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在岳阳楼下（随笔）

黄金山

沉思在岳阳楼下（随笔）

“中秋”与“国庆”连接起来称为“双节”，放假时间不短，本是出游的好日子。无赖老天不助人，偏偏天天大雨，一下就是十几天，让我们这些出游的人真是苦不堪言。此刻我正站在岳阳楼下，洞庭湖阴雨连天，宏大的岳阳楼也弥漫在雨雾中。观赏的人好多好多，大约有三四万人吧。这些人中有的是为登楼赏景而来，有的是慕范仲淹的名而来，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谁不景仰呢？我曾经给学生教读过《岳阳楼记》20遍，当然至今也背诵得出全文来。出发前，友人告诉我说：“只要您背诵得到岳阳楼记，可以免费不收你的名票！”门票虽然不很贵，也就上百元钱，但是对能背诵岳阳楼记的游客免票，也是一件很重视文化的事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景观景点都是要收钱的，这些地方就是打着文化的招牌收取钱财，谁还把许下的诺言当真。好在我也不在乎，如今不会背颂《岳阳楼记》的人多的是，倒是腰缠万贯的游客不少，都是拿钱买门票的。我捏着门票，排着队准备进入岳阳楼大门。由于游客挨肩察背，只能一步步慢慢的像蜗牛一样移动。借此时机，我倒是沉思起来……我首先想起了修建此楼的滕子京。滕子京原名滕宗谅，与范仲淹是最要好的同学。范仲淹以一篇《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闪光思想，而使得自己名标青史。楼以文著名，使得岳阳楼名满天下，世代游客不断，滕子京也因此随着名楼而流芳百代。滕子京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吗？其实他只是一个贪官，还是一个一贯贪污，屡教不改的贪官。《岳阳楼记》里也没有避讳，说滕子京是“谪守巴陵郡。”所谓“谪守”，就是指“因罪被贬职出任外官或守边”，滕子京之所以“谪守巴陵郡”，就是源于北宋时期著名的“泾州公案”。庆历初年，滕子京时任甘肃泾州知州，恰逢西夏大举攻宋，葛怀敏率军抵抗，无奈兵败定州，而范仲淹率领的援军却被大雨阻隔，无法及时赶到。好在滕子京临危不乱，征召民兵共同守城，坚持到了援军赶到。滕子京明的是感念部下守城艰辛，便动用公款16万贯犒赏全军，抚恤遗属。暗里却贪污了一大笔钱财。不久滕子京遭到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当宋仁宗派人前去调查时，滕子京竟然不与配合，还销毁账本，这难免有几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幸亏朝中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极力为其辩白争取，滕子京最终才免遭处刑，只是被贬了官，从繁华的大州调到巴陵一带的小州，当着是一种处分。滕子京来到岳州，又借修建岳阳楼之名，乘机贪污。而这回的手段比在泾州的手段更高明。于是才有了范仲淹说滕子京勤政爱民、刚正廉洁，获罪被贬完全是冤案。

有历史资料记载说：滕子京修建岳阳楼，不用国家的库钱，也不向百姓摊派。但是巨大的开支哪里来的呢？滕子京玩了一个招绝的，他贴出一道告示：要整顿民间金融市场。告示中说：债主对于多年讨不回的旧债的借债人告诉他，由他派人催索，讨回的钱用来修建岳阳楼。

那些债主们的旧债反正讨不回，无可奈何，只好听从滕子京的安排。榜文一出，群情耸动，认为终于来了青天大老爷！债主们眼泪汪汪，纷纷到岳州衙门向滕子京备案。滕子京一边替他们登记，一边娓娓道来：动用行政资源处理民事债务，成本不菲；债务繁多，挤占了处理其他政务的时间精力。你们是否能从收回的债务中捐献一点点，作为追偿经费呢？债主们觉得很合理。不管是自己要债，还是雇人要债，都得花钱，而且效果还不明显。现在您用强制手段来保证债务要约的履行，捐献一点，不也应当吗？就这样在整顿民间金融期间，滕子京一共收到了百姓自愿捐献的经费十多万贯。滕子京吩咐把岳州政府东廊清理出来，作为小金库，堆放“献金”由自己一人掌握，既当会计出纳，又当包工头。这是最好的贪污办法，等岳阳楼修好，钱也刚好用完。

修那么好的一座楼，建筑材料和工匠不知多少，由滕子京一人包办，造假账，打白条，以后谁也不好查？就是在当今，谁这么做，也是查不清楚的，何况是在那个千多年以前，文化科技都不很高的时代！滕子京真的算得上是贪污的高手。同时代的史官司马光猜测说，“自入者亦不鲜矣”。就是说滕子京修建岳阳楼，自己还落得了许多许多！

修建岳阳楼花费不少，来往账目复杂，进出金额很大，滕子京便占空子，乘机大肆捞钱！由于他贪污的手段高明，既不是国库的钱，也不是贪污老百姓缴纳的钱，而且岳阳楼又修的华丽壮美，金碧辉煌，获得普遍赞扬，就是明知他贪污不少，也权当“辛苦费”补偿给他，没有人写“检举材料”，也就没有遭到查办，反而赢得“能干”的美名！

是的，人们每次登上岳阳楼，都不得不夸赞滕子京能干，但是，一旦知道他贪污的内幕，也还是认为他是耻辱的。不过如今的游客只知道登楼看风景很是愉快，谁还会去说这座漂亮的楼是贪官修建的呢？

大雨突然降临，我赶紧退避到一边，一直到天黑，我也没有登上岳阳楼去！想不到贪官修的楼如今还这样的出名，唉！世界上的许多事谁说得清楚……

月亮

寄景抒怀，描写详细，笔锋顺畅，韵味耐品。

黄金山

月亮 发表于 2023-10-6 13:07
寄景抒怀，描写详细，笔锋顺畅，韵味耐品。

谢谢评点，中午好

云迹天涯

欣赏佳作，问好忘忧草常管！

天行者

滕子京之所以后世留名，不少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应该说，这话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考量滕子京一生的所作所为，似乎这样说又有点委屈了他。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员，他的人生足迹有不少闪光点。



滕子京（991-1047），名宗谅，北宋河南（治所在今河南洛阳东）人，与范仲淹同为大中祥符进士。不幸的是，滕子京当官不久就因“经济问题”而官司不断，后世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个贪官，根据是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两段记载。一是“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度，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二是“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央派去的调查组给出的结论是：滕子京在泾阳有16万贯钱违规使用，他刚到泾阳上任的时候，按惯例把这些钱犒赏给“诸部属羌”，间或也馈赠予“游士故人”。御史劾奏后，滕担心连累其他人，就焚烧了账本和名册。

这里的问题是，滕子京为什么要犒赏“诸部属羌”和馈赠“游士故人”？

这就不能不涉及泾阳地域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泾阳是和西夏交界的边疆地区。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元昊反，阴诱属羌（酋长）为助。”元昊者，乃西夏皇帝，他自立为帝，不断拉拢、诱使当地的少数民族酋长们做他的羽翼。就是说，“诸部属羌”是宋和西夏“统战”争取的对象。谁争取到了这些人，谁就多了一些朋友，少了一些敌人。



至于“游士故人”同样不容疏忽和怠慢。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载：“曩霄（即西夏国王元昊）之叛，其谋出于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友善。尝薄游塞上，有经略西鄙意。”当时，韩琦、范仲淹为边帅，曾召见过张、吴等人，虽有争取他们为国效忠之意，但没有及时安排、使用他们，致使张、吴等人投奔西夏。张、吴为敌所用以后，驻守在边防的将帅才开始善待知识分子。由此可见，滕子京“挪用公款”招待、馈赠士人的动机也都是为国家留住人才，自己并未从中牟取私利。据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滕宗谅的所谓“经济问题”，最先是礼部侍郎郑戬揭发其“枉费公用钱”，接着监察御史梁坚弹劾。然后朝廷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勘鞫此案，燕度勘鞫的结果是滕子京并没有贪污行为。

此事皆范仲淹亲历，他曾两上奏章为滕辩诬：“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劳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兵败后，向西州官员惊忧，计无所出……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葛怀敏兵败定川寨直接导致渭、延、镇戎三地失守，沿边各郡震惊。滕子京镇守的泾州离定川仅百余里，滕却临危不乱，一面招募数千百姓戎服守城，一面选派侦探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并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范仲淹带领一万五千兵马来援，却又遇上阴雨连绵，不能到达。故而士兵忧沮，军心涣散。面对此情形，滕子京先是隆重祭奠定川之役中死难的将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接着大摆酒宴犒劳士卒，“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此外，他还“厚抚羌族”。范仲淹正是看到了滕子京治边有方，是可用之才，才 “荐以自代，擢（滕子京）天章阁待制，知庆州”。

可是，梁坚等人却抓住滕子京在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大做文章，确实令舍身为国者寒心。故而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中云：“御史梁坚奏劾，君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16万缗。及遣中使检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饷并而言之，诬其数尔。”由此不难看出，梁坚纯属移花接木，栽赃诬陷。



再说第二个问题。不言而喻，滕子京是拖着尾巴到岳州去的。

滕子京在岳州做了三件大事：承前制修岳阳楼，崇教化建岳州学宫，治水患筑偃虹堤。毫无疑问，修堤建学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有预算，只要不违规使用，不会出什么问题。可修岳阳楼与国计民生扯不上多大关系，因此国家财政绝对不能负担。那如何筹资呢？滕子京想到了独特的办法：帮助老百姓催旧账、呆账、烂账、死账，催来的钱捐献给官府。

但是，滕子京还是给诋毁他的人留下了一个把柄。他没有设“会计”、“出纳”和建账立册，而是自己大包大揽，收钱、出钱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他“自入者亦不鲜焉”的原因。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说滕子京不是贪财的人，为何干这种蠢事？

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源于他的性格，“倜傥自任”，过于自信；二是他对当时的吏治非常了解，小吏们极为贪婪，凡掌管钱财者多有贪墨行为；三是古时并没有如今的财务管理制度。

应该说，《宋史·滕子京传》的结语“及卒，无余财”，已经把问题说明白了。但由于有“自入者亦不鲜焉”的记录，人们还是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所以有必要揭开《涑水记闻》的面纱。



《涑水记闻》一书，史学界一致公认是司马光随手记录的杂记，是他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采择或“考异”准备的素材，准备编书时取舍，绝大部分内容是未经过认真核实的传闻，故而其中部分内容并“不足信”，甚至有“捕风捉影”的成分；有的只记了个大概，内容虽基本符合事实，却语焉不详。《辞海》说它“也有一些得之于传闻，内容不尽属实”。历史学家邓广铭指出：“在《涑水记闻》的全书中，司马光在政治方面的保守意见到处可见，有时且竟不惜把变法派的人物加以丑化，这就会使《记闻》的说服力要大受损害了。”《涑水记闻》关于岳阳楼募捐一事，就属于传闻。既有“自入者亦不鲜焉”的“莫须有”指控，又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的赞颂。特别是滕子京属于范仲淹的改革集团成员，拿滕子京的传闻说事，既表明滕子京在那场政治斗争中做了牺牲品，又表明，岳阳楼募捐风波乃至《岳阳楼记》的成文，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

由此可见，滕子京是个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而又有着廉洁操守的人。欧阳修称滕子京：“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尽管他一生坎坷，但难能可贵的是，始终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良好心态，不仅是范仲淹引为同道的“斯人”，也成为一代为政者的楷模。

有趣，有料，有深度
关注公众号淘历史，和T君一起读历史
作者｜宋宗祧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天行者

滕子京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也没有立下什么大功，在宋朝只算得上是中层官员。可却因为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便名传千古，而世人知“滕子京”者远多于知他本名的。滕子京和范仲淹都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的进士，两人不但有着童年的友谊，而且是来往非常密切，感情也很深厚。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被贬岳州，第二年岳阳楼重修完成，于是请范仲淹做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从历史文献中我们知道，滕子京被贬是因为被人弹劾贪污公款。按理说这样的贪官是被人深恶痛绝的，可范仲淹不但没有与滕子京断交，还保持密切往来，甚至为他脱罪分辨，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

由于《岳阳楼记》是宋代散文中的上上之选，被誉为千古名篇，所以在中国现代语文课本的教科书上是必读的课文。这篇大作的除了范仲淹的名臣效应加成外，其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受到历朝历代文人雅士的推崇。滕子京作为这篇文章的发起者，自然跟着流传千古。在我们读书的事后，语文老师解读这篇课文，更偏重于范仲淹的家国天下情怀，推崇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至高理想。然而在网络上有不少反中国传统文化者，尤其是一些背景诡异的自媒体，他们却拿着滕子京被贬的原因说事，意图污蔑这种崇高的理想。

不可否认，滕子京的确是因为贪污公款的案子被贬的，而且涉案金额还不少，高达十五万贯。范仲淹也的确为此事帮滕子京奔走，想方设法为他脱罪，最终让滕子京减罪贬官至岳州。可就因为这个事情便将污水泼到范仲淹身上，让这位千古名臣蒙受不白之冤，制造这种言论的自媒体可谓是心肠歹毒。甚至有些不良学者提出将《岳阳楼记》移出语文课本，推翻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简直就是数典忘祖的行径。实际上这些人借滕子京贪污案来摸黑范仲淹，本质上是作为西方文化入侵的打手，而采用的手段也是卑鄙无耻的。

实际上从宋朝的史料来看，滕子京贪污案本身就是冤案，是庆历新政中守旧派为了打击范仲淹而制造出来的。这个案子发生在庆历三年，由御史梁坚弹劾滕子京当泾州知州时贪污公款，于是引发了朝中争论。弹劾奏章中提到滕子京贪污了公款达到十六万贯，除少部分给了“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其他的下落不明。宋仁宗派人审查这个案子，滕子京却将涉案的账簿和交易记录一并销毁，让查账的人无功而返。虽然范仲淹和欧阳修为滕子京奔走分辨，滕子京最后仍旧获罪贬官，被贬到了岳州。

从这段史料的记载来看，滕子京似乎是畏罪销毁了证据，范仲淹还出面帮他脱罪，有点一丘之貉的意思，于是成为某些居心叵测者攻击范仲淹的工具。可实情并非如此，滕子京不但没有贪污公款，而且是牺牲自己保全了范仲淹。事情发生在庆历新政开始之前，当时正是宋夏战争最为激烈的事后。滕子京和范仲淹都是西北战场上抗夏的官员，滕子京是泾州知州，而范仲淹是经略安抚招讨使。从职位上看，范仲淹是滕子京的上司。当时西夏大举入侵北宋，滕子京镇守城池，双方战争非常激烈，打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

这一战中滕子京手里没几个正规兵，便招募城中百姓上城墙组织防御。历史文献记载，他先是“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然后又等到“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最终才让西夏大军铩羽而归。此战之后，滕子京用公款购买了牛羊等酒食犒劳全军，提升士气，感谢帮助他守城的人。滕子京被人弹劾的就是这笔用于购买犒劳士兵的酒食所花的钱，而且将数量放大到十六万贯。实际上范仲淹证明的确有这笔开销，但只有三千贯。由于处于战争时期，购买物资的价格可能偏高，但并不存在滕子京贪墨公款的问题。

范仲淹在《奏雪滕宗谅张亢》中写道，“梁坚元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 犒设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军败之后， 向西州军官员惊忧， 计无所出。泾州无兵， 贼马已到渭州， 只是一百二十里，。滕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其时兵威已沮。又水冰寒苦约十日， 军情愁惨， 得滕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一万五千余人， 酒食柴薪并足， 众心大喜。当仓卒之时， 有此才力， 虽未有大功， 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缘其时贼马逼近， 收买牛驴犒军， 纵有亏价， 情亦可恕。”

从上述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情的发生的原委，这是滕子京为了防御西夏入侵，而进行的操作。从当时的环境分析，御史梁坚的弹劾并非空穴来风，但也不是他所说的那样。三千贯和十六万贯的差距巨大，成为滕子京贪污的罪名。但三千贯和十六万贯中，哪个数字更可信？稍对宋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滕子京不可能掌控到十六万贯这么多的资金。西北本是苦寒之地，又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经济上非常艰苦，哪里来的十六万贯？而泾州虽然是战略要冲，但并非长安这样的大城，也不是军队统帅驻扎之地，怎么会有如此庞大的资金？

可以说十六万贯的数字本身就是梁坚编出来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个事情往范仲淹身上泼脏水。实际上梁坚提出这个案子并非在事情发生的当年，而是在宋夏战争结束一年之后。他这种翻旧账的行为也不是因为宋夏战争本身，而是因为庆历新政。当时范仲淹得到宋仁宗的支持开始了庆历新政，新政推开近一年后，得到了很大的成果，也触犯了不少朝中守旧派权贵的利益。于是这些守旧派开始各种阻挠新政的展开，采用各种手段攻击主持新政的官员。范仲淹作为庆历新政的核心，是第一时间被人攻击的对象。

范仲淹这个人清廉为官，刚直不阿，让守旧派们无从下手，他们便从范仲淹身边的人中下手。而滕子京使用这笔钱犒劳军队很可能本身是不合法的，而范仲淹作为他的上司不可能不知情，甚至是范仲淹本身就同意的。守旧派这招表面上是弹劾滕子京贪污，实际上是要用纵容属下的罪名把范仲淹拉下马。只要宋仁宗派人去查，就算贪污案办不下来，都能给范仲淹搞个纵容属下的罪名。而滕子京之所以把来往公文和账簿都全部销毁，那是一个人抗下了所有事，保护范仲淹不受牵连。因为只有保住范仲淹，庆历新政才能继续下去。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滕子京花这笔钱犒劳军队不合法，那不是贪污腐败又是什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因为这笔钱本来就不是用来犒劳军队的。军队资金的使用上向来是专款专用的，犒劳军队这种钱是需要临时申请的。但泾州处于宋夏战争的前线，随时面领西夏皇帝李元昊的大军，根本没有时间照着流程走。而滕子京本身的军队也不是正规军，而是临时招募的地方百姓，更没有资格用这笔钱。但一场大战结束后，如果没有基础的犒劳和赏赐，那作战士气如何维持？又怎么能保证，下一次战斗时这些百姓能出死力帮忙？

前线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领军将领和官兵都需要机动作战的权限。而宋朝的军事制度是将从中御，前线的将领没有这样的权限，所有行动都得上报枢密院，在获得批准后才能执行。范仲淹和滕子京挪用其他的资金进行招募百姓和犒劳军士兵，是战争的需求，但却成为守旧派攻击的重点。而范仲淹和滕子京做这些，也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和战争胜利，所以本身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守旧派为了自己的利益，已经完全不顾国家和百姓，为了污蔑范仲淹无所不用其极，实在是可恶至极。

而滕子京作为这次冤案的第一受害者，在历史上的评价也不是贪污腐败的官员，而是非常廉洁奉公的。滕子京被贬官岳州后，重修了大名鼎鼎的岳阳楼，而这些开支既不是朝廷公款，也不是向百姓摊派。滕子京发布告，让百姓把收不到的烂账拿出来，由官府帮忙追债，从中筹集重修岳阳楼的资金。
滕子京在岳州的官声很好，北宋文人笔记《渑水燕谈录》中有记录“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为天下第一。”而《宋史》中对滕子京的评价也不错“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就凭这些评价，已经充分说明滕子京的为人。那些用贪污案来污蔑滕子京和范仲淹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奸大恶。

黄金山

谢谢！评得很好，使得我们了解更多！我们都是看资料，乡下资料很少，说得不全。谢谢！多多的给我们资料！

黄金山

那些用贪污案来污蔑滕子京和范仲淹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奸大恶。有道理

天行者

《宋史·滕宗谅传》


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其后仲淹称其才，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当涂、邵武二县，迁殿中丞，代还。会禁中火，诏劾火所从起，宗谅与秘书丞刘越皆上疏谏。宗谅曰：“伏见掖庭遗烬，延炽宫闼，虽沿人事，实系天时。诏书亟下，引咎涤瑕，中外莫不感动。然而诏狱未释，鞫讯尚严，恐违上天垂戒之意，累两宫好生之德。且妇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万一怀冤，足累和气。祥符中，宫掖火，先帝尝索其类置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复有今日之虞哉。况变警之来，近在禁掖，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系者特从原免，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疏奏，仁宗为罢诏狱。时章献太后犹临朝，宗谅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请太后还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尝言还政者，越已卒，赠右司谏，而除宗谅左正言。

　　刘越者字子长，大名人。少孤贫，有学行，亦宗谅同年进士。尝知襄城、固始二县，有能名。既赠官，又官其一子，赐其家钱十万。

　　宗谅后迁左司谏，坐言宫禁事不实，降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宗谅降监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宁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葛怀敏军败于定州，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

　　仲淹荐以自代，擢天章阁待制，徙庆州。上言：“朝廷既授范仲淹、韩琦四路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使，而诸路亦带招讨称号，非所宜。“诏罢之。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及遣中使检视，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仲淹时参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论奏不已，复徙岳州，稍迁苏州，卒。

　　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有谏疏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