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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赋: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
赋是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学体裁。如果按照文学体裁的四分法，一般分成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赋只能划归散文类，但一般的散文,中国有,外国也有，赋这种特殊的文体则为中国独有。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二分法来看:“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文心雕龙总术》韵文类有诗、词、曲、赋，等等，前三种中国有,外国也有,唯独赋这种文体为中国独有。“物以稀为贵"，独特的文体，当然是最具有民族性的文体，而最具有民族性的东西也最容易得到世界性的关注，所以中国的赋学也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从1989年至今，在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已经召开了七届国际性辞赋学学术研讨会。美国学者、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康达维教授说:“ 若是想给赋下个定
义，就像是个植物学家想分辨一种植物的名称一 般。 事实上，若把‘赋’一词和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石楠花相比的话， 我觉得这是个十分近似的比喻,而我也常喜欢把赋当作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石楠花有好几种不同的品种:有中国原产的，有交配而成并且常见的新品种。但有些品种甚至不叫石楠花，而叫杜鹃花，表面上既不像石楠花，也不像交配的新品种。中国文学中的‘赋’正如石楠花一般，也包括了几种不同的种类。”作为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祖国独特的赋体文学有所了解并且能够应用、能够欣赏。当代“百城赋”、“名校赋”、“名胜赋”的创作风气正盛，足见古老的赋体文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毋庸讳言，与我国辉煌的赋学成就相比，当代社会的赋体文学创作尚未达到第一流的水平。“相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代赋体文学创作者急需借鉴前人佳作。
我国的赋体文学可以划分为文赋、骚赋、骈赋和律赋等四种体裁，律赋在唐代、宋代和清代是与科举考试相结合的一种文体，所以在这三个朝代都得到迅猛的发展。据《全唐文》统计，唐代流传下来的赋作大约有一千五百篇，其中大约有一千篇是律赋。据《全宋文》统计，宋代流传下来的赋作大约有一千四百篇，其中大约有八百篇是律赋。
据《赋海大观》统计，清代流传下来的赋作约一万五千篇，其中大约一万篇是律赋。所以，我们说自唐以后，从数量上来看，我国的赋体文学以律赋为主体。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需要，古代士人不得不从小练习作赋，熟能生巧，因此名篇佳作，代不乏人。如唐代李程的《日五色赋》、宋代范仲淹的《金在镕赋》、清代吴锡麒的《伏波铜柱赋》等，均脍炙人口。鉴于前此“历代文学作品选”一类著作选录律赋较少，笔者长期研究唐代、宋代、清代律赋，特组织我所指导的学术团队共同协作，精选唐代、宋代、清代律赋共三百余篇，加以题解和详细注释，排印出版，为当代赋学研究和赋体文学创作提供典范的作品，以飨读者。这里先谈谈与赋学有关的问题。
二、赋的名义与起源
(一)賦的名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赋者，铺也，采用汉人的声训。《楚辞九章悲回风》:“ 窃赋诗之所明。”王逸注:“赋，铺也;诗，志也...捕陈其志，以自证明也。”《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二曰赋。”郑玄注:“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显然汉人没有明显地将“赋”与文章的写作相联系，首次将六义之赋与赋体相提并论的情况见于晋朝左思、皇甫谧分别为《三都赋》写的《序》中，如皇甫谧的《三都赋序》说:“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日风，二日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其后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 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诸人之说，逐渐从诗杂有赋体一即铺陈之 体的角度立论，由此肯定赋出于诗之说。这一脉相沿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篇，就此成论。即赋体是由敷陈的写诗法发展而来，并逐渐独立，而形成的一种文体。刘勰说赋的文体特点是“铺采搞文,体物写志”，即铺陈事义，挥洒文采，描状事物，抒写情志。这里说赋写作的对象包括向外和向内两个方面，比较全面。前此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如果不理解，成两句互文见义，那就容易理解成诗与赋各有不同的表现对象;其实既有体物的诗，也有缘情的赋，像刘勰这样内外兼说，就比较全面地表达了赋体的功用。
二、赋的名义与起源
(一)賦的名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赋者，铺也，采用汉人的声训。《楚辞九章悲回风》:“ 窃赋诗之所明。”王逸注:“赋，铺也;诗，志也...捕陈其志，以自证明也。”《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二曰赋。”郑玄注:“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显然汉人没有明显地将“赋”与文章的写作相联系，首次将六义之赋与赋体相提并论的情况见于晋朝左思、皇甫谧分别为《三都赋》写的《序》中，如皇甫谧的《三都赋序》说:“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日风，二日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其后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 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诸人之说，逐渐从诗杂有赋体一即铺陈之 体的角度立论，由此肯定赋出于诗之说。这一脉相沿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篇，就此成论。即赋体是由敷陈的写诗法发展而来，并逐渐独立，而形成的一种文体。刘勰说赋的文体特点是“铺采搞文,体物写志”，即铺陈事义，挥洒文采，描状事物，抒写情志。这里说赋写作的对象包括向外和向内两个方面，比较全面。前此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如果不理解，成两句互文见义，那就容易理解成诗与赋各有不同的表现对象;其实既有体物的诗，也有缘情的赋，像刘勰这样内外兼说，就比较全面地表达了赋体的功用。
(二)赋的起源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又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字于(楚辞》者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庯，蔚成大国。”刘勰在这里主要讨论赋的起源，结合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的看法，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赋学源流。王芭孙在《读赋卮言导源》中论述道:“ 荀况《赋论》言:‘请陈诡诗。’班固言:‘賦者，古诗之流。’曰‘诡’，旁出之辞:曰‘流’，每下之说。夫既与诗分体,则义兼比兴，用长箴颂矣。单行之始，椎轮晚周。别子为祖，荀况、屈平是也;继别为宗，宋玉是也;追其统系，《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矣。下此则两家歧出:有由屈子分支者，有自荀卿别派者。昭明序《选》，所以云荀、宋表前，贾、马继后，而慨然于源流自兹也。相如之徒，敷典搞文，乃从荀法;贾傅以下，湛思妙虑，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变，马愉而贾戚，虽云一轂，略已殊途。”从刘勰到王芑孙所揭示的赋学源流可以图示如下:
这一赋学源流图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
(1)坚持“赋自《诗》出，分歧异派”的一元论，今之论者或以赋名之骚体、散体、诗体分别溯源，为其各有所自,不相统摄,但其弊正如周祖谟先生所说:“ 作为总名之赋体之渊源无所依归矣。”程章灿先生认为: “赋者古诗之流说，若从某一特定方面看，自有其似非而是之处。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指出:‘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是很精辟的。”其实，王芑孙指出赋乃《诗》之“旁出之辞”、“每下之说”，已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先见之明。今之论者批驳赋为古诗之流说，或谓诗六义说出现于赋体产生之后，不得视为赋体渊源;或谓赋有二义，一为修辞法门，实为动词，二为文体，实为名词,貌同心异;或谓赋体兼用比兴，与文义之赋专指铺陈不同。诸说虽辩，但王芑孙早已指出“赋既与诗分体，则义兼比兴”，这说明赋出于《诗》，是一种文体脱胎于另一种文体，而不仅仅是继承了一种修辞手法;若就艺术手法而论，赋体则全盘继承诗体，以赋为主，比、兴兼而有之。因此，赋为古诗之流说是难以动摇的。
(2)荀况与屈平同居赋学始祖的地位
《汉志诗赋略》以荀卿赋、屈原赋、陆贾赋并列为三家。陆贾为汉人，可置而不论。荀况、屈平理所当然为辞赋之祖。今之论者,或仅以荀赋为诗体赋、四言赋之所出;或认为荀赋亦出自楚辞，始祖仅有屈赋一家，皆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荀赋的历史地位。王芑孙则从儒家的义理出发，认为虽然“飙流所始，同祖风骚”，但“荀正而屈变”，
荀赋继承了纯正的风雅传统，“《礼》、 《智》之篇，义征载道:《箴》、《蚕》之作，理在前民:附庸六义者也”。而屈骚则对《诗三百》的传统有所变异，“屈变”之说，出自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即有“变乎骚”之论;《文心雕龙辨骚》篇更摘《离骚》“同乎风雅”者四事，“ 异乎经典者”四事，两相对照，以明其变之迹。当然，王芭孙对“屈变”也并不贬低，而是主张- -正- -变相辅而行，共同享有辞赋始祖的地位。
(3)宋玉赋是荀、屈赋与汉赋之间的中介
今之论者，多以宋玉为屈原弟子，自以屈、宋连言，认为朱玉仅仅承袭了屈赋的传统。王芑孙则以有、宋连言，认为宋玉继荀况之后继承了风雅传统，“《高 唐》《神女》,有孔子股勤之意，犹之风诗”。这一观点也受到刘勰影响，《文心雕龙诠赋》有云:“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当然，以宋玉接荀况并不意昧着不以宋玉接屈原，宋玉赋应视为继承荀、屈赋的合体，并向汉
(3)宋玉赋是荀、屈赋与汉赋之间的中介
今之论者，多以宋玉为屈原弟子，自以屈、宋连言，认为朱玉仅仅承袭了屈赋的传统。王芑孙则以有、宋连言，认为宋玉继荀况之后继承了风雅传统，“《高 唐》《神女》,有孔子股勤之意，犹之风诗”。这一观点也受到刘勰影响，《文心雕龙诠赋》有云:“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当然，以宋玉接荀况并不意昧着不以宋玉接屈原，宋玉赋应视为继承荀、屈赋的合体，并向汉赋二体作出投射的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4)汉赋二体与荀、屈之关系
汉赋存在以贾谊为代表的骚体赋和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散体文赋两种体裁。王芑孙进一步论证的是汉赋与荀、屈之关系。王芑孙指出“相如之徒，敷典搞文，乃从荀法；贾傅以下，湛思妙虑，具有屈心”，是有其根据的。盖荀赋以体物为主,采用主客问答的格式，并具有“事数自环”的骋辞特色，这些都为汉代散体赋家所继承:而贾谊与屈
原心心相通，情感合拍，更是不争之事实。难之者或以为，屈原<橘颂》乃体物佳构，而《卜居》、《渔父》亦设主客问答，故当以汉代散体之源归之屈原。其实,屈原的代表作当数<离骚》,他对汉赋之影响亦主要在此而不在彼。芑孙在指示“相如之徒...乃从荀法”时还特别指出，“马既腾声,扬旋飞躅;《子虚》《上林》，《甘泉》《羽猎》，锵洋鸿丽，有《清庙》噫嘻》之响，《般》桓>《甫》《草》之音,抑亦雅颂之亚也”。可见他是从接轨《诗三百》正宗之角度来体认汉代散体赋与荀赋关系的。当然指出相如从荀法，贾谊有屈心，并不意味着相如便不受屈原影响，也不意味着贾谊便不受葡况影响，实质上这只是一个主要次要、孰轻孰重的问题。因为相如、贾谊接受荀、屈影响之间还通过了宋玉的中介，所以这已是经历了综合基础之上的分歧，正如东西方人结合而产生的混血儿，尽管也有黄头发、黑头发的分别，实质上已有许多的共通之处，难以分辨得一清二楚。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难以理解《文心雕龙.辨骚>所谓“枚贾追风以人丽，马扬沿波而得奇”了。综上所述，从刘勰到王芑孙所揭示的赋学源流关系，比较符合赋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迄今为止，仍不失为在对赋学源流的学术探讨中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
也学时贤:
三、赋的体裁辨析
(一)前人赋体分类的检讨
汉代的赋作，本来只有“骚体赋”和“散体文赋”这两种体裁。王芑孙论及的汉赋两家,指以贾谊为代表的骚体赋和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散体文赋。今之论者有分汉赋为三体(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或五体(诗体赋、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俗赋)者，分类标准不统一,似难据信。不少学者仍然支持二体的分法。如程千帆先生指
出汉赋主要有两类，“一则畸于抒情,乃汉赋之别派; 一则畸于写实，乃汉赋之正宗。作者或兼具二长，或专攻一体”。周祖谟先生也指出，就现存的司马相如之前赋作考察,“概而论之，可分两类: 一为楚辞体，纯抒情之作; 一为散体，皆是体物之辞。”
后代的赋体，都是在汉代赋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元人祝尧在司马迁《子虚赋》、《上林赋》下评说:“赋之问答体，其源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此两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
论为驶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明人许学夷在引用祝尧这段话后加按语云:“古今赋体之变，此为尽之。”清人《四库全书总目古赋辩体提要》亦评祝尧此语:“于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何焯则对祝尧此说有所补充，他说:“按首尾虽以议论问答，然车驾千乘等句，即以赋齐王之猎，后半齐东隋巨海等句，即是赋齐国游猎
之地，则亦未尝非赋也。后人无铺张之才，纯以议论为便，于是乖体物之本矣。”何焯的这一补充很重要，说明《子虚》《上林》首尾之“文”也是符合铺陈要求的赋体，不得对祝尧之说作断章取义的理解。
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阐述历代赋体流变,将赋分为四体:故今分为四体:一曰古赋，二日俳赋，三日文赋，四曰律賦。徐氏的赋体分类说明尽管洋洋洒洒，但是并未能理清赋体分类的源流正变，反而造成了两点混淆:一是徐氏所谓的“古赋”，包括两种赋体:贾谊的骚体赋，司马相如、扬雄的文体大赋，若混合不分，不免将骚体赋与文体赋混为一谈;二是按照徐氏的分类法，我们需要在古赋、俳赋、律赋之外，来找文赋，这就给辞赋辨体造成很大的困惑。考察起来，徐氏的这种分法，其实是对祝尧(古赋辩体》之误读。祝尧(古赋辩体)卷七《唐体》:“ 尝观唐人文集及《文苑英华)所载唐賦，无虑以千计，大抵律多而古少。夫古赋之体其变久矣，而况上之人选进士以律体，诱之以利禄耶?盖俳体始于两汉，律体始于齐梁，件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后山云:四六之作始自徐庾，俳体卑矣而加以律,律体弱矣面加以四六，此唐以来进士赋体所由始也。”这-段话中出现了“古赋”、“俳体”、“律体"三个概念，为徐师曾赋体分类所本。祝尧(古赋辩体)卷八《宋体》还说:“宋时名公于文章必辩体。此诚古今的论，然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则未见其有辩其失者。"祝尧这段论述便把所谓宋人以文为体之赋列人古赋之中，徐师曾便视而不见，反而另外列出“文赋"的名称。我们需要明白，祝尧其实是把俳赋和律体以前的赋体,皆称古赋，这就像诗歌中有古体和近体的称呼-样。 古赋实际上包含了排体赋以前的骚体和文体赋，面不能与文体赋并列。换言之，宋代的“文赋"有一条从先秦以来一直发展演变的脉络，而不是一种在律体之后突然出现的新赋体。
当代赋学研究者不满徐师曾之说，各自对赋体作了新的分类尝试。马积高《赋史》按照賦的来源，将赋体分为骚体赋、文体赋、诗体赋;在文体赋中又依其形体特征再分为遥辞大赋(两汉)、骈体(南北朝)、律体(唐宋清)、新文体(唐宋)。曹明纲《赋学概论》则依赋与诗文关系之深浅，首先将赋分成诗体赋与文体赋两大类，然后在诗体赋中再分骚体、诗赋、律体，在文体赋中再分辞賦、俳赋、文体。二家的分类对当代赋学界影响颇大，但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马积高将骈体、律体都納人文体之中，不便于辨析文体与骈体各自的特点。曹明纲将辞与骚分开，让律体属于诗体，俳赋属于文体，也并不合理。这不仅因为辞、骚一体，难以分割;而且律体就其本质来讲，是- -种限韵
的骈体，没有理由让二者分属诗、文两体。
前些年，台湾地区的蔡梅枝完成硕士论文《唐代古文家赋研究》，把马积高所谓的“诗体赋”另命名为“齐言体”。蔡氏的命名固然颇有新意，但是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齐言体”秉承了“诗体赋”的分类，难以体现出赋体早已“与诗划境”、蔚成大国的特征;二是所谓的“齐言体"的赋，基本上可以分别派到骚体、骈体、文体中去，不必单独分类。比如某些六言的“齐言体”赋作，多数是骚体賦省略了“兮”字面构成，可以让其回到骚体中去;又如某些四言的“齐言体”賦作，如果对仗工稳者，可以列入骈体;如果基本不对，则可从属于文体。至于个别模仿六朝、初唐小賦,夹杂五言、七言诗句的赋作，一般属于骈赋之特例，不必认定是赋体的诗化。
(二)赋体分类的改造
笔者主张按照"约定俗成”的学术传统，不必要另立新名词，只需要改造徐师曾的赋体分类，回归祝尧的赋体分类，就可以把赋体作一个重新归类。简言之，辞赋可以分成骚体赋、文体赋、骈体赋、律体赋四种体裁，这四种体裁在历朝历代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用列表形式把赋体分类源流展示如下:
骚体赋
先秦(屈赋)——汉朝(拟骚)——六朝—— 唐朝——宋金——元明清
文体赋
先秦(屈原《卜居》、《渔父》、荀况赋、宋玉赋)——汉代文体大赋——汉末文体小赋——六朝文体小赋——唐朝仿汉大赋、文体小赋——宋朝仿汉大赋、一般文体赋、欧苏新文体赋——元明清文体赋
骈体赋
六朝——唐宋——元明清
律体赋
唐——宋金——清
由上表可见，骚体赋从先秦到清代源流不断，只是有屈原楚辞体和后世拟骚体的区别;文体赋从先秦到清代也是源流不断的，不是到宋代才突然出现一种文体赋;骈体赋从六朝诞生，其发展史一直贯通到清朝;律赋与科举考试制度内容变化相关联，出现在唐朝、宋金和清朝三个时段。
以上四种赋体，还可以每种再细化为三种格式，列表如下:
笔者曾运用上述划分赋体的方法，对宋代辞赋作了辨体的讨论，并对“苏门四学士”今存全部赋作作了体裁的归类，基本上比较清晰准确地解决辞赋体裁辨析的困惑。
四、律赋的形成
句式、平仄、限韵是律赋的三大特征，以下分别论之:
(一 )律赋句式之形成
关于中国诗歌如何走上格律的道路，已有许多研究成果，而辞赋如何演变为律赋，则很少有人加以研究。-般认为，律赋的形成是赋体“诗化"的结果,①根据我的研究，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我认为，律赋句式之形成，不是赋体的“诗化”，而是赋体本身格
律化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如下:
骈赋+骈文的隔句对偶句式+限韵=律賦
所谓“骈赋"之骈，是两马并肩奔跑的意思，六朝以来的骈赋，大多数是两两相对的句式，如庾信《哀江南赋》，其正文云:
禀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始播迁于吾祖。分南阳而赐田，裂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水木交运，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节。
而隔句对偶的句式，则见于骈文的“赋序”之中:
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冷周粟。荆壁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庾信《哀江南赋》的正文是骈赋，而序言是骈文。在六朝时期，骈赋中很少有隔句对，骈文中则颇多。在初唐，骈赋与骈文在句式上交融起来,就形成了律赋的句式。我们看唐代典型的律赋，正是由壮句、紧句、长句和隔句对等主要句式构成的。如唐代白居易《赋赋》，以“赋者古诗之流”为韵，赋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漫句)。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长句)。冰生于水，初变本于典坟;青出于蓝，复增华于风雅(隔句对)。而后谐四声，去八病(壮句),信斯文之美者(漫句)。我国家恐(起寓)文道漫衰，颂声凌迟(紧句)。乃举多士，命有司(壮句)。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长句)。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违乎诗(隔句对)。四始尽在，六艺无遗(紧句)。是谓(提引)艺文之警策，述作之元龟(长句)。观夫(原始)义类错综，词彩分布(紧句)。文谐宫律，言中章句(紧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紧句)。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飘，不独登高而能赋(隔句对)。其工者，究精微，穷旨趣，何惭两京于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骋妍词，岂谢三都于左思(股对)。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振金声于寰海，增纸价于京师(平隔)。则长杨羽猎之徒，胡可比也;景
福灵光之作，未足多之(重隔)。所谓(提引)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紧句)。炳如绩素，铿若钟鼓(紧句)。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武(杂隔)。信可以(提引)凌轹风骚，超轶今古(紧句)者也(送句)。今吾君(起寓)网罗六艺，澄汰九流(紧句)。微才无忽，片善是求(紧句)。况赋者(起寓)雅之列，颂之俦(壮句)。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长句)。客有自谓握灵蛇之珠者，岂斯文而不收(漫句)。
白氏此赋凡分六段，首段论述赋之起源，认为赋为古诗之流，“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次段谓当时朝廷重视赋学，认为赋为“艺文之警策,述作之元龟”。三四段论述律赋的特色和价值，认为唐代律赋“义类错综，词彩分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并对其工者妙者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成就不减两汉魏晋
的名赋。第五段论述律赋的写作要求，主张“立意为先，能文为主”，既要有思想，又，要有文采，且富于声律音韵之美。末段颂扬当时皇帝重视文学，认为士人生逢其时，应该在“润色鸿业，发挥皇猷”方面有所贡献。此赋在句式和押韵上也颇有特色，每一韵构段多由单句对和隔句对交错而成，全篇共有七联隔句对。尤其是在三四段之间，设计一联隔句股对“其工者，究精微,穷旨趣，何惭两京于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骋妍词，岂谢三都于左思”，分押上下两段之韵，承上启下，钩连紧密，这种方法似为白氏的独特创造。
由上可知，律赋之形成，是由骈赋的句式加上骈文的句式，再加上限韵而构成的。诗、赋皆属于“有韵之文”，而“格律”是诗、文皆有的形式特征，律赋讲究格律，不是赋体“诗化”的现象，而是赋体引进骈文质素的现象;换言之，律赋是赋体本身格律化的结果，而不是“律诗化”的结果。以上所论为句式，下面再比较律诗和律赋的平仄格律特点。
(二)律赋与律诗平仄节奏点之差异
节奏点是律句音节或音步的重音所在之处，一般五言律诗(或绝句)音节为二二一，节奏点在二四五字上，如: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诗句)
+ 仄 +平仄，+ 平 +仄平(节奏点，二四五)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句)
+ 平 +仄仄， +仄 +平平(节奏点，二四五)
而律赋五字句音节的重音所在之处，一般在三字五字或二字五字上，如:
石以表其贞，变以彰其义(赋句，白行简《望夫化为石》
+ + 仄+平， + + 平+仄(节奏点，三五)
并天下之田，比民居之域(賦句，《声律关键》)
+ +仄 +平， + + 平+ 仄(节奏点，三五)
藏器以待时，躬耕而乐道(赋句，《声律关键》)
+ 仄 + +平， +平 + + 仄(节奏点，二五)
六言绝句，王维《闲居》，节奏点在二字四字六字:
六言绝句，王维《闲居》，节奏点在二字四字六字: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诗句)
+ 平+ 平+ 仄，+ 仄+ 仄+ 平(节奏点，二四六)
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诗句)
+ 仄+ 平+ 仄，+ 平+ 仄+ 平(节奏点，二四六)
六言赋句，张说《进白鸟赋》，节奏点在三字六字:
感上仁于孝道，合中瑞于祥端(赋句)
+ + 平+ +仄， + + 仄+ +平(节奏点，三六)
七言绝句，节奏点在二字四字六字七字: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诗句)
+ 平+ 仄+ 平仄，+ 仄+ 平+ 仄平(节奏点，二四六七)
七言赋句，节奏点在二字四字七字，第六字非节奏点:
至威无恃于张皇，大智不资于恢诡(赋句)
+ 平+ 仄+ + 平，+ 仄+ 平 + +平(节奏点，二四七)
从赋句平仄声律的角度分析，律赋之平仄与骈体文相近,而与律诗、绝句之平仄不类。清代赋论家徐斗光在《赋学仙丹律赋秘诀》中曾引王勃的《滕王阁序》来讲律赋的平天,说明仅从句法平仄角度来看，律赋也就是一种押韵的骈文;而五七言律诗的平仄节奏点与律赋是有所不同的。如五律之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其节奏点在二、四、五字之上;七律之平平仄氏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其节奏点在二、四、六、七字之上;而赋句之五言两截句，节奏点在二、五字上，或三、五字上;赋句之七言三截句，节奏点在二、五、七字或二、四、七字之上。因此，由句子之平仄节奏点差异，可以区分出何为赋句、何为诗句。这应该就是徐斗光在《赋学仙丹律赋秘诀》中“论句法”所说的:“凡五字七字句法，不可数成诗体。”同时，笔者还联想到王芑孙在《读赋卮言.审体》中所说的“七言五言，最坏赋体”,在某种意义上恐怕也是告诫赋家不要用五言、七言诗句的平仄格律破坏赋句的平仄格律。
也学时贤:
（三）唐代最早限韵的律赋
律赋是唐宋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文体之一，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题目之下加以限韵。清代赋论家王芑孙说:“官韵之设，所以注题目之解，示程式之意，杜抄袭之门,非以困人而束缚之也。”可见限韵的目的可以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解释题目，二是立下行文的格式规范，三是为了防止科场作弊和统-录取标准。 第一个方 面不是必需的，因为有
的限韵有解题的作用，有的则与题无关;第二、第三个方面则是限韵应有的功用。由于韵脚的限制，考生必须戴着镣铐跳舞，在有限的韵脚之下，尽量发挥才情,以营造出精致遒美的篇章。
唐人律赋从何时开始限韵，并且渐次有八字韵脚呢?
有学者指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寒梧栖凤赋》，以“孤清夜月”为韵,是现在可见到的最早的一篇律赋。 其实在王勃之前，已有蒋王李恽及其阙名者所作两篇《五色卿云赋》，注明“以题为韵”。此两赋都有“惟皇建极”之句，大约作于唐高宗登基的永徽元年(650)，而这一年王勃刚刚出生。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试赋八字韵脚》条指出“八字韵脚”开始的时间:赋家者流，由汉晋历隋唐之初，专以取士，止命以题，初无定韵。至开元二年，王丘员外知贡举，试《旗赋》，始有八字韵脚，所谓“风日云浮军国清肃”。见伪蜀冯鉴所记《文体指要》。
邝健行先生认为，吴曾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的情况是:“早在律赋始创的初唐，从现存的十三首作统计，八字韵脚的共十一首，当中包括刘知几的试赋和可能模仿试赋的梁献《大阅赋》。这么看来，以八字为韵早就接近常态或者就是常态。”邝先生之说值得重视，然而，《全唐文》中所谓初唐的八字韵脚律赋，作者往往不甚可靠。洪业曾就《全唐文》所辑录之刘知几三篇赋一《 思慎赋》、《韦弦赋》、《慎所好赋》予以考定，认为《韦弦赋》、《慎所好赋》的风格与《思慎赋》并不相同，且《韦弦赋》并不避刘知几父亲的名讳，加之，刘知几并非应京兆试，当时并未以赋为科考方式，诗赋亦并未限用八韵，故《慎所好赋》绝非刘知几应试之作。我也发现《全唐文》中署名王勃的《释迦佛赋》显然已经是八字韵脚，此赋限韵虽然失去，但可以通过检查各段押韵之字推测出来:之、师、随；土、护、步；图、无、虞、枢；广、响、相；惊、生、明；灭、诀、别；闻、兵、云；|迹、伏、寂。
按照限韵往往意思连贯的原则推断，此赋可能以“随土图相，明灭闻迹”为韵，这不仅是八字韵脚，而且符合四平四仄，相间而行的规定，而这种规定是晚唐五代才有的，到宋代科举考试中才予以明确化，加之此赋不见于《王子安集》和《文苑英华》,经我考定,此赋其实不是王勃的作品，而是金代学者丁昧仁所作。其他如《全唐文》署名阎伯玙的《射宫试进士赋》，《文苑英华》卷六八、《历代赋汇》卷四六皆作者“阙名”。《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始将此赋列在阎伯玙名下。《全唐文》署名刘允济的《天行健赋》，又在翟楚贤名下重出。凡此种种，皆启人疑窦。在没有对初唐律赋作者作出全面考定之前，为了审慎起见，我们可以按照吴曾之说，暂定开元二年(714)为试赋有八字韵脚之始。
五、律赋与科举
(一)唐代试赋
唐代进士科从何时开始考试诗赋?这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争议来源于对文献记载理解的差异。
唐杜佑《通典》云:“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634)，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永隆二年(681)，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杂文两篇，识文律者，然后试策。”按照杜佑的记载，从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开
始，朝廷正式下诏考试杂文。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说:“ 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刘思元(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人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705),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按照王定保的说法，由于武则天的耽搁,永隆二年的诏书拼未正式施行，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 )考试杂文才成为常态。
杜佑所言永隆二年之诏，即《唐大诏令集》所载之《条流明经进士诏》。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在引录《条流明经进士诏》“进土试杂文两首"下注云:“ 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按照徐松的理解，则“试杂文”还不是“试诗赋"，那么，唐代科举正式考试诗赋的时间就要更往后推到开元乃至天宝之际。然而，徐松的意见可能是根据《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记载而来:“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首。” (注云:“制举试诗赋从此始。")《唐会要》明明说的是“制举”，而非进士参加考试的“常科”。
我们认为，徐松对“试杂文”涵义的理解值得商榷，因为他所说的“箴、 铭、论、表"其实分属“文、笔"两类文体。据《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分类，“篇、 铭"属于“有韵之文”，“论、表"属于“无韵之笔”。我们知道，六朝以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文心雕龙总术》)的观念，对唐人的科举考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所谓“杂文”，其实就是“有韵者为文”之“文”。唐人体认的“文、笔"有哪些文体?这在《文镜秘府论》西卷引《文笔式》中说得非常清楚:“制作之道，惟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在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在“文"类之中,“诗赋”具有代表性的文体;在“笔”类之中，“策”是具有代表性的体裁。
永隆二年进士科加试杂文就是加试“有韵之文”,考察的目的在于测试士子是否能够精通文律。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进士”条云:“ 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
始。”从今存文献来看，早在开元、天宝之前，进士考试已经在考“有韵之文”了。如颜真卿《朝议大夫守华州刺史上柱国赠秘书监颜君神道碑铭》记载颜元孙参加垂拱初年(685)的进士考试，省试题即为《九河铭》和《高松赋》。只是唐代科举考试的“杂文试”专用诗赋有一个过程，如李调元《赋话》所说:“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太
和八年(834)，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
唐人沈既济《词科论》记述了唐代社会倾向文才的过程:“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寝以成风。”虽然在考“杂文”之前，举子按例得先通过“帖经”一关，但天宝初年已有“赎帖”的权宜措施，可让文名高而帖经不合格者以试诗补救,进士科以文学为去取标准已见端倪。杜佑《通典》记载:“天宝元年，明经停《老子》，加习《尔雅》。十一载，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而后试文(引者按:“文”当作“诗”)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看来，终玄宗之世,还是以杂文为次场。不过中唐以后，情况便改观了。例如李观为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其于《帖经日上侍郎书》云:“昨者奉试《明水赋》、《新柳诗》，平生也，实非甚尚。”足见杂文考试在帖经之前;而唐末牛希济的《贡士论》亦明言:“天子制策，考其功业辞艺，谓之进士...大率以三场为试:初以词赋，谓之杂文，复对所通经义，终以时务为策目。”中唐以后，朝廷索性将进士科“杂文”一场调至“帖经”之前，成为头场把关的要冲，《唐摭言》甚至记载了黎逢、李程因律赋而荣登状元的故事，正如赵匡《举选议》所说:“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唐代科举实行“三场试”的本意，是要选拔既有经史功底，又擅长“文、笔”的人才，但是事与愿违，往往向重“文”的方向倾斜了。
（二）宋代试赋
《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一》云: “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宝元中，李淑侍经筵，上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淑对曰：...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为贵,得取士之实矣。然考官以所试分考，不能通加评校，而每场辄退落，士之中否殆系于幸不幸，愿约旧
制，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诏有司议，稍施行焉。”
由《宋史选举志》的记载可知，宋代科举大致是承袭唐制实行诗赋考试。但是由于政治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阶段曾经废弃诗赋考试。据台湾地区学者黄书霖考证，从北宋神宗熙宁四年( 1071)采纳王安石建议，进士科罢黜诗赋，改试经义，到哲宗元祐元年( 1086)诏复试诗赋，期间废弃诗赋考试凡十五年。从哲宗绍圣元年( 1094)诏罢诗赋
专用经义，至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诏复试诗赋，其间废弃诗赋凡三十五年。除此两段共计五十年不试诗赋之外，两宋三百年天下，大部分时间举行的科举都是要考试诗赋的。试赋的体裁自然是以律赋为主体。
宋代律赋的格式，在晚唐五代的基础上，押韵更加规范严格。《旧五代史》(《四库全书》本)卷九十三《卢质传》:“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侧，质所出韵乃五平三侧，由是大为识者所诮。”宋人王楸《燕翼诒谋录》:“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第，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太平兴国三年九月)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依次用韵。”
（三）金代试赋
金朝是一个科举重视律赋的朝代，据《金史》卷五十一《选举一》: “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土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 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
金朝律赋考试，颇重格法。据《金史赵秉文传》:“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黜落。于是文风大衰。贞祐初，秉文为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于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之方息。俄
而献能复中宏词，人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
(四) 清代试赋
《清史稿选举志》记载:“古者取士之法，莫备于成周，而得人之盛，亦以成周为最。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康、乾两朝，特开制科，博学鸿词，号称得人。所试者亦仅诗、赋、策论而已。”“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日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日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曰解元，会试第一曰会元， 二甲第一曰传胪。悉仍明旧称也。”上述正史所载清代科举考试层次只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并不完备。根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考证，在乡试之前，还有各地学政主持的院试(包括学政试文童和生员)。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是八股文，其次是试帖诗、律赋、策、论等。《清史稿选举志》只谈到制科考试用律赋，除此之外，学政主持的院试、翰林院翰詹大考、庶吉士月课及散馆考试(结业考试)，还有皇帝出巡的召试，都有用赋的。正如顾莼《律赋必以集序》所云:“我朝承前明之制，取士以制义，而仍不废诗赋。自庶吉士散馆、翰詹大考，以及学政试生童,俱用之。其体固不拘一格, 而要之以律为宜。盖律者，法也。有对偶、有声病。古赋可以伪为,而律非富于涉猎揣摩有素者,不能为也。”又如陶福履《常谈》所云:“ 国朝专为翰林供奉文字、庶吉士月课散馆、翰詹大考皆试赋，外如博学鸿词及召试，亦试赋，而学政试生员亦用诗赋。”因此，律赋作为考试文体的重要性尽管在八股文之下，但也是重要的考试文体之一。兹将清代试赋的.
情况分述于下:
1.制科试赋
制科是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包括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等，而以博学鸿词科为主。据史料记载，清代试赋最早出现在制科。康熙帝在《御制历代赋汇序》中曾历数辞赋体裁的变迁说:“至于唐宋，变而为律，又变而为文。而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迨及元而始不列于科目。朕以其不可尽废也，间尝以是求天下之才。”这里所说的“间尝以是求天下之才”，便是指制科考试。兹将可考知的制科试赋情况胪列于下:
康熙十七年，诏开博学鸿词科:“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辞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 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清
史稿》卷一O九《选举志》四“制科”记载，十八年三月“召试体仁阁，凡百四十三人，赐燕，试赋一，诗一”。据《清圣祖实录》记载，本次考试题为《璇玑玉衡赋》一篇，《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
雍正十一年拟议再开博学鸿词科。十二年御使吴元安进言，荐举博学鸿词，原期得湛深经术，敦崇实学之儒，诗、赋虽取兼长，经史尤为根柢。吏议定为两场,赋、诗之外，兼试论策。
乾隆元年九月召试保和殿，凡一百七十六人，赐燕如例。试题首场赋、诗、论各一。钦命赋题为《五六天地之中和赋》，以“敬授民时，圣人所先”为韵;诗题为《赋得山鸡舞镜，得山字》七言排律十二韵;文题为《黄钟为万事根本论》。乾隆二年七月，补试续到者于体仁阁。首场制、策二，第二场赋、诗、论各一。赋题为《指佞草赋》，以“生于尧阶，有佞必指”为韵;诗题为《赋得良玉比君子，得来字》七言排律十二韵;文题为《复见天心论》。
制科之盛况，正如《清史稿》编撰者所说:“自康、乾两朝，再举词科，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右文之盛，前古未闻。”
2.召试试赋
康熙、乾隆、嘉庆三朝帝王都喜好巡幸，所到之处，屡有召试之举。召试的程序是，先由本地官员将迎銮献册之文士名单申报该省学政，其籍贯隶属他省者,也准许取具同乡正印官印结赴学政衙门呈明，然后由学政会同督抚组织考试。钦命题目一般是赋一、诗一、论一。由阅卷大臣统一评阅，分拟等第进呈，由皇上亲自决定名次。取列一
等者，一般授职内阁中书，遇缺即补;或钦赐举人，准许参加会试。考入二等者，或派充各馆任职誊录,或赏赐缎匹以示奖励。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等史料记载三朝召试得人情况如下:
康熙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南巡江浙，召试得吴士玉等七十三人。吴士玉后中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入翰林，官至礼部尚书。
乾隆六巡江浙，三幸山东，四幸天津，召试得王昶等八十五人，初彭龄等十七人，姚文田等十六人。王昶后中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初彭龄后中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入翰林，官至工部尚书。姚文田后中嘉庆四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清代赋论家浦铣、王芑孙均曾经参加乾隆出巡天津的召试。徐珂《清稗类钞》载秦瀛参加高宗冬
巡泰山召试，赋题为“东方三大赋”，先以书法拙劣被斥，后得高宗御笔圈点，拔置第一。足见试赋在召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嘉庆十六年西巡五台山，召试得龙汝言等九人。龙汝言后中嘉庆十九年进士。
3.庶吉士试赋
翰林院庶吉士制度，始于明洪武十八年。清承明制，殿试传胪后三日，集进士于保和殿举行专为选庶吉士而设的朝考。考取前列者，由皇帝钦定为翰林院庶吉士。颁内府经史诗文作教材，派大小教习教导之;由户部月给廪饩，工部供给日用杂物;让庶吉士安心肆业于翰林院庶常馆中。三年之后，举行散馆考试。分别等第，一等一般翰林院留
用，授编修、检讨;二等以下，或分派中央各部任职，或出为外官。
朝考题目，雍正五年，定为论、诏、奏议、诗四题。乾隆十六年，定为论、奏议、诗、赋各一篇。汤对松于赋、论、议外，作试帖诗四首，取列第一。嘉庆二十年后，减去赋，只以论、疏、诗三项命题。光绪二十七年，再废除试帖诗，仅考论、疏两项。
散馆考试题目，清初用五言排律一篇及论一篇，或时文一篇。雍正元年以后用时文、论、赋、诗四题。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载郭石渠雍正八年散馆试卷照片，时文题为《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论题为《敬而后能诚论》，赋题为《谦受益赋》，诗题为《赋得更为四时聪》五言排律八韵。
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侍郎方苞奏请专试一赋、一诗，后相沿为例。徐珂《清稗类钞》记载纪昀参加馆阁试赋云:“乾隆某年，翰林馆课题《佝偻丈人承蜩赋》，以‘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为韵。时献县纪文达公昀方入词垣，课作押‘乃'字官韵云:‘沉几观变，耸肩第觉其成山;定息凝神，拄杖休嘲其似乃。’”李调元《童山自记》记载:“(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是年四月初四日癸未，庶吉士散馆。于正大光明殿钦命题《十八瀛洲赋》、《麦浪诗》。余考二等第六，引见，奉旨改吏部文选司主事。”
同治四年，散馆试题曾一度改为策、论。七年，恢复旧制，仍然考试诗赋。
4.翰詹大考试赋
清制大考是专为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所设的考试。因为词臣在内需要娴熟典故辞章，以备顾问编纂之用，在外常为主持各省衡文试艺之考官，更需文学优长，方能不辱使命，所以每隔数年，便举行大考，分别水准高下，予以升转降黜。顺治、康熙时期,吏部、礼部侍郎以及内阁学士、詹事府詹事，皆须与翰林院编修、检讨等一同参加考试。乾隆二年之后，始定位列三品以上的翰林官员免试，其他翰林院讲读学士至编修、检讨，以及詹事府少詹至中允赞善等官员，一律得参加考试。考试时间或春或夏，考试地点在太和门、畅春园、乾清门、圆明园、保和殿，等等。考试题目，清初有论、疏、议、诗、赋，等等。乾隆二年以后，以赋一、诗- -为主，加论或疏一篇。
试以阮元( 1764- -1849) 参加大考情况为例。据张鉴撰《阮元年谱》记载，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阮元时任翰林院编修。“二月初十日，圆明园大考翰詹，钦命题为《拟张衡天象赋》、《拟刘向请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赋得眼镜诗》。阅卷大臣见先生赋博雅，而不识赋中‘峜’字之音，置三等;继查字典，始置一等。封卷进呈御览，次日奉谕:‘第二名阮元比第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亲改擢为一等第一名。十三日，奉旨升授詹事府少詹事。”阮元《擎经室集》收有翰林院课试《炙輠赋》，以“炙輠中膏其流无尽”为韵;散馆考试一等第一名《御试一目萝赋》，以题为韵;大考翰詹一等第一名《御试拟张衡天象赋》，以“奉三无以齐七政”为韵。
徐珂《清稗类钞》载“大考第一之赋”云:“道光朝，大考翰詹，以《远佞赋》为题，押‘厥'字韵。有一卷日:‘ 譬彼欲求至宝，哗嚣何取于沽诸;将植嘉禾，丰草必先于弗厥。’词婉而讽，能近取譬，获首选。”“光绪某年，大考翰詹，赋题为《水火金木土谷》。文道希(廷士)学士卷，阅卷大臣进呈时原列第三，德宗拔置第一。及召见，亲谕之曰:‘汝卷乃朕所特取，汝知之否?’文顿首谢。旋超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可见皇帝对官员大考试赋非常关注。
5.学政考文童、生员试赋
清代士人参加乡试之前，就得参加一系列的考试。包括进学考试、学校考课、岁试、科试，等等。
首先是参加进学考试(又称文童考试)，包括由知县主持的县试、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和由学政主持的院试。三级考试合格后，分别在本籍县学注册，特优生则分发府学注册。在院试正场之前，学政通常举行一场名曰“经古”的特考。这一场不考八股文，而以经解、史论、诗赋出题。例如，李调元在广东学政任上便曾以赋题试士，其撰《烟赋序》云:“烟，草名，即淡巴菇也。干其叶而吸之有烟，故曰烟。余试粤惠州日，以此题出试。有柳生赋颇佳，而多出韵。问之，言蓝本于杨孝廉潮观而敷衍之。因嫌瑕瑜半掩，效昌黎改玉川《月蚀》之例而删节之，以示多士。”
进学之后，学校考课通常也要试赋。清代县学、府学生员，平日以读四书五经为主，兼习史策、表判、诗赋。例如，李调元《雨村赋话序》云:“予试学粤东，经艺之外与诸生讲论，尤津津于声律之学。凡岁试月课之余，有兼工赋者，莫不击节叹赏，引而启迪之。”明确声明《赋话》一书是其“岁试月课”的副产品。
学政主持的主要考试为岁试与科试。岁试是学政考查学校生员艺业的考试，科试是选拔生员参加乡试的考试。学政三年一任，三年内岁、科两考，一般是待岁试完毕始行科试，特殊情况准许岁试、科试一并举行。岁试、科试之题目，清初为四书文二篇，经文一篇。雍正六年后,更定为岁试四书文二篇、经文一篇，冬月日短则减去四书文一篇;科试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策一道，冬月减去经文。乾隆二十三年后，改为岁试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圣谕广训》一则;科试四书文一篇，策- -道，五言八韵诗一首，默经一段，默《圣谕广训》一则。岁试科试之正场是不试赋的，但是学政为了考查生员才艺，往往在正场考试前加试‘经古”一场。这一场的试题为经解、史论、诗赋、算学、时务，等等,生员可以各认
一门报考，成绩优秀者，岁科考试大半取在一等。据俞土玲《论清代科举与辞赋》一文引录清抄本《海盐士林录》记载咸丰元年海盐县试题:程邑尊(名文范，字酉山，举人)主持县试:二复试《捐金于山赋》，以“金生于土捐之在山”为韵。钟府尊(名裕，翰林)四月主持府试:二复试《绿天赋》，以“绿阴生昼静”为韵。吴大宗师(学政)五月主持院试:生古学，试《识字耕田夫赋》，以“吏民莫作客常看”为韵;再试《广厦千万间赋》，以“天下寒士皆欢颜”为韵。童古学，试“圣人孩之赋”，以“若保赤子惟民康义”为韵。这些试题清楚地显示出清代科举院试以前试赋的情况，证明试赋在基层科举考试是常常实行的。
科举考赋为赋学之昌明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许多辞赋选本皆应运而生。如程祥栋编《东湖草堂赋钞》，其《自序》云:“ 咸丰庚申仲冬,余试吏繁江，民有讼田而愿输入官者，捐奉成之，得沃产四十八亩，增设书院膏火。时艺而外，月课古学。因为指示程序，选古今赋三百五十余首，厘分四集。”沈祖燕《赋海大观.序》云:“国家功令，除岁科两试未尝定制以取士，而词苑名臣之养望木天者，馆阁小课，月一再试之,诚以雍容揄扬华国之不可无才也。赋学关乎文运，词章家所以雅重之也宜矣。”上述材料可以证明，清代科举考试中试赋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六、律赋的格法著作
中国古代的赋学理论批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曰赋论，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白居易《赋赋》、纳兰性德《赋论》、程廷祚《骚赋论》等即属此类;二曰赋序跋,如范仲淹《赋林衡鉴序》、清康熙帝《历代赋话序》、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等即属此类;三曰赋评点，如何焯的《文选》赋评，以及顾莼《律赋必以集》、徐斗光《赋学仙
丹》、黎翔凤《律赋评笺》等书中的圈点和眉批、旁批、尾评等皆属此类;四曰赋话，如李调元《雨村赋话》、浦铣《历代赋话》、林联桂《见星庐赋话》等即属此类;五曰赋格,唐佚名抄本《赋谱》、宋郑起潜《声律关键》、清余丙照《赋学指南》等当属此类。如果就各类著作内容的主要倾向而言，赋论着重研究赋学理论，序跋着重阐明选赋宗旨,赋评点着重解析赋作品，赋话着重记述赋坛逸事和赏析佳作，赋格则着重探讨赋(重在律赋)之格式、作法和评价标准。在赋学研究中，上述五类著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可以有所不同，但不应当厚此薄彼，有意抑扬。长期以来，由于资料难觅等原因，学术界对于赋学理论批评著作研究不多,尤其是赋格一类著作， 更少有学者涉猎。即使是像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这种专门研究历代赋论的著作，对《赋谱》、《声律关键》、《赋学指南》之类现存的著作皆未能予以置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有志于从事这方面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希望拾遗补阙，起到用传统律赋格法指导赋作欣赏与创作的作用。
唐、宋、清各有一部重要的律赋格法著作，值得特别重视，那就是唐抄本《赋谱》、宋代的《声律关键》和清代的《赋学指南》。
(一)唐抄本《赋谱》
《赋谱》作于中唐时期，它在当时的主要用途是为应举士子提供写作律赋的格式和方法。流传到日本后，它不仅为日本文人撰写汉文辞赋提供了指导，而且成为日本僧人学习骈体文的指南。在今天，它则成为我们解析唐人律赋的一把最佳钥匙。
唐抄本《赋谱》在我国早已失传，自中唐传至日本后，得以完整保存。1967年，日本学者中泽希男发表《赋谱校笺》,标志《赋谱》得到当代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美国学者柏夷又以《赋谱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赋谱略述》由严寿澄先生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1993 年，笔者承美国华盛顿大学康大维教授和印第安那大学柏夷教授的慷慨相助，得到《赋谱》原件的复印本。研读之后，颇有感想，随即撰成《唐抄本<赋谱>初探》一文发表，是为中国学者研究《赋谱》的第一篇论文。1996年，张伯伟出版《唐五代诗格校考》，附录<赋谱》全文。此后，《赋谱》遂广为学界所知。1999 年，香港地区学者陈万成发表《〈赋谱>与唐赋的演变》一文; 2000 年，简宗梧、游适宏发表《律赋在唐代典律化”之考察》一文。皆是利用《赋谱》研究唐代律赋的重要成果。笔者的《<赋谱>校注》在1993年已经完成初稿，藏之篋笥,未尝发表。后见张伯伟教授发表全文校注，
本以为适得我心，拙著可以束之高阁矣;然仔细研读伯伟兄大作，知其有所洞见亦有所不见，为给学界多提供一份研究资料，笔者将《赋谱校注》修订发表。伯伟兄注本之发现和瑕疵皆予以注明，既免夺美之嫌，亦免后学以讹传讹之虞。
(二)宋郑起潜《声律关键》
《声律关键》为南宋郑起潜所撰。郑起潜是宋末朝廷的一位大臣，可是元人修撰《宋史》时，没有为他立传。查考明人撰修的地方志《姑苏志》，为其列有一小传，让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生平。郑起潜，字子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举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 )进士，曾任吉州州学教授。宋理宗淳祐年间，官朝奉郎、秘书省著作郎、兼权考功郎官、兼权国子司业、兼史馆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官至直学士、权兵部尚书。以事得罪，贬戆州而卒。
《声律关键》一书，为郑起潜任职吉州州学教官时所作，后经尚书省批准，作为国子监教材。郑起潜在《上尚书省札子》中说:“起潜屡尝备数考校，获观场屋之文，赋体多失其正。起潜初任吉州教官，尝刊赋格，自《三元衡鉴》、二李及乾淳以来诸老之作,参以近体，古今奇正，粹为一编。总以五诀，分为八韵，至于一句，亦各有法，名曰《声律关键》，建宁书肆亦自板行。欲望朝廷札下吉州，就学取上《声律关键》印板，付国子监印造，分授诸斋诵习，庶还前辈典刑之旧。其于文治，不为无补。”可见《声律关键》在当时是一部指导考生写作律赋的教科书。
《声律关键》在今天的价值首先是帮助我们阅读和欣赏律赋。《声律关键》全书的结构是“总以五诀，分为八韵”，即首列作赋五诀，-认题，二命意，三择事，四琢句,五压韵;然后分八韵，详细举例说明律赋各段作法。根据《声律关键》的指引，我们可以将一首律赋分句分韵解析开来，欣赏它细微末节的妙处，也可以将分韵编排的律赋按
照八韵组合起来，总体观察它的浑厚神韵。毫无疑问，《声律关键》也是我们研究律赋和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不可多得的资料和重要指南。
《声律关键》在赋学文献的整理汇编方面也有-定的作用。郑起潜此书所收录的都是宋代律赋，而清人所编选的《历代赋汇》收录宋代律赋尤其是南宋律赋甚少，今人汇编《全宋文》在收录南宋律赋方面也有文献不足的困惑。而《声律关键》收采全赋，虽然只有《金城图上方略》- -篇，但如果将其八韵分载之同题赋句集中，便可恢复数十篇律赋的大致面貌。
(三)清余丙照《赋学指南》
清代道光年间余丙照著《赋学指南》一书，篇幅宏大，全书以字、句、段、篇为论述次第，详细剖析律赋作法，是为继唐抄本《赋谱》、宋《声律关键》之后，探析律赋作法最为贴切详尽的一部专书，可以视为唐宋赋格著作的嗣响。《赋学指南》一书在赋学理论方面征引侯心斋《律赋约言》、朱一飞《赋谱》较多，在选赋作方面，则受顾莼《律赋必以集》影响较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赋学指南》是一部总结前代和清乾隆、嘉庆年间律赋学的集大成之作，从其规模大、体系化程度高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认定它是我国律赋格法学最全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吴东昱《序》评此书云:“初学之士得此一编，伏而读之，赋中诸法了若指掌;不待面命耳提，自可抽黄对白。又何法之不可知，何赋之不可学哉?”可知本书虽然是一部指导初学作赋的格法专书，然而作者识见颇高，常常表露出引人注目的理论见解，其理论价值并不局限于赋学，对于一般文学理论批评尤其是写作学的研究，也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代律赋校注》是我所指导的学术团队通力合作的产物，分工如下:全书的编写体例由我制定，前言由我撰写;唐代律赋校注，由姜子龙完成初稿;宋金律赋前五十篇校注，由王猛完成初稿;宋金律赋后五十篇校注，由饶超完成初稿;清代律赋校注，由孙福轩完成初稿(韩泉欣教授也出力甚多);校注部分的增删、修订和统稿工作则由我与沈时蓉合作完成;附录部分，《赋谱校注》是我的成稿;《声律关键》由廖国栋教授夫人打字输人，我校正整理;《赋学指南》先由孙福轩、杨广岳据光绪本打字输入，我再将其与《赋学人门》作一合校。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加之文成众手，虽然我们尽力做了一些整齐划一的工作，但筚路蓝缕，伐山采铜，本书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詹杭伦谨识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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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6 19: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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