萌于唐”。直到敦煌卷子中的词曲面世，才补救了这方面的缺陷。敦煌词曲数量很大。其中有温庭筠、李野（唐昭宗）、欧阳炯词共五首，其余为无名氏之作。作者范围广泛，多属下层，写作时间大抵起自武则天末年，迄于五代。其中最重要的抄卷是《云谣集杂曲子》，收词30首，抄写时间不迟于后梁乾化元年（911），比《花间集》的编定（后蜀广政三年，940），早出近三十年。所用词调，除《内家娇》外，其馀12调，《教坊记•曲名表》均有著录。其中有慢词，亦有联章体。
　　敦煌词创作的早期与作者成分来源的民间性，使作品从内容、体制到语言风格，都表现出这些初起的词，初步脱离一般诗歌的大文化系统，开始独立成体的过渡性特征。朱祖谋跋《云谣集杂曲子》云：“其为词拙朴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可以用于对整个敦煌词的评价。
　　③词最早流传也在于民间，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河传》和《杨柳枝》两调很可能就是隋代的民歌。敦煌曲子词的发现给词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它以充分，坚实的证据证明民间创作是词的最早来源。现经汇辑起来的敦煌曲子词共有一百六十多首(近人王重民辑有《敦煌曲子词集》)，有令词、中调和慢词。它们大都作自唐玄宗时代直至唐末五代，可能还有玄宗以前的作品。其中除了五篇已经考知为温庭筠、欧阳炯、李杰等人所作，绝大多数的作者是无名氏。这些民间作品有的虽经文人的修改润饰(如《云谣集杂曲子》)，但大部分仍保留着朴素、真率的民间风格。敦煌曲子词使我们看到了早在文人词兴起以前词在民间的盛行情况，看到了初期词在民间的发展和当时词体本身的成熟程度。中唐以后的文人词就是在民间词的基础上，吸取和运用了它们的成就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敦煌曲子词之外，唐崔令钦《教坊记》中的《曲名表》也是研究盛唐乐曲的一项重要资料。《曲名表》所载二百七十八曲(连大曲名共三百二十四曲)，都是开元、天宝时代教坊乐妓习唱的调子。虽然教坊曲的来源较复杂，但我们依据曲名，可以看出很多曲调是来自民间的，例如《麦秀两歧》、《判碓子>、《拾麦子》等当来自农村；《渔父引》、《摸鱼子》、《拨棹子》等当来自水乡；《卧沙堆》、《怨黄沙》、《怨胡天》等当来自边塞军中。这样的民间歌曲在全部教坊曲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这个事实一面表明了民间歌曲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深广的社会基础，一面也表明了它们在当时已经受到统治阶级的热烈爱好和广泛采用，把它们大量引进了为宫廷演奏的教坊。它们在社会各阶层的流传影响和吸引了文人们来参加曲调，曲辞的创作，推动了文人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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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一时期   初唐
　　①流行于初盛唐期间的民间词，是词的萌芽阶段。
　　②唐代某些乐曲的曲拍声调与诗尤其是《杨柳枝》等曲调的歌辞，与格律诗并无多少的区别。但据宋人沈括、朱熹等的解释，在唱这些齐言的歌辞时，还需要加“和声”、“泛声”，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贺铸《添声杨柳枝•蜀锦尘香生袜罗》蜀锦尘香生袜罗。小婆娑。个人无赖动人多。见横波。楼角云开风卷幕，月侵河。纤持酒艳声歌。奈情何。朱敦儒《添声杨柳枝•江南岸》江南岸，柳枝。江北岸，柳枝。折送行人无尽时。恨分离。柳枝。酒一杯。柳枝。泪双垂。柳枝。君到长安百事违。几时归。柳枝。----《碧鸡漫志》云：“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言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添三字一句，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　　③文人词在初、盛唐时已偶有所作，如沈佳期作《回波乐》，唐玄宗作《好时光》，张志和作《渔歌》，戴叔伦作《转应曲》，韦应物作《调笑》等。但那时词体还刚由民间转到文人手中，所以创作极少。盛唐文人所写的曲子词基本上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形式，个别为长短句。（《回波乐》李景伯：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
　　
　　第二时期  中唐
　　④到了中唐，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文人开始认真地倚声填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白居易，刘禹锡“依曲拍为句”，作了《忆江南》等调，不少诗人亦间或作词，词始在文学创作中占了一席地位，并且有了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品。元和年间后，文人填词逐渐增多，词正式成为一体。（《忆江南》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⑤教坊歌辞的大量来源是宫廷以外的士人所作，他们的佳句新篇成为了教坊乐工竟相获取的对象。“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这两句诗生动反映了乐府与文场的关系，说明了教坊对诗歌的大量需求。但是文场提供的诗必须要得到教坊艺人的认可，才能进入教坊。因此，诗人都以自己的诗作受到教坊艺人的表演作为一种光荣。在唐代教坊乐妓与文人诗歌的史料中，有一则为人熟知的轶闻，就是旗亭赌唱（开元时代（公元714—741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常聚集赋诗论文，饮酒游赏。一天，在旗亭沽酒相酌，赏玩雪景。正高兴时，见十几个乐工拨弄着乐器蜂拥而入，后面几个服饰华丽的歌女，也是来赏雪游乐的。歌女略略清嗓，准备歌唱。诗人们把坐位挪到墙角，围着炉火静静地在一旁观看，私下议论。王昌龄说：“我们三人齐名诗坛，难分高低。今天，大家注意伶人所唱，谁的诗被采入歌曲最多，谁就获得优胜，怎么样？”大家欣然赞同。一个歌女启齿歌唱，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赶紧用手指甲在墙上划了一横，洋得意地说：“一首绝句。”顷刻，另一个歌女唱的是高适的《哭单父梁少府》。高适学王昌龄的样高兴的在墙上划了一横。第三个歌女又唱了一首王昌龄的诗，王昌龄更神气了，抓起酒杯，一饮而尽，又划了一横说：“两首绝句。”说毕，揶揄地瞧了王之涣一眼。虽然高适、王昌龄两人的诗已先后为歌女所唱，之涣他并不着急，反而打趣地说：“几个无知歌女，唱的都是俚词俗调！”他远远指着一位容貌俊俏的歌女说：“我敢打赌，倘若这姑娘唱的不是我的诗，我终生不再和你们争高下；不然，你们都得拜我为师。”
轮到那个姑娘唱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唱的正是王之涣的诗《凉州词》。）。这则轶闻对于我们了解教坊与诗歌的关系，特别是教坊对于诗人创作的影响及其对诗歌传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价值。
　　⑥但是，此时文人运用曲调的范围还比较狭窄，就现存资料看他们常用的是有限的十几个曲调，如《一七令》、《忆长安》、《调笑》、《三台》等，不过在语言上，他们开始引入近体诗的语言，写来精致凝炼、细腻华美。（如《一七令》：一七令，词牌名，又名“金塔词”。此词调以白居易《一七令•诗》为正体，单调五十五字，十三句，七平韵。另有单调五十五字，十三句，七仄韵等三种变体。代表作品有白居易《一七令•诗》、韦式《一七令•竹》等。
　　　　　　　　　诗，
　　　　　　　绮美，瑰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亦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天下只应我爱，世间惟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唐代民间歌曲，经过刘、白一类大诗人的赏音重视，解散近体诗的整齐形式以应参差变化的新兴曲调，于是对“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越来越讲究了。这样，文人诗的语言及思想感情便开始渗入词中，使词逐渐脱离原来的淳朴真挚、朴素生动但又粗糙简陋的原始状态，形成一种正式的文人文学体裁。
　　
　　第三时期  晚唐
　　⑦晚唐诗人温庭筠，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填词的作家，“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下），其词存世约七十首。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由于此被轻视，作者甚少。而温庭筠题材狭窄，以绮闺阁为主，开词为艳科的先河，遂成花间词派之祖。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但脂粉气浓烈、崇尚浓辞艳句、华丽的词藻、细腻的手法来描绘形象和刻画心理，形成了一种香而软、密而隐的绮丽婉约艺术风格。如《更漏子•玉炉香》：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不道：不管、不理会的意思）
　　此词抒写思妇的离愁。上阕写室内物象，虽是温暖祥和的场景，但孤独的思妇辗转难眠而容颜不整，鬓发散乱，忍受着枕衾间的寒冷与痛苦；下阕通过写思妇在室内听到室外的雨声来描摹人物的心情。全词从室内到室外，从视觉到听觉，从实到虚，构成一种浓郁的愁境。语言流利自然，不假雕饰。上阕辞采密丽，下阕疏淡流畅，一密一疏，一浓一淡，情感变化发展自然。这是文人词趋于成熟形态的一个标志。温庭筠之后，写词的文人越来越多。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词在形式上的特点是“调有定格，句有阕。”晚唐五代，文人词进一步确立，出现了词的专家与专集。如温庭筠是第一个大力填词的词人，《花间集》收有他的词六十六首。《花间集》是最早的一部词选集，共收集了由十八个词人写的五百首词。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词独立成为一体，与诗并行发展。进入宋代以后，名家辈出，经历了词的繁荣时期，词的创作在苏轼、辛弃疾等大词人手中得到了最大的提高与发展。宋词得与唐诗并称，被后人尊为一代文学之胜。不过在这同时，民间词也随着被忽略甚至被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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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五代十国
　　倚声填词尉为成风。西蜀与南唐二地，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成为词人汇集的两大基地。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收集在《花间集》里。西蜀花间词人中，以韦庄的成就最高；而南唐词人中则以李璟、李煜、冯延巳最为出色。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李煜[yù]词的对照：李煜，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961年-975年在位，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宋军破南唐都城，李煜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因作感怀故国的名词《虞美人》而被宋太宗毒死。
　　　　长相思•一重山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
　　后主李煜的前期作品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题材较窄。但也有一些抒发悲愁情绪的作品，没有后期复杂的情感，只是通过写词即兴抒发内心的情感，《长相思•一重山》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词。
　　在政治上失败的李煜，却在词坛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被称为“千古词帝”。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三春花开，中秋月圆，岁月不断更替，人生多么美好。可我这囚犯的苦难岁月，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呢？
　　　　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朝灭南唐，李煜亡家败国，被囚禁待罪于汴京。
　　李煜后期词作多倾泻失国之痛和去国之思，沉郁哀婉，感人至深。《相见欢》便是后期词作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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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于宋
　　第三阶段：宋
　　清人或以时间线索把宋词分为初、盛、中、晚四期。
　　尤侗《词苑丛谈序》把五代至宋之小山、安陆当作初期；淮海、清真词为盛期；石帚、梦窗词为中期；碧山、玉田词为晚期。
　　【一】、宋词的发展概况
　　1.北宋前期
　　北宋前期词坛的上层文人，一般来说都是承袭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等人的词风，并无多少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词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柳永，苏轼等，而以柳永，苏轼成就较突出。
　　晏殊词内容主要抒发歌乐宴饮以及惋惜时光流失的衰迟落寞之感，其词作闲雅而有情思，词风典雅清丽，语言工巧，音调和谐，较有艺术特色。其《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破阵子 燕子来时新社》等，都是为人传诵的名篇。
　　欧阳修词题材狭窄，多写女子体态风姿，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交游饮宴等，喜以俗语入词，清新自然，情意真挚缠绵，其《踏莎行》最能代表这种风格。
　　张先词内容多写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男女之情，对都会生活也有反映。他喜作慢词，对词的形式发展有过一定的作用。
　　柳永词的出现，使北宋的词风为之一变，他在创作中继承并发展了民间词和文人词的优良传统，以其朴素自然的词风，给婉约派词带来了新的面貌，还发展了慢词的体制，对后来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苏轼对词作进行了革新，以诗为词，使词诗化，散文化，议论化，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其词意境豪放雄壮，使北宋词在形式，内容和风格上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为宋词开辟了一条健康而广阔的道路。
　　2.北宋后期
　　北宋后期词坛, 在意境，声律方面有所开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婉约派词人秦观，格律词派的始创者周邦彦，其次是词风与秦观相近的贺铸。
　　秦观词内容多写柔情，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亦有感伤身世之作，如《踏莎行 郴州旅社》，《满庭芳 山抹微云》等，皆感情真挚，风格纤弱，语言工巧，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周邦彦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所作词格律法度极为精审，为后世词人的轨范，影响巨大。
　　贺铸词内容与词藻并重，兼具婉约与豪放的风格，为北宋后期重要作家。其作品多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少数写人世沧桑与个人闲愁的作品较为出色，如《青玉案》。
　　3.南宋前期
　　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建立的金国，占领了宋朝统治的北方广大地区。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建立了偏安的小朝廷，是为南宋。为了维持偏安局面，他向金国称藩称臣。当时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人民和士大夫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这种伟大精神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就汇成文学思潮中的爱国主义。
　　南渡后的词作者，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
　　一是前期以辛弃疾为首的一大批爱国词人的豪放词。尤其是辛弃疾，不仅代表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南宋前期的词作家不少，较著名的有李清照，张元干，岳飞，陆游，张孝祥，辛弃疾，陈亮，刘过等。
　　辛弃疾是一个爱国志士，他既有文才，又有武略，其词慷慨豪放，唱出了处在民族危难中的一个英雄豪杰奋发激越的恻怀，表达了当时人民反抗女真入侵者的愿望。辛词抒情，写景，记事，说理，无往不宜，可说是当时最杰出的代表作家。
　　张元干词长於抒发悲愤之感，为南宋爱国词人开辟了广阔的创作道路。他的《贺新郎 梦绕神州路》,《石州慢 雨急云飞》等都是为人传诵的佳作。其词豪宕悲壮, 直抒胸怀。
　　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被奸相秦桧所陷害，死於狱中。其词《满江红 怒发冲冠》是一首千古不朽的英雄诗篇，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岳飞词风格粗犷，音调激越，感情真挚，其他如《小重山 昨夜寒蛩》,《满江红 遥望中原》等，也流传后世。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亦长於词。其词内容多抒发强烈的爱国思想，杀敌报国的雄心，及对腐朽朝廷的不满，如《诉衷情》，《卜算子 咏梅》等。
　　二是李清照的词是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生活际遇、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变，相应地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也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宋词人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中期之后，一代之雄辛弃疾和姜夔等人，形成了宋代词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李清照是南宋初年的杰出词人，其词婉约清新，在她颠沛流离的晚年作品中，有意兴阑珊的消极情绪和感伤调子，也有强烈的爱国思想。
　　
　　4.南宋后期
　　南宋后期，统治集团因宋金南北对峙局面的相对稳定而更加习於苟安和享乐。开禧北伐的失败，是南宋词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文坛上逃避现实，雕章琢句的作品日益增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了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为代表的格律词派。
　　这时词的创作题材以吟咏日常生活的情怀、流连自然风光为多，情调转向带有伤感的恬淡。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对传统的归复。词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许多词人在众多方向上的探索，在吸收了诗歌及散文的表现手法后，这时又面临着一次总结的时机。南宋后期的词人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虽然比较注意传统，但同时也对过去各种词人的各种手法进行了筛选整理，在词的形式、语言技巧方面作出了新的总结。他们的作品虽然气势不够雄大，境界不够开阔，但对于词的发展，却作出了重要贡献。
　　姜夔以清刚冷隽的词笔开创了体制高雅的格律词派，是南宋婉约词派的重要作家，他的词对后世，尤其是明清词坛，影响极大。
　　史达祖词内容贫乏，多写闲情逸致，雕词琢句，追求形式上的艳丽工巧，缺少意境和气骨。他善於咏物，以描写细腻见长，如《双双燕 咏燕》。
　　吴文英的词音律和协，字句研炼，但过於重视形式，喜用典故，令词意晦涩难明。其词内容贫乏，多写统治者的豪华生活，或抒发颓废感伤的情绪。其少数作品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意境也较高，如《八声甘州 灵岩陪庾幕诸公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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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宋词特点
　　1.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没有取代通俗的民间风格。
　　2.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言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是具有一定根据的，宋代长短句形式几乎替代了整齐句式。
　　3.词发展到鼎盛状态，成为一种完全独立并与诗体相抗衡的文学形式。北宋“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乐章》一集，遂使“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并见前者）。从此，由隋唐燕乐曲调所孳乳寖多的急慢诸曲，以及结合近体诗的声韵安排，因而错综变化作为长短句，以应各种曲拍的小令、长调，也就有如“百花齐放”，呈现着繁荣璀璨之大观了。文学史上，词以宋称，体现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地位。
　　4.婉约为主流。北宋词的主流依然是沿袭晚唐五代，吟风弄月，注重词的抒情性与音乐性，如二晏、张先等。他们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词的语言更加精炼，词的意境更加深婉，词的风格更加细腻，特别是使词的音律更加精美合乐。由于此类歌曲多流行于市井间，以渐跻于士大夫的歌筵舞席上，作为娱宾遣兴之资，内容是比较贫乏的。
　　5.豪放词的出现与豪放派的形成。
　　范仲淹和王安石拉开序幕，苏轼登台，辛弃疾一批南宋爱国词人主演。
　　但北宋还有另一些词人，如苏轼、柳永等，从词风词境入手，着意词体的变革。北宋初年，从范仲淹、王安石开始，借用这个新兴体制来发抒个人的壮烈抱负，范仲淹的《渔家傲》和王安石的《桂枝香》，大笔淋漓，墨浓意酣，词调慷慨苍凉，境界开阔悲壮，感情抑郁深沉。他们遂开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作的序幕。出现“横放杰出、是曲子中缚不住”之风。王灼亦称：“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卷二）苏轼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天地里解放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尽管李清照讥笑它是“句读不葺之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但能使“倚声填词”保持万古长新的光彩，正赖苏、辛（弃疾）一派的大力振奋，不为声律所压倒，这是我们所应特别注意学习的。
　　苏轼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而自由畅达地表现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情趣、生活感慨，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已经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也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加丰富，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另外，在苏轼之前，音乐是词的生命，音乐的特性重于文学的特性，因此协律合乐是填词的首要条件。苏轼第一次使词从重乐的框框中摆脱出来，使词与音乐初步分离，使词首先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不仅仅是音乐的附庸，从而使词在文学史上有了独立存在的地位。
　　
　　6.宋朝词的繁盛表现下面几个方面：
　　①首先表现在作家作品数量空前。宋词作家与作品的数量是非常大的，据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宋词》与孔凡礼先生辑补的《全宋词补辑》来统计，现存宋代有姓氏可考的词人共1493人，词作共21055首，其中有1569首为姓氏失传的无名氏之作。这个数字既反映了宋词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是宋词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数量而言，宋词与清词相比，不可言多；但是与唐五代词相比却大显盛况。据新编《全唐五代词》统计，《正编》共收有姓氏可考的词人83家，性质确定的词作有1962首（不计《副编》所收作者60余人、性质不定的作品863首）。可见，宋代词人词作的数量巳在唐五代词创作的基础上翻了十倍有余，显示出宋词创作的空前盛况。
　　②其次表现在宋代词人别集也大量涌现。别集也就是作家的个人专集，它既是检验一个作家创作成就大小的标志，也是衡量一种文体繁荣与否的指标。唐五代有别集传世的仅有冯延巳的《阳春集》、李璟和李煜父子的《南唐二主词》（合集），其它见诸记录而失传的词集也不过是温庭筠的《金荃集》等数种。而宋人有词集传世的多达313人，其中只有52家词别集原本已佚而为近人辑佚而成，其他数百人的词别集大多代有刻本，广为流传，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等，即是宋代著名词人别集的代表作。这数百家词人别集的产生与流传，乃是宋词创作丰硕成果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③其次是名家辈出，群星灿烂，这是宋词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据统计，宋代有影响的大词人大致在300家左右，其中堪称“大家”和“名家”的词人排名前30位的是：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贺铸、张炎、陆游、黃庭坚、张先、王沂孙、周密、史达祖、晏殊、刘克庄、张孝祥、高观国、朱敦儒、蒋捷、晁补之、刘过、张元干、王安石、陈与义、叶梦得。这批词人分布于北宋、南北宋之交、南宋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从其创作性、表现力来看，还是从其作品的艺术性来看，都堪称是达到巅峰状态的词人队伍，代表了宋词的最高成就。此外，在宋代词人的创作中，还包括着一代代、一群群、一个个的中小词人和业余作者，举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乐工歌妓、贩夫走卒、方外僧道、钓叟莲娃等等，他们虽出自不同阶层，却都有多多少少的词作产生和流传。
　　④其次就个体词人的作品数量来看，宋代词人的创作成果也显现出空前繁盛的景象。唐五代第一个大力作词的词人温庭筠现存词作仅有69首（一作70首），唐五代词人现存作品数量名列前茅的也不过如此：冯延巳112首，孙光宪84首，顾敻55首，韦庄、李珣54首。而在宋代词人中，存词数理在100首以上的就有51人之多，其中宋代著名词人的作品数量大多数在数百首以上，如辛弃疾629首、苏轼362首、刘辰翁354首、吴文英341首、张炎302首、贺铸283首、刘克庄269首、晏几道260首、朱敦儒246首、欧阳修242首、张孝祥224首、柳永213首、黄庭坚192首、周邦彦186首、张元干185首、张先165首、陆游145首、晏殊140首等；在宋代杰出词人中，只有少数词人数量不到百首，如秦观90首、李精照52首、姜夔87首等。作品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反映出宋代词人创作热情的高涨和创作能力的加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还涌现出了象柳永、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这样的一大批倾力于词的创作的专业化的优秀词人，这是宋词走向繁荣的又一个标志。
　　⑤其次词体词调的成熟完备。一代文学、一种文体的繁荣与否，也与文学形式规则的是否成熟完备密切相关。如果一种文学的形体特征还没有定型与成熟，似乎很难期望这种文学形式的创作能取得怎样辉煌的成就。词是一种新型的音乐文学形式，经过唐五代民间词的创作和文人词的发展，词的音韵格律等形体规范已基本形成，词以长短句为主体的形体特征及其由音乐所陶铸的以娱乐抒情见长的文学特性也逐步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从晚唐到五代，词体文学才渐渐引起文人们的兴趣与爱好，词的创作才慢慢走上发展兴盛的道路。但是在整个唐五代时期，词体的发展毕竟十分有限，再加上唐诗光芒的闪烁与掩映，词体文学的发展也就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与影响。隋唐音乐文化在融和南北、中外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境界，燕乐曲调大量创制并广为流行，但是词的创作实践却为滞后，实际被用作填词歌唱的燕乐曲调并不太多。据《花间集》、《尊前集》、《阳春集》、《南唐二主词》和敦煌曲子词的作品实例来统计，唐五代词所用曲调共147调，再加上其他散见词作所用曲调，总数不过在200调以内。从唐五代所用曲调的形式来看，大多为体制简便的令曲；以双调体居多，有些还是单片体；长短句的杂言体虽已占据主流，但齐言体的形式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敦煌曲子词中已出现《内家娇》、《倾杯乐》等少量长调慢曲，加之中晚唐以来文人词中出现的《卜算子慢》（钟辐）、《八六子》（杜牧）、《歌头》（李存勗）、《金浮图》（尹鹗）等曲调，整个唐五代词所用长调慢曲也不过在10调左右。小令的体式也就决定了唐五代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上，呈现出相对“小”的格局与气象。
　　与唐五代相比，宋代的音乐文化不仅有更大的繁荣，而且有更新的风采。除了继承唐五代创制和流行的燕乐曲调这笔富贵的音乐文化遗产之外，宋代的燕乐新声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仁宗朝至徽宗朝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随着市民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城市文化的发展兴盛，市井新声腾涌竞起，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音乐文化迅速走向繁荣发达。加之宋代教育的全面发展，精通音乐能度曲制谱的文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像柳永这样的热爱音乐艺术的专业化词人的大量涌现和倾力创造，宋代燕乐曲调的总数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代，而且曲调的体制更为丰富多样，令、引、慢，大小长短，兼有众体，琳琅满目；不仅传统的小令体式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更趋精美娴熟，而且新兴的长调慢曲尤为新颖多姿；不仅音乐曲调的表现功能更为全面多样，而且音韵格律及方法技巧等形式规范也更为稳定精严。于是则词调大盛，众体兼备矣！
　　据统计，在《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中，宋代词人共用词调881个；若计入同调异名者，则共用1407调；若再加上一调多体的情况，则宋词所用词调大致有近2000种体式。宋词所用词调的总数不仅比唐五代词翻了约6倍多，而且也为明清人的依调填词提供了词谱的格律规范。其创调之丰富、用调之繁多，的确堪称前无古人，后无继者。唐五代词的用调主要以小令居多，形式较为单一，而宋词用调则是短调小令与长调慢曲兼备，各擅胜场。据统计，宋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调，取其前10名依次为：《浣溪沙》（775首，指用此调创作的作品数量）、《水调歌头》（743首）、《鹧鸪天》（657首）、《菩萨蛮》（598首）、《满江红》（549首）、《念奴娇》（535首，含《酹江月》103首）、《西江月》（490首）、《临江仙》（482首）、《减字木兰花》（426首）、《沁园春》（423首）。可见令词的使用频率虽略高于慢词，但令词与慢词的比例仍然保持大体均衡的态势。就个体词人的用调情况来看，唐五代词人用调最多的是冯延巳，也不过36调，其他用调较多的词人如孙光宪、毛文锡、韦庄、温庭筠等，则大多在20调左右。而宋代词人的用调则大幅度地增多，如柳永用调133个、张先用调100个、周邦彦用调112个、辛弃疾用调104个、吴文英用调146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以“自度曲”而著称的姜夔，其词作总数虽只有87首，用调却多达56个。
　　新颖的形体风采更强烈地引发了主体的审美情趣，成熟的格律规则更有利于激发作者的创造能力，完备的曲调体式也为词人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创作条件。总之，词调的繁兴与完备，形体的成熟与新变，规范的建立与完善，既是宋词昌盛气象的表现之一，也是宋词繁荣鼎盛的原因之一。（参考《宋词的发展》作者不知）

　　小结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美色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令。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崇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豪放派则把词从小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向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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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宋词在体制上的演变
　　1.篇章的演变
　　词根据乐调上的变化，发展出长短不同的篇章，一般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 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 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
　　①宋初小令独盛
　　小令又称“令曲”， 唐五代文人词多为小令，少则十六字，如《十六字令》，多可至二百一十五字，如《胜利令》。北宋前期欧阳修，晏殊等人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令。中调长於小令，一般又有“引”和“近”的称呼。“引”是引歌的意思，原是指唐代大曲的先头部分，“引歌”做为词调填词，比小令长。“近”又称为“近拍”，也是长於令曲的词调。中调词一般在词牌上就加有“引”，“近”，“近拍”的字样，如《清波引》，《翠华引》，《荔枝香近》，《隔浦莲近拍》等。
　　长调又称“慢词”，是词调中的长曲子。从词在文坛上的演化和发展上看，最早出现的是大量的令词，稍后才出现了大量的中调和慢词。唐五代词作中，也有个别的长调作品。虽然唐代民间已有长调出现，但文人很少仿作。由中唐至宋初，文人词仍以小令为主，及至张先，柳永出，才打破小令独盛的局面。
　　②中期，柳永大量创制长调
　　北宋前期词人张先，喜作慢词，对词的形式起过一定的作用，而柳永则是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创制长调词的词人。此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词人也创作大量的慢词。在他们的努力下，北宋词就由小令发展到慢词的成熟阶段。由於慢词的出现，丰富了词的表现力，能够把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尽致，所以它不仅影响了婉约词风，也影响到豪放词的风格。
　　柳永现存二百一十三首词，用了一百三十三种词调。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可以说词至柳永，体制始备。（柳永词例）
　　③北宋后期，周邦彦审定词的格律
　　词的体制发展到北宋后期，便进入了集成的阶段，代表词人是周邦彦。在柳永的努力创作下，长调篇目甚多，但当时的长调，在字句和音律上，仍未达到严整的地步，审诣协律的工作，最后留待周邦彦去完成。周“好音乐，能自度曲” 并且“尽力于辞章”，故其造诣之高，无与伦比。他曾任职大晟府，整理并创制词调，尤其是他创制了《花犯》，《倒犯》，《绦闷》等诸调，对宋词体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周邦彦词例《花犯》）
　　南宋后期，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为代表的词人务求辞句雅正工整丽和音律谐协精密，使词的体制更加完美。
　　
　　2.宋词在风格上的演变
　　①宋初词风绮丽婉约
　　北宋初期, 词坛沿袭晚唐五代绮丽婉约的词风发展, 以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等为代表词人。他们的词作内容多写男欢女爱，或上流社会闲逸生活和离情别绪。作品内容空虚，辞藻华丽，是《花间集》风格的延续，形式上多是字数较少的小令。
　　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范仲淹，王安石等为宋词开辟了新境界。他们写词是为了即景抒怀，打破了花间派词人托女性写艳情的的局面。
　　②柳永开拓词的内容
　　词至柳永为一小变。他在都市的歌楼酒馆中致力於，“变旧声作新声”，反映都市繁荣，以其不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趣味，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开拓了词的内容，形成深婉含蓄，感情真摰，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这样柳永便成为北宋婉约词派的早期代表。
　　③苏轼建立豪放派词风
　　苏轼别开生面地建立了与婉约派相对立的豪放派词风。在词的语言上，他以诗为词，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在词的风格和内容上，他扩大了词的领域，涤除了当时词坛上那种“绮罗香潭之态”，使词和诗一样可以反映社会生活，为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开了先路，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④秦观博取婉约众家之长
　　北宋后期词坛，在意境，声律各方面有所开拓。其中秦观沿著婉约词派的道路，博取婉约众家之展，在艺术技巧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作品平易含蓄，文笔淡雅轻柔，虽然与柳永词同属婉约派，但不像柳永那样尽情倾吐。
　　⑤周邦彦讲究词的格律
　　格律派词的创始者周邦彦则善於巧妙而自然地融化古人诗句入词，尤其注重词的雕琢，章法的严整和声律的谐美，於是形成了含蓄蕴藉，工整典雅的艺术风格。
　　⑥李清照词婉约中带豪放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是公认的婉约派正宗词人。她能在书写语言和口语基础上，锻鍊出优美，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出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象。她是继秦观之后的另一个婉约派的大家，却形成了婉约中带有豪放的艺术风格，也是秦观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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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宋词兴盛的原因
　　清代潘德舆说：“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宋是词的兴盛时期，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倡优歌妓， 莫不竞作新声。据唐圭璋《全宋词》辑入两宋词人一千二百馀家，词二万一千六百馀首（当然还比不上唐诗四万首的规模）。可见，宋代词人之多，词作之富，任何时代都不能与之比拟。宋词兴盛，大致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
　　(1)经济的繁荣
　　北宋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统治，加强了集权制度，抑制了地方势力的兴起，使国内局势较安定；宋室还采用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兴起，城市经济颇为繁荣。词的产生缘于都市繁华，商业化的都市。唐代的长安、洛阳、扬州，多歌妓。宋代的汴京、临安、扬州、成都等商业中心，奢华享乐的生活，太平景象。北宋前期，中原地区百馀年间没有受到兵祸，与社会经济繁荣相适应的艺术文化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其中特别是形式简短，以歌唱为特色的词，如同盛唐之诗，得到了非常突出的发展。
　　
　　(2)教坊与歌楼的设立
　　为了适应当时统治者的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坊”，大城市中都有歌楼妓馆，贵族豪绅家中也多有歌妓舞女，这都促使歌词更加普遍地发展。
　　宋代歌妓的普遍。教坊伎：男乐工、女歌唱者。男伎，女妓。官妓：各州县的官妓。家妓：民间妓女，乐户，酒楼茶馆的卖唱者。俚曲必定很多，词牌亦必定很多。不过现在保存下来的词，都是文人高雅的作品而已。
　　文人为歌妓作小词风气的普遍。如苏轼、欧阳修、晏几道。
　　柳永的流连坊曲，专作词曲，为词曲专家。
　　合乐和歌唱的不分男女，不过基本上歌唱的以女性为主，而合乐的是男乐工。歌妓有教坊妓，承应宫廷宴会歌舞的；有家妓，豪门贵族的家妓；有官妓，各州县承应官场酒席宴会的妓女；有民间的妓女，在酒楼、茶馆、勾栏中卖唱的，而部分民间妓女也编入乐户，要承应官差的（刚刚按，这些妓女有卖艺不卖身的，也有卖艺兼卖身的，与专卖身的妓女有别）。所谓小令，多数是歌伎所唱的小调，劝酒的歌曲(所谓侑觞之曲)，酒令之一种。喝酒时唱曲劝酒。当时士大夫酒席应酬往往为歌妓作小词。例如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有一次府僚湖亭高会，群妓皆集。独秀兰不来，营将督之再三乃来。府僚皆不悦。其时正值初夏，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献座上。东坡为作〔贺新凉〕一曲，使秀兰歌之，于是府僚大悦。即“乳燕飞华屋”一首名篇也(《古今词话》)。东坡有一习惯，如果遇到知己朋友来访，他接待清谈。假如不很知己的官僚来，往往设宴招待，请些歌妓来唱歌尽欢，敷衍一番，终席不大交谈（刚刚按，此乃苏翁特性，对实在谈不来的人，他便与他们谈鬼）。再例如欧阳修奉使契丹，回到北京。其时贾文元公守北都，设宴招待，使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嘱之，妓亦唯唯。公叹以为山野。既宴，妓奉觞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欧词也(《后山丛谈》)。可见欧公之词，贾昌朝并未知道，而歌妓却很熟悉，亦可怪也。至于柳永，他一生沉溺在坊曲声色中，度他的浪漫生活，成为词的专家、填词的能手。坊曲中有新声，即请他填词。柳词普遍流行。西夏归朝官云，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耆卿词（刚刚按，柳词相当于今天说的流行音乐，追求数量赚钞票，写得未必认真，因此好词未必多）。在开始时，词基本上是歌妓劝酒之曲。这个风气还是从唐代长安来，到了宋代更盛。
　　
　　(3)文学本身的发展
　　诗歌发展到唐末，无论长篇短制，古体律绝，都达到成熟的阶段，作家再难有新的突破，近体诗的弊端也渐渐暴露出来，另一种文体代之而兴，而词正是代诗而起的新形式。词原来是俚俗小曲，词在晚唐五代专门摹写闺情，最初抒写共同的感情，以相思、别离、四季景物、及时行乐为题材。而在宋代，词则成为士大夫享乐的一部分。由於晚唐五代的词境界狭窄，这便给宋代作家留下充分驰骋才情的广阔天地。词的思想内容发生巨大变化。以后主的词为转折点，扩大它的内容，变成抒写个人感慨的词，尤其是苏轼以后加入咏怀式的思想内容。他们运用自然而通俗的腔调，表达着真挚而坦率的感情，因此词的题材越加广阔，词的体制也逐渐完备，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多样化，可谓进入词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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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于宋代达到顶峰后，在元明时代衰落了三百多年后，在清代重新进入发展状态。
　　
　　后期   元明清
　　元：上承两宋的余绪，虽成就难以继盛，但出现了许多词人，其中也不乏名篇佳作。元词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出生于元一统前蒙古时期词人的创作。此阶段的词人有元好问、陆文圭、张之翰、刘敏中等，由于他们大多有着亡国和战乱的经历，所以他们的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写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悲，表现由人世变迁引起的荆棘铜驼之感的词作。第二阶段包括出生于元一统之后到元亡之前词人的词作。此阶段的词人有虞集、王旭、张雨、萨都剌、张翥等，他们大抵出生于忽必烈改元之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议论行藏出处和企慕半隐半俗的生活，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内容。此外，元词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道士词，约占总数的七分之一。这与金元时期新道教的隐修会性质及道士大多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相关。这些词的成就也不高。总的看，元词思想艺术俱臻上乘的数量很少，整个创作局面呈露衰微之状。
　　明：明代词依然处于衰微之中。不过，词坛上也出现了有一定影响的词人，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明初之时，刘基、杨基、高启等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的词自成家数，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遗风。明中叶后，词风日下。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多创作，却都不是当行词家。杨慎等人的创作，与乐章多有不谐，实际上已将明词引上了歧途。（“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芊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钱唐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薰入骨髓，殆不可医。周白川、夏公谨诸老，间有硬语，杨用修、王元美则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朱彝尊《词综发凡》）此时，词的创作已渐凋敝。到了明末，由于社会发生变革，才给词的创作带来一线生机。陈子龙、夏完淳在抗清中以身殉国。陈子龙的词托体骚、寓意甚深，早期所作风流绚丽，婀娜韶秀出于刚健之中，后期所作绵邈凄恻，神韵天然而又有不尽风味。他扭转了元明时代已近凋亡的词，可算是明词的大家。
　　清：对待明清之际的词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如以往的《明词综》、《国朝词综》正续诸编与当代的《明词汇刻》、《全清词》（顺康卷）等，不管词人入清时间多长，均将为明殉难或入清不仕者归入明词史；无论词人出仕的心迹如何，都将出仕新朝取得功名者例入清词史。一种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首选陈子龙词，认为“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熊和师也认为“至少是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明词已起废振衰，出现转机，形成初盛局面，无疑是清词兴盛的前奏或先行阶段”。后者不以朝代或易代之际词人的政治行迹为界限，而将明清之际半个多世纪作为词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来看待，是建立在词自身演进轨迹之上的，有利于科学地认识词学中兴的历史进程。
　　词经历元、明的衰落，到清代重又繁荣，这种变化与时代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习惯上，词和散曲相比于诗而言都较为轻松，贴近日常生活和鲜活的情感。而词与散曲相比，又显得雅一些，散曲的语言以尖新、浅俗、活泼为胜，接近口语。元、明词衰，实际是散曲取代了词的结果。对于性情收敛、爱好雅致趣味的清代文人来说，散曲的语言风格又显得不合适了。另一方面，清诗虽然多种风格并存，但从清初开始，重学问和理智化的趋势就很明显。这也造成了诗在抒情功能上的缺陷，而需要从其他文体中得到弥补。而词的兴盛，正是对诗的弥补。清代词人大多不善于写文作诗，因此致力于填词者多，使得清代词总数量上多于明代，但是在质量上却并不比陈子龙等人高明。清词号称中兴，但是本质上也是在复古，清词中有些人抬高词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词却仍被谭献认为是低于陈子龙。可见，是否重视词的地位以及是否复古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填词的水平。清初主要的词人中，汉族的有陈维崧、朱彝尊等，而满族词人中，以纳兰性德最为有名。
　　
　　第四阶段：元
　　上承两宋的余绪，虽成就难以继盛，但出现了许多词人，其中也不乏名篇佳作。元词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包括出生于元一统前蒙古时期词人的创作。
　　此阶段的词人有元好问、陆文圭、张之翰、刘敏中等，由于他们大多有着亡国和战乱的经历，所以他们的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写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悲，表现由人世变迁引起的荆棘铜驼之感的词作。
　　第二阶段包括出生于元一统之后到元亡之前词人的词作。
　　此阶段的词人有虞集、王旭、张雨、萨都剌、张翥等，他们大抵出生于忽必烈改元之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议论行藏出处和企慕半隐半俗的生活，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内容。此外，元词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道士词，约占总数的七分之一。这与金元时期新道教的隐修会性质及道士大多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相关。这些词的成就也不高。总的看，元词思想艺术俱臻上乘的数量很少，整个创作局面呈露衰微之状。
　　
　　第五阶段：明
　　明代词依然处于衰微之中。不过，词坛上也出现了有一定影响的词人，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
　　明初之时，刘基、杨基、高启等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的词自成家数，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遗风。
　　明中叶后，词风日下。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多创作，却都不是当行词家。杨慎等人的创作，与乐章多有不谐，实际上已将明词引上了歧途。此时，词的创作已渐凋敝。
　　到了明末，由于社会发生变革，才给词的创作带来一线生机。陈子龙、夏完淳在抗清中以身殉国。陈子龙的词托体骚、寓意甚深，早期所作风流绚丽，婀娜韶秀出于刚健之中，后期所作绵邈凄恻，神韵天然而又有不尽风味。他扭转了元明时代已近凋亡的词，可算是明词的大家。
　　
　　第六阶段：清
　　对待明清之际的词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如以往的《明词综》、《国朝词综》正续诸编与当代的《明词汇刻》、《全清词》（顺康卷）等，不管词人入清时间多长，均将为明殉难或入清不仕者归入明词史；无论词人出仕的心迹如何，都将出仕新朝取得功名者例入清词史。
　　一种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首选陈子龙词，认为“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熊和师也认为“至少是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明词已起废振衰，出现转机，形成初盛局面，无疑是清词兴盛的前奏或先行阶段”。后者不以朝代或易代之际词人的政治行迹为界限，而将明清之际半个多世纪作为词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来看待，是建立在词自身演进轨迹之上的，有利于科学地认识词学中兴的历史进程。
词经历元、明的衰落，到清代重又繁荣，这种变化与时代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习惯上，词和散曲相比于诗而言都较为轻松，贴近日常生活和鲜活的情感。而词与散曲相比，又显得雅一些，散曲的语言以尖新、浅俗、活泼为胜，接近口语。元、明词衰，实际是散曲取代了词的结果。对于性情收敛、爱好雅致趣味的清代文人来说，散曲的语言风格又显得不合适了。另一方面，清诗虽然多种风格并存，但从清初开始，重学问和理智化的趋势就很明显。这也造成了诗在抒情功能上的缺陷，而需要从其他文体中得到弥补。而词的兴盛，正是对诗的弥补。清代词人大多不善于写文作诗，因此致力于填词者多，使得清代词总数量上多于明代，但是在质量上却并不比陈子龙等人高明。清词号称中兴，但是本质上也是在复古，清词中有些人抬高词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词却仍被谭献认为是低于陈子龙。可见，是否重视词的地位以及是否复古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填词的水平。清初主要的词人中，汉族的有陈维崧、朱彝尊等，而满族词人中，以纳兰性德最为有名。

刚刚

　　　　　　　　三、由下流成正统
　　词，本是伶工之词，专门写作供乐师、歌者表演的，在茶座酒席之间演唱，纯属娱乐。因此内容也以唱美人为主，形成美人歌（由美人歌唱）、歌美人（歌唱美人）的格局，按今人政治术语叫萎靡之音、黄色歌曲。宋朝文人言志说理都在诗文中，词是非正式文体，就是用来排忧、解闷和抒情的。所谓“诗言志，词缘情”，借助词这种形式，可以毫无顾忌地抒发诗和文不能言、不便言以及不便多言的个人心绪和儿女私情。文人诗人虽为之，也只是消遣文字，不屑言之，编文集时也不愿收入，即使收入，也打入附册。笔记文集中甚至记载了利用词打击对方，说的是有一个人写了一本词集，出版时却用别人的名字做作者，目的就是给对方抹屎，使对方名声受损（《梦溪笔谈》：和鲁公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蓍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集，皆鲁公旧物，未有印记，甚完）。
　　1、刘几
　　刘几早已享有文人声誉，却在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考试中落第，这让他心怀怨恨。根据故事所述，刘几写作艳词并故意署名欧阳修。
　　2、萧皇后
　　1075年，耶律洪基和萧观音唯一的儿子耶律濬开始参与朝政。耶律濬既是一名精通骑射的勇士，又是一名聪慧好学，饱读诗书的年轻人。耶律濬不像他的父亲那么糊涂，他很清楚地知道耶律乙辛是个大奸臣，是国家的毒瘤，必定要找机会将其除掉。耶律乙辛显然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为了消除危险，耶律乙辛着手策划了一场恶毒的阴谋事件。
　　耶律乙辛要打击的目标是皇太子耶律濬，然而要铲除太子，第一步就要先除掉他的母亲萧观音，斩断皇太子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
　　萧观音深居后宫，平生只对诗词、音律感兴趣。她经常会找宫廷乐师赵惟一探讨音律，有时候也会两人一起合奏乐曲。辽国人在男女日常接触方面不像中原人那么拘谨，所以萧观音和赵惟一平时的这些接触都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耶律乙辛就抓住了这一点开始策划阴谋。他命人写了一首香艳十足的《十香词》，词中每一句都暗含身体上的一个部位，暗示萧观音与赵惟一有不轨之举。之后，耶律乙辛又收买了萧观音身边的宫女单登和教坊艺人朱顶鹤，让他们一同参与阴谋。萧观音与世无争，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此时已深陷一个恶毒的阴谋之中了。
　　1075年十一月，耶律乙辛联合自己的党羽以《十香词》为罪证，共同向皇帝上奏，诬陷皇后萧观音与宫廷乐师赵惟一私通。萧观音和赵惟一坚决否认了这一指控，但昏庸又多疑的耶律洪基却只听信了耶律乙辛等人得一面之词。最终，　　赵惟一与他的全族被处死，萧观音被勒令自尽，一代才女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萧观音死后，耶律洪基余怒未消。他下令将萧观音的尸体尽除衣裳鞋袜，仅以草席裹尸，送回萧家，当众以示羞辱。
　　3、欧阳修
　　庆历五年，欧阳修的侄儿欧阳晟在外做官期满，遂带着妻子（欧阳修的外甥女阿张）和仆人回京述职，没有想到竟然发现妻子和仆人私通，气坏了的欧阳晟抓着两人去开封府，当堂官询问二人奸情的时候，阿张竟然说自己和欧阳修以前私通，并且欧阳修为她写了很多诗词，其中有一首就是艳词《望江南》：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这首词从字面看，将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比作江南柳，言语轻佻，用词暧昧，其间掩饰不住对这个少女的怜爱之情。
　　开封府的一个官员之前在地方做知州，曾被欧阳修揪住小辫子，深深的记恨欧阳修，当知道有欧阳修的亲族卷入官司，便认为自己的机会到了，于是让人教唆其外甥女阿张，将欧阳修拖下水，说欧阳修曾与之通奸。宋朝虽然相对开放，但是通奸依旧被法律所不容，更何况欧阳修是官员，是文人的榜样。此事一出，有处理该案件的官员认为证据不足，是阿张乱攀咬，想逼迫欧阳修帮助自己脱困，警告阿张不要乱说话。
　　守旧派一直苦于找不到修理欧阳修的机会，哪里肯放过他，宰相贾昌朝是偏向于守旧派，认定既然阿张供出欧阳修，就必须要审理清楚欧阳修有没有涉及事件当中，遂命苏世安审理此事。苏世安听信阿张一面之词，断定欧阳修早年与阿张有私情。事情传到宋仁宗耳中，他清楚欧阳修的为人，于是派宦官去监督审理，宦官查看案卷的时候惊呆了——这都什么年代了，竟然听信一面之词？肯定是迎合宰相的意思故意针对欧阳修，万一以后皇帝知道就惨了，宦官权衡之后告诉仁宗实情。苏世安见不能蒙混过关，只能上报欧阳修被人冤枉，但是苏世安一直深挖欧阳修家庭有没有问题，没想到竟然审理出欧阳修侵占外甥女阿张财务一事，欧阳修遂被贬官，“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
　　欧阳修在写这首《望江南》的时候或许怎么也没有想到，日后竟然给自己带来了官司和丑闻，让自己身败名裂。
　　4、和凝
　　唐代之后的五代时期，有位优秀的艳词作者和凝，有一天他当上了后晋的宰相，走马上任头一件事，便是到处搜集自己之前在娱乐场所不慎或有意遗留的所有词作，高价回收，收上来一把火全部烧掉。事关宰辅形象，千万不可大意，一首首佳作？在政敌眼里，那分明就是一个个人生污点！
　　《梦溪笔谈》：和鲁公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蓍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集，皆鲁公旧物，未有印记，甚完。
　　资料：
　　和凝：（898年—955年），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别名和鲁公、曲子相公。五代十国时期宰相、文学家、法医学家。和凝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登进士第，进入宣义军节度使贺瑰幕府，后又在郓、邓、洋三州幕府任从事。后唐明宗天成年间调入中央任职，此后历仕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等朝，在后晋时担任过六年宰相（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受封鲁国公，最终官至太子太傅，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侍中。和凝喜爱文学，长于短歌艳曲，其词作被王国维辑为《红叶稿》。诗有宫词百首等。又曾取古今史传所讼断狱、辨雪冤枉等事，著有《疑狱集》两卷，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案例选编。
　　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南安四贤”之一。韩偓聪敏好学，十岁能诗，得到姨父李商隐赞誉。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 韩偓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辞藻华丽，人称“香奁体”。著有《玉山樵人集》。
　　
　　由于此人多喜艳词、写艳词，因此词人多无品，即使是苏轼也如此。人品好的极少。
　　不近女色的词人
　　1.杨邦乂（yì）
　　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选登进士第。邦乂少处郡庠，目不视非礼，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托言故旧家，实娼馆也。邦乂初不疑，酒数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趋还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
　　《鹤林玉露》：杨忠襄公少处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生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友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趋而归，解其衣焚之，流滞自责。人徒见胡忠简公铨以编修官乞斩秦桧，甘心流窜。忠襄以金陵一倅唾骂兀术，视死如归，岂知其为布衣时，所立已卓然矣！
　　2.岳飞
　　家无姬侍。吴玠夙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妹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耶？”却不受，玠益敬服。
　　蝶访案：《宋史》称吴玠夙服岳少保，愿与交欢，遗以名姝。然君子爱人以德，其用意盖左。因考赵崇绚《鸡肋》，载唐韩宏恶李光颜忠力，思有以抗蔑之，乃饰名姝遗光颜。光颜大合将校，置酒，使者引侍姝至，秀曼都雅，一军惊视。光颜徐曰：“我去室家久，以为公忧，诚无以报德。然将士皆弃妻子，蹈白刃，奈何独以女色为乐？”厚赂使者遣之，将士感激。蝶访曰：李、岳之不受则同，韩、吴之遗迥异。观玠之饰而遗，及岳却而不受，玠益敬服，知玠殆试岳耳。
　　3.司马光
司马温公与庞元鲁，俱为张存龙图婿。张夫人贤惠。庞颖公帅太原，温公从辟，是年三十余，未有子。庞公与刘夫人欲有所置。刘发之，张欣然莫逆，未几得之。凡岁几朝，温公未尝盼睐。庞、刘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召张夫人赏花，温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靓妆就书院供茶，温公怫然曰：“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尔出来此作甚么？”明日，颍公幕府曰：“司马院丞却有祖风。”谓相如、卓氏也。县君孙兆曰：“司马院丞可惜不会弹琴，却会鳖厮趯。”闻者大笑。「画墁录」
　　《清波别志》：旧传公未有子，清河郡君为置一妾，一日乘间俾盛饰入书室，觊一顾，而公略不领。妾思所以尝之，取一帙问曰：“中丞，此是何书？”公拱手庄色对曰：“此是《尚书》。”妾乃逡巡而退。
　　4.沈枢
　　沈持正名枢，绍兴中参政。和议成，语同列曰：“官家好呆。”上闻之，谪筠州。携一鬟去，数年归嫁，仍处子。安吉尉潘方寿以诗寄曰：“昔年单骑赴筠州，觅得歌姬共玩游。去日正宜供夜直，归来浑未识春愁。禅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犹怀炭妇羞。铁石心肠延寿药，不风流处却风流。”盖以叹持正云。「啽呓集」
　　5.陈淳祖
　　陈淳祖为贾似道之客，守正为诸客所疾，内人亦恶之。一日诸姬争宠，密窃一姬鞋，藏淳祖床下，意欲并中二人。贾入斋见之，心疑焉。夜驱此姬至斋门诱之，淳祖不答，继以大怒。贾方知其无他，遂勘诸妾，得其情，由是极契淳祖，后遂有知南军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警心录」
　　6.宗本
　　旧传宗本至京师，有一贵戚欲试之，因以猾娼荐寝。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娼为般若光所烁，通夕不寐。翌旦，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见古佛。”
　　蝶访曰：猾娼不敢近宗本，由宗本所持戒律坚定也。
　　7.黄石斋
　　因考《闽中摭闻》，方灵皋纪黄石斋道周轶事云：黄冈杜苍略先生客金陵，习明季遗事，尝言崇祯末年，余中丞集生与谭友夏结社金陵，适石斋黄公来游，与订交，意颇洽。黄公造次必于礼，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思试之。妓顾氏，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按歌，见者靡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觞黄公于余氏园，召顾佐酒。公意适无忤，诸公更劝酒，剧饮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衾枕茵席各一，使顾尽弛亵衣入，随键户，诸公伺焉。公惊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荐，而命顾以茵卧。茵厚且狭，不可转，乃使就衾。顾昵就公，公曰：‘无庸侧身内向，息数十转即安寝。’漏下四鼓觉，转面向外。顾佯寝无觉，而以体傍公。俄顷，公酣寝如初。诘旦顾出，具言其状，且曰：‘公等为名士，赋诗饮酒是乐而已矣。为圣为佛，成忠成孝，终归黄公。”观此，则石斋先生更胜宗本，可谓真道学矣。
　　8.张咏
　　乖崖帅蜀时，仕蜀者不挈家，止带给浣濯缝纫二人。乖崖悦一姬，中夜心动，绕屋而行，但云：“张咏小人，张咏小人。”后稍令自近。及将归，出帖子议亲云：“某家室女，房奁五百千。”以礼遣之，果未尝有犯也。[吾师录]
　　《厚德录》：张忠定公詠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栉，自此官属稍稍置姬侍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仍处女也。
　　《梦溪笔谈》：蔡君谟尝书小吴笺云：“张乖崖镇蜀，当邀游时，士女环左右，终三年未尝回顾。此君殊重厚，可以为薄夫之检。”
　　9.赵抃
　　赵清献公抃，号阅道。帅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献喜之，戏语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几二鼓不至，复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声叫曰：“赵抃不得无礼！”旋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后跃出，公怪问之，兵曰：“某度相公，不过一个时辰此念息矣。虽承命，实未尝往。”[蕙亩拾英集]
　　《客中闲集》：赵阅道为铁面御史，乃悦一营妓，令老兵夜召之，又令促之。范文正守鄱阳，属意小妓，既去，乃以诗寄魏介而取之。其事皆与其人绝不相类，当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赋梅花，又似极风流人物，尤不可晓。

刚刚

　　词的地位的提高经历了三步。
　　（1）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为词的思想内容开创出新路。质变的开始。
　　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温庭筠、韦庄是花间派代表作家。西蜀花间词人中，以韦庄的成就最高；而南唐词人中则以李璟、李煜、冯延巳最为出色。
　　（2）豪放派萌芽于范仲淹、王安石等，遂开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作的序幕。苏轼建立豪放派词风，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词进行了蜕变。
　　北宋前期词人张先，喜作慢词，而柳永则是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创制长调词的词人。
　　周邦彦审定词的格律。
　　（3）柳永开拓词的内容，使北宋的词风为之一变。
　　婉约词从花前月下的萎靡之词走向生活的方方面面。词的面貌焕然一新。
　　
　　第一部词集名称便是《花间集》（花前月下之意，很暧昧的题目）。可以说，词那时确实是单纯的文字游戏。到李煜出，破国亡家，刻骨铭心，于是在拿手好戏的词中灌进了亡国之痛，凄凉之情，一反唱美人的靡靡之音，从此，词的思想性与诗无二，到宋朝有柳永、晏殊、苏轼、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姜夔、陈亮等众多词人，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创作活动，词终于堂堂正正的挤入了文学殿堂。
　　
　　小结：词的重要记录　
　　词的起源不能超越隋代，词的产生起于隋代。
　　《云谣集杂曲子》最早的民间词曲集。
　　王重民辑有《敦煌曲子词集》是最早的民间词曲汇编。
　　《花间集》第一本词集。
　　沈佳期、唐玄宗、张志和、戴叔伦、韦应物等是唐朝最早的词人，中唐白居易，刘禹锡等继之。
　　温庭筠是第一个大力填词的词人。
　　温庭筠、欧阳炯、李杰等人是词集中最早的词人。
　　加“和声”的齐言歌辞是最早的诗入词的形式。
　　刘禹锡最早提出长短句的方式是确立词体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