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是诗体，但是是风格性的诗体，不是文体性的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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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是诗体，但是是风格性的诗体，不是文体性的诗体
　　唐朝时把是个分成近体诗（今体诗）和古体诗（古风）两大类，分类的标准是时间。因此这种分类属于风格而不是文体。
　　古风又可以按时间分为晋前诗和南北朝诗（新体诗）。
　　近体诗的格式化越来越明确，最后形成的诗体叫格律诗。因此近体诗与格律诗虽然是近义词，一般不加以区别，但细分起来那是有区别的，近体诗是风格，格律诗是文体；近体诗外延大，格律诗外延小，近体诗包括了格律诗，格律诗是近体诗的一部分。
　　那么南北朝发展出来的新体诗是不是文体呢？
　　一种文体性的诗体一定要有具体的要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要素成不了文体。因此我们来考证新体诗有没有要素出现。
　　诗歌的构成要素有韵律、格律、押韵、节奏、修辞、意象、主题等。形式。诗歌的文体要素主要包括语言、音律和形式等内容。
　　新体诗要素具体分析如下：
　　1.言：没有固定的要求，三、四、五、六、七、八、九、杂言都有；
　　2.句：没有固定的要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句和十句以上皆可；
　　3.韵：没有固定的要求，可平声韵、可上声韵、可去声韵、可入声韵、可一韵到底，可转韵，奇句也可押韵，平仄可混押；
　　4.对偶：没有固定的要求，可对偶，可不对偶，可一联对偶，可多联对偶，对偶
位置不定。
　　以上几条都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格律诗还有平仄的三相，古风不也有四声八病吗？只要在四声八病中找到能当要素的，它就是文体性的诗体。这给我们的激励性太大了，我们一条条的深挖细掘吧。
1.最重要的是蜂腰，25异声，好好规范一下，很可以成为一条要素的。但因为四声八病是实验阶段，于是后来又出了个24异声，最后形成两个体系，这个要素就形成不了。
　　2.鹤膝，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第一句和第三句(即不押韵的两句)的末尾那个字同声）。本来这一条也不错，但“温、邢、魏诸公，及江东才子，每作手笔，多不避此声。”这就是说，他们建议这样做，但他们自己都不遵守，一条空洞文字而已。《文镜秘府论》引沈氏说云：“人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可见蜂腰鹤膝当时也是一笔糊涂账。
　　3.25异声本也不错，但却又说25同平则可，这就缺少说服力了，有点自掌耳光的味道。凭什么同平就可？这个问题在格律诗中得到解决，不必管什么同平，只管奇句不押韵，偶句押韵就可。所以缺说服力的这条便被24异声钻了空子，25异声难于成为要素。
　　4.上尾，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因为偶句押韵，奇句不压韵，若同声易混乱。但两字同韵不为病（“若第五与第十故为同韵者，不拘此限”）。这条也不错，但是它只管这么两句，后面假如来个转韵，那么各押各的韵，它就不能贯彻到底，不能贯彻到底的就不能成为要素。格律诗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规定偶句押韵，一押到底，这就成为格律诗的要素了。
5.最能作为要素用的是平头，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后来，上句第一字与下句第一字，同平声不为病；同上去入声一字即病。若上句第二字与下句第二字同声，无问平上去入，皆是巨病。八病中唯平头这条对近体的平仄律影响最大（形成格律三要素的相对）。也就是格律诗中的相对。
　　但是格律诗的第二字与第五字无关，避免了许多矛盾。而永明中第一字的规定是双标：平声可以同声，其他三声就得异声。第二字也有这个问题，第二字若平，可与第五字同平（即25异声条），也是双标。因受到这种不合理的约束，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虽可成要素，威慑力却不大。
　　诗体只一条要素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会顾此失彼，那么就应该从另外四条中去找能充当要素的了。
　　6.可惜后四条是讲韵母和声母的，这些本身与诗体的外形结构关系不大，只能形成一些小诗体。偏偏实验者们似乎发神经，全部都是双向实验。如叠韵，五字连韵，即是专门沿着大韵、小韵的“病情”继续发展，故意寻求“叠韵隔句必睽”或“百韵不转，唇吻告劳”的特殊感觉；双声、反舌则是将旁纽、正纽的局部病状集中起来，延伸推及到整体诗篇，有意追逐“双声隔字而每舛”的效果。五平、五仄则是针对平头、正尾、蜂腰、鹤膝的禁忌，专门反其道而行之：五仄是要穷究“沈则响发而断”的极端，五平则要深味“飞则声扬不还”的体会。于是制造了许多杂体诗，这些杂体诗有的属于格律未定之前的认真探讨，虽然也有的是格律确定之后的好奇尝试。这就叫“有心栽花花不就，无意插柳柳成荫”。
这样，同样是这批人，倒是在南北朝一下创出几十种杂体诗诗体，由于这种双向而行的结果都属于永明体，于是后四条中一条要素也产生不了。
　　因此就古风来说，无论旧古风或新体诗都没有统一的文体。仍旧属于风格。

孤鹤

按用时间来命名的肯定不是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