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词的起源

温柔的风

词的起源素来观点不一，有跟诗同源而论，有纳入南朝乐府的，有止于唐代而论的，以下简录几家词论聊供参考：

譬如王灼的《碧鸡漫志》即持诗同源而论，文本甚长，姑节录两小节
歌曲所起
或问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乐记》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舜命夔教冑子，诗歌声律，率有次第。又语禹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其君臣《赓歌》、《九功》、《南风》、《卿云》之歌，必声律随具。古者采诗，命太师为乐章，祭祀、宴射、乡饮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筦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汉文帝使慎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汉魏作三调歌辞，终非古法。
歌词之变
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三代以来是也，馀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馀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后世风俗益不及古，故相悬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词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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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南朝乐府的则有杨慎的《词品》，《词品》第一卷从南朝的陶弘景论起，其中也包含梁武帝的《江南弄》、沈约六忆辞，杨慎是主张有诗有乐为词的，词品·乐曲名解 下云：
古今乐录云：〔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曰：〔古曰章 ，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是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 。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曲调皆有词，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 、有乱。词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 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慎按：艳在曲之前，与吴声之和， 若今之引子。趋与乱在曲之后，与吴声之送，若今之尾声。羊吾夷、伊那何，皆声之 馀音袅袅，有声无字。虽借字作谱而无义。若今之哩啰、嗹唵、唵吽也。知此，可以 读古乐府矣。

止录于唐代而论的有清代的许昂霄，许昂霄的《词综偶评》即从唐代李白的菩萨蛮而论起，含唐、南唐、五代十国、宋、金、元，其跋说：
余自束发喜学为词，而按谱倚声，未能即通其故。蒿芦夫子于课读之暇，谓词肇于唐，盛于宋，接武于金、元。唐词具载花间集，宋词散见于花庵、草窗两编。金、元词罕觏选本，唯词综一书，竹垞先生博采唐宋，迄于金元，搜罗广而选择精，舍是无从入之方也。乃渐次评点，授余读之。每一阕中，凡抒写情怀，描模景物，以及音韵法律，靡不指示详明，直欲使作者洗发性灵，而后学得藉为绳墨，洵词家之郑笺已。酒边花底，亲承提命，略涉藩篱。今忽忽四十馀年，夫子之墓木已拱，余亦衰且老矣。使徒奉为枕中秘而不与风雅名流共体玩之，抑岂夫子评阅之意欤。爰缮写校雠，附初白庵诗评之后。夫词者诗之馀，固殊体而同源泉也。唐、宋以来，诗词兼擅者，代不乏人，诗既有评，词独无评乎哉。公诸同好，后之作艺文志者，或以是编为词苑之嚆矢云。干丁酉春日，门人张载华谨识。
许昂霄著《词综偶评》。许昂霄，号蒿庐，清康、雍时海宁人。此书是给《词综》所选词的评点文字，生前并未成书。许死后四十余年，由门人张载华于干隆四十二年（1777）编辑成书。许氏评词以浙西词论为宗旨，偏重于神情韵味，标举神韵、清空、淡远、清丽，是浙西词论的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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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家好象都没谈到新声、旧声之别，但在李清照《词论》中则说到了，《词论》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馀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此旧声是什么？新声又是什么？旧声是旧的音乐？或是南北朝时代的“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的南北之音？新声是宋代的音乐？还是宋人之音？易安居士没详论也不太好妄自推测，若按宋代于乐府分古乐府、新乐府的考察而言的话应是古乐府当是非律的古代乐府，即不是呈现出句式上律句化的乐府，而新乐府则多与后世纳入词体的相类，李清照之后张炎的《词源》甚长，网上找起来也有点麻烦，兹从略。

后世之人也甚是麻烦，多以从唐代的李白算起，也仍有主张词源于南朝或隋的，各家蜂出，不一一细说，或可参考一下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的词源篇，其中比较明确地反对把梁武帝的江南弄纳为词体，吴熊和先生说：隋唐燕乐的兴起开辟了新的音乐时代，也开始了词曲的孕育创造期。词乐以燕乐为基础。宋、齐、梁、陈亦世有新声，但其音乐性质概属清商乐。追溯词的起源就不能超越到隋代之前。有人认为梁武帝萧衍以及萧统、沈约的《江南弄》，已采用长短句式，可谓粗具词体。案《江南弄》是萧衍于梁天监十一年(512)冬据西曲改制的(《乐府诗集》卷五十引《古今乐录》)，它们不是词的雏形，而是清商曲的变体；不是新诗体的先声，而是旧时代的遗音。

从吴熊和先生的这段话中也约略可证所谓的新声起码包含了两点，一是隋唐燕乐的兴起开辟了新的音乐时代的音乐新声跟隋唐之前的音乐相别，二是新诗体的新声跟南朝及其之前的旧体诗的相别，也即是说后来的新乐府应是新诗体里的唐宋之音律了，这也就为后来的人因为唐宋音乐消失后的制定词谱定平仄而懒以理会音乐上的那些玩意埋下了一个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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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还有一点问题，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歌柳词，词体盛行的宋代词毕竟是用来歌唱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着宋代的口语和口音，宋代的语音跟唐代已经相差了很多，新诗体所依的韵书是《切韵》，押韵是《切韵》的同用独用，宋代没有通用的词韵之韵书可依，哪么，宋词的词韵又该如何厘定呢？清人戈载根据唐宋以降的词作依据《集韵》制订了一部《词林正韵》，《词林正韵》能十之八九地概括唐宋以降的词作用韵之大略，剩下的其中十之一二就不能完全吻合《词林正韵》的同韵了，这十之一二大体上有三种情况，其一是时代语音或地域方音，如辛弃疾的平生塞北江南的南字便跟其余不在《词林正韵》中的同一部里，其二是有些词押韵比较宽，宽至跨《词林正韵》中几个韵部，其三是宋人的入作三声，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个科学的态度，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尽量按《词林正韵》的同一韵部用韵，若是依韵、步韵宋人的词作最好有个注明以免不必要的岐议，《词林正韵》中的入作三声是宋代很流行的叶音，随着当代音韵学对叶音的全盘否定，当代之人也舍弃了入作三声的叶音成分，所以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的、或是检测工具所凭的《词林正韵》都难以见到入作三声了。《词林正韵》的制订毕竟既要能遵重历史事实又要做到能符合音韵学的音韵原理，所以，如果我们在阅读唐宋词的时候别因为一些词作不吻合《词林正韵》而感到奇怪，更别以这些不吻合《词林正韵》的词作而随意作借口而不遵《词林正韵》。至于民国以降的一些老革命词家如毛泽东等人的词作用韵一方面受到民国语音流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按照前人词韵可时音、方音押韵的旧例之影响而存在着一些以时音、方音作词韵的现象，这点也并不奇怪，王力先生在论及毛泽东诗词的格律时候曾说过：“毛主席的诗词，一方面表现出毛主席精于格律，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并不拘守格律。”，我辈后学，但须知之而不可以此作借口为范。

古人对词体的源头莫衷一是自是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我们没资格去指责古人，即便是今人莫衷一是也可求同存异，然综上可见的是，倾向于词体源于唐代应是比较科学、合理的，撇开音乐上的燕乐之新声来说，今人按《切韵》、《集韵》、《词林正韵》的平仄填词也是比较吻合唐宋人新体诗的新声之说的，毕竟唐之前的诗体并不属于新体诗【即近体诗】的范畴，唐之前诗体上四声碎用的永明体、齐梁体虽是新体诗的源头，但毕竟不属于平仄二元的新体诗，韵书虽然也是蜂出但没个统一的标准，按方言用韵的南腔北调也不是啥稀奇之事，故不应以为凭据而作旧声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