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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诗的时代，放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较有名气的中华诗词期刊何止千家，中华诗词之乡、县、市，何止百家！披览史册，哪一朝哪一代有过如此盛况！这是中华复兴的一个象征，我们为之高兴。但是不必讳言，我们的诗词缺乏精品，甚至可说连有诗味的韵语也不多。“天意君须记，人间要好诗”。好诗的标准诚然很多，但“有味”应该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吧？何谓“诗味”？“所谓的诗味，就是指诗人用恰当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独特的意象、绝妙的技法，所创造出的蕴含在作品深处的能传递给读者的各种美感要素的总和。”（王子江《保有核心要素提高创新质量》载于《中华诗词》2014年2期）关键是“蕴含在作品深处的”几字，似可简言曰“含蓄”，诗有含蓄方有味。 我们怎样实现或达到含蓄从而“有味”呢？ 首先，应该认定，诗不是时事政治新闻的韵语道白，诚如毛泽东说的“诗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比兴二法是不能不用的”。诗必须坚持“形象思维”（现今更提出“诗性思维”）。“直选村官追信度。目标确定，精心部署，福祉攸关处。”这是一首词的结句，意识够明的，但是这不是“诗家语”，连诗的语也不是。这是政治口号，是概念化的报刊常用语。诗的语言应是形象化的，有形有色可使人联想、产生美感的语言。 其二，诗词是靠意象、意境表情达意的，必须“象中言外”。诗贵含蓄、朦胧，有言外之意。袁枚说：“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又云“诗含两层意，不求其佳而自佳”。第一层是自然形态的事物，是事物的表面意，第二层三层才是诗人要传达的本意，如著名的《七步诗》，曹植传出的是对手足相煎的愤怨、责斥、无奈。 其三、诗词必须多用“比”“兴”“赋”，而“隐喻”“象征”是意内言外的最好手法。诗无比兴就谈不上是诗，而隐喻（刘勰称“稳秀”）则是中华诗学的最基本元素。“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诗经》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曹植的“高树多悲风”（《野田黄雀行》）、虞世南的《狱中咏蝉》、毛主席的《咏梅》等等无不是“状溢目前”“情在词外”的传世佳什。 其四、适当运用些典故、神话、传说，往往能使诗意更加深丰而含蓄。《离骚》中充满神灵、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中常有人神共舞，毛主席的诗词也不乏“嫦娥”“吴刚”“牛郎”……这些神灵的出现既增添了诗词的形象性，更隐喻了作者不想明说或不便明说的意思。 诗有含蓄方有味，“诗之至处，妙在储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解不可解之余。”这是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在他的《原诗内篇》中说的一段话，请我们记住并努力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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