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近代史：一.罪恶的鸦片贸易--人民的英勇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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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流出五百万元白银，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例如一七九四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一八三八年是一千六百文--一千七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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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手工业者平时出卖产品所得的都是铜钱，而清政府规定交纳的各种赋税，却必须折成白银。这样一来，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上要多交百分之六十的赋税，所受剥削大大地加重了。同时，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价上涨，各省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而库存又在日益减少，这样就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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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金融恐慌，市场混乱，从而使国内工商业遭到破坏。到鸦片战争前夕，江南若干地区的商业和城市手工业已呈现出某些衰落现象。一八三八年林则徐在调查了苏州、汉口等地之后写道:“苏州之南，湖北之汉口，皆圆聚集之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之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日鸦片烟而已矣。”[14]这种正当贸易有一半被鸦片夺去的严重情势，不能不损害当时江南地区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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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鸦片还严重毒害了一些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残了中国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曾经愤怒地揭露:“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15]这点，连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蒙哥马利·马丁说:“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吃人的神)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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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幅图画啊!总之，烟毒泛滥已造成深刻的民族灾难，使得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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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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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泛滥，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劳动人民。他们与英、美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中国的被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他们成了最坚决、最广大的禁烟派，抵抗外国侵略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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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恨透了外国侵略者及其贩运的鸦片，把粟花叫做“妖花”，视鸦片为“毒蛇”，称鸦片走私船为“鬼船”。一八一七年五月，一只美国船非法运载鸦片进到广州海面兜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以李奉广为首的渔民、疍户，立即行动起来，打死了船上的五个美国烟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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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反动的清政府却倒行逆施，竟将反抗侵略的群众诬蔑为“匪犯”，处以死刑，还厚颜无耻地邀集美国人去“环视行刑”，为侵略者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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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镇压并没有吓倒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风暴。据一八二八年记载，在江淮之间，由于烟毒泛滥、银价高涨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广大群众进发出“闹西洋”的怒吼，致使封建士大夫感到:“凡此朕兆，大为可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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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英、美殖民主义者公然无视中国主权，企图用暴力阻止广州地方政府处决鸦片贩子。被激怒了的中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大示威。他们包围了洋馆，高呼消灭“洋鬼子”[19]的口号，并投掷石头、瓦块，砸碎了洋馆的玻璃窗，拆毁了栏杆，击伤了一些侵略分子。外国侵略者惊呼这是“空前的暴动”[20]!他们怕得要死，龟缩在洋行里，不敢出来。那个带头向中国人民挑衅的美国领事吐哪，被吓得精神错乱。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鸦片侵略的巨大威力，表明了中国人民所坚持的是坚决反对鸦片侵略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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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反对鸦片侵略斗争的高涨，促进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在地主阶级内部以禁烟与反禁烟为内容的两条路线斗争日趋激化。其中，大贵族、大地主、大鸦片商是极端腐朽的社会势力，是鸦片的吸食者、贩卖者和受贿者。他们是一个鸦片输人受益集团，因而成为外国鸦片贩子在中国的代理人或同伙这种地位决定了这伙民族败类是反禁烟派。诚如林则徐当时所揭露的:“衙门中吸食最多，……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21]，特别是“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若辈岂肯回扳石头压自脚，则阴持两端，模棱其辞，势所必然。”[22]包世臣也说，广东水师的许多将弁，不仅吸烟而且大量受贿，以至“其岁人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23]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以及太常寺卿(掌管祭祀礼乐)许乃济，就是反禁烟派的主要政治代表，他们推行了一条卖国投降路线。
一八三六年六月，许乃济向旻宁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代表鸦片利益集团，提出了“弛禁”鸦片,公开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妥协的主张和要求。他在“闭关不可，徒法不行”的借口下，反对从前的禁烟命令，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输入，准令外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内地种烟，听民自便；民间吸食，一律勿论。显而易见，这种主张实际上是鼓励鸦片泛滥，为鸦片贸易辩护，迫诱劳动人民种烟吸烟，使鸦片的祸害扩大加深，是彻头彻尾地背叛民族利益的卖国论调。果然，这种谬论一出笼，立即得到了英国鸦片贩子的喝彩，他们纷纷称赞“这个奏折，立论既佳”[24]，急切地等待“弛禁”命令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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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替这种卖国主义的“弛禁论”寻找理论根据，反禁烟派还搬出了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企图借助孔丘的亡灵来为自己的卑鄙行为辩护。反禁烟派吹嘘“重兴贩而轻买食”是符合“王道”之治。他们无耻地为地主阶级吸毒行为辩护，说什么：这些人大多是“忠良后裔，簪缨世胄，其人温恭尔雅；或富而好礼”，他们吸毒“非有凶暴害人之心，亦无狂妄悖理之事，不过如酒色过度之自戕躯命耳”[25]。因此，为了让他们“还淳返朴”，应该以“仁者爱人”之心，从宽处理，以体现“圣朝宽大”。反禁烟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琦善，进而用儒家晦涩的语言，把这条卖国主义“抚亿兆以仁”，掩饰其投降卖国和路线概括为:“御外夷以智”反对人民的真相。其实，他的所谓“智”，实际上是先假封关禁海之名，行纵容鸦片走私之实，然后仍准通商，一切照旧。他的所谓“仁”，就是在“国家仁厚开基，明慎用刑”的幌子下，反对“执斧钺之威”以禁烟，公开包庇贩毒、吸毒和受贿的地主官僚[26]，其结果，必将是中国在汹涌的鸦片狂涛中衰败下去，直至灭亡。因而，它一出笼，就立即遭到中国人民及其影响下的清朝政府中禁烟派的强烈反对。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中小地主、正当商人则不同。鸦片侵略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使中小地主、商人的利益受到某种侵害。“片时之烟，耗数十日之费，未几，百亩尽消，囊空莫告，富豪之子，转而困厄乞丐者多矣”[27]，这是代表这个阶层说话的。江南某些地区市场上的流通货币有一半转而进行鸦片贸易，这使正当商人的生计被鸦片夺去，市场出现了萧条和衰败。加上大地主、大鸦片商对银荒危机的转嫁和对土地的兼并，也使中小地主、商人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受到一些损失。因此，他们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大地主、大贵族、大鸦片商有矛盾。尽管他们同同农民之间依然有阶级矛盾，但是，他们不赞成弛禁而主张严禁，想利用农民同外国侵略者及其依附势力反禁烟派的矛盾，来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维护民族尊严和改革弊政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禁烟斗争中结成了禁烟派。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掌管殿廷仪礼)黄爵滋就是这一禁烟集团的主要政治代表，他们实行的是一条爱国的反侵略路线。
一八三八年六月，黄爵滋向旻宁上《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从国家的财政观点着眼，详细申述了鸦片大量输人、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严重祸害，尖锐地指出:“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如何能支?”他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一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人处以重刑，官吏加重治罪在他看来，只要人人戒烟，鸦片则不禁自绝。这篇奏折在清朝统治阶级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旻宁把黄爵滋的奏折，交给各省总督、巡抚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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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总督林则徐反对卖国的“弛禁论”，支持黄爵滋的爱国主张，并且更进一步作了重要的补充。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闽侯)人，没落小地主家庭出身。林则徐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能够比较坚定地走上反鸦片侵略的道路，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源流。他早年深受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李纲、岳飞等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传统影响他认为只有发扬民族气节[28]，始是以“言治”。到了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林则徐更从外国侵略者制造的鸦片灾难中，看到了“鸦片流毒中华”足以“贫民”、“弱种”的深远后患[29]和“兵弱银涸”的统治危机。他坚决要求制止外国的鸦片走私，严禁国内贩卖吸食鸦片。他继承了先秦法家“信赏必罚”、“以刑去刑”的观点，强调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巨”，“法当从严”[30]。在他看来，鸦片“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济”[31]。他主张重治吸食、开馆兴贩和制造烟具者，规定限期，逾期不改，平民处死刑，官吏加等治罪。反禁烟派攻击林则徐等实行“法治”是“专尚峻酷”“非不忍之政”[32]，胡说这样一来是“欲兴率土普“伤残自己的子民，而快遂外夷之毒计”[33]。林则徐反天之大狱”，驳说，“执重法”只是禁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认真实行，结果一定是“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期并无处死之人”[34]，决不会“诛不胜诛”
一八三八年九月林则徐上书旻宁，尖锐指出鸦片泛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35]，要求严禁鸦片。
禁烟派对“弛禁论”的揭露和抨击，大灭了反禁烟派的威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全国性的禁烟、抗英运动的到来，作了舆论的准备。
在统治阶级内部禁烟派和反禁烟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中，旻宁的思想开始充满着矛盾，态度犹豫。他一只眼瞅着鸦片走私的利益，一只眼又看到鸦片走私的危害。特别是当他想到林则徐在奏折中所痛陈的鸦片走私所造成的“兵弱银涸”危机时“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军队是清王朝用以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的主要支柱;粮饷是清王朝赖以维持军事官僚机构的财政基础。如果支柱倒了，基础垮了，皇帝的宝座也必将一起完蛋。这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36]正是从维护清朝封建反动统治出发，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禁烟的巨大压力下，是宁暂时倾向于禁烟派，下令将许乃济革职，并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禁烟，使禁烟派暂时处于优势地位。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矛盾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爱国与卖国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形势下，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等合作，一面加紧整顿海防，惩治鸦片走私、受贿官弁，严拿烟贩；一面于三月十八日通知外国鸦片贩子，要他们三日内报告存贮鸦片数字，“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并要他们“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向外国侵略者斩钉截铁地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且警告他们说：倘若“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37]，显示了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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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资产阶级是绝不甘心放弃鸦片贸易的。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顽固抵制和疯狂破坏禁烟命令，阳止英商缴烟具结，并于三月二十三日命令所有鸦片烟船开出珠江口，作出战争姿态；自己则于二十四日星夜从澳门赶到广州，手持凶器庇护大鸦片贩子颠地潜逃，妄图躲过风头，卷土重来。阴险狡诈的美国烟贩，使用两面派手法，暗中支持英国破坏禁烟他们有的闻风暂时转移逃跑;有的假意具结，然后转往福建大肆走私贩毒:有的帮助已被停止贸易的英商转卖货物，收购中国茶、丝。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中国的可耻帮凶。
广州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破坏禁烟的罪恶活动无比愤慨，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洋馆中雇佣的中国工人二百多人自动包围了洋馆，截住义律和企图逃跑的英国烟贩。西报记载说：包围洋馆的群众，“大声喊叫如雷，令我等好多人害怕。犹如上年十二月十二日之事一样”[38]。人民群众高昂的反侵略斗争情绪!再一次鼓舞了林则徐。为了打击义律的破坏活动，他按照“违抗封舱”的惯例，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严守洋馆，撤退洋馆中的中国雇员，断绝鸦片趸船与洋馆的交通。这对侵略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侵略者唉声叹气说，我们的洋馆“倏时间即变成大监牢，内中之人，好似未带锁链之犯人”[39]。他们完全失去了为所欲为、为非作歹的自由。
“无可奈何花落去”。由于中国人民以及林则徐等禁烟派的斗争，英、美烟贩被迫交出鸦片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麻袋(其中美国一千五百四十箱)，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六月三日，在林则徐主持下，震世界的销烟壮举开始了。中国爱国官兵满怀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无比义愤和禁烟斗争胜利的无限喜悦，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把一箱箱的鸦片倾倒在池中，用盐卤和石灰销毁，把可耻的殖民污垢冲入大海。到六月二十五日，这批秽臭毒物，才全部销毁净尽。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重大胜利，是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沉重打击，是对卖国的“弛禁论”的深刻批判。侵略者们哀号:“鸦片贸易的末日似乎是到了。”[40]虎门销烟向全世界庄严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禁毒的决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今天，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铭刻的第一幅巨型浮雕，就是纪念这一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光辉事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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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战与抚两条路线的斗争
1.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禁烟斗争重大胜利的消息一传到英国伦敦，立即引起了英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巨大震动，使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感到“在中国的商业地位，遭遇到空前的变动，不胜惊骇”[41].甚至觉得“天色昏暗愁惨”[42]。虎门销烟之所以对英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引起这么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
第一，禁烟斗争直接阻止了英国利用鸦片作侵略手段的阴谋。一方面，是那些被中国缴销的鸦片烟的本钱在销烟雾中，全部化为灰烬。据说英商损失六万三千二百六十六镑。另一方面，是那些已经准备好而尚未运华的鸦片等物，将失去从中国牟取暴利的好机会。一八四〇年第一季度，印度的孟买“要到中国鸦片棉花存下未去者，共计亏银六百万棒，真是大有害于利益,若再迟延不理，必倒塌许多贸易，地方穷困”[43]。尤其是使英国感到威胁的是，鸦片税是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的重要收入，是“英吉利属国中最为赀财之薮”[44]，随着中国禁烟斗争的展开，他们将断绝这种重要的利源。
第二，禁烟斗争将打碎英国政府和英国资产阶级取中国印度资财的那条连环式的锁链，将使它们失去掠夺中国的可能。
第三，禁烟斗争的开展，使英国政府和英国资产阶级无法用可耻的鸦片作手段来掠夺英国国内十分需要的中国的茶、丝等，从而引起它的市场出现了价格的波动。这一方面表现在茶、丝等进口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表现在因必须以白银去购买某些必需货物而发生的“银根吃紧”情况。
总之，中国人民的禁烟斗争将使英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以鸦片谋利和侵略的希望破灭。但是，巨额利润又在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召唤他们去拚命。马克思曾经借用邓宁格的话揭示过资产阶级的这种本质:“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45]早就企图打开中国大门、伸展其侵略势力、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英国资产阶级，便利用中国禁烟作为借口和导火线，竭力煽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一八三九年八月间，伦敦的英国资产阶级侵华集团，由“印度和中国协会”②出面，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策划怎样挑起侵华战争的问题，并组成了一个领导机构--九人委员会。参加会议的，都是与侵华利益有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伦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46]主席拉本德，曼彻斯特商会主席、纺织资本家莫克维卡，刚从中国逃回英国的大鸦片贩子颠地，臭名昭著的大鸦片贩子、这个会议的幕后操纵者查顿之流。会后，他们还进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向他汇报了在中国搜集到的军事情报。
接着，英国资产阶级即开始了行动，他们大肆制造发动侵华战争的舆论。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中国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收。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什么“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47]。一时间，疯狂的侵略叫器，充斥着英国伦敦、曼彻斯特等地;翻滚的战争乌云，密布在中国沿海上空。
一八三九年十月一日，英国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侵略中国问题，巴麦尊根据查顿出的点子，建议派军舰封锁中国沿海港口，勒索缴出的鸦片代价。会议结果，决定发动侵华战争。这一决定由巴麦尊在十月十八日用密令通知义律，指示他准备在第二年的三月间，本季商务结束后，开始进攻中国。
正是在鸦片贩子的策动下，在整个十月中，曼彻斯特、伦敦、里兹、利物浦、格拉斯哥、布里斯特等大城市的商会，纷纷向英国政府上书，要求采取断然的处置，强有力的手段，使英国“所遭受的损失，得到赔偿。并将今后的对华关系，置于较以前更稳固的基础之上，俾商人等更有保障”[48]。
查顿看到英国工商界在各地已经开始动起来了，便连续上书巴麦尊，建议勒逼清政府赔偿财产，订立“平等”通商条约，并提出发动侵略战争应派出的军舰和水兵的具体数目等，
接着，又由伦敦“印度和中国协会”的头头写信给巴麦尊，提供详尽的侵华方案。两中详细说明“鸦片贸易”的所谓合法性和重要性，以及采取武力保护这项“贸易”的必要性，拟出了要挟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具体内容，如：开放广州、厦门、宁波、福州和扬子江等口通商;或给岛屿一处;取消公行制度；协议进出口关税;设商务监督驻在北京等等。同时提出了作战计划，预计最好在四月到十一月，中国沿海季候风盛吹期间发动战争，同时乘机劫夺盐船和漕船；派遣大小战舰十八只，海陆军六千五百人；在进攻中国大陆之前，先封锁海口，占据一、二个沿海岛屿如台湾、金门岛或舟山岛；等等。
巴麦尊接到这个方案以后，点头称是，立即草成密令，送交义律，指示他尽量搜集军事情报，等候远征舰队的来到，必要时“先揍它(指清政府)一顿，然后再作解释”[49]一八四〇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任印度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官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50]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政府组成了一支包括由五百四十门大炮装备的四十八艘舰船、士兵四千人的所谓“东方远征军”。英国政府给这支侵略军的指示是:第一步封锁珠江口，然后占据舟山群岛，再北上天津，胁迫清政府接受赔偿烟款、割让岛屿、开埠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侵略要求。
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最后就扩大侵略战争。这样，鸦片贩子所提供的侵华方案，就变成英国政府的侵华行动纲领了。后来，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英国侵略军的行动纲领、作战部署和进攻步骤，差不多都是依照伦敦“印度和中国协会”的计划进行的。《南京条约》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查顿等鸦片贩子所提的建议的实现。一八四二年四月底，巴麦尊在他写给鸦片贩子阿拜斯密斯脱的信件上招供说:“我们之所以能得到这些令人满意的结果，主要是依靠你和查顿先生所供给的情报，与大力帮助，因而我们才能够给我们的在华海军与外交人员详细的指示。”[51]事实证明，鸦片战争是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鸦片贩子是当时策动侵华战争的急先锋。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次战争的肮脏性质了。
一八四〇年六月初，英国侵略军相继从印度抵达广东海面英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护可耻的鸦片贸易、掠夺市场和殖民地而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伟大导师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场战争是“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52]，是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53]，是非正义的战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反鸦片战争”“是义战”[54]
2."战"与"抚"的斗争
当着英国侵略者向我国猖狂进行武装进犯的时刻，中华民族内部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则迅速转换为“战”与“抚”的激烈斗争。这是禁烟与反禁烟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坚决抵抗，还是屈膝投降?这是区分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首要标志。英军大举进犯，首先使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和英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中国人民高举爱国抗英的大旗，坚定不移地执行反侵略反投降的革命路线，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给予器张一时的“海上霸王”--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他们是鸦片战争中的主力军，是保卫祖国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
林则徐这些代表着中小地主、正当商人利益，在鸦片走私和武装侵略中受到某种侵害的禁烟派，这时在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主张大敌当前，必须利用“民心”，改革弊政，抵御外侮，维护民族独立。他们是鸦片战争中的地主阶级抵抗派这样，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一点上，人民群众同地主阶级抵抗派有着客观上的一致性，而同地主阶级投降派有着深刻的对抗性。因而在鸦片战争中形成了人民群众与地主阶级抵抗派暂时共同反侵略、反投降的局面。这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都有这种情形。”[55]
而穆彰阿、伊里布、琦善这些代表着大贵族、大地主、大鸦片商阶层利益，与鸦片走私关系密切的反禁烟派，这时他们害怕一旦战争打起来会破坏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同时，他们更害怕人民群众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发展力量，乘机起而推翻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们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既得利益，畏敌如虎，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不敢进行抵抗，一味奴颜卑膝，屈辱求和。他们奉行尊孔“抚夷”的投降主义路线，坚信孔丘“忠信笃行于蛮夷”[56]应是清朝对外的方针。他们是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
这样，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两个战场的尖锐对立和激烈斗争。在爱国主义抵抗路线指引下，由中国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抗英战场，或者在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下，由抵抗派指挥的抗英战场，都打了或大或小的胜仗，为捍卫祖国的独立作出了贡献。相反，在卖国主义投降路线指导下，由投降派指挥的战场，都吃了败仗，从而招致了国家主权的逐步丧失。
鸦片战争从一八四〇年六月正式开始，到一八四二年八月结束，经过三个阶段。
正当英国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已由钦差大臣任命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在广东积极认真备战。林则徐清醒地看到英国侵略者“惟利是图”[57].“欺弱畏强”[58]，若是对他们妥协退让，只会助长他们的侵略野心，对付这帮外国侵略者的办法，只有针锋相对，进行武装抵抗。为了迎击侵略者，林则徐积极筹备广东沿海防务。
他亲自视察海口形势，在水道要冲安设木排铁链，加强防御工事；购置大炮，添筑炮位，增强防御火力；大力整顿水陆官兵撒掉了少数包庇鸦片走私的军官;并五次请求清廷下令加强海防。
为了克服“银枯”危机，发展经济，坚甲利兵，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贸易，维护和发展正当贸易，增加白银入超;极力劝说清廷拿出关税的十分之一，制造坚利的船炮，作为“制夷”“防夷”之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备战，必须了解敌情。林则徐在广州设立翻译馆，组织翻译人才，翻译外国书报，了解国际形势他把积累的材料编成《四洲志》等书。这些书叙述各国历史、疆域、政治等情况，成为了解近代西方最早的著作。这和当时清朝统治阶级中昏庸腐朽、以“天朝上国”自居的顽固派比较起来，林则徐因反侵略斗争的需要，能够睁眼看世界，是有进步意义的。
林则徐从禁烟与抗英斗争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广大军民积极禁烟、踊跃参战、齐心杀敌的作用，因而主张利用人民力量抵抗资本主义侵略，这是林则徐认真备战的主要特点，他不仅大力整顿水陆官兵，使他们在抗英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积极倡导“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邨庄”[59]。并从渔民、疍户、盐工中大量召募水勇，加以训练，使他们协助水师，对敌作战。林则徐还公开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60]打退了义律发动的七次武装挑衅，赢得了中英之间前哨战的胜利。一八四〇年六月，英军企图进犯广东，由于他防守严密，都被打败。
但是，林则徐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他与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他组织团练依靠的主要对象是“正士端人”，即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他召募的水勇丁壮，大部分是下层劳动人民。林则徐既要利用他们反英，又害怕他们“借端生事”，扰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所以，他认为“驾驭必须得法”[61]，严格加以控制。这就表明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不可能真正和彻底地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来抵抗侵略，因而他的反侵略斗争，自然就只能依靠封建统治势力，寄希望于封建皇权。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活动，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与活动，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这也是他的禁烟和抗英事业尽管开头取得了一定胜利，而最后毕竟归于失败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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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在广东碰壁以后，六月三十日北犯福建厦门。由于当时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同样作了战守准备，因而进犯厦门的英军，也被打得仓惶逃窜，未能得逞。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广州市沙面岛大炮
但是，在投降派卖国主义路线的指导下，从浙江到直隶，在漫长的海防线上却不作任何防御的准备。例如，华北重镇天津，仅有守兵八百人；山海关连大炮也没有一尊。懿律于广东、福建被击退后改犯浙江，七月攻陷定海。八月，北窜侵人白河口，直逼北京门户--天津，并投书清廷，进行恫吓。
定海失陷、英军北上的消息，引起了盲目自大、毫无战备的清朝政府的张惶失措。在这一片恐慌的气氛中，投降派乘机纷纷跳出来活动。他们一面在是宁面前大进谗言，攻击林则徐禁烟过激，惹来了兵祸，并造谣说林则徐接受英王文书，私自销毁；一面又大肆制造种种投降舆论，说什么中国“地势之无要可扼”“民情之不坚”[62]，甚至恫吓“军械之无利可恃”“兵力之不固”，人们：敌人“船坚炮利”，难以取胜，即使今年把它打退了，明年还会再来，如果战端一开，战争便没个完。说穿了，他们的主张是：抵抗不如投降，晚投降不如早投降。这是典型的卖国投降逻辑！侵略者的炮火威胁，投降派的谣言煽动，深深影响了旻宁，对于禁烟斗争，开始他倾向于支持，但是没有多大决心，更没有料到禁烟斗争会发展到武装对抗。对于英军的武装挑衅，开始他认为清朝是“天朝帝国”，“外夷”不堪一击，幻想“示以声威”，稍加还击，就能吓退侵略者。可是与英国真正交锋的结果，腐朽的清军却一触即溃，英国侵略军一直打到了天津。旻宁这时感到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在惊慌之中，急图苟安，于是又倾向采纳投降派的“抚夷”主张，希望以较小的代价来止息干戈。旻宁把林则徐和邓廷桢撤职，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议抚”也就是向敌人谈判投降条件。
林则徐被革职后，上《密陈洋务不能歇手片》，劝告旻宁把禁烟斗争坚持下去，并请求亲赴浙江前线，随营效力，抵抗侵略者。但是旻宁却把这些正确主张和要求一概斥之为“无理，可恶!”“一片胡言”。仍将林则徐和邓廷桢流放新疆。即使在流放新疆期间，他们也仍然坚持抗英立场，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林则徐在西北边陲的新疆伊犁，度过了近三年(一八四二年十二月至一八四五年十月)，他对沙皇俄国向我国西北边疆殖民扩张的威胁，有所觉察，并认为只有加强边疆的防卫力量，才能抵御沙俄的侵略扩张。他在给伊犁领军开子捷的诗中提醒说:“静以绥中原，动以御外侮”，是伊犁驻军的职责。虽然目前“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但“厝薪火难测，亡羊牢必补”[63]，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御来自西北方的突然袭击。面对沙俄殖民扩张的威胁，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搞屯田，实行“耕战”的建议。林则徐在离开新疆后几年，还针对沙俄侵略扩张的威胁大声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64]
林则徐在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在外有侵略者和内有投降派的双重压力下，奋起反对卖国的“弛禁论”，打击英、美等资产阶级的鸦片侵略，敢于坚决抵抗“海上霸王”--英国在东南沿海的武装侵犯，并密切注视和反对北方沙俄的殖民扩张，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起了维护祖国独立的进步作用。林则徐这种坚持禁烟和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可贵的。然而，由于他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使其将禁烟和反抗侵略的希望始终寄托于封建皇帝。即使他坚持过的禁烟和抗英事业遭到失败而被遣成时，他一面甚为愤懑，但另一面仍纠缠着“君恩每饭总难忘”的君臣伦理观念。等到接旨获释时，他又惊又喜，发出“雨露雷霆皆圣泽”，表示要“再造仁”以报“君恩”[65]。林则徐人关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日趋上升，他在署理陕甘总督、担任陕西巡抚和云贵总督期间，曾经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一八五〇年抱病居里的林则徐又接受了清廷任命他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可耻使命，“星驰就道”，结果病死于广东潮州途中。
一八四〇年十一月底，钦差大臣、新任两广总督琦善抵广州。他适应中外反动派的需要，抱定妥协投降到底的宗旨，力反林则徐所为，一面自动撤防，派心腹鲍鹏[66]乞降；一面压制反对“议和”的抵抗派，包庇纵容汉奸。有的群众提住汉奸告到他那里，他反诬群众说:“汝即汉奸。”他的这种倒行逆施，导致了“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67]的严重后果。一八四一年月二十七日，旻宁发出卖国的“上谕”:“我朝抚驭外夷，全以恩义，各国果能恭顺，无不曲加优礼，以期共乐升平。”[68]卖国贼琦善秉承旻宁旨意，与义律谈判(这时懿律因病回国，义律任侵华全权代表，伯麦任侵略军总司令)。在谈判中，琦善对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几乎全部接受，只有割让香港一条，不敢作主，但答应向旻宁代为请求。义律看透了琦善害怕战争的卑怯心理，一面决意施加军事压力，于一八四一年一月,率兵突破大角、沙角炮台，驱入虎门；一面又通过汉奸鲍鹏以曰金收买琦善。在侵略者的威迫利诱下，卖国贼琦善擅自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与义律在川鼻洋签订了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开放广州等条款的《川鼻草约》。由此结束了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
节兵义坟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沙角社区百草山山麓，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为鸦片战争时期沙角之战中牺牲的75位外地籍清军勇士合葬墓
与清朝统治者张惶失措、卑届投降相反，沿海人民无不奋勇杀敌，坚决打击外国侵略者，并掀起了反妥协、反投降的斗争高潮。浙江镇海曾爆发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请愿活动，反对伊里布与英军妥协后撤退镇海防兵。有人投书官府，要求收复定海。广州人民激烈反对英军宣布根据《川鼻草约》占领香港。爱国士绅举行集会要求当局驱逐侵占香港的英国侵略者。许多倾向于抵抗派的官员，也纷纷上书，要求罢免琦善，重新起用林则徐、邓廷，继续抗战。旻宁原以为只要惩办了抵抗派，默许恢复鸦片走私，英国就会交还定海，罢兵息战。不料义律不仅没有立刻交还定海，而且蛮横地提出了更多的苛刻条件，这使旻宁感到有损“天朝”尊严，加之割让香港又等于公开承认清政府已丧失保疆守土、统治人民的能力，破坏了“天朝皇威”。于是旻宁又倾向于“主战”，于一月二十七日正式“宣战”，下令逮捕琦善，派遣皇侄、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各省防兵一万七千人开赴广州，声称要对侵略军“痛加剿洗”。其实，他并非真的决心要抵抗侵略，只不过是幻想凭借“天朝威严”，吓退洋人，换个体面的“和平”而已。同时，他又深恐人民群众的斗争危及自己的统治，始终没有放弃其敌视和镇压人民的政策，在四月公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69]的反动方针，把反人民放在第一位。同时，对林则徐等抵抗派，也仍然排斥不用。
二月，风闻清朝政府改变态度的义律，乘奕山迟迟未到的机会，先发制人，突然袭击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终因琦善拒援，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四月，奕山跚跚到达广州。他死抱着“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无赖之徒”[70]，血的反动信条，大骂抗战群众是“匪徒”“汉奸”腥镇压和竭力摧残群众力量，为英军侵略扫清道路。对奕山的卖国路线和滔天罪行，广东商民愤怒地进行了控诉，说奕山之流是“常存杀民之心，不奋杀夷之志”，“徒有剿夷之名，反有害民之实”[71]，骨髓里浸透了反人民的毒液。旻宁对奕山摧残人民的罪恶行动不仅不加制止，反而竭力鼓励，命令奕山：如能拿获一名即行枭首一名，将来出剿时，亦须严密防范为要。宁和奕山这种敌视人民的政策，削弱了反抗侵略战争致胜的重要力量。五月二十一日，奕山幻想侥幸取胜，匆匆忙忙拼凑了一支四百人的小队伍，冒险夜袭英军，结果惨败而归。英军趁势发动进攻，占领了四方炮台，包围了广州城，然后架起几百门大炮，居高临下猛轰城中，军民死伤无数。奕山等惊慌失措，草木皆兵，连卫兵打一声喷嚏，也以为是射来了火箭，而吓得要死。在敌人炮口下，奕山在城上竖起白旗投降。二十七日，奕山接受了英军提出的全部屈辱条件，签订了《广州和约》。奕山按照《广州和约》的规定,率清军立即退出广州城六十里以外，并大肆搜刮库款、民财六百万元作为“赎城费”交给了英军。奕山在吃了败仗和接受投降条件后，却对旻宁大撒其谎，把大败说成大胜，把自己求降说成英人求和，把赔款说成商欠。旻宁虽然知道奕山打了败仗，也知道“所奏与所闻迥异”，但在谕令中却说:“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72]，批准了《广州和约》，乞求早日结束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
3.三元里抗英凯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73]
在穷凶极恶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与投降派走的卖国主义路线相反，中国人民走的是坚决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路线。就在奕山向英军可耻投降，偃旗息鼓，带着清军撤出广州城的时候，广州附近三元里人民，却高举战旗，大擂战鼓，狠揍英国侵略军，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武装抗英高潮。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五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早上，一小股英军跑到三元里一带行凶作恶。这伙强盗，杀人放火，污辱妇女，抢劫粮食，乱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盗取陪葬品。顿时鬼蜮横行，人民遭殃。菜农韦绍光等仇恨满胸，当场打死侵略军八、九人。三元里人民料定凶残横暴的敌人绝不会罢休，一定会来进行疯狂报复。于是，他们立即组织起来，在村北北帝庙集会，推举韦绍光为领袖，将庙里的三星旗作“令旗”，对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74]，表达了统一组织行动，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下午，韦绍光等串连、邀集了附近一百零三乡群众代表，聚会于牛栏冈。会上，共商了组织群众联合抗英的部署，并一致决定1)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自成一个战斗单位，各备乡旗一面，推选领队一人，指挥作战;(2)各乡准备大锣数面，一有警报，一乡鸣锣，各乡皆出；(3)十五至五十岁的男人，一律上阵杀敌，妇幼病残预先疏散；(4)不正面进攻敌人，采取诱敌深入至丘陵起伏、适合理伏用兵的牛栏冈进行决战，包围聚歼这样，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抗英武装就迅速组织起来了，其中：有贫苦农民，人数最多；有纺织、打石和烧炭工人；有渔民；有秘密会党成员；也有一些爱国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由农民阶级领导的抗英联合战线。
五月三十日清晨，三元里和各乡群众约五、六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浩浩荡荡地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二千多名持新式武器的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卧乌古曾下令炮兵发射火箭、火炮。农民群众按原定计划，且战且退，诱敌深人，牵着骄横愚蠢的敌人的鼻子进到牛栏冈附近。忽然一声锣响，埋伏四周的几千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漫山遍野，猛冲下来，围歼敌人。三星令旗迎风飘，锣声杀声冲九霄，刀斧砍去鬼头落，锄棒挥舞血满冈。贫苦农民颜长浩手持长矛冲杀在前，挺矛刺死英军少校毕霞。一个农民举起缴获的“洋枪”，击毙了英军旗手伯克莱。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滂沱。敌人陷在泥泞里难以动弹，枪炮淋湿不能使用。而人民群众却更加精神抖擞，越战越勇，乘机分割包围，痛歼敌人，“杀之如切瓜”[75]。这时，卧乌古及其率领的侵略军只好弃甲曳兵，狼狈逃走。“夷兵方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乞命之声震山谷”[76]。直到晚上，在四方炮台守敌的接应下，侥幸活命的侵略者才连滚带爬，逃出丘陵地带，溜回四方炮台。这个在清朝统治者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海上霸王”，在中国人民的打击之下，完全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了广州城郊打石工人和手工业丝织工人的有力支援。以邓潜为首的打石工人高举铁锤、铁棒猛击侵略者，或用大石头滚砸敌人。以陈棠为首的丝织工人一千余人也英勇参战，并杀死英海车车官一名。
在这场围歼战中，“二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妇女齐心办健儿，犁助在手皆兵器”[77]，“少壮争御侮，老弱同赍粮”[78]，织成了一幅人民战争的画卷。这场激动人心的战斗，战果辉煌共消灭了包括两名校官在内的敌军二百多人，生俘十多人，并缴获大炮两门、洋枪无数。
广州三元里抗英纪念碑
胜利喜讯传四方，群众斗志更高昂。五月三十一日，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增城、花县、从化等县四百余乡群众踊跃赶来与三元里群众会合，达数万人，把英国侵略军团团围困在四方炮台。义律率兵来救，也被包围炮台四周，旗帜招展，刀矛如林，杀声震天。面临灭顶之灾的英国侵略者，龟缩在炮台里再不敢窜出来了。时间很快在过去，恐惧迅速在增长。他们心里明白:即使群众不立即冲上来，长期围困，也会饿死。诡计多端的义律、卧乌古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一个鬼点子。他们密派奸细，混出重围，投书广州知府余保纯，威胁他说：群众“示威”如果继续下去，便立即“恢复敌对行动”。这纯粹是一种恫吓。可是在腐朽昏惯的投降派身上却生了效余保纯连忙秉承洋大人旨意，带着番禺、南海两县知县，出城为敌人解围。余保纯使尽全身解数，欺骗威胁群众解围。一会儿他向群众打恭作揖，哄骗说:“现在已经议和了，洋人们不会再来侵犯了，你们放了他们罢。”一会儿他又威胁士绅说:“将来万一有事，要你们负责”[79]，六百万元赎城费也得由你们赔还。士绅大部分是不当权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这些人在社会上有点“声望”，他们的态度对群众有较大的影响。在余保纯连哄带吓下，终于动摇了。有的“潜避”，有的转到余保纯一边，帮助“劝说”群众。一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群众反侵略斗争，被官吏的卖国和士绅的动摇退却破坏了。余保纯“保”着外国主子，在群众笑骂声中狼狈撤走了。
群众队伍是暂时分散了，但抗英烽火并未熄灭。六月一日被三元里人民打得落花流水的英国侵略军，如惊弓之鸟，灰溜溜地逃离广州。义律为了掩饰自己的血腥暴行和可耻败绩，于七日贴出了一张自欺欺人的“告示”，说什么:“此次百姓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80]人民群众马上贴出《告示》，予以痛斥:你们这些侵略者所讲的“仁义”、“宽容”都是一片“诳言”和“假仁假义”，其目的无非是“哄骗百姓”，“用计骗我”;你们都是些口头上讲“仁义”、“宽容”，实际上是“豺狼成性、抢夺为强”的家伙!人民群众还贴出《告示》警告侵略者说:如果你们胆敢再来，我们“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即杀尽你们这些侵略强盗[81]。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豪言壮语，表达了中国人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强信念和英雄气概，同腐朽的清政府在侵略者面前畏敌如虎，妥协投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三元里人民把抗英斗争力量的基点，放在“自己出力”的基础上，这比起当时地主阶级抵抗派来要高明得多。
人民群众不仅怒斥外国侵略者，而且抨击清朝统治者压制人民、媚外投降的可耻行径，质问他们“有何面目见广东之士民?”“尔等狗官军，与禽兽何异?……要尔何用?秽臭万年也!”[82]九月，余保纯主持科举考试，考生大哗罢考，宣称“不考余汉奸试!”余保纯见众怒难犯，急忙上轿回衙，考生在后紧追，并用瓦块掷击，打破了他的坐轿。清廷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余保纯撤职。
人民赢得了战争，战争教育了人民。三元里人民通过抗英斗争实践，革命觉悟大为提高。首先，他们对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贪婪和虚弱的本性，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他们揭露英国侵略者总是“得尺则尺，得寸则寸”[83]，贪欲没有止境;但又“欺善怕恶，欺软怕硬”，具有脆弱性的一面。他们认识到，尽管外国侵略者船坚炮利，只要依靠“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纠壮勇数十万，何怕英逆之义律不可剪除?”[84]他们戳穿了英国侵略者的纸老虎原形，增强了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侵略者的信心，从而得出“鬼子不足怕”[85]的光辉结论。
其次，他们认识到清朝封建统治者实行“抑民以奉外”的反动方针，揭露清朝的“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大如虎”。他们指出清朝当权派害怕敌人，仇视群众，为了“割地输金”以“求和”，不惜夸大侵略者的“强横”，诬蔑人民革命力量“涣散”[86]。他们看到“官兵不可恃”[87]，认识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88]的真理。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第一声，是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反侵略路线的胜利。它以不可磨灭的辉煌业绩，载入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荣史册。它所提供的丰富斗争经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胜利证明：第一，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民，是人心的向背，而不是什么新式武器。任何的新式武器都救不了侵略者的命。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89]第二，弱国的人民也能够打败强国的侵略者。资本主义侵略者看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并不可怕，只要破除迷信，敢同它斗，它也没有啥。第三，要打败外国侵略者，保家卫国，就必须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人民武装，坚持人民战争。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民武装组织“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90]
4.清政府的卑屈投降
一八四一年四月，英国政府认为《川鼻草约》勒索太少，不予批准，改派殖民老手、狡猾政客璞鼎查代替义律，来华扩大侵略战争，索取更大权益。八月二十五日，英军侵占厦门，鸦片战争的第三阶段正式开始。当地群众五百人，组织起来，以抬枪袭击敌人，使侵略军不敢久踞。九月二十五日，英军又侵占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和郑国鸿率五千守军浴血奋战六昼夜，杀伤不少敌人，最后英勇牺牲。这次定海抗战，连参加这次战争的英国侵略军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汉军军官表现得很英勇，汉军总兵葛帅在长列炮台中阵亡。他的僚属和我们的军队短兵接战，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高地上的旗手选了一个最显著的地位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从轮船打来的炮弹。最后弗莱吉森号的一颗炮弹把他打倒，另一个人赶紧取其位而代之。”[91]定海陷落后，英军又接连侵占了镇海和宁波。在镇海保卫战中，主张抗战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蒙古镶黄旗人)在战前集众宣誓，表示决不退却，决不议和，誓与镇海城共存亡。广大爱国官兵在裕谦的激励下，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可是，扼守镇海城外制高点的浙江提督余步云却贪生怕死，首先临阵逃跑英军蜂拥登岸。裕谦力战不支，投河殉职，履行了自己的誓言，英军在进犯浙江的同时，两次派兵船侵人台湾。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等奋起迎战，得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出现了爱国军民一致抗敌的局面。英国侵占台湾的企图未能得逞。
英军占领定海、镇海、宁波以后，浙东人民自动组成“黑水党”，随时随地狙击英国强盗，“两月之中，擒斩数百，英人大恐，遂弃郡城”[92]。定海县三十六岙民众“立誓订盟”，并散发《告白》说:“倘英夷尚敢盘踞，与我抗战，当与之约定日期，船勇自外进攻，我等自内杀出，……彼夷虽有炮船之利，何难指日歼除。”[93]宁波民众也散发《公启》，愤怒声讨侵略军占领三城后的血腥暴行，号召人民“合力同心，定期起事”，消灭侵略者，使其“不在浙省滋闹”[94]。
浙江连失三城，死了一个总督、三个总兵，形势变得极为严重。旻宁的乘势了结战事的幻想破灭了，“太平统治”保不下去了，又只好重振旗鼓，被迫应战。十月十八日，是宁慌忙调兵遣将，派另一皇侄、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武将军，侍郎文蔚、蒙古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牛鉴为两江总督，调集数省军队到浙江应战。奕经与奕山一样骄奢淫逸，腐败无能，他敌视人民，诬。奕经走的仍是奕山走过的失败浙江人民十之七、八是“汉奸”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老路。奕经一路游山玩水，沉酒酒色，视战争为儿戏。一八四二年一月间，奕经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英军上船逃往外洋。他周围一帮阿谀奉承、腐朽透顶的属们，竟胡说这个梦是“吉祥的征兆”，文蔚为了附和竟捏造自己也做了同样的梦。一八四二年三月，奕经为了实现梦境幻觉的“胜利”，竟决定兵分三路进发，幻想侥幸同时克复三城。结果，因轻举安动，触即溃，从此不敢再战，只好乞怜求降。
清政府的再次出师又告失败，进一步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脆弱，“文职无能，武官怕死”[95]，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恨。同时在战争过程中，官僚们乘机勒索供应，大肆剥削百姓，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广大人民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起义此伏彼起。一八四二年初，湖北崇阳爆发了以钟人杰为首的会党起义。这时，以旻宁为头子的清政府深忍“外患未除，内讧又起”[96]，十分害怕武装抗英的人民“乘机窃发”、“潜投逆党”，推翻其反动统治，认为“内乱”重于“外患”。为了集中力量镇压革命，决计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向侵略者投降。旻宁谕令官吏说:“攘外必先安内，禁暴即以爱民。”[97]这就是说，是旻宁宁肯对敌人投降，决不允许人民起来造反。因此，他愈害怕人民对敌人的妥协投降就愈加坚决。是宁对外国侵略者的任何行动，都是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出发的。四月，旻宁派满洲贵族、盛京将军者英和原来因与侵略者妥协而被撒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向英国侵略者求降。旻宁密谕者英、伊里布:一定要慎持国体，俯顺夷情……不必虑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98]。耆英、伊里布秉承旻宁意旨，急切卖国求降。可是，侵略军却不急于罢手。因为他们深知南京是当时中国的江南重镇，并控制长江、运河两大水道，如果攻占南京，就等于卡住清政府的咽喉，使江南的大量漕米和税银不能北运，从而便于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全部侵略条件。六月，英军进犯长江。江南提督、年近七十的老将陈化成，率领水陆官兵五千人守卫吴淞炮台，抗击英军。在激战中，他身负七伤，仍亲燃大炮，轰击敌人，击伤敌舰数艘。但由于扼守侧面的两江总督牛鉴等纷纷临阵脱逃，放弃炮台，使陈化成腹背受敌，最后血染战衣，以身殉国。吴淞口、上海、宝山相继失守。七月，英军进犯镇江。当时镇江守城爱国官兵总共不过一千五百人，但他们毫不畏惧，顽强应战。他们避开英军新式武器的优势，采取了近距离的冲锋，短兵相接的格斗。就连侵略者的记载也说:城内的“很多清军就直向英军冲击。有时他们冲到英军警卫哨去，捉住他们的敌人，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他们的确是不害怕任何大刀搏斗或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的”[99]。
《横山乡人类稿》对清军爱国官兵的坚决抵抗曾有一段生动的记载:“英登北固山，以火箭火弹进射城中，镶白旗举人噶喇土实十三门未成，凭城发炮应之，持一时许，………。十三门已倾十余丈，英践而登，噶喇杀十数人。一青州兵持长矛，贯一夷，未及拔，复贯一夷，矛不能举，夷拥砍之，城遂陷。”城陷后，镇江全城人民宁死不屈，有男女老幼全家殉难的。副都统海龄也举火自焚。这是鸦片战争中清军爱国官兵对敌人进行的一场顽强英勇的白刃战，给予侵略者极大的杀伤。英国侵略军自己招供伤亡一百八十五人。镇江军民在抗英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是惊天动地，闻名世界的。当时，伟大导师恩格斯曾热烈地赞扬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100]
英国侵略者为了迫使清朝统治者屈服就范，以便打开中国大门，除了利用大炮以外，还利用孔孟之道作为敲门砖。他们指责清政府说:“久延兵祸，非我大英之罪，实由贵官不施仁义所致。”[101]伊里布等人也公然表示对外国侵略者要讲孔孟的“忠恕之道”[102]，胡诌什么:“船坚炮利是霸道，非王道也。天朝所行，俱是王道”，“我朝以德服人，不在兵威。[103]”他们扯起孔孟之道的破旗，作为对外屈膝投降的理论根据。八月初，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八月二十九日，在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卖国贼者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与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104]鸦片战争的失败，决定性的因素是清政府“抑民以奉外”[105]的反动卖国路线，而不是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它集中地反映在以下三个问题上面：
第一，对当时中国人民自发的抗英斗争，清政府不仅不去动员、号召和组织，反而荒唐地指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潜相煽惑”，“为害甚大”，而横加反对、破坏甚至镇压。清朝反动统治者甚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地步。这样的反动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的。
第二，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是有决心、有成果的。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他们“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106]。由最反动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掌握了战争的领导权，由琦善、耆英、伊里布等这些投降主义分子去抵抗外国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第三，政治上的反动和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到鸦片战争前夕，八旗、绿营官兵，多半懒于操练，纪律松弛。到了战争爆发，在投降派的领导下，许多地区守军，如虎门、广州等地，是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等到敌人靠近竟逃之天天。又如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沦于敌手。英国侵略者把这类情况看作是他们“唾手而得的胜利”[107]，正如魏源所说的:“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108]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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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6-587页
9.    ^东印度公司是一六〇〇年--一八五八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推行殖民掠夺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它拥有军队和舰队。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长期中，东印度公司掌握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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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林则徐在福州求学时，对南宋抗金将领李纲就深怀敬仰。一八一九年，他路过河南汤阴，拜谒了南宋抵抗女真贵族侵扰的著名将领岳飞祠，并挥笔赋诗:“不为君王忌两宫，权臣敢挠将臣功;黄龙未饮心徒赤，白马难遮血已红!尺土临安高计，大事河朔撼山空;灵旗故土归来后，祠庙犹严草木风!”(《汤阴谒岳忠祠》，《左云山房诗钞》卷1)呵斥南宋投降派秦桧等屈投降的罪行，表露了他敬慕岳飞的心情。
29. ^林则徐:《与胞弟林元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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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鸦片战争》第2册,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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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同上
45. ^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I卷，第829页。
46. ^印度和中国协会，由与侵略中国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英国资本家集团，于一八三六年，在伦敦成立，聚集了一百零九家和侵略印度与中国有关的大公司，包括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等各界巨头。它经常与英国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外交部保持联系，书面或口头提供情报，督促英国政府加紧侵略中国。
47. ^《安德鲁·韩德森致拉本特函》，《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61，663页
48. ^《下列卜赖克卜恩市签字商人致巴麦尊子爵》，《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40页。
49.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8页。
50. ^懿律叫乔治·义律，是查理:义律的堂兄。当时中国官吏为了区分这两个人，将乔治·义律译为懿律。
51. ^考力士:《外国土》
52.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53.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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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林则徐:《议复团练水勇情形折》，《鸦片战争》第2册，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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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鲍鹏，原是英国大鸦片烟贩颠地的买办，是英国鸦片贩子一手培养起来的走狗。禁烟运动开展以后，被林则徐通缉在案，潜逃山东，通过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引荐而成为琦善的心腹。琦善就是依靠这个流氓汉奸和侵略者开始谈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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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杨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一八四四年英文版，第2卷。
100.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9-190 页。
101.              ^张喜:《抚夷日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356页
102.              ^《伊里布致璞鼎查照会》，《鸦片战争》第5册，第475页。
103.              ^张喜:《探夷说帖》，《鸦片战争》第5册，第351-352页
发布于 2024-04-0308:47・IP 属地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