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法著作托名名人而传播 （他人文章摘录）

孤鹤

事实上，一些古典诗法著述可能并不是名人撰著，却被题名为名人，不少失名的著述往往也以名人为依托。诗法之书的写作目的是教育后学与科举应试，所以这类书很重视名人效应。将诗法著述的创作权归于名人或大家，为的是提高其书度人金针的说服力。

将诗法之书依托于名人的情况，自唐代以来就很明显了，例如《诗格》旧题魏文帝撰，《评诗格》旧题李峤撰，《诗格》题王维撰等，当今学界一般认为这些作者署名并不可靠。例如旧题魏文帝《诗格》中“俱不对例”条下所举的诗例乃是南朝沈约的《别范安成》，“八病”条中的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是南朝齐梁时期才发现并运用于诗歌创作的声律要求，所以将该书作者题名为魏晋时代的魏文帝曹丕可见其荒谬。对此，张伯伟认为：“《笔札华梁》约亡佚于北宋中叶，其后伪托者杂取散佚文字，拼凑成帙，并诡题'魏文帝’之名。惟此书题名虽伪，内容则皆有所本，实可以初唐人诗论视之。”为何好事之徒要托名魏文帝呢？其实就是想要利用魏文帝的名号来达到传播著作的目的。众所周知，魏文帝是写诗的好手，与曹操、曹植并称“三曹”，又写有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典论》，而且是一代帝王，有人将编纂的诗法著述题上魏文帝的名字，正是希望借助魏文帝的名声增加其诗法著述的影响力。

此外，旧题白居易撰著的诗法著述有两种，一是《金针诗格》，二是《文苑诗格》。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文苑诗格》时云：“称白氏，尤非也。”著录《续金针格》时云：“梅尧臣撰。大抵皆假托也。”《金针诗格》卷首云：

居易贬江州，多游庐山，宿东西二林，酷爱于诗。有《闲吟》云：“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惟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自此味其诗理，撮其体要，为一格目，曰《金针集》。喻其诗病而得针医，其病自除。诗病最多，能知其病，诗格自全也。金针列为门类，示之后来，庶览之者犹指南车，而坦然知方矣。

不论这段话是否真的出于白居易，其用意都是希望此书能够显示出一定的权威性，也就是希望书中的诗法能够为人所重、为人所用。

这种托名于名人的情况，在后世还一直延续着。例如北宋的《续金针诗格》托名于梅尧臣，《律诗格》托名于名臣张商英。方回就认为《律诗格》的作者是张商英并不可靠：“予故曰此决非无尽（按：张商英号无尽居士）所作也。无尽好为人题画像赞，言博而肆，以此推之，岂肯作此等《律诗格》哉？”元代的诗法著述大多假托于名人，题名杨载的有《诗法家数》《诗解》两部，题名虞集的有《虞侍书诗法》《诗法正宗》两部，而题名范德机的有《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诗家一指》三部，再有《总论》《吟法玄微》《诗法源流》，旧题为“范德机门人集录”“傅与砺述范德机意”，其实也是在利用范德机的影响力。

元代题名杨载的《诗解》卷首有《序》一篇，言杨载少年时从叔父杨文圭游西蜀，从杜甫九世孙杜举处得到此书：

予年少从叔父杨文圭游西蜀，间抵成都，过浣花溪，求工部杜先生之祠而观焉。有主祠者，曰工部九世孙杜举也，居于祠之后，予造而问之曰：“先生所藏诗律之重宝，不犹有存者乎？”举曰：“吾鼻祖审言，以诗鸣于当世。厥后言生闲，闲生甫，甫又以诗鸣，至于今源流益远矣。然甫不传诸子，而独于门人吴成、邹遂、王恭传其法。故予得传之三子者，虽复先世之重宝，而得之亦不易也。今子之自远方而来，敢不以三子所授者为子言之？子其谨之哉！”余遂读之，朝夕不置，久之恍然有得，益信杜举所云非妄也。京城陈氏子有志于诗，故书举之传余戒余者以贻之。时至治壬戌初元四月既望杨仲弘序。

对于著者不惜远借杜甫旗号的做法，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十五批评道：“此宋人伪撰相欺，而举不知，仲弘又深信而传之。宋元人浅陋，大率类此。或疑仲弘论诗，多有可观，此序当为伪撰，盖因文圭曾游西蜀故也。当时虞、杨、范、揭俱有盛名，故浅陋者托之耳。”《四库全书总目·诗法源流》也认为这一故事“极为荒诞”。即便是真实的，杨载这样记录下来其实也是看重名人的作诗成就与文坛影响力，为的是增加内容的权威性，以便推动传播。例如明代怀悦刊行《诗法源流》在其《后序》中就强调云：“今观此诗，乃老杜九世孙杜举所传，得之非易，知者亦尠。苟藏之不传，实为累德。遂锓诸梓，以便学者。”周廷征《诗法源流后序》亦谓：“仲弘杨君少游蜀得之工部裔孙举，每一诗著一体格，起承转合之间，注释甚明，足以该杜律之全，玩辞索义，如亲侍工部，受其指南者。”

元代诗法失名的情况不少，例如《杜陵诗律五十一格》《沙中金集》等都作者信息不存，所以张伯伟认为元代诗法“这类书的真正撰者，却往往不是冠于书首的名字，他们大多是书商出于牟利的目的，假托名人以利销售”。明清两代皆不乏书商为了牟利而假托名人，各种诗法著述层出不穷地被重订、翻印，反映出社会对这一类书籍的热衷程度，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的诗法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