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鉴赏的维度 ——读袁行霈《好诗不厌百回读》

古琴

诗歌鉴赏的维度 ——读袁行霈《好诗不厌百回读》


袁行霈先生的《好诗不厌百回读》（以下简称《好诗》）初版于2017年7月，刚刚今年4月份又第二次印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读本，受到广泛欢迎。但此书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通俗，而是通俗性与学术性兼备的，是有值得探究的学术意义的。

选入作品计有四十九篇，上到《诗经》，下到清词，主体部分还是唐诗和宋词。《自序》说作品篇目是由北京出版社的高立志先生择定，讲评由袁先生撰写。选入作品皆为经典，多是耳熟能详之作，这没问题。那么本文探究的重点还是在袁先生的鉴赏文章上。

袁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诗歌历年甚久。他师承林庚先生，在文学史研究中坚持“文学本位”，注重艺术研究。现今文学专业里的文献研究和历史背景研究因为好入手，就成了一种流行的做法，但归根结底它们对于文学来说也只是外部研究，文学艺术本身的演化才是文学研究的重心。就诗歌来讲，诗歌鉴赏其实并非零碎的、不成格局的小装饰，而应该是检验文学理论有效性的试金石，是映照文学研究水平的一面镜子，就这一点而言，作品鉴赏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具有本源意义。另一方面，当前因为“诗词热”，市面上有大量的鉴赏类书籍，许多网络名人涉足诗词解读，但到底质量如何，颇值得怀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鉴赏性文章写作随意，拉杂拼凑，诗歌史意识和理论意识不足，学理性欠缺。诗歌鉴赏实际上自具维度。

本书里，袁先生在评赏《登幽州台歌》时说“诗之取胜，途径非一。有以辞藻胜的，有以神韵胜的，有以意境胜的，有以气势胜的……取胜之途不同，欣赏的角度也就不一样。”道出了诗歌鉴赏的基本法门。正如葛晓音先生《日月不息，师表长尊——贺袁行霈老师八十华诞》一文中所说：“（袁先生）最早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意境、意象、诗歌的音乐美，以及人格美、自然美等多方面阐发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内涵”，可以看出，袁先生的诗歌理论正是针对“诗之取胜”而“非一”的“途径”而切入的，也就是针对诗歌的艺术鉴赏的基本法门而发的。（袁先生年代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袁先生关于诗歌艺术的理论的深化运用，在繁多的文学史著作中，较充分的艺术分析也就成为这套文学史著作的特点。）

以自觉的理论指导的艺术鉴赏可以见出纵深度，而袁先生在具体的评赏文字中，又能深具灵性和感悟力，所以说《好诗》的鉴赏文章是理论自觉与灵性感悟相互融合着的。以下试作分析。

袁先生早先的论文《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中对诗歌语句的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等多义形态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论述深层义时曾举杜牧的《秋夕》为例。《好诗》也选入了《秋夕》，在原来探讨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各句的多义性特征及其丰富的意味。《好诗》在分析周邦彦《兰陵王·柳》“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一句时说“这几句表面上看来是爱惜柳树，而深层的涵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频繁。情深意婉，耐人寻味。”背后也是有“深层义”这个多义理论为指导的。至于对“意境”的分析，如赏析陆游《鹧鸪天》：“‘苍烟落照’四字，让人联想起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意境，一经讽诵便难忘怀”、分析张耒《夜坐》之后说“这首诗就有意境深远的妙处”等，背后也是以早年的论文《古典诗歌的意境》为基础的具体批评实践。虽然这看似平常，但是有助于我们认识袁先生的研究工作的继承性和脉络。

又如诗歌中的人格美，袁先生也有过多篇论文加以讨论。这一点也符合《好诗》面向“大家”、寓“教”于美的需要，所以多有体现。如评赏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的“表里俱澄澈”一句时说“这不仅仅是写景，还寄寓了深意。这五个字标示了一种极其高尚的思想境界，诸如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些意思都包含在里面了。杜甫有一句诗‘心迹喜双清’（《屏居》三首其一），‘心’是内心，也就是里，‘迹’是行迹，也就是表，‘心迹双清’也就是表里澄澈。‘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恰好可以集成一联，给我们树立一个为人处世的准则，我们不妨拿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词人的美学理想高尚，心地纯洁，他的笔墨才能这样干净。”这是给人以深刻启迪的。（钱志熙先生早年写给其师陈贻焮先生的诗里就有“人间心迹喜双清”之句，可见杜甫此五字对北大中文人的影响。）分析李白《听蜀僧濬弹琴》之后对李白人格的评论、评杜甫的《又呈吴郎》时现身说法谈交友之道、分析白居易《卖炭翁》时讨论其“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等，都是例子。

此书不因其面向“大家”而失其深度。其中有一些独到的学术观点值得重视。如《兰陵王·柳》自清代周济以来就一直认为是送别词，但袁先生认为应该是周邦彦写自己离开京城时的心情。“此时他已倦游京华，却还留恋着那里的情人，回想和他来往的旧事，恋恋不舍地乘船离去。”袁先生对这首词的写作角度和意脉进行了重新解读，比旧说更合理。

又如辛弃疾《破阵子》“梦回吹角连营”以下的描写多以为是梦中所见，即梦境，但袁先生引用李璟“细雨梦回鸡塞远”等句例证明“梦回”的意思是梦醒，那么下面的点兵场面就并非梦中幻影，而是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直到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才落到今日。

再如李贺《李凭箜篌引》，袁先生将之与杨巨源《听李凭谈箜篌》、顾况《李供奉谈箜篌》比较，并据顾诗与五代前蜀王建墓棺座浮雕的弹箜篌图，以及《故事为焦仲卿作》的“十五谈箜篌”的诗句，提出“是不是箜篌专由女人弹奏”的有意思的问题，觉得“有待进一步研究”。那么顾况诗的李供奉是否就是李贺诗里的李凭呢？袁先生对比了顾况、李贺、杨巨源、在京师的时间表，发现顾况写诗比杨巨源和李贺的诗要早二十多年，“如果顾况当时所写的李供奉二十岁，这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技艺固然有长进，姿色如何，还能否引起皇帝的兴趣，就很难说了。”

所以不敢断定李凭和李供奉是否是一人，也不敢断定李凭是否是女性。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问题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又如说《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认为该句意思是五十弦的记载只见于书中，是无端的，因为现实是二十五弦；于是想起二十五岁左右时的一段故事等等，是有新意的。这都是值得注意的观点。

袁先生在以前的论文《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收入《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又在《好诗》后面附录全文）中强调“语感”对于鉴赏的重要性。《好诗》的鉴赏文章就善于从字、词、句入手，在“字里行间”（见《早发白帝城》评析）、文字之外体会诗人的特别之意，如《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写“从半轮山月上感觉到秋天的来临”的体验而不是对“已经到了秋天”的事实描写；《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表现了“一个北方人来到江南时那种新鲜的感受”；“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里有“一种正在运动的感觉”；《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这一句“修辞很讲究”，“这‘折柳’二字既指曲名，又不仅指曲名。折柳……几乎是离别的同义语”；李贺“吴丝蜀桐张高秋”向来解作李凭在暮秋弹奏箜篌，袁先生据其把时间状语放在宾语的位置上的语法特点，说：“是李凭的音乐张开了高秋的景象，或者说是李凭张开了一幅高秋的图画，或者说李凭的音乐高昂激越有金秋之声。如果把后面诗中秋景的描写，既解释为弹奏的时间背景，又当成音乐所产生的效果，也未尝不可，这就有很浓的诗意了。”都是精到的鉴赏意见。

本书中一些内容涵盖了袁先生六十余年来的诗歌研究成果，并进行了扩充和修订，从这些“博采、精鉴、深味、妙悟”的评赏文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袁先生早期的理论探讨的痕迹，更可以看到袁先生此后不同阶段对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化。

所以，这本《好诗》虽然只有二百五十多页，但对我们了解袁先生对文学本位的坚持和艺术研究的学术旨趣还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当然，由于作品少，不能全面地、详尽地展现袁先生的学术见解。我们仍不妨把此书看做一个路标，它提供了诗歌鉴赏自身的维度，我们在欣赏这些美妙的鉴赏文字时，同时可以对文学研究界进行对比和参照，以思考何为诗歌研究的“归趣”、目的，作品赏析在诗歌研究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等问题。

学鸣声韵

就诗歌来讲，诗歌鉴赏其实并非零碎的、不成格局的小装饰，而应该是检验文学理论有效性的试金石，是映照文学研究水平的一面镜子，就这一点而言，作品鉴赏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具有本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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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取胜，途径非一。有以辞藻胜的，有以神韵胜的，有以意境胜的，有以气势胜的……取胜之途不同，欣赏的角度也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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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了袁先生六十余年来的诗歌研究成果，并进行了扩充和修订，从这些“博采、精鉴、深味、妙悟”的评赏文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袁先生早期的理论探讨的痕迹，更可以看到袁先生此后不同阶段对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