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岁月钩沉@前瞻十年的提案#

柳畔枫叶

H岁月钩沉@前瞻十年的提案#

1997年4月，我加入了民主同盟。
　　不久，民盟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素质教育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民盟主委、原华侨大学教授、原泉州市副市长黄维礼先生、民盟副主委林敬初先生等民盟领导，市进修学校副校长、国家级专家蔡胜铁先生，还有大中院校及小学教师等民盟成员。大家就素质教育问题进行激烈地讨论，蔡先生说：“素质教育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大学教授、中学高级教师一一作了发言，皆是老生常谈，大同小异。
　　我自认是小学教师，还未评上一级，人微言轻，是否发言踌躇不决。但是人人平等，冲破等级观念的念头萦绕于胸，迫使我开口：“应试教育弊端多多，素质教育应运而生，素质教育提倡相当及时。椐我所知，前苏联1957年发射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领域将美国远甩后头。美国举国震惊，政府敦促有关方面调查，分析到底美国与前苏联在教育方面有哪些差距。许多专家反复分析比较，最后发现美国教育某方面确实不如前苏联，特别是从小就对少年儿童进行音乐方面训练远远落后于前苏联。音乐看似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可对于太空领域的卫星和其它航天器制造、发射、运行所需的思维和想象却与之相关。因此，美国有关部门立马对美国太空科学家进行音乐系统知识补课。1969年，阿波罗登月，在太空领域重超前苏联。这一个例子说明，但抓语数两科远远不够，素质教育涵盖很多学科很多方面……”
　　发言一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为我新颖鲜活而有充分说服力的例子所折服。黄副市长眼睛发亮，频频点头赞许，从他微笑的脸可以看出一种厚望。
　　会后，吴副主委单独把我留下，说：“黄副市长很赞赏你，夸你思维敏锐，知识面广。他要给你加压，为民盟给人大写提案，有关民生方面的都行。”
　　“我从未写过提案，不过，我想试试。”我没有推辞。
　　回家后，我一一筛选提案的内容。突然，我脑海一闪亮，自90年代初，泉州41家国有企业卖给侨商后，下岗工人苦不堪言，何不就此写一提案，提醒政府关心一下下岗工人疾苦。但是，政府公务员不准谈论此类问题，有无风险，心中无底，征求几个朋友的看法，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朋友何明说：“现在下岗成为主要潮流，你写提案无异逆袭，有一定风险。”蒋大海说：“反映工人的心声，有何不可？”……我自己认为，通过正常渠道，何能惹出麻烦？我以前一个学生杨斌,毕业于厦门大学，听说我要写这个议题，连忙送一本经济学理论书来，我翻了翻，觉得一年半载方能学透，便把它放在一旁。理论不够，只提观点，不论优劣，索性写起来：
　　【工人阶级应该有分享无形资产的权利】
　　泉州市41家国有企业卖给侨商后，没有很好地解决善后的工作，许多下岗工人的生活陷入困顿。适当补助贫困工人，减少社会矛盾，对于社会安定大有裨益。况且，经过仔细分析，员工和领导也有分享无形资产的权利。以《泉州源和堂蜜饯厂》为例，假如这个百年名厂卖给侨商500万，这500万中有两部分：一部分国家的土地及投资机器的部分，一部分是厂名这个名牌凝聚的无形资产。员工和领导有权分享无形资产。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的无形资产各达一百多亿。泉州源和堂作为国内外闻名企业，它的商标价值不在小数目。任何一个蜜饯厂只要以源和堂为名，它的利润可以成倍成倍增长，可见，“源和堂”具有无形价值。可是，源和堂卖给侨商后，政府却没有很好处理这个问题，下岗工人离开工厂后身无长物，生活困窘。这样处理失当。须知，员工和领导有分享无形资产的权利。
　　稍加推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源和堂其响亮招牌源于成百上千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企业主（厂长）的智慧、汗水、辛勤劳动的结晶。一百多年来，一茬一茬工人艰苦劳动，一茬一茬技术人员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管理，企业主（厂长）付出资本与聪明才智，才使源和堂的蜜饯闻名遐迩，塑造源和堂这赫赫有名的品牌。源和堂出让给侨商，售价部分应当包括品牌这一无形资产。撇开已经去世的工人、技术人员，私有改造后拿过定息的资本家，还有安排工作的厂长外，刚刚下岗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完全有权利享受无形资产价值分红。
　　也许有人会反驳，：“你举的例子是名牌企业，许多亏损企业哪里有什么无形资产？”
　　回答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企业曾经为我们的国有经济作出贡献，他们的有效生产曾经为国计民生作出贡献，现在这些企业亏损，源于多种因素，不能让几十年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人为亏损买单。况且，泉州市相当多企业是赢利企业。名牌企业与亏损企业可以互相调剂，使工人不至于空手而归。”
　　综上所述，我认为企业卖给侨商，应从出卖的款项拨出一部分按工作的年限分给工人，技术员与管理人员，作为他们长期劳动的补偿，同时也是他们应得的报酬。如果连这种合理的方式也不愿意做，人们有理由认为弱势群体被出卖了。（原文我没有底，现根据该文的精神重写一篇）
　　我知道，我的这个提案不是一个标准提案，因为我不懂得写标准提案；我也知道，这篇文章调查研究不够，论据不足，分析不透彻；我当然也知道，这篇文章理论不足，没有任何足以支撑观点的、不可辩驳的理论；我唯一知道的是，文章观点旗帜鲜明而且正确。
　　这样的“提案”究竟送还是不送，我要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刚好，何明来找我，我把前因后果告诉他，并问他这提案能不能送。
　　何明说：“你疯了你，你这是煽动工人向既得利益者分财产！”
　　我说：“向既得利益者分财产有何错？何况不少既得利益者就是贪官污吏。”
　　何明说：“但权在既得利益者手中，你不送风平浪静，上送极有可能吃亏！”
　　我说：“我再想想。”
　　过了几天，蒋大海杰来找我。蒋大海是一个工人，因为下岗，妻子与他离婚了，他仅靠低保金两百多块与给人家看命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我把“提案”给他看，他说：“箫笛，你好人啊！如今很少人肯为工人说话了。你一定要送去，你是正常渠道送去的，他们能把你怎么样，难道还是文化大革命不成？”
　　蒋大海的话坚定了我送“提案”的决心，我抽空把“提案”送给民盟。
　　从此，民盟再没有叫我写提案。隐隐约约还听人说，要是57年，我准会被打成右派。
　 　2007年，我到蒋大海家，他脸上浮现多年未见的微笑，他兴奋地对我说：“箫笛啊，你先见之明啊，你提出工人阶级应有分无形资产的权利相当地正确，今年，我们41家的一万多下岗工人根据工龄的长短每人可以分到6至9万人民币。说不定你的提案也起作用。”
　　我不知道那个提案是否起作用，但我敢肯定其观点肯定正确。即使提案不起作用，也说明正义的天平终于倾向我这一边！

   

   2023.12.27.   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