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四帖

温柔的风

有关雅言
作者：国学之光


古代与今天普通话相对应的词汇有“通语”，“正音”，“雅言”、“官话”等等。但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都不尽相同。雅言即正言，也是文言，是与白话即口语相对应的。
今天的普通话使用的是白话，也就是说，作为记录和传承中国两三千年文明的载体的雅言在五四运动白话文革命以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语言学界将雅言理解和定义为夏言，可以理解，古代洛阳是中心，夏的在人心目中自然就是文雅的。
但将雅言与正音混为一谈，很不准确，因为汉字表义不表音，没有证据证明孔子会河南话的语音。

古代的通语，是白话，可以理解为古代老百姓的通用语言，通语是相对的，一定地域内的通用语言也可以叫通语。例如西汉杨雄的《方言》中，就提到“秦晋通语”、“扬楚通语”、“北方通语”等等。在古代，北方各地方言基本是相通的，能够互相听得懂，但听不懂南方话，称为“鴃舌”。
元朝时所称的“天下通语”，就是指通行的北方话，相当于今天的官话方言。
雅言则很不同，它是全天下文人的通用语言。假如没上过学是文盲的话，不但今天的人看不懂听不懂雅言，古代人也看不懂听不懂雅言。我举个例子，在2000多年前西汉的司马迁写的《史记》，描写刘邦：“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 南北朝的裴駰集解引三国时的文颖曰：“准，鼻也。”《后汉书》描写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唐朝的李贤注曰：“隆，高也。许负云：‘鼻头为准。’”许负也是西汉人。也就是说在西汉的时候，准就是鼻的雅言，隆准就是高鼻头的雅言，之所以要注释，是因为当时的普通人听不懂。古代出现过很多有名的像东汉的郑玄这样的经学大师，对前世典籍进行注解，就是这个原因。

作为雅言的文言，是历经数千年天下文人广彩天下语言约定俗成的，并非完全源自河南话。换句话说，古代的河南人洛阳人未必会说雅言、懂雅言，比如白居易是河南人，他被称为白话诗人，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讲求通俗易懂，写的诗要让不识字的老太太听懂，老太太听不懂的就改。

东晋的永嘉南渡，使得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移到健康，即今天的南京。为维护华夏正朔的尊严，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州音成为文人心目中的“正音"，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洛阳音在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心目中都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标准音，也就是说，古代文人的读书音，也即雅言的语音公认是洛阳音。当然，能不能真正学会洛阳音是个问题，因为晋朝之后，洛阳再没做过华夏一统的首都。一方面，古代没有一本韵书以洛阳音为标准。另一方面即使有这样一本韵书也学不会，因为韵书不能传声，河南话和山东话发音基本一样，腔调不同，这样的区别在韵书上根本体现不出来。所以自古有各种各样的韵书，但南方文人会写一首好文章，但不会说北方话，例如康有为、章太炎这样的大学者与北方人包括与皇帝交流还需要翻译。在现实的实际运用中，古代普通话的语音，即雅言的发音通常体现的是首都方言的语音。可以想象，宋朝的首都是开封，当时的普通话发音肯定是开封话，而不会是洛阳话。明清也一样，首都在北京，让天下人尤其让北京人学说洛阳话很不现实，想学也学不会，没法学。清朝雍正乾隆在南方推普失败就是最好的例子，学不会官话不准参加科举这样的政策都没用，让他们学天子脚下而且学了很有用的北京话都学不会，更不用说学说用不上的洛阳话了。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历代文人强调应以洛阳音为正，实际上更多是一种口号，一种向往。

总之，雅言可以理解为文雅之言，也称正言，亦即文言，与俗语、白话相对，他强调的是一种语义的表达方式，是言的内容，是“彼此”而不是“那这”，是“父母”而不是“爹娘”。

古代从来不用雅言一词来表示正音，表示正音的词，叫雅音。明朝开始出现的“官话”一词与雅言不同，官话实际就是指北京话，它更多强调的是语音一面。对外地人来说，你学得了一口标准的京腔，就是学得了标准的官话，不管你会不会说之乎者也，识不识字。

温柔的风

“雅言”是春秋时期的普通话吗/毕罗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泛滥以来，尤其是经历近半个多世纪文化极端主义为患，汉语文的传统出现了明显的断裂。造成的後果之一，是当今学界的语文素养，特别是文言的阅读能力大大下降。“雅言”一词的误解即为一个例子。

       今天有不少人用当代之事理解古人之文。把雅言说成是春秋时代的民族共同语，就像今天的普通话。

       那么，这样的解释是如何证明的呢？全凭想当然。他们说，《论语》上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周游列国，学生众多，如果没有一种普通话作为共同语，势必语言不通。可是文献上孔子没有使用翻译的记载，因此孔子说的“雅言”就是当时的汉语“普通话”。由此“考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实现了“语同音”。

      有点常识和生活经验的话，不难知道这都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的教育水平是逐步提高的，春秋时代的教育普及程度远低于现代。现代中国，在广播电视普及之前，“国语”、“普通话”的推广尚且收效甚微，何况两千多年前诸侯林立的中国了。

      上世纪已经有记录声音的技术发明应用。中国历史上的名人留下了相当多的语音录音。例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些人都各用各的乡音，他们活动范围内交际的人，各地都有，可他们并没有用翻译，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呢？比如共产党内吧，毛泽东、刘少奇是湖南人，说湘语，朱德是四川客家人，说四川官话，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说客家话，陈伯达是福建人，说闽语，张闻天是无锡人，说吴语，周恩来是淮安人，说江淮官话，……等等，没听说谁说国语说普通话的，那他们交谈、开会时，难道都带翻译？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大中小学的教师，能操普通话的还少之又少。大部分老师都用各自的方音教学。

      著名画家、散文家、教育家丰子恺《教师日记》中记载，抗战初他逃难到广西，在乡下一所中学任教，教国文和美术。丰先生是浙江嘉兴人，说一口吴语，当地学生也不会说“国语”。丰先生在第一堂国文课上对学生说：本来应该是老师学你们的语言，可是老师年岁大了，学语音比较困难了，所以请你们来适应老师的语音。于是，丰子恺拿出课本，用吴语语音朗读课文。就这样，学生熟悉了老师的发音，彼此交流无碍。

      既然当代人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从前不同方音的人用汉语交流，并不存在多大的隔阂，那么，以孔门弟子乡音不同断言孔子必说一种普通话，当然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想。

      为什么不同乡音的人可以自由地交流而无需借助翻译人员呢？道理很简单，他们用的是统一的词汇系统，也就是书面词汇。方言之难懂，主要的不在语音，而在词汇。语言系统中，词汇繁多，而音素数量极为有限。方言的语音系统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大家使用相同的词汇，互相熟悉一段时间，便不难晓知各自的意思。所以孙文与蒋中正尽管语音殊异，可以亲密交谈。广东人叶剑英在常委会中自然也不需专配译员。而湖南人毛泽东在大会上做报告，也无需说什么“国语”。

      事实上，《论语》本身也否定了“雅言是普通话”的臆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明明是说孔子的雅言，只用于讲解“诗”、“书”（後代儒家称为诗经、书经）这些典籍和举行礼节仪式时的用语，至于日常生活与人交谈，当然仍是“俗言”。

      汉代扬雄的《方言》是语言学的宝贵资料。扬雄记录的“方言”，是与“通语”相对的。值得注意的是，《方言》一书从始到终只谈词汇，毫不涉及语音。例如：

      “娥、泽，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泽，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

      “好”是通语，“娥”、“泽”、“媌”、“姣”、“姝”、“妦”是不同方言区独特的方言词。这此方言词相当于不同方言的一组同义词，都含有“好”的意思，用通语说，则都用“好”。这里的通语、是不同方言区共同通用的词。

      这就好比你提一个建议：“明天我们去西山看红叶好不好？”说河南话的可能说：“中”，说广东话的也许说“得”。这“中”、“得”就是河南、广东的方言词，而“好”则是通语词。

      那么，“雅言”究竟是什么呢？孔颖达疏：“雅言，正言也。”即典雅正式的语言，李泽厚译为“文言”，这是最准确的译文。李泽厚说：“中国一大特色是言（口头语言）文（书面语言）的殊途同归。……中国书面语言对口头语言有支配、统率、范导功能，是文字（汉字）而不是语言（口头语言）成为组合社会和统一群体的重要工具，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这样理解，才能使读者豁然开朗。

温柔的风

音韵学大家评《切韵》音系的性质——为词心先生开拓眼界/毕罗

    词心先生（“救救诗词”与“救救诗心”两马甲的合称）也许是只知有郑张，不知有音韵学大师，也许是故意拿郑张为虎皮，用来吓唬不明所以的网友，反正他对音韵学界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观点只字不提，似乎那位“自学成材”的郑张先生已经用一篇信口雌黄的访谈颠覆了整个音韵学界对切韵音系性质的共识，竟然把切韵音系当成“中古时期通行全国的普通话”。

    是故有必要略叙音韵学大家们的结论性意见：

    太炎先生称“切韵是古今万方语音”。他说：“《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非同时同地得有声势二百六种也。（原注：且如‘东’‘冬’于古有别，故《广韵》两分之，在当时固无异读，是以李涪《刊误》以为不须区别也。‘支’‘脂’‘之’三韵，唯‘之’韵无合口，而‘支’‘脂’开合相间，必分为三者，亦以古韵不同，非必唐音有异也。若夫‘东’‘锺’‘阳’‘唐’‘清’‘青’之辨，盖由方国殊音，甲方作甲音者，乙方则作乙音，乙方作甲音者，甲方又或作乙音，本无定分，故殊之以存方语耳。）”

    显而易见，太炎先生把《切韵》看成一个书面的综合音系，而非现实语音的总和的音系。而任何一代的官话都是现实的口头语音，只能是一个单一的语音系统。

    罗常培先生说：“《切韵》的性质本来是一部兼综‘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音汇，它于当时的方音虽然无所不包，却没有一种方音能够跟它完全符合。”

    陆志韦先生说得更明白：“《切韵》代表六朝的汉语的整个书面，不代表任何一个方言。”

    王力先生总结说：“他们的话是对的。” 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中明确地说：“《切韵》并不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

    陆法言在《切韵序》中说得清楚：“吕静《韵集》、夏侯咏《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消舒缓。”《切韵》就是在上述五部韵书的基础上，经过综合整理而成的一部韵书。它当然只能反映六朝时期的书面语音，而不能反映任何时期的现实语音。

    可见，音韵学大师们公认《切韵》不是任何朝代的官话。

温柔的风

古代的“通语”或“雅言”是普通话吗？
2017-04-11 09:32
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 孟昭连

“雅言”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今人大都以为“雅言”是指当时的普通话。如杨伯峻先生翻译此句：“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读《诗》，读《书》，行礼，都用普通话。”其实这样理解“雅言”也是误解。

语言学界常有专家主张古代的“通语”、“雅言”就是古代普通话，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西汉扬雄著《方言》，其中出现了很多“通语”的说法，语言学家认为“通语”与书名“方言”相对，正说明“通语”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其实这是误解。“通语”在《方言》中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只云“通语”，如：“娥、



，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

，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第二种形式是“××通语”。如：“悼、惄、悴、憖，伤也。自关而东汝颍陈楚之间通语也。”“昲，晒，干物也。扬楚通语也。”第一种形式的“通语”容易被理解为全国通用的口语。但扬雄这里所说的“通语”，是从词汇角度谓某个地域通用同一个词，非指语音相同。“好，其通语也”，只是说“好”这个词在秦晋、宋魏、燕代等地区通用，但《方言》中完全没有涉及其读音是否相同。直到现在，“好”不但在普通话中存在，也在各地方言中存在，但普通话读音是第三声，山东话是第二声，而山西话则读第四声。只有第三声才是普通话，山东话、山西话只是方音。难道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这个“好”字居然天下读音完全相同，所以扬雄才把它称为“通语”？显然是不可信的。

尤其是第二种形式，更能说明将“通语”与普通话等同起来是错误的。所谓“扬楚通语”、“汝颍陈楚通语”，明显是指某个词通行于扬、楚，或通行于汝、颍、陈、楚，通行的地域大小是不等的。除这几种，还有“秦晋通语”、“赵魏之间通语”、“北方通语”、“中国之通语”、“四方之通语”、“楚郢以南东扬之郊通语”等说法，全书共出现了三四十种“通语”。但这种“通语”都不是普通话的意思，并不是指这些词读音也相同。把“通语”与“普通话”画上等号，纯属想当然的行为。现代普通话的第一要素是语音（尤其是声调），衡量古代有无“普通话”也应以语音作主要标准。而《方言》中的“通语”只是词汇相同，读音尤其是声调是否一致无法确定，所以与今天的普通话本质完全不同。更何况，《方言》提到的“通语”词汇才几十个，且只通行于范围有限的地域，与方言词汇相较比例悬殊，靠这几十个词汇就说当时天下有普通话，未免太过以偏概全了吧？

“雅言”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今人大都以为“雅言”是指当时的普通话。如杨伯峻先生翻译此句：“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读《诗》，读《书》，行礼，都用普通话。”其实这样理解“雅言”也是误解。

最早为《论语》作注的孔安国、郑玄，都没有将之理解为与方言相对的所谓普通话。皇侃《论语义疏》引“子所雅言”孔安国注云：“雅言，正言也。”那么“正言”何谓？郑玄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也。”郑玄说的“正言其音”，容易令人引起“正音”的误解，“正音”似乎就是与“方音”相对的普通话。其实郑玄说的“正言其音”是与下句“不可有所讳”联系起来谈的，这里的“正言”是与“讳言”相对，而非与“方言”相对。所谓“讳”即避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涉及口语与书面语的特殊现象。《左传·桓公六年》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表现在口语中，举凡“尊者”、“亲者”、“贤者”的名字，都要“讳言”，也就是避开不说，或改变原来的读音。表现在书面语上，要换成另外一个意思或读音相近的字，或改变原来的写法，如后世的缺笔然。但避讳有例外，《礼记·曲礼上》：“《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皇疏引此句并释云：“若读书避讳，则疑误后生。”也就是阅读《诗》《书》时，为避免贻误后学，不需避讳。因大家读《诗》《书》要避的讳有同有不同，各种讳加起来数量巨大，《诗》《书》的阅读和理解就会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所以郑玄才说在阅读“先王典法”时，只有“正言其音”而不避讳，才能做到“义全”，后学才能正确而全面地理解。从《礼记》的规定来看，孔子不避私讳，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当时的礼法就是如此。“子所雅言”郑玄注“正言其音”，朱熹注“雅，常也”，都是指按照《诗》《书》书面语的正常发音阅读，不因避讳而改变读音。皇疏又云：“六籍皆正言，独云《诗》《书》《礼》者，举一隅余三隅可反也。”皇侃认为“不讳之书”不只是《诗》《书》《礼》，而是“六籍”即六经都需“正言”而不必避讳。显然，这里的“正言”并非普通话的意思；否则，很难理解先秦经典为何分成用普通话读与用方言读两类。

语言学家认为古代有普通话，还有一个原因，即先秦书面语的词汇、语法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口语中必有普通话才能做到。如周祖谟先生说春秋战国有“共同语”，理由是“这件事实可以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典著作在语法、词汇各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证明”。但书面语的一致，并不能逆推出口语一致，更不能得出语音也一致的结论。现代学者写白话文章，所用词汇、语法都是一致的，但并不能说明这些学者都会说普通话。古代同样如此，文言书面语的统一是“书同文”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当时的口语是完全一致的；恰相反，正因为当时“言语异声”，才出现了书同文的政策。

提到“书同文”，人们容易想起秦始皇，想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书同文字”。一般人是如此，连大多数研究专家也不例外。其实，“书同文”本曰“书同名”，早在秦始皇四百多年前就在《管子·君臣篇》中提出来了。其后孔子从礼乐的角度论述君臣的知本守位，几乎是重复了《管子》中的话：“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庸》云‘书同文’，《管子》君臣篇云‘书同名’，《史记·秦始皇本纪》《琅邪台刻石》云‘书同文字’，则‘名’即文字，古今异称之证也。”对“书同名”或“书同文”，自古就没有人怀疑过。如郑玄注《礼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云：“今，孔子谓其时。”明确指出书同文是孔子的时代。宋人多有议论书同文者，以洪迈所论最详。洪迈《容斋随笔》有“三代书同文”条，以《诗经》《左传》的人名相同或句法相类为例，说明先秦文言书面语的统一正是书同文的结果。

周代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将书同文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正名”、“制名”作为书同文的一部分，都是为了统一书面语。古人十分明白，文字是人为制造的，自然也可以人为改变以达到统一；但口语是自然形成的，试图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实现不同方音的统一，显然是不可能的。


古代的“通语”或“雅言”是普通话吗？
http://news.sohu.com/a/133205365_120078003

山水有相逢

现代也差不多吧，有《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官样文章（不含贬义）嘛，一定只能选用这词典内的词汇行文（除非上层建筑领域处新发文章有未及编撰的新词汇），读这类文章嘛，也只能用官腔（不含贬义）即普通话。那怕用地方语言去读，“的的了了”的，也得准确读出，不能有误。例如电台、电视台播佈《政府工作报告》、对外友好邦交国的某类贺电等，内容中的“的的了了”，就是不能用地方语言的语气助词替代。

   这些事情其实很简单。

山水有相逢

山水有相逢 发表于 2023-6-21 01:43
现代也差不多吧，有《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官样文章（不含贬义）嘛，一定只能选用这词典内的词汇行文（ ...

现应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温柔的风

山水有相逢 发表于 2023-6-21 01:43
现代也差不多吧，有《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官样文章（不含贬义）嘛，一定只能选用这词典内的词汇行文（ ...

是的，这些基本知识点是分得很清楚的

现代汉语是白话文，现代汉语的语音是普通话，普通话是当代官话，普通话有普通话拼音，无论是文字还是语音，正规的场合是不允许夹杂方言词汇和方言音的。

现代汉语的拼音按周有光的话来有三点，是白话文的拼音，不是文言文的拼音，不是方言的拼音。

官话分朝庭官话和地方官话，如港澳的官话是粤语，广州的官话也是粤语，梅州的地方官话是以梅县音为准的客家话读书音，这些地方是文白异读的，也是在正规的场合是不允许夹杂方言通语、白读词汇和白读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