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札记［转贴］
案：乙未年开春，又读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择其与写诗相关者，做笔记若干，兹列于下。
1. 唐太宗既善权谋机变，亦善纳忠言以服群臣，贤臣干吏庸者皆有归宿，盖有“五事治天下”，载于史书。
《诗话》载：“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庚和。虞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尔。’”
余思之，境愈阔乃思愈活，功夫深而善开阖，非他人可以左右。做事与作诗同理。
附：唐太宗《除夜》诗（或说董思恭作，但收入《全唐诗》太宗卷。存疑）：
岁阴穷暮纪，献节启新芳。冬尽今宵促，年开明日长。
冰消出镜水，梅散入风香。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
——好的诗都有超越时空的亲近感，其语言如脱口而出，平淡而清健，畅然而无忸怩状。脍炙人口的名家杰作，大抵如是。另，律诗偶有三仄尾不是病，当然能避开最宜。
2. 唐宣宗惜才。白居易时名甚高，辞世后，宣宗曾以诗悼念他：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有诗魔之称，诵诗唇生疮，笔勤肘生胝：“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吟》。
他跑到市井里，念诗给老太太听，边听边改，非魔者何？
后来的评家对其作品也存争议，甚而著述或讲学时，如明代李攀龙、清初王士祯，对白氏诗一首不选，也有称白氏为“唐诗馀响”，如元人杨士弘。可谓极端。
但最切当的评语，是东坡的“白俗元轻”。宋人说：“苏东坡云：‘乐天擅长篇，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而易厌矣。’”
大概在苏轼看来，白居易所特意追求的“通俗”，或说那些语言繁复的作品，是因为有意摆脱典雅而不幸降为次品（实际上白氏的作品并非都通俗，语言的通俗不等于诗骨低俗），因而被一些高士雅人所轻视，盖缘于此。
探究其因，在于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要反映时事，还要让普通人接受才有意义，所以须明白易懂。所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须留意，这个主张一直影响到今天。对与错要具体看，不能统而论之。
白氏这类作品，多为叙事写实加上议论，接近散文，几乎等于韵文形式的谏草和书奏。可以看出，虽说尝是针砭时弊，批评朝政，这没错，但有明显的功利性，即是说表现为个人的忠君爱民，希望皇帝喜欢、听得到听进去，也同时希望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因而被时人称为“广大教化主”。
这个教化主，实在不好当，一是皇帝喜怒无常。为臣直谏，几乎没好果子吃。像唐太宗那般“朕试卿尔”自找台阶、又不露痕迹的油滑，委实少见。聪明不过帝王，有此一说。（参看上条）；
此外，百姓所关心的是生存，对怎么写诗，没那么大兴致，除了少数读书人为博取功名外，并非生活的必须。
白氏这类“合为时、合为事”的诗歌，写得再通俗易懂，无非是要说什么对什么不对。然则是与非，几句话就能说明白，不必大费周章，用诗词来表达。就像时下劣质的老干体，业已渐行渐远，始终难进诗词的领域。
“广大教化主”的称呼见于唐张为《诗人主客图》，以及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这样评价白居易，也很难说恰当，细品之，似乎介于褒贬之间，总感觉有调侃的味道。除非有人认为诗歌能归于宗教，那是另一回事。但我想当时和现在，都不应该是这个解释。
后来评家的着眼点，是说把写诗降格到通俗普及，怕为后来浅率者所效颦，以至于失掉诗的风骨。这个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所反映的忠君爱民，在历史上毕竟有积极的意义。今天皇帝没了，忧国忧民的情操却没有过时。再是，白氏主张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也不能认为是弊病。口语化难道就不好吗？总远胜过佶屈聱牙。譬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再通俗不过了，却流传千古而不衰。只是这一类东西不能千篇一律。一个人的作品建筑，理应兼有多样笔法，而非从头到尾一览无馀。“多而平、少而精”，对哪位作家诗人，都是个矛盾。谁都怕自家的作品“读而易厌”。
不过，最了解白氏风格的，应该是好友元稹，他说：“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讽喻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言律诗百言而上长于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
再是明代胡应麟《题白乐天集》，赞曰“唐诗文至乐天，自别是一番境界、一种风流”。
可见，今古诗学，歧义并存。对古人的评说，未可执一，须各自心领神会，择其善者为我所用。
3. 虞世南是个奇人，出身望族，做官从南北朝，历经隋朝到唐太宗。
何以能如此？能查阅的资料，都是对他才华德行的赞美、一边倒。唐太宗特别赏识他，赞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写一笔好字，满腹经纶且奉亲至孝。
《蝉》是他的代表作，据说是唐代以蝉为题的第一人，清丽超拔，诗如其人。
隋炀帝没能重用他，只给个七品小官做，大概讨厌他谏言刚直，只欣赏他的才华。
杨广虽是历史上有所谓“定评”的暴君，却也是厥功甚伟的帝王。只因崇尚武力征伐，导致国力空虚、民力衰竭而亡国。这个评价也嫌笼统，还是由历史学家来细考为好。
杨广的五言诗，深切舒徐，属于上乘，确实好，连后来的唐太宗都叹服，说他“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
如著名的《野望》：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此诗前两句也被秦少游《满庭芳》所借用。是名句。
再如：七言《江都宫乐歌》：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馀秋。
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此诗虽属于永明体的“对式律”，不同于“粘式律”，却被王夫之认为是七律之祖。
杨广让虞世南随从，只为了吟咏消遣之乐。所以虞世南只好大材小用。
《诗话》载：“洛阳献‘合蒂迎辇花’，炀帝令袁宝儿持之，号司花女。时诏世南草《征辽指挥德音敕》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曰：‘昔传飞燕可掌上舞，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
世南为绝句曰：
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
——这是一首完全合于近体诗的绝句。写得活泼跃然。以虞世南大才，自是小菜一碟，却非“嘲”的笔调。不过，看似唾手而得，实则厚积薄发。
另，清代董文焕《声调四谱》说：“绝句之名，唐以前即有之。至唐而法律愈严。”指的就是近体绝句。此书又进一步将绝句分为“律绝、古绝、拗绝”，这是很严格也很合理的归纳。须留意的是，近体诗只是定型于唐代，而之前已出现在诗家的作品里。
再是，按照王力先生的说法，更加简单明确：“绝句虽可分为古体和近体两种，但是，既然普通都把它归入近体，我们就不妨从权，把近体绝句简称为绝句；至于古体绝句，我们索性就把它归入古风，不为他另立名目了。”
愚之见，两个提法都可以。
4.王维一诗救一命。
《诗话》载：“安禄山大会凝碧池，梨园弟子唏嘘泣下。乐工雷海清掷乐器，西向大恸，贼肢解于试马殿。维时拘于菩提寺，有诗曰：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落叶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后有罪，以此诗获免。”
实际上，王维能逃此劫，是依赖弟弟王缙，向皇帝恳求免去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王维才得以幸免。这是主因。
王维被安禄山俘后，被逼做伪官。以他柔软性情，远不及乐工雷海清那般刚烈殉难，而是以吃草药装聋作哑的办法，“身在曹营心在汉”，暂时保全性命。但他闲不住笔，把悲情记录、保存下来，或许为有机会表白虽陷贼营而忠心未变。情况大概如此。
然而，既然进了伪署，就像做过汉奸，他日势必百口莫辩，一首诗顶什么用呢？于此，我们只能夸他的好弟弟。
王缙亦颇有才具。《诗话》收录诗一首《九月九日作》：
莫将边地比京都，八月严霜草已枯。
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菊花无？
——此作自然不如其兄《九月九日寄山东兄弟》有名，但意味也清远，读过很容易记诵。
5.孟浩然一首诗失掉做官机会。 晚唐皮日休，是孟浩然同乡，对孟推崇备至。
《诗话》载：“皮日休《孟亭记》云：‘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介其间能不愧者，惟我乡之孟先生也。’”
并举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荷叶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诸句，与李杜诸大家“争胜于毫厘之间”。又夸他“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
“当巧不巧”，指的是炼字功夫，“不烦绳削而自合（黄庭坚）”。
我以为，孟浩然笔下的这番神致，提炼得如此纯净，他人确乎难以为继。
李白有“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杜甫赞他“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
从李杜的评价，确实看得出孟诗当时的盛名。
孟浩然的诗，曾名动京师太学，“一座倾服，为之搁笔”，理应有做官的机会，却应进士举不第。大概是考官没眼光。
嗣后，襄州刺史韩朝宗，一向热心提掖后进（如晋升到高位的齐国公崔宗之、郑国公严武、工部尚书蒋沇），也得知孟的才华，准备设宴招待、打算向朝廷举荐。但孟浩然居然因事前喝得烂醉，错过了约定，机会擦肩而过。
可见，孟浩然是个性情人，自由放任，做官的确不合适。今人也如此。
做官多是“朝中有人”，先要弄顺官道，包括所谓裙带关系，其中谋划委曲自是一言难尽。对这些关窍，孟浩然很可能不懂、或不屑为，所以官场容不得他。
最糟糕的一次，是孟在王维家做客，唐玄宗不期而来。王维也想借机举荐他，因为胆小，先让孟藏在床下（不至于慌成这样），或藏于屏风间（比较可信），之后，经一番言语曲折，才把孟拖出来见皇上。没承想孟浩然拿出的诗，却让玄宗大为恼火。
这就是他的名作《岁暮归南山》。此诗被评家认为：
“字字真性情，当是浩然极得手之作。”（徐增《而庵说唐诗》）；
“绝不怒张，浑成如铁铸。”（张谦宜《茧斋谈诗》）。
显然，在孟看来，写诗就该切身境遇、发于心声，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能曲意逢迎。
结果如何呢？玄宗反说他怨天尤人、不思进取、怪得谁来？尤其怪不得皇上。
可见，对一首诗的解释，尝是南辕北辙。皇帝怒了，最好的机会又失掉了。
余尝思之，历代知识分子群，经常在仕与隐的矛盾中饱受折磨。进还是退，要官还是要名，如何兼而有之？但事情总是不尽人意。
诗人不是政治家。政治家可以作诗，也可能写得不错，这是通才，是政治家胜于诗人的地方。
反之，诗人重性情，很少城府，“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荀子）”，孟浩然能适应吗？
再者，孟浩然不会没有别样的佳作，只要换个角度，结果可能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可惜他没能随机应变。这固然可敬可爱，却不甚明智。因为其前提，是他本来打算做官。假设已经把官场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也就没有这段故事了。
今天看来，即使不当官，也有好多路可走，或一样写诗出名。
只是唐代以诗取仕，士子趋之若鹜。孟浩然至情至性，只能失意后隐遁田园。
6.奇才李泌
李泌善国策韬略，又以谦退处世，曾自比张良。安史之乱，肃宗就采纳了他的计谋，最终才扭转了局势。
但虽有皇帝看好，李泌却几进几退，都出于明哲主动，不与奸佞为伍，免遭统治集团的嫉恨迫害。
像不学无术、奸诈狡猾的国家级流氓杨国忠，自然最怕李泌走近皇帝，以至于见缝插针地诬陷他。
《诗话》载：李泌诗句“青青东门柳，岁宴复憔悴。”（因为当时写诗，杨柳是一个词，不拆开用，杨即是柳）
杨国忠认为李泌含沙射影，意思是“杨家衰败”，于是赶忙告状：“诉于明皇，上曰：‘赋柳为讥卿，赋李为讥朕，可乎？’”
明皇倒也幽默得紧，或认为杨国忠没事找事，也未可知。
可见，李泌非但智慧，又颇具胆识，看不起杨国忠，敢于讥讽也是实情。
嗣后，杨国忠在马嵬坡被士兵乱刀砍死，挺解恨。
李泌存诗不多，仅四首，其古风气充言畅。见于《全唐诗》。
7.刘长卿致力于近体诗。
刘长卿中年以后，热衷近体诗：五言律、七言律俱佳，在唐上元宝应年间，声誉很高。
权德舆称赞他“五言长城”。
如“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其摄神之笔，可逾千古而常新。
清卢文弨说他“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众体皆工，不独五言为长城也。”
如“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可谓信手拈来的佳句。
明代周履靖《骚坛秘语》说他“最得骚人之兴，专主情景”，此为一例。
《全唐诗话》载皇甫湜对某些持反调的批评，很严厉：“诗未有刘长卿一句，以呼宋玉为老兵矣；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
清余成教《石园诗话》说：
“愚谓仲武（高仲武）选肃、代两朝诗为《中兴间气集》，而其自作不传，但亦无长卿一句而善于攻人短者也。”
——这与皇甫湜看法一致，也是指高仲武（案：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字也称仲武，但二者非一人）评长卿诗“思锐才窄”，自家却一首诗也没有，或许是拿不出手，“自作不传”，却喜攻人之短。
清代赵翼《瓯北诗话》说得更确切，杜甫后，有“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近体诗形式简洁、易记易诵，为历代习诗者的入手处，是没有疑问的。
当今论坛作者，近体多于古体，是好事，可做为赵翼“高下通行之具”的印证。但当下律诗、律绝、古风兼而有之，也是事实。
8..王维诗诸体皆妙。
《全唐诗话》载：“殷璠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
清代贺裳认为：“唐无李杜，摩诘便应首推。”（《载酒园诗话》）
曹雪芹就主张向王维学诗，料想是这个道理。
所以如此，大抵基于王维的诗歌，不单声韵和谐，富于音乐美，而且涉笔成趣。须注意的，是他的近体诗，囊括了多样笔法，令人耳目一新。
先看绝句：历来是分古绝和律绝。但发展到唐代，它们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十分清楚了。其原因，是律句成熟以后，必然要影响到绝句的写法（参看王力《诗词格律》）。
再者，唐以前的永明体，仍然被唐人所钟爱。譬如“对式律”、“对式绝句、”“粘式律”、“粘式绝句”还在延续。
举几个王维的例诗：
其一，标准的律绝《山中相送》：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特点是押平声，自然要讲求粘和对。
其二，律句进入古绝，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特点是押仄韵，也讲求粘和对。有人把仄韵律归于“入律的古风”，也是。但只把它认作古体诗，似乎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它既然由律句组合，毕竟与古绝不同。
其三，折腰体《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只对不粘，同于永明体的“对式绝句”。
因为是名作，东坡也有此样写法，如《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折腰体”的名称，大概最早出现在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里，例子是崔峒的《清江曲内一绝》：
“八月长江去浪平，片帆一道带风轻。极目不分天水色，南山南是岳阳城。”
——也是只对不粘。
其四.不忌三平尾、重字。如《皇甫岳云溪杂题之一》：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三平尾虽则不合律绝，首二句居然是对属。假设把这样的诗，归入古风，总觉得心有不甘。
.
除绝句外，是律诗、律句变体：下面例1，就是永明体“对式律”、“粘式律”，在律诗里的混用。
例1：《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看得出，首、颔二联，如果做绝句看，只对不粘；
但是，到颈联和尾联，又讲求粘和对了，好似四句标准的律绝。因此说，这首上四、下四的叠加技巧，还在于“归雁、大漠”转接时的“粘”，令人读起来也十分和谐，没有断裂感。
例2，起句拗而不救也不调声《送孟六归襄阳》的五律首联：“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
例3，不单在起句拗，对句也拗三平，如《寄荆州张丞相》五律首联：“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何况，按照王力说，并未涉及“仄平仄平仄”句式的拗救。
——由2、3例可见近体诗句式的多样化，不单止于正格。
所以有变化，是因为诗人不满足于循规蹈矩，有时兴之所至，意到句成。
但是，这样的“破”，整体看，并没有背离近体诗的基本规则。
就像崔颢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连用五个仄，再用“空悠悠”三个平声来调声。假设把它看成运用了元兢“调声术”，也合理。但既然还存在“拗而不救”的情况，就不能都解释得通。因此，在古人的实践中，存在就是合理。关键要看清楚。
愚之见，写好正格是必须的，前提是烂熟于胸，才可以学习古人的“破”，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理由是：唐诗就是范本。
《诗话》载，郑谷被司空图称作“一代风骚主”。
今人严寿瀓、黄明、赵昌平的《郑谷诗集笺注》，在《鹧鸪》题下注：“谷以此诗得名，时号为郑鹧鸪。”又说：“他的诗不及前辈名家，但从诗史演进角度看，通变虽或稚弱，总是胜于纸花赝鼎。”
——这个说法有其道理，但问题是：郑谷诗是如何“通变”的？什么样的诗算纸花赝鼎？盛唐以后，什么才是“鲜花新鼎”？
“赝鼎”提法，据我所知，来源于胡适，他在提倡白话新诗的同时，就断言今人写旧体诗词，都是“赝鼎”，然而，却没有具体说“赝鼎”应该界于何时，是唐以后，还是宋以后，或者到“五四运动”？显见，这个说法不免含混，大约只是力挺新诗的一个口号，与“唐以后诗不必再作”的说法相类，显然没有说服力。事实上，唐以后近体诗花开花落，延续到今是个常识，不能说没有好诗，更不能说没有创意。
诗的本质，在于诗人个性的发挥，只要意境不重复，就等于鼎新。这在唐诗以后的历代诗人作品里，举不胜举，应该没有疑问。
次一个问题是，按照欧阳修的说法：“其（郑谷）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又说：“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行于容易。”（宋·欧阳修《六一诗话》）
——这番评语可以看出“白体”、及郑谷诗在宋初的影响：一个在民间流行；一个在朝廷流行。但疑问在于：为什么当时惟郑谷诗，“人家多以教小儿”？
此点，也许只好从宋人起初热衷于“晚唐体”来解释。或者说郑谷的诗，既然“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俞文豹），因而“ 以其近人，宋初家户习之。”（《唐音癸籖》）
这无疑是说，学习郑谷容易入手、做启蒙的教材更合适。
诚然，所谓“晚唐体”是个比较复杂的题目，牵涉到中唐诸家，其中的郑谷居于何等地位，还需要细致地考证。
譬如，纪晓岚一边说郑谷是晚唐的“巨擘”，而评他的诗又颇多微词，也令人费解。或说，郑谷算是晚唐的中坚，但杜牧、李商隐、贾岛、许浑、温庭筠、韦庄等诗人的名气，显然都在郑谷之上，这又如何判定呢？
而况，从资料看，所汇集的评语歧义很大，贬过于褒，批评责难集中在“格不甚高”一点上，这与所谓的“风骚主、巨擘”，似乎不太搭界。可见，古人谈诗尝是各执一端、大相径庭。这让我们看出一个事实：既然作品千姿百态，评诗也不会众口一辞。今天也一样。
为此，我通读了郑谷的诗集，计三百二十七首，确实难以找到与前人齐肩的杰作，因而对他何以是“一代风骚主”，颇费琢磨。也许有一个解释：郑谷晚年退隐后，于五代的后梁开平四年，讲学授徒，有齐己、黄损、孙魴五代名士从之学诗，因而蜚声诗坛。由此郑谷名声延续到宋初，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宋代版本的《文苑英华》，收录郑谷诗最多，占了百分之四十。可见宋初对郑谷诗绝非等闲视之。何以能如此？还需要专题研究。
郑鹧鸪其名，来源于他的一首七律《鹧鸪》：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春日西。”
——全诗氛围浓郁，令人窒息。惟“山鸡”句略差，大概苦搜佳句而未得，显见是下笔时的难点。假设把它看作“不俚而切”的解例，似乎也说不过去。因为，无论怎样讲，这个句子可有可无，即便切题也不见佳妙。但转到颈联，却饱含去国怀乡的春愁，是转笔的入神处，并能感知诗从盛唐的壮采，转为唐末的悲凉，郑谷此诗显然有代表性。
回头看，“风骚主”的提法，很像乐天之为“教化主”，意思都差不多。而“教化主、郑鹧鸪”的雅号，似乎都含有诗人之间某种调侃的意味，不一定普遍认可。但郑谷力求“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俞文豹《吹剑录》），也算个性的追求。
不过，“不俚而切”，或曰“通变”， 不能说是独到。因为从诗史的全貌看，很多唐人作品的语言既典雅自然，且变化莫测，从古诗、乐府发展到近体诗，都不乏例证。
实际上，诗写得好不好，不在于什么诗风诗体，简单地说，要看有没有“名句”传诵下来。
这一点，郑谷大约做到了，证据是，他的一些好句，曾被宋人袭用。
譬如晏殊的“去年天气旧亭台”，就是袭用了郑谷的诗句：“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亭台。”
柳永也如此：“乱飘僧舍，密洒歌楼”，则来源于郑谷的雪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当然了，宋人喜好“拿来主义”， 也颇难判断优劣，像晏殊父子，都好这一口，谓之“点铁成金”；不过，若像王安石那般“点金成铁”又将何如呢？
郑谷的另二首有名的七律《燕》、《海棠》，以及绝句《雪中偶题》，也多有正与反的集评。
如五代《文彧诗格》的“论诗有所得句”章里，称赞郑谷的咏燕诗说：“冥搜意句，全在一字包括大义，‘闲几砚中窥水浅，落花径里得泥香。’此‘香’字有得也。”——此联很好。
宋末元初的评家方回说：“（郑）都官诗格虽不高，鹧鸪、海棠、燕三着题亦不可废也。”（见《瀛奎律髓》）
然而，纪晓岚却满眼瞧不起：“此亦浅俗，有何不可废。”（同上）
又如评郑谷《海棠》诗。
方回说：“三四似下句偏枯，然亦可充海棠案祖也。”
——这是肯定郑谷《海棠》在同题诗中的突出地位。
而纪昀却是反调：“三四似有小致，终是卑靡之音。”（参看《瀛奎律髓》）
——纪晓岚是政治人物，学识了得，但写诗不多，只是个玩家，尝奚落前人，随口就来，且姑妄看之。
再是郑谷《雪中偶题》（对此诗非议最多）：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有唐人段赞善善画，“因採其诗作图。”（见《全唐诗话续编》）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此村学中诗也。”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气格如此其卑。”
更有甚者，王士祯《渔洋诗话》：“俗下欲呕。”
沈德潜《说诗晬语》先是盛赞王昌龄天真绝俗：“商风入我弦，夜竹深有露。弦悲与林寂，清景不可度。寥落幽居心，飕飗青松树。松风吹草白，溪水寒日暮。声意去复还，九变待一顾。空山多雨雪，独立君始悟。”之后，则大贬郑谷雪诗：“已落坑堑。”
惟东坡对郑谷雪诗未肯轻忽，只在《东坡志林》里说一个故事：
“黄州故县张憨子，行止如狂人，见人则骂：‘放火贼！’稍知书，见纸则书郑谷雪诗。人使力作，终日不辞。时从人乞，予之钱，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觉有垢秽气。”
——可见东坡自有主张，宅心仁厚。
郑谷诗集，我有《郑谷诗集笺注》一册。总的感觉，格律娴熟，虽有浅率却不乏佳句，但书中笺注、集评比诗更有趣。
至于如何评说“格调”，我还没想透，只觉得写诗是个消遣，“多情怀酒伴，馀事做诗人”，哪来许多的高格调？对诗人的评价，须设身处地，不可强加于人。生活提供了广阔的题材：风花雪月、日常起居、身世浮沉，乃至家国情怀，哪一样不能入诗？只要如欧阳公所言“其诗极有意思”，可算诗人行当。
9.裴状元“诗不求多”。
裴说苦吟，不肯多作。曾几次投业于公卿之门，只奉五言十九首，因而被时人取笑。裴说回答：“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见知，何暇别行卷哉？”
（唐代的举子以诗自荐，得入公卿之门，叫“行卷”）后来，终于状元及第。
《全唐诗话》载：“其诗以苦吟难得为工，且拘格律。”
举出的代表性作品是《洛中作》：
“莫怪苦吟迟，诗成鬓亦丝。鬓丝犹可染，诗病却难医。
山暝云横处，星辰月侧时。冥搜不易得，一句至公知。”
又举出几例断句：
“苦吟僧入定，得句将成功。”
“总无方是法，难得始为诗。”
“是事精皆易，唯诗会却难。”
——宋沈存中曾说：“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尽一生之力为之。”的是高论。
裴状元生于唐末，有“避乱一身多”，写尽乱离苦难。时人悲之，广为流传。
10“诗瓢”的由来
每读唐诗，都见惊人句，都可反复吟味。
《全唐诗话》收诗人唐球（一作唐求）的《临池洗砚》句：
“恰似有龙深处卧，被人惊起黑云生。”
“渐寒沙上路，欲暖水边村。”
——这些眼到擒来的笔触，恰是诗人看家本领。
晚唐诗似乎不敌盛唐，却也不能说都差，如杜牧、李义山、温庭筠、许浑、赵嘏、杜荀鹤、郑谷等，阵容也可观，都有传世的名句名篇。
如赵嘏：“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
杜荀鹤：“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许浑：“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唐诗置于案头，复读不厌，举不胜举。这些名句，都是我们永久的记忆，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今人都试图去接近它。
唐球是个隐士，被称为“唐隐居”、“唐山人”。
“王建帅蜀，召为参谋，不就”。
诗人李洞赞他：“醉眼青天小，吟情太华低。”见《唐诗纪事》。
他虽然名气略逊，但“诗瓢”一说，却广为人知。
《全唐诗话》载，此君把写的诗置于瓢内，“后卧病，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吾苦心尔。’有识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才二三。”
内有“数点石泉雨，一溪霜叶风”、“不信最清旷，及来愁已空”、“苔铺翠点山桥滑，松织香销古道寒。”
唐球隐居不出仕，所以诗不多。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说他“球诗思游历不出二百里。”
——诚然。对作家诗人，游历是主要的。如陆游二首论诗绝句：
“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
君诗妙处吾能识，尽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
再是：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
11.卢延让笔出偏锋
《诗话》载：“延让吟诗，多著寻常容易语。
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
‘臂鹰健卒悬毡帽，骑马佳人卷画衫。’
如《松寺》：‘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
又《寄友人》云：
‘每过私第邀看鹤，长著公裳送上驴。’”
——这样的句子，虽不见超妙，也非容易得手：把眼前的情事，几个字勾勒出来，假设没有长期的语言训练怎么可能呢？反之，则很难找到下字处。
他的诗，不被时人看好，只因为使用了“寻常容易语”。
所以如此，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有意为之，不肯随波逐流地“雅化”。
再是才情不足，百般折腾，却“雅化”不起来，求其次犹不能，只好喝白开水，而诗并非白开水。只有佳酿，才有滋有味。
卢延让显然是前者。因为我们总不能断言他的诗无趣。
卢延让的《苦吟》，则众所周知：
“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
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
——他认为，作诗搜索枯肠，难上加难，比做什么事都难。其中自然是说在唐朝做官，“以诗取仕”难于上青天。若单是为闲情消遣，怕是另一番光景吧。诗到晚唐，不要谈超越前人，即使想与盛唐大家比肩、或者接近，也许只好别出心裁。
卢延让甚至写出士大夫绝不肯为、类似打油的俗笔：“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帖。”“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
——显见，当时卢延让作诗，为吸引公卿的眼球，往往陷于穷僻挣扎的情态。据资料说，他自开一扇门，竟然从“毛道”接通了官道，以此类诗登第。
此等诗的好坏且不谈，因为打油也能妙趣横生。但《苦吟》竟意外地广为传诵，成为诗学经典。可见，诗人的成功，必经锲而不舍，或许能碰到好运。
12.郑鹧鸪8..王维诗诸体皆妙。
《全唐诗话》载：“殷璠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
清代贺裳认为：“唐无李杜，摩诘便应首推。”（《载酒园诗话》）
曹雪芹就主张向王维学诗，料想是这个道理。
所以如此，大抵基于王维的诗歌，不单声韵和谐，富于音乐美，而且涉笔成趣。须注意的，是他的近体诗，囊括了多样笔法，令人耳目一新。
先看绝句：历来是分古绝和律绝。但发展到唐代，它们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十分清楚了。其原因，是律句成熟以后，必然要影响到绝句的写法（参看王力《诗词格律》）。
再者，唐以前的永明体，仍然被唐人所钟爱。譬如“对式律”、“对式绝句、”“粘式律”、“粘式绝句”还在延续。
举几个王维的例诗：
其一，标准的律绝《山中相送》：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特点是押平声，自然要讲求粘和对。
其二，律句进入古绝，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特点是押仄韵，也讲求粘和对。有人把仄韵律归于“入律的古风”，也是。但只把它认作古体诗，似乎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它既然由律句组合，毕竟与古绝不同。
其三，折腰体《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只对不粘，同于永明体的“对式绝句”。
因为是名作，东坡也有此样写法，如《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折腰体”的名称，大概最早出现在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里，例子是崔峒的《清江曲内一绝》：
“八月长江去浪平，片帆一道带风轻。极目不分天水色，南山南是岳阳城。”
——也是只对不粘。
其四.不忌三平尾、重字。如《皇甫岳云溪杂题之一》：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三平尾虽则不合律绝，首二句居然是对属。假设把这样的诗，归入古风，总觉得心有不甘。
.
除绝句外，是律诗、律句变体：下面例1，就是永明体“对式律”、“粘式律”，在律诗里的混用。
例1：《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看得出，首、颔二联，如果做绝句看，只对不粘；
但是，到颈联和尾联，又讲求粘和对了，好似四句标准的律绝。因此说，这首上四、下四的叠加技巧，还在于“归雁、大漠”转接时的“粘”，令人读起来也十分和谐，没有断裂感。
例2，起句拗而不救也不调声《送孟六归襄阳》的五律首联：“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
例3，不单在起句拗，对句也拗三平，如《寄荆州张丞相》五律首联：“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何况，按照王力说，并未涉及“仄平仄平仄”句式的拗救。
——由2、3例可见近体诗句式的多样化，不单止于正格。
所以有变化，是因为诗人不满足于循规蹈矩，有时兴之所至，意到句成。
但是，这样的“破”，整体看，并没有背离近体诗的基本规则。
就像崔颢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连用五个仄，再用“空悠悠”三个平声来调声。假设把它看成运用了元兢“调声术”，也合理。但既然还存在“拗而不救”的情况，就不能都解释得通。因此，在古人的实践中，存在就是合理。关键要看清楚。
愚之见，写好正格是必须的，前提是烂熟于胸，才可以学习古人的“破”，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理由是：唐诗就是范本。
《诗话》载，郑谷被司空图称作“一代风骚主”。
今人严寿瀓、黄明、赵昌平的《郑谷诗集笺注》，在《鹧鸪》题下注：“谷以此诗得名，时号为郑鹧鸪。”又说：“他的诗不及前辈名家，但从诗史演进角度看，通变虽或稚弱，总是胜于纸花赝鼎。”
——这个说法有其道理，但问题是：郑谷诗是如何“通变”的？什么样的诗算纸花赝鼎？盛唐以后，什么才是“鲜花新鼎”？
“赝鼎”提法，据我所知，来源于胡适，他在提倡白话新诗的同时，就断言今人写旧体诗词，都是“赝鼎”，然而，却没有具体说“赝鼎”应该界于何时，是唐以后，还是宋以后，或者到“五四运动”？显见，这个说法不免含混，大约只是力挺新诗的一个口号，与“唐以后诗不必再作”的说法相类，显然没有说服力。事实上，唐以后近体诗花开花落，延续到今是个常识，不能说没有好诗，更不能说没有创意。
诗的本质，在于诗人个性的发挥，只要意境不重复，就等于鼎新。这在唐诗以后的历代诗人作品里，举不胜举，应该没有疑问。
次一个问题是，按照欧阳修的说法：“其（郑谷）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又说：“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行于容易。”（宋·欧阳修《六一诗话》）
——这番评语可以看出“白体”、及郑谷诗在宋初的影响：一个在民间流行；一个在朝廷流行。但疑问在于：为什么当时惟郑谷诗，“人家多以教小儿”？
此点，也许只好从宋人起初热衷于“晚唐体”来解释。或者说郑谷的诗，既然“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俞文豹），因而“ 以其近人，宋初家户习之。”（《唐音癸籖》）
这无疑是说，学习郑谷容易入手、做启蒙的教材更合适。
诚然，所谓“晚唐体”是个比较复杂的题目，牵涉到中唐诸家，其中的郑谷居于何等地位，还需要细致地考证。
譬如，纪晓岚一边说郑谷是晚唐的“巨擘”，而评他的诗又颇多微词，也令人费解。或说，郑谷算是晚唐的中坚，但杜牧、李商隐、贾岛、许浑、温庭筠、韦庄等诗人的名气，显然都在郑谷之上，这又如何判定呢？
而况，从资料看，所汇集的评语歧义很大，贬过于褒，批评责难集中在“格不甚高”一点上，这与所谓的“风骚主、巨擘”，似乎不太搭界。可见，古人谈诗尝是各执一端、大相径庭。这让我们看出一个事实：既然作品千姿百态，评诗也不会众口一辞。今天也一样。
为此，我通读了郑谷的诗集，计三百二十七首，确实难以找到与前人齐肩的杰作，因而对他何以是“一代风骚主”，颇费琢磨。也许有一个解释：郑谷晚年退隐后，于五代的后梁开平四年，讲学授徒，有齐己、黄损、孙魴五代名士从之学诗，因而蜚声诗坛。由此郑谷名声延续到宋初，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宋代版本的《文苑英华》，收录郑谷诗最多，占了百分之四十。可见宋初对郑谷诗绝非等闲视之。何以能如此？还需要专题研究。
郑鹧鸪其名，来源于他的一首七律《鹧鸪》：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春日西。”
——全诗氛围浓郁，令人窒息。惟“山鸡”句略差，大概苦搜佳句而未得，显见是下笔时的难点。假设把它看作“不俚而切”的解例，似乎也说不过去。因为，无论怎样讲，这个句子可有可无，即便切题也不见佳妙。但转到颈联，却饱含去国怀乡的春愁，是转笔的入神处，并能感知诗从盛唐的壮采，转为唐末的悲凉，郑谷此诗显然有代表性。
回头看，“风骚主”的提法，很像乐天之为“教化主”，意思都差不多。而“教化主、郑鹧鸪”的雅号，似乎都含有诗人之间某种调侃的意味，不一定普遍认可。但郑谷力求“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俞文豹《吹剑录》），也算个性的追求。
不过，“不俚而切”，或曰“通变”， 不能说是独到。因为从诗史的全貌看，很多唐人作品的语言既典雅自然，且变化莫测，从古诗、乐府发展到近体诗，都不乏例证。
实际上，诗写得好不好，不在于什么诗风诗体，简单地说，要看有没有“名句”传诵下来。
这一点，郑谷大约做到了，证据是，他的一些好句，曾被宋人袭用。
譬如晏殊的“去年天气旧亭台”，就是袭用了郑谷的诗句：“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亭台。”
柳永也如此：“乱飘僧舍，密洒歌楼”，则来源于郑谷的雪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当然了，宋人喜好“拿来主义”， 也颇难判断优劣，像晏殊父子，都好这一口，谓之“点铁成金”；不过，若像王安石那般“点金成铁”又将何如呢？
郑谷的另二首有名的七律《燕》、《海棠》，以及绝句《雪中偶题》，也多有正与反的集评。
如五代《文彧诗格》的“论诗有所得句”章里，称赞郑谷的咏燕诗说：“冥搜意句，全在一字包括大义，‘闲几砚中窥水浅，落花径里得泥香。’此‘香’字有得也。”——此联很好。
宋末元初的评家方回说：“（郑）都官诗格虽不高，鹧鸪、海棠、燕三着题亦不可废也。”（见《瀛奎律髓》）
然而，纪晓岚却满眼瞧不起：“此亦浅俗，有何不可废。”（同上）
又如评郑谷《海棠》诗。
方回说：“三四似下句偏枯，然亦可充海棠案祖也。”
——这是肯定郑谷《海棠》在同题诗中的突出地位。
而纪昀却是反调：“三四似有小致，终是卑靡之音。”（参看《瀛奎律髓》）
——纪晓岚是政治人物，学识了得，但写诗不多，只是个玩家，尝奚落前人，随口就来，且姑妄看之。
再是郑谷《雪中偶题》（对此诗非议最多）：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有唐人段赞善善画，“因採其诗作图。”（见《全唐诗话续编》）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此村学中诗也。”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气格如此其卑。”
更有甚者，王士祯《渔洋诗话》：“俗下欲呕。”
沈德潜《说诗晬语》先是盛赞王昌龄天真绝俗：“商风入我弦，夜竹深有露。弦悲与林寂，清景不可度。寥落幽居心，飕飗青松树。松风吹草白，溪水寒日暮。声意去复还，九变待一顾。空山多雨雪，独立君始悟。”之后，则大贬郑谷雪诗：“已落坑堑。”
惟东坡对郑谷雪诗未肯轻忽，只在《东坡志林》里说一个故事：
“黄州故县张憨子，行止如狂人，见人则骂：‘放火贼！’稍知书，见纸则书郑谷雪诗。人使力作，终日不辞。时从人乞，予之钱，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觉有垢秽气。”
——可见东坡自有主张，宅心仁厚。
郑谷诗集，我有《郑谷诗集笺注》一册。总的感觉，格律娴熟，虽有浅率却不乏佳句，但书中笺注、集评比诗更有趣。
至于如何评说“格调”，我还没想透，只觉得写诗是个消遣，“多情怀酒伴，馀事做诗人”，哪来许多的高格调？对诗人的评价，须设身处地，不可强加于人。生活提供了广阔的题材：风花雪月、日常起居、身世浮沉，乃至家国情怀，哪一样不能入诗？只要如欧阳公所言“其诗极有意思”，可算诗人行当。
13.周朴诗“月锻年炼”。
周朴是晚唐的杰出诗人。其性情孤介，不肯做官，以琢句苦吟为乐。
林嵩《周朴诗集序》称赞他：“盈月方得一联一句，得必惊人。”
《诗话》载：“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
《唐诗汇评》载：周朴有诗名，“福建观察使扬发、李海均曾招之，不赴。”
《诗话》载，周朴安贫，曾寄身寺庙，与和尚共食，“毕饭而退，率以为常。郡中豪贵设供，率施僧钱，朴即巡行拱手，各乞一钱，有以三数钱与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钱以备茶药之费。将尽复然。僧徒亦未尝厌也。”
《诗话》载，黄巢攻陷福州，求得朴。周朴回答：我连天子都不伺候，安能从贼？结果被黄巢所害。
——周朴性情贫洁、激烈如此。
乃知黄巢狭隘心胸，二两油的肚量，成不了大气候。
据欧阳修《六一诗话》：“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出于周朴笔下，而非杜荀鹤。
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欧阳修搞错了。
二人同在宋代，哪个说法对？不好轻易判定。不过，魏泰名声不好，爱讹托他人之名作书，显见是个文痞。譬如 他的《东轩笔录》，记载欧阳修、王安石诸人轶事，屡有失实，所以不可信。
我琢磨周朴的诗感，觉得还是欧阳修对头。
周朴诗工稳见奇（晚唐诗的特点之一），几乎每一首里，都有佳句。有评曰：周朴诗“远追初唐”。
如《诗话》所引的三断句：
“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
“古陵寒雨绝，高鸟夕阳明。”
“高情千里外，长啸一声初。”
再看一些诗句：
“云近衔江色，雕高背磬声。”《题甘露寺》
“不是旅人病，岂知秋夜长。”《秋夜不寐寄崔温进士》
“农事蛙声里，归程草色中。”《春中途中寄南巴崔使君》
“风吹边草急，角绝塞鸿沈。”《塞上行》
“多情舞蝶穿花去， 解语流莺隔水闻。”《春日游北园寄韩侍郎》
“邻舍见愁赊酒与，主人知去索钱来。” 《客州赁居寄萧郎中》
又，五言律诗《塞上行》：
“柳色尚沈沈，风吹秋更深。山河空远道，乡国自鸣砧。
巷有千家月，人无万里心。长城哭崩后，寂绝至如今。”
又，七言绝句《塞上曲》：
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
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 三春不见花。
《塞下曲》：
石国胡儿向碛东，爱吹横笛引秋风。
夜来 云雨皆飞尽，月照平沙万里空。
——这些诗句跌宕有致，皆可圈可点，虽不敌盛唐，差近之。
周朴生平没见详尽资料。大概在年轻时，作诗入迷竟至痴颠。
《诗话》载，周朴“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扯臂弃薪而走。遇巡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徐往告卒曰：‘时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去。其句云：‘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由人伐作薪。’”
——其癫狂如是。实在说，这句“我得之矣”，属一时兴来，未经雕琢，不见得如何好处。
又，有人当面戏弄他，把他的句子故意念反，然后骑上驴开溜。周朴不忿，直追出二里地，责问道：“仆诗‘河声流向西’，何得言流向东？”此故事在闽中传以为笑。
——周朴作诗雕心刻肾，家私自珍，足见他真却生不逢时被黄巢所害，天道不公一至于斯！
|小黑屋|手机版|嘤鸣诗社
( 湘ICP备17006309号-1 )
窥视卡
雷达卡
威望
贡献
金钱
发表于 2023-10-12 09:57:54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