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丽指》在骈文批评上的贡献】作者 刘涛

太行才子

摘要：孙德谦的《六朝丽指》是骈文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骈文批评方面贡献颇多。该书脉络清晰，内容全面，分析深刻透彻，评骘准确精当，自成一定的体系。具体来说，此书立足于六朝骈文，详细论述了骈文的地位、创作技法、骈散合一理论、气韵、风格特点及代表作家作品等，强调骈文创作当师法六朝，骈散合一为骈文正格。

关键词：孙德谦；《六朝丽指》；骈文批评；理论建构

民国初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的呼声甚嚣尘上，中国传统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前备受推崇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存在价值被彻底否定。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强势侵入中国，中外两种文化展开了激烈的碰撞。在这双重因素的交织压制下，一批倡导中国古典文学者，尤其是倡导骈文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在骈文创作和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民国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就骈文研究而言，各种著述风起云涌，如孙德谦的《六朝丽指》、谢无量的《骈文指南》、金秬香的《骈文概论》、钱基博的《骈文通义》、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和《中国骈文史》、蒋伯潜、蒋祖怡合著的《骈文与散文》等。在这些著作中，就骈文批评所取得的高度成就来说，应首推孙德谦的《六朝丽指》。该书立足于六朝骈文，通过论析骈文的创作、鉴赏、风格、文体源流、代表作家作品等构建出关于六朝骈文批评的理论体系。

一、孙德谦与《六朝丽指》

   

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又字寿芝，号益庵，晚号隘堪居士，江苏元和（今苏州吴县）人。初习经学兼小学，后转治子部之学，并用会稽章学诚治史之法考证诸子流变。“上溯班书六略，旁逮周季诸子，考其源流，观其会通。”[1]118又与钱塘张尔田为友，共设学堂讲学，赏心谈艺，一时之间，声名远播，并称“两雄”。辛亥革命以后，孙德谦寓居上海，历任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直至去世。据王蘧常《孙隘堪先生行状》所记，孙德谦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太史公书义法》、《〈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四益宧骈文稿》、《六朝丽指》、《稷山段氏二妙年谱》、《诸子要略》、《诸子通考》、《枫园艺友录》等十四种，另有未完成稿及亡佚遗失者十四种。孙德谦主要生平事迹见于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及王蘧常《孙隘堪先生行状》。

除精通子部之学外，孙德谦在骈文创作和研究方面也颇有成就。自二十岁始致力于骈文创作，日取武进李兆洛编选《骈体文钞》研读诵习以为范式，历经三十载反复斟酌玩味，终悟骈文潜气内转及比兴用典之法。《六朝丽指自序》曰：

作者简介：刘涛（1974— ），男，山东临沂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余少好斯文，迄兹靡倦，握睇籀讽，垂三十年。见其气转于潜，骨植于秀，振采则清绮，淩节则纡徐。缉类新奇，会比兴之义；穷形抒写，极绚染之能。至于异地隽才，刚柔昭其性；并时齐誉，希数观其微。”[2]8423孙德谦推尊六朝骈文，极重视其气韵及疏逸风格，并高度赞赏其骈体与散体兼行的句法，故提出骈文创作当师法六朝。《六朝丽指》谓：“李申耆先生《骈体文钞》以六朝为断，盖使人知骈偶之文，当师法六朝也。其中六朝名篇，搜采殆尽。余三十之年，喜读此书，始则玩其词藻耳，久之乃觉六朝文字，其开合变化，有令人不可探索者。顾其时心能喻之，而口不能道，但识其文之隽妙而已。”[2]8432孙氏为文遒逸古淡，不尚涂泽，唯务气韵天成，深得南朝范晔、沈约文的神韵，其创作多见于《四益宧骈文稿》中。时人论骈文创作，莫不标举“李孙”，然皆以李详为第一，孙德谦次之。细考之，二人创作特点明显不同，李文以雕藻隶事著称，过重句法而忽略章法，孙文则以疏逸之气闻名，强调通过潜气内转之法以疏通文气。冯煦《六朝丽指序》仿照曹植《与杨德祖书》胪陈时贤，尤推重孙德谦：“并世作者，可得而言：夔生鹰扬于岭表，芸子猿吟于蜀都，静山鸿冥于毗陵，审言鹤峙于淮左，并抽秘骋妍，标新领异。今益庵异军特起，群列退辟，遗落铅椠之末，振举尘埃之表，譬之繁卉沃若，崇兰扇其古馨；丛灌森然，高梧挺其寒翠，独秀江东，未云多让。”[2]8421夔生，即况周颐，晚清词人，词学家，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并称为“清末四大家”。芸子，即宋育仁，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政治家，曾参加维新派组织“强学会”，提倡“中国自强之学”，著有《时务论》、《采风记》等。静山，即屠寄，清末史学家，工诗词、骈文，长于史地之学，尤专注于蒙古史，著有《蒙兀儿史记》160卷（其中14卷有目无文）。审言，即李详，当时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工诗文考证，著述丰富，骈文创作声名颇显。

《六朝丽指》是孙德谦晚年汇集历年论述骈文之语而成，此书刊行于1923年，集中体现出孙氏多年研究六朝骈文的心得。全书以文话形式撰成，共100则，堪称一部六朝骈文概论。其内容较丰富，举凡六朝文地位、骈文创作及鉴赏、文体源流、骈散合一理论、作家作品评骘、与其他学术或文体的关系等，皆有论述。《六朝丽指》一书凭借独特深刻的理论阐发，为骈文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骈文理论批评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言骈文者无不推崇备至，时人对其多褒扬有加。如冯煦《六朝丽指序》云：“孙子益庵，振奇鹤市，弢采虎阜，总百家之要删，漱六艺之芳润。粲花著论，笼陈、管于往图；扫叶雠书，架顾、黄于前籙。既擅雅材，弥工俪体。凌徐轹庾，晨挹龙威之精；吐沈含任，夕披鸡次之典。服膺六朝，数有论列，都为一编，目曰《丽指》。祖子桓之述文，抗士衡之诠赋。甄综异同，叶殊征于吐凤；掎摭利病，迈绝作于雕龙。洵乎前哲之流别，来学之津逮矣。”[2]8421刘麟生撰《中国骈文史》先后引用或论及《六朝丽指》达七次之多，引述篇幅长短不一，整段引用或多段连续引用皆较常见，如此频繁称引，可见对该书的推重程度。如第四章“所谓六朝文”论及“六朝文亦重气势”时说：“骈文之弊，堆垛陈腐，生气毫无，此非骈文之为害，实文章不重气势，舍本逐末之所致，未足尽为骈文诟也。今试熟读六朝文，则知六朝文章，亦重气势自然，无殊散体。此语古人亦已言之，而孙德谦《六朝丽指》，言之最为详尽。”[3]36以下连续引用《六朝丽指》中的五段文字。又如第十二章“今后骈文之展望”赞赏《六朝丽指》说：“孙德谦著《六朝丽指》，推重气韵，泯骈散之争，其书抉摘精微，发前人之所未发。”[3]133另外，蒋伯潜、蒋祖怡合著的《骈文与散文》引用《六朝丽指》竟达十次之多。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言及骈文时专论刘师培、李详、王式通、孙德谦、孙雄五家，其中论述孙德谦时即立足于《六朝丽指》。钱著全文录入《六朝丽指自序》后概括《六朝丽指》的骈文取向说：“籀其归趣，大指主气韵，勿尚才气，崇散朗，勿嬗藻采。”[1]120“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于板滞，与四六分疆。”[1]120又比较李详与孙德谦的骈文观的不同说：“李详以为骈文全须隶事，不可拾他人唾余。而德谦则病任彦升隶事太多，不如沈休文之秀润有逸气，……李详以隶事新颖自夸，德谦以逸气清空为尚。……吾则谓任、沈之优劣，即是李、孙之优劣尔。然德谦好自标置，特工议论，而所作或不逮。”[1]121

二、《六朝丽指》在骈文批评上的贡献

《六朝丽指》是六朝骈文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骈文批评方面贡献颇多，所探讨的问题主要包括骈文的文体源流、艺术手法、鉴赏技巧、骈散合一、气韵说、风格特征及代表作家作品等。该书论述全面，分析深刻，评点准确精当，颇受学界称赏。

（一）论骈文的文体之源及六朝骈文之正宗地位

孙德谦崇尚骈文，极力抬高其地位，提出骈文原本于六经，有《诗经》的风雅比兴之旨，亦可经世致用。“文出五经或六经”一说起自刘勰、颜之推，后世学者多承之。《文心雕龙·宗经》谓：“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4]22《颜氏家训·文章》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5]237宋人李涂《文章精义》曰：“《易》、《诗》、《书》、《仪礼》、《春秋》、……，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6]59可证六经本虽为治世而生，但也未尝不可把它看作后世文章的源头。上古时期文史不分，骈散合一，文章多注重教化功能。“其文莫非史也，其史莫非治化也。”[7]4《文史通义·易教上》亦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8]1足见早期文章文史合一，多用于政教治化的特点。章学诚论文推崇战国诸子，然而也要上溯至六经，其《文史通义·诗教上》云：“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8]60刘师培《论文杂记》也说：“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9]230孙德谦基本上继承了前人的观点，认为骈文源于六经，并高度评价六朝批评家的远见卓识：“文章体制，原本六经，此说出之六朝，其识卓矣。《文心·宗经篇》曰：……。《颜氏家训·文章篇》曰：……。所言虽有异同，而以文体为备于经教则一，可见六朝之尊经矣。夫论文之作，始于魏文《典论》，其后挚虞《流别集》、……而刘舍人、颜黄门两家，独识文字之原六经，无体不具，前此未有言之者，犹可贱视六朝乎？”[2]8447孙氏将骈文溯源于六经，实亦本于宗经思想，却也可以借此提高骈文的地位。

在认可骈文源于六经的基础上，孙德谦进一步指出，只有六朝骈文才是骈文的正宗，世人作骈文论骈文当师法六朝。骈文极盛于六朝，其时骈体创作技巧已极其精湛，无论对仗、用典、藻饰还是声律，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是骈散兼行句法的运用，可使文气疏宕而不滞塞，因此更受后人的赞许。学界论六朝骈文者，莫不推举徐陵、庾信，如明人王志坚《四六法海原序》谓：“魏晋以来，始有四六之文，然其体犹未纯。渡江而后，日趋缋藻。休文出，渐以声韵约束之。至萧氏兄弟、徐庾父子，而斯道始盛。”[10]清人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凡例》亦谓：“徐庾并称，犹诗中之裴王也，虽有低昂，究无彼此。孝穆较开府为近人，至王杨则铿锵悦耳。下逮樊南，则雕镌可喜，然愈近愈薄，愈巧愈卑。……四六至徐庾，可谓当行。王子安奢而淫，李义山纤而薄，然不从王李两家讨消息，终嫌枯管不解生花。唐四六毕竟滞而不逸，丽而不遒，徐孝穆逸而不遒，庾子山遒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10]阮元《四六丛话后序》云：“孝穆振采于江南，子山迁声于河北。昭明勒《选》，六代范此规模；彦和著书，千古传兹科律。迄于陈、隋，极伤靡敝。天监、大业之间，亦斯文升降之会哉！”[11]3程杲《四六丛话序》亦云：“四六盛于六朝，庾、徐推为首出。其时法律尚疏，精华特浑，譬诸汉京之文，盛唐之诗，元气瀰沦，有非后世所能造其域者。”[11]6许梿评徐陵《玉台新咏序》谓：“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而是篇尤为声偶兼到之作，炼格炼词，绮绾绣错，几于赤城千里霞矣。”[12]142《四库全书总目·庾开府集笺注提要》评庾信云：“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13]1275-1276徐陵、庾信为六朝骈文巨匠，其骈体造诣无待多言，上述诸家之评确非溢美之词。与唐代骈文的雕饰过度、凝重滞塞相比，六朝骈文更显萧散俊逸，故孙德谦论骈文尤重文气通畅的疏逸一路。孙氏标举六朝骈文，除称誉其高度成就外，尚有因流溯源之意。《六朝丽指自序》曰：“丽辞之兴，六朝称极盛焉。夫沿波者讨源，理枝者循干，作为斯体，不知上规六朝，非其至焉者矣。……六朝之气韵幽闲，风神散荡，飚流所始，真赏殆希。”[2]8422《六朝丽指》开篇又曰：“骈体文字，以六朝为极则。作斯体者，当取法于此，亦犹诗学三唐，词宗两宋，乃为得正传也。”[2]8424“有志斯文者，当上窥六朝以作之准，不可逐末而忘其本。何则？六朝者，骈文之初祖也。”[2]8425认定六朝骈文为骈文之本根、骈文之正宗，此为孙德谦宗骈之归趣。以此为依归，孙氏又进一步明确划分骈体与四六的界限：“骈体与四六异。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骈文为四六，义山亦不必为之解矣。……吾观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至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语，已开唐人之先，但非如后世骈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调也。……而世以四六为骈文，则失之矣。”[2]8425此说指出，将骈文称为四六，应始于唐李商隐。六朝骈文对句类型较灵活，非如唐代以后全取四六对句的状况。出于宗尚六朝骈文的目的，孙德谦有意将唐代以后正式形成的格式凝滞僵化的四六文排斥于骈文之外，故指出骈文与四六文不同。这一观点基本上已为时人刘麟生所接受：“骈文较自由，四六更工整；骈文不必尽为四六句，而四六文实为骈俪之文无疑。”[14]2

六朝时期，各种散文文体皆趋于骈化，形成骈文，一时之间，骈俪之风大兴于文苑。“凡君上诰敕，人臣章奏，以及军国檄移，与友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至于立言传世，其存于今者，若梁元帝《金楼子》、刘昼《新论》、颜之推《家训》，其中皆用骈偶，《新论》则全书尽然。若刘舍人专论文字，更不待言矣。”[2]8427于此可概见骈文极盛于六朝之情状。《文选》选文强调“沈思”、“翰藻”，故多选录六朝骈俪之文，亦见偏重六朝之风尚。有论者斥责六朝文浮靡华艳，以为无补于世用，孙德谦反对此论调，提出六朝骈文亦可经世致用，以此进一步维护骈文的地位。譬如朝廷章表奏疏类公文，即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举凡萧衍《申饬选人表》、孔稚珪《上法律表》、王融《上北伐图疏》、牛宏《请开献书之路表》等，或论选举，或言刑法，或崇武备，或尊经籍，不一而足，无不具有经世致用之功能。孙德谦标举六朝骈文为骈体正宗，然亦主张兼学汉唐。与汉文的骨力雄健、多鸿篇巨制相比，六朝文略显气局促狭，才力卑弱，此说似有一定的道理。唐代骈文博肆壮丽，虽源于徐、庾两家，却乏遒逸之致，然就藻饰声律、气魄宏伟而言，也不无可取之处。六朝文中有汉文气体恢弘风格者亦有，但数量不多，如鲍照《河清颂》、萧纲《南郊颂》、《马宝颂》、薛道衡《老氏碑》、李德林《霸朝集序》等。诸文皆“开张工健”[15]25、“规模闳远”[15]69、“气颇壮”[15]70，不同于他文的柔靡缓弱。

（二）论六朝骈文的艺术手法及鉴赏技巧

骈文的艺术手法是骈文批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研治骈文理论者不可回避的问题，前代不少学者都有所涉及。刘勰《文心雕龙》专设《情采》、《声律》、《章句》、《丽辞》、《比兴》、《事类》、《练字》等篇，曾论及骈文的辞藻、声律、句法、对仗、比兴、用典等问题，论析深刻，出语准确精当。孙梅的《四六丛话》是继《文心雕龙》之后的一部专论骈文的大部头著作，其《总论》曰：“故文以意为之统宗，……极而论之，行文之法，用辞不如用笔，用笔不如用意。虎头传神，添毫欲活；徐熙没骨，著手成春，此用笔之妙也。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此用意之长也。隶事之方，用史不如用子，用子不如用经。”[11]532-533孙梅提出辞（语词）、笔（笔法）、意（内容）三个概念的主次地位，强调以意为统宗，以意驱笔、以笔驱辞，标举“意”在骈文中的主体地位。论及达意，孙氏又具体阐述了笔法（对仗、用典技巧）使用的妙处；言及对仗，孙梅继承了刘勰的观点，主张多使用体现学识的事对、反对；至于用典，则提倡多使用言浅意深的经书上的典故。

孙德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具体地探讨了六朝骈文的字法、句法、用典法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关于骈文的用字法，《六朝丽指》一书曾论述到使用虚字虚词法、裁剪成语法、代字法等六朝骈文中常见的用字技巧，所言甚为得理。孙德谦认为，对句中融以虚字、虚词可以避免文气滞塞不通：“作骈文而全用排偶，文气易致窒塞，即对句之中，亦当少加虚字，使之动宕。”[2]8435“夫文而用骈体，人徒知华丽为贵，不知六朝之妙，全在一篇之内，能用虚字使之流通。”[2]8453傅亮《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任昉《宣德皇后令》、丘迟《永嘉郡教》分别运用“于”、“则”、“而”来疏通文气，句子极其流畅。另如刘裕《与臧焘敕》则使用“良由”、“岂可”、“非惟”、“或是”等虚词，故亦不落入滞相。正是因为这些虚字虚词的运用得当，才使得文章血脉贯通。裁剪成语法也是六朝骈文用字的一种常见技巧：“六朝文士引前人成语，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钞袭。……盖引成语而加以剪裁，以见文之不苟作，斯亦六朝所长耳，彼宋人则异是。”[2]8448该技巧往往通过字词换位或更改、删减字词来完成，如沈约《梁武帝与谢腓敕》“不降其身，不屈其志”，本源于《论语·微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身”二字换位，又改“辱”为“屈”。又如萧衍《请征补谢腓何胤表》“穷则独善，达以兼济”，亦源于《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删去“其身”、“天下”，改“则”、“善”为“以”、“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六朝丽指》又论代字法说：“夫文之有假借，即代字诀也。吾试取江文通文言之。其《齐太祖诔》云：‘誉馥区中，道薆氓外。’《为萧拜太尉扬州牧表》云：‘礼蔼前英，宠华昔典。’‘馥’、‘薆’、‘蔼’、‘华’，皆代字也。使非代字，而曰‘誉播区中，道高氓外’，有能如是之研炼乎？‘蔼’之训为‘茂’，‘华’之训为‘盛’，如谓‘礼茂前英，宠盛昔典’，即用其字本义，未尝不善，究不若‘蔼’、‘华’代字之艳丽也。……凡文用代字诀，均是避陈取新之道，六朝文中类此者至多，吾亦不能殚述。从事骈文而不识代字之诀，则遣辞造句何能古雅？此六朝作者所以多通小学也。然亦须全体相称，不可仅施之一二字，庶为完美。若故求生僻，亦失之。”[2]8441-8442六朝骈文重华词丽藻，使用代字法无疑可收到此效果，又能迎合自刘宋初以来的新奇文风。骆鸿凯说：“六代好用代语，触手纷纶。举‘日’义言之，曰曜灵，曰灵晖，曰悬景，曰飞辔，曰阳乌，皆替代之词也；……颜、谢继作，缀缉尤繁。而溯其缘起，大抵由文人厌黩旧语，欲避陈而趋新，故课虚以成实，抑或嫌文辞之坦率，故用替代之词，以期化直为曲，易迳成迂。虽非文章之常轨，然亦修辞之妙诀也，安可轻议乎？”[16]356六朝骈文中代字的运用很常见，颜延之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丘迟的《永嘉郡教》等篇中也有。代字的使用，一则可增强语词的藻饰，这是六朝骈文的风尚所趋，当然也与其时避陈求新的作风有密切的关系；二则可使遣词造语更趋典雅，这无疑也符合当时文人的创作心态。其实，代字的运用在一篇中只是偶或为之，运用得当，显然可加强表达效果；运用不当，反使文句生僻艰涩甚或出现歧义。就此而言，绝对不可强力为之。六朝文尚工于炼字，于字句不厌推求，以取得最佳表达效果为目的。

除字法外，六朝骈文的句法、用典法、对仗法也颇具特色。关于句法，孙德谦提出，创作骈文可酌情模仿前人的句调，但不可沿袭并落入俗套，否则会使文句一成不变，形成一种凝滞僵化的套路。有鉴于此，即使学习前人句法，也要仔细揣摩词句，努力熔铸锤炼而不露痕迹，此方为上格。另外，骈文虽然不同于赋，但六朝文又具有赋心，即文家在创作时常常采用赋的句法，致使作品体现出赋化倾向。如颜延之、王融的同名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河清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刘峻的《广绝交论》、《东阳金华山栖志》等，“其中词句，皆近赋体，盖可见矣。刘彦和《诠赋》云：‘六义附庸，蔚为大国。’是殆风、骚而后，汉之文人胥工于赋，而猎其材华者，不能不取赋为规范。故六朝大家，宜其文有赋心也。”[2]8438六朝文家在构造句式时还经常使用断笔法，即句子前后两部分连接不紧密，而是中间插入他语，似断而实续，以此旋转文气，产生疏通文脉的效果。“往往于此句之下，玩其文气，不妨以入后数语，在此紧接中间，偏运以典雅之辞，一若去此，则文无精采，而其气亦觉薄弱者。”[2]8456又有所谓开合之法，运开合法于骈句之中，既可避免并列平铺，又可使文气贯通。六朝骈文中还常见十字句、或字句，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沈约《梁武帝集序》等多用十字句，铺陈罗列，颇具气势；而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论》、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则叠用或字句，而非化散为整，以骈偶行之，故笔法纵放，文气通畅，且免于繁冗之嫌。六朝文家为求新奇，时常生造词句，致使文意艰涩难解，似此则为学者当审慎。关于骈文用典，孙德谦认为，考虑到典故的使用场合、用途不同，所以用典应该有所区别，有时典故不必确切，而且用典不仅用其意，也用其文。另外，孙氏还论及用典两句一意、引用古籍以虚作实等问题，可谓多有创见。对仗是骈文创作中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孙德谦分别以傅亮《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中“信陵”对“甘棠”、庾信《周柱国长孙俭神道碑》中“南巢”对“西伯”为例，指出六朝骈文可用人名对物名、地名的特点。针对《文心雕龙·丽辞》中所说的“对句之骈枝”的问题，孙氏提出六朝文则无此缺陷：“六朝诸家，于无可属对者，往往化骈为散，即使两句相对，而不嫌其重沓者，或事非一人，或时分两代，极之意虽从同，而于用字则有判别。”[2]8470六朝作家属对灵活多样，绝对不会重出。

此外，《六朝丽指》还探讨了六朝骈文的比兴、烘托、形容、比拟、详略等多种艺术手法。六朝文继承《诗经》的比兴传统，其遣词造语、属对隶事多用性质相近的事物加以比附。为突出骈文善于描摹形容、活泼生动的特点，孙德谦以绘画作比，指出文家亦用烘托法以取得传神的效果，可谓颇得画理。论及骈文的抒情性，孙氏认为借助四时节序、景物的更替以抒发情性，亦可称别开文境。至如六朝文家代人作骈体书信与妇人，摹写相思之苦，情致缠绵，恐后人亦不易企及。六朝文有须详说者，有不妨从略者，作者要权衡详略之度，遣词命意才能得其精要。

关于骈文的鉴赏技巧，孙德谦提出六朝骈文宜缓读，宜轻读，读骈文当以意逆志，须识得潜气内转妙诀等。如论读六朝文宜用缓曰：“其气疏缓，吾即从而缓读之，乃能合其音节。如使急读，将上下文连接而下，有不知其文气已转者；并有读至篇终，似觉收束不住，此下又疑有阙脱者。实则只在读时须舒缓，而不出以急迫，则其文自成结构。”[2]8444-8445又论宜用轻曰：“六朝骈文，既须缓读，则不宜重读明甚。读散文者，固当振吾之气；骈文而用重读，通篇节奏不能合律矣。故读六朝诸家文，大体只从轻读可耳，然亦间有贵重读者。”[2]8445其说剖析之深，实令人佩服至极。

（三）论六朝骈文的骈散合一、气韵及风格特点

孙德谦论骈文主张沟通骈散，认为骈散合一才是骈文正格。就六朝骈文而言，虽以俪体行文，却又融以散句，不仅文气畅达，而且叙事清晰，实非单纯骈偶体制所可企及，故“以论骈体正宗，则宜奉六朝为法”[2]8455。骈散兼行的句法堪称六朝骈文创作的一大特色，其用途颇大，《六朝丽指》云：“文章之分骈散，余最所不信。何则？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尝欲选辑六朝人文，取其通体不用联语者，汇成一编，以示人规范。今录一篇于此。傅季友《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此篇竟同散文，几无偶句，但究不得不以骈文视之，盖所贵乎骈文者，当玩味其气息。故六朝时虽以骈偶见长，于此等文尤宜取法。”[2]8443-8444又云：“碑志之文，自蔡中郎后，皆逐节敷写，……若六朝则犹守中郎矩矱，王仲宝、沈休文外，以庾子山为最长。观其每叙一事，多用单行，先将事略说明，然后援引故实，作成联语，此可为骈散兼行之证。夫骈文之中，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显。……故子山碑志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而骈俪之句则接于其下。推之别种体裁，亦应骈中有散，如是则气既舒缓，不伤平滞，而辞义亦复轩爽。……要之，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2]8450-8451孙氏举傅亮文为例，主要看重其通体句式基本整齐，但不用精工的偶句，并且具有骈文的气息。又举庾信碑志文为例，则着眼于其骈句中夹用散句来说明事理，体现出骈散合一的态势。孙德谦还以诗赋为例来说明问题：不少诗赋作品前面都有序，以散体行文，用来表明创作意图，而正文则用骈体撰成。如果诗赋前面没有序加以说明，而是仅靠华词丽藻铺成正文，那么读者读至篇末往往仍然难以得其旨趣。撰作骈文亦然，若仅着力于藻饰、用典、属对之事，不知寓散于骈的技巧，那势必很难准确传达出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后世书启类文章通篇采用严整的骈偶句式，不用散句来疏通文气，故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骈文。

应该说，孙德谦倡导沟通骈散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清代以来学者的观点。清人论沟通骈散，最初立足于在古文创作中吸收骈文的技巧，而后又主张对骈散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体现出骈散合一的观念。王芑孙、刘开、包世臣、袁枚、李兆洛、孔广森、曾国藩、朱一新等人都有这方面的相似的言论。如刘开《刘孟涂文集·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认为，骈、散二体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夫骈散之分，非理有参差，实言殊浓淡，或为绘绣之饰，或为布帛之温，究其要归，终无异致。”[17]骈、散二体本来同源，故应彼此结合，相辅相成：“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玄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文有骈散，如树之有枝干，草之有花萼，初无彼此之别，所可言者，一以理为宗，一以辞为主耳。夫理未尝不藉乎辞，辞亦未尝能外乎理，而偏胜之弊遂至两歧。始则土石同生，终乃冰炭相格，求其合而一之者，其惟通方之识、绝特之才乎？”[17]刘开主张骈散合一的观点和当时不少人是不谋而合的，这充分体现出清代骈、散之争即将结束的趋势。时至近代，章太炎、黄侃等人也主骈散合一，骈体与散体之用各适所宜，若并而用之，则效果更佳，况且二体之间始终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章太炎《文学略说》云：“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18]243“今以口说衡之，历举数事，不得不骈；单述一理，非散不可。二者并用，乃达神旨。”[18]24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丽辞札记》亦云：“然奇偶之用，变化无方，文质之宜，所施各别。”[19]205“用奇用偶，初无定律，应偶者不得不偶，犹应奇者不得不奇也。”[19]205陈柱《中国散文史·序》则说：“散文虽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骈文虽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以至乎四六专家，八股时代，凡为散文骈文者，胥不能不受其影响。此文学各体分立之后，不能不各互受其影响者也。”[7]1孙德谦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沟通骈散的理论的。

针对清人王先谦论骈文重作家才气的观点，孙德谦则更看重骈文内在的气韵，而若言气韵，六朝骈文堪称典范：“惟既言骈文，则当上规六朝，而六朝文之可贵，盖以气韵胜，不必主才气立说也。……余尝以六朝骈文譬诸山林之士，超逸不群，别有一种神峰标映、贞静幽闲之致。其品格孤高，尘氛不染，古今亦何易得？是故作斯体者，当于气韵求之，若取才气横溢，则非六朝真诀也。”[2]8435孙氏认同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放言落纸，气韵天成”的说法，提出六朝骈文的气韵，自然也是出于天成，故论骈文当玩其气韵，如果仅仅着眼于作家的才气，但观其藻饰、裁对及隶事技巧，则不足取法。孙德谦标举气韵说，于是从清代古文家分阳刚、阴柔两种风格入手，指出六朝骈文具有阴柔之气：“以吾言之，六朝骈文即气之阴柔者也。……若高人逸士，潇洒出尘，耿介拔俗，自有孤芳独赏之概，以言文辞，六朝之气体闲逸，则庶几焉。……六朝文体，盖得乎阴柔之妙矣。”[2]8431萧纲《与湘东王论文书》指责当时骈文文风有“懦钝”、“阐缓”之弊，而孙德谦认为这正是它的长处，因为六朝骈文“绝不矜才使气，无有不疏宕得神，舒缓中节，似失之懦钝者”[2]8431。六朝文的气韵具有阴柔的风格，更多地指向其内在的气体闲淡超逸，非但不是卑弱，反而具有遒劲之气。“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炼，欲言不言，而其意则若即若离，急转直下者。”[2]8448-8449

孙德谦提出，六朝骈文的气韵是通过“潜气内转”来实现的，这一理论本源于清人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及阅《无邪堂答问》，有论六朝骈文，其言曰：‘上抗下坠，潜气内转。’于是六朝真诀，益能领悟矣。盖余初读六朝文，往往见其上下文气似不相接，而又若作转，不解其故，得此说乃恍然也。”[2]8432孙氏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加以具体深刻的阐发，认为通过“潜气内转”来转换文气，即使不用虚字也可以得到这种效果。如刘柳《荐周续之表》：“虽汾阳之举，辍驾于时艰；明扬之旨，潜感于穷谷矣。”上句用“虽”字，然下句“明扬之旨”前却未用“而”字来转笔，但文气却已转换。概言之，一般文章的上下承转，必须借助虚字来完成，但六朝骈文则不同，往往不需要加虚字，即可将文气转入后面。“故读六朝人文，须识得潜气内转妙诀，乃能于承转处迎刃而解，否则上下语气，将不知其若何衔接矣。”[2]8460孙德谦重视潜气内转的妙诀，同样也没有忽视虚字在骈文中的功用。他认为，正是因为作者运用虚字，才使得文章血脉保持畅通：“文亦有血脉，其道在通篇虚字运转得法。……倘后人为之，纯用对偶，而无虚字流通于其间，无怪人之鄙薄骈文也。且六朝匪特全篇时用虚字，虽造成联语，亦必用虚字，乃见句法流动耳。”[2]8452-8453虚字的运用在文章开合变化中无疑起到连贯作用，这与“潜气内转”的理论要求并不矛盾，因为骈文内在气韵的通畅与外在语词的连接可以相辅相成。孙德谦真正反对的是既不用虚字连接，又无深厚文气底蕴的文章。

关于六朝骈文的风格特征，《六朝丽指》中还有多处论述，如南北文风不同论、三体之说（疏缓、对偶、雕艳）、四体之分（永明体、宫体、吴均体、徐庾体）、新奇文风、清辨文风、质朴文风等，说明六朝文风格、技巧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此外，《六朝丽指》还论及连珠体、七发体、墓志体、论体、游戏文、序录体、赠序体、书记体、移文体等各体骈文，探源述流，对特点的把握非常准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四）论六朝骈文代表作家作品及《六朝丽指》的时代意义

《六朝丽指》在骈文批评上的贡献还体现在对六朝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上，书中评论到的骈文家有颜延之、谢灵运、范晔、江淹、鲍照、任昉、沈约、徐陵、庾信、陆倕、刘令娴、丘迟、邢邵、魏收等。在这些作家中，孙德谦最欣赏任昉和沈约，因为二人之文颇具疏逸散朗的气韵：“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此古今公言也。二子之文，就昭明所录，与诸选本观之，彦昇用笔稍有质重处，不若休文之秀润、时有逸气为可贵也。……然而任、沈要为骈文大家也。”[2]8478-8479将骈文中的任昉、沈约与诗歌中的李白、杜甫相提并论，足见对任、沈的推重程度。然而，徐陵、庾信的骈体创作技巧无疑要高于任昉、沈约，这已成为批评家的定论，而且孙氏也有褒扬之语：“徐、庾文体，亦极藻艳调畅，然皆有遒逸之致，非仅如唐文之能为博肆也”[2]8455徐、庾之作以丽藻缛绘、音律谐畅、遒逸之致著称，可谓藻采、骨力兼备，堪称俪体之上乘。但在孙德谦看来，却算不上最佳状态，因为在辞藻与气韵之间，他更倾向于后者。可见，孙氏之所以如此立言，仍着眼于六朝骈文的宕逸散朗的文气，以此而论，任、沈之作显然更符合这一条件，如此一来，徐、庾自然也就比不上任、沈了。另外，关于任昉与沈约的骈文，孙德谦更看重沈约之作。任昉骈文亦同于其诗，“失在贪用事，故不能有奇致。……事事征实，易伤板滞”[2]8479，故孙氏指出任昉文“用笔稍有质重处”。齐梁时期，“沈诗任笔”之说似已成为时人对二子所擅文体的定论，受此说影响，后代批评家多关注沈约诗而不重其骈文。孙德谦却一改前人轻视沈约骈文的态度，准确指出沈文秀润疏逸的特点，高度肯定了沈约创作对骈文发展的作用。

颜延之、谢灵运为刘宋初骈文家，谢文传世颇少，文风应与其诗风接近，《文选》多录颜文，可见颜氏颇擅雕饰辞藻。《六朝丽指》评论说：“《宋书·颜延之传》：‘与灵运俱以词彩齐名。’则颜、谢二人，固同以词彩见长矣。至《灵运传论》：‘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此虽就诗言，而‘明密’两字以观延年之文，亦可作定评。《文选》所载《曲水诗序》、《陶征士诔》、《弔屈原文》，无不辞理明晰，意藻绮密。梁简文《与湘东王论文书》云：‘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又云：‘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谢文传世不多，而以此数言推之，灵运得自然之妙，间有冗长处。两家相较，当是一疏一密。”[2]8446对颜、谢文的技巧及风格特点把握得非常准确。又如关于江淹、鲍照的骈文，孙德谦提出，二人之作皆藻采艳丽，但江文疏逸，鲍文质实。究其原因，当归于两家体制所本明显不同。鲍文笔法似乎纯粹出自汉赋，故比江作细密质实；而江文除取法汉赋外，还兼学其他文章体制，故句法灵活顿宕，疏逸散朗。评骘准确精当，可谓一语中的。再如对刘令娴骈文的评点，同样不乏真知灼见。《六朝丽指》评云：“至六朝则有刘令娴《祭夫徐悱文》，……其文如‘雹碎春红，霜凋夏绿’，足称富艳难踪。即观其通篇，皆能以雅炼之笔，达悲恸之怀。”[2]8483刘令娴为刘孝绰第三妹，徐悱妻，文尤清拔。徐悱辞世，令娴为《祭夫文》以寄哀悼之情，辞甚凄怆。许梿《六朝文絜》称此文“深情无限”[12]185，孙梅《四六丛话·叙祭诔》称该文“长于哀怨”[11]469，皆为识者之言。明人王志坚《四六法海》卷八则赞赏刘令娴曰：“无限才情，出之以简淡，当是幽闲贞静之妇。是编上下千余年，妇人与此者，一人而已。”[10]自晋代左思之妹左棻以后，南朝擅文之名媛唯有鲍照之妹鲍令晖、孝武帝时宫人韩兰英、刘孝绰妹刘令娴等寥寥数人。鲍、韩二人以诗赋闻名，而刘令娴则长于哀祭文，以哀文而论，自魏晋至明清之际，仅令娴一人声名显著。

另外，《六朝丽指》还评论过范晔《后汉书》中的序论之作：“盖蔚宗之文，叙事则简净，造句则研炼，而其行气则曲折以达，疏荡有致，未尝不证故实，肆意议，篇题散逸，足为骈文大家。”[2]8480范晔生当刘宋前期，其骈文多骈散兼行，文气疏逸，故颇受孙氏赏识。又评丘迟骈文说：“丘希范诗，钟仲伟评为‘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余读其文，觉文亦如此。其文传者不多，《永嘉郡教》中所云：‘曝背拘牛，屡空于畎亩；绩麻治丝，无闻于窐巷。’或谓《诗品》之说，观此益信，是则然矣。至其《与陈伯之书》通篇情文并茂，可谓风清骨峻。其间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真有点缀映媚，落花依草之致。此文体虽称书，实与阮元瑜《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等文，均可作檄移读。檄移文字，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此乃动之以情，为用少变。然‘迷途知返’云云，遣意则同‘暮春’四语，借景生情，用眼前花草作点缀。吾恐钟记室品诗，即从此处悟出其诗境耳。”[2]8484诸评皆立言有据，出语精准，体现出骈文批评家过人的才识。虽稍显零散，但切中肯綮，弥足珍贵，体现出很高的学术价值。

《六朝丽指》产生于新文学运动大兴之时，其极力推尊六朝骈文的地位，主要意图在于为骈文张目，以此与白话文抗衡。针对当时倡导新文学者认为文言文是僵死的文学，应该彻底打倒，而白话文才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文学，所以理应张扬这一观点，孙德谦明确提出，文章生死与其体制或语言形式无关，而主要取决于作家的创作才力。以六朝骈文而言，其骈散兼行的句法与疏宕散朗的文气，即足为他文所取法，类似这样的作品，绝对不能称为死文学。《六朝丽指》曰：“近人喜语体者，以为用此则生，文言则死，其排斥骈文尤甚，此大谬不然。夫文之生死，岂在体制？以言语论，人之言语，有同说一事：一则娓娓动听，栩栩欲活；一则不善措辞，全无生气。乌在一用语体，其文皆生耶？……又人之为文，在善叙事。作游记文，能状山川情景，乃使读之者心旷神怡，如置身于其中；作节烈传记，述其一言一动，只知有殉夫之志，往往令人不忍卒读，泪下沾襟。夫文至可以动人若此，又得谓一用文言，而斥之曰自古皆死耶？”[2]8495-8496为了进一步说明骈文同样充满生气，孙德谦以六朝骈文为例来印证观点。如刘孝仪《北使还与永丰侯书》云：“马衔苜蓿，嘶立故墟；人获蒲萄，归种旧里。”此描写酷似一幅苏武归国图。又庾信《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云：“想镜中看影，当不含啼；栏外将花，居然俱笑。”此种描写何等活泼，可谓直入画境。“夫文能妙达画理，岂犹垂垂欲死耶？”[2]8496六朝骈文不仅工于描摹而直入画境，而且善于叙事，明白如话。如萧统《谢敕赉地图启》曰：“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户庭不出。”又庾肩吾《谢历日启》曰：“初开卷始，暂谓春留；未览篇终，便伤冬及。”骈体行文，四言成句，非但对句不工，而且几乎不用典故，文脉贯通，充满活力与生气，可谓明白如话。此等文章，显然不可以死文视之。

孙德谦的《六朝丽指》凭借精湛深邃的理论阐发为六朝骈文批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举既推动了民国时期骈文研究的前进步伐，维护了传统文学的地位，又起到了与新兴白话文抗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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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柱.中国散文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0]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M].光绪乙亥年重刊寄螺斋藏版本，1875.

楚剑赋夫

太行才子

楚剑赋夫 发表于 2015-6-30 16:59
好好学习！

知识无穷尽，学习永无穷。

楚剑赋夫

太行才子 发表于 2015-6-30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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