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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那一道街》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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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话义薄云天常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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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9 19:28: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俺那一道街----其四
      说起我个人的情况,实在惭愧,真可谓之艰难曲折。初小三年是在培英小学上的,按说培英小学是教会办的,可算是贵族学校学费不菲,因为叔父在那里教学所以能免交学费。以后叔父去山东师范大学深造,免交学费没有了条件,家境十分艰困无法继续,转学到官办的小学去。这个官办小学四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高一个年级学生就少一些,四年级大概差不多30名学生,这说明每年都进行淘汰。当时老师水平高低不齐——算术老师不太会教学对书本很生;校长教常识,迁徙自由一直念作迁徒自由;语文张老师毛笔小字写得很好,他认为我识字多,很喜欢我,经常让我在班上读报,我生性懦弱从小好哭,还专门给我谈话要刚强起来。与培英小学相比就明显看出了教学水平的差距。一年以后我考入了北门大街的第二中心小学。
      回想当年求学确实不容易,可以说教育的过程就是淘汰的过程。如果说山东省的城市除了济南青岛以外大概也就数着济宁了,可是济宁的官办完小只有两所,霍家街的一中心和北门大街的二中心。私立完小倒有好几处,除了培英小学、还有基督教美以美会办的萃英小学、万字会办的小学、回民办的普育小学,普育小学办的相当好升学率很高。  二中心历史悠久,据说清朝时就是书院,有间厅房里还供着方孝孺的碑碣和石刻线条像。一至六年级各一个班,语文老师就是级任(当时不叫班主任),各门课程教学都很有水平。印象最深是历史赵老师学识渊博,讲的生动有趣,地理自然算术老师都很好,能深入浅出,有些知识至今记忆犹新。尤其孟校长对学生和蔼亲切,循循善诱,引导学生纠正缺点错误,非常耐心。总而言之,培养我将来对文史的兴趣,高小二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小学毕业後考入第二中学,此时家中发生了变化,我过继的奶奶因病去世了。过继的爷爷已经77岁,自己生活难处很多,於是我的亲爷爷把他接过来共同生活。过继的爷爷是城市贫民,带来政府对他的照顾——糊火柴盒,也算多了一点收入。当他看到户口本的时候,很不同意这个安排,怎么把孩子都上到你这个户口上呢?将来会大大影响孩子的前途。接着他好几天拄着拐棍东跑西跑找这个找那个,派出所要求有证据,他在旧书里翻来翻去拿出来民国时期的户口本,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保存的那么好,他那个户口本上居然有我父亲的名字。他老人家说的有理有据,我的孩子失踪了,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孙子,因为我贫穷没有住处暂时住到他那里,也不能就成了他的孩子,结果派出所把我姊妹都转移到他的户口上,改成了城市贫民。一年多之后,我过继的爷爷因病去世。这对我来说当然得益不少,以后的考试升学就一帆风顺了。
      二中上学的一段,记忆最深就是《桃花扇》,这是我完整看下来的第一本书。班主任运动中抓起来了,班干部回报后,我受到教导主任的严厉批评,当时课外读物都是指定的,不允许随意阅览,尤其不许随意看古旧书籍。说:这本书“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将来你就可以写一本书也借离合之情,写国民党蒋介石的兴亡之感。——啊!原来如此!无限的上纲上线,就是这样操作啊!说实话我最善于从反面接受教训,以后言语谨小慎微,大是大非问题绝不涉足绝不表态,因此历次运动都安然渡过了大风大浪。
      经过一系列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菏泽县的农村医院工作,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四清。因为我始终保持了宗教信仰,【说起宗教信仰各宗教差别很大。佛教道教寺庙并不管理信徒,凡是来寺庙的都是善男信女,运动一开始要整宗教了,除了几个和尚尼姑道士以外,全菏泽地区没有人承认信仰,而且和尚尼姑道士大都还俗,也没剩几个人。然而天主教基督教不一样,入教有洗礼,教会有册有簿,谁是教友全都能查出来,即使那些入教后再也不去礼拜的也不会漏掉。】四清工作组开始分组,就把我分到有问题的一组去。看看我们这一组的人吧——老地主、富农、老国民党员少校军医、老保长、会道门圣贤道的点传师、再加上我这个年纪不大的老教友等等,总而言之没有一个好人。我很明白,四清工作组就要对这个组的人下狠手了,不能等到他下手,不能等到他清算斗争,我彻底的交待了户口的问题。四清吗就是找阶级敌人找阶级异己分子,找的越多工作组的成绩越大,当然我这个城市贫民是当不成了,他说等济宁定案后再确定。济宁定案结果自己也可以推算出来,老辈的人早已去世,时过境迁一切难有证据,眼睁睁与亲爷爷共同生活,还有什么可说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房产没收,把我爷爷和四爷爷四奶奶还有九老奶奶都挤到一座西屋里,都是七八老十的人啦,也无所谓什么方便不方便,反而倒可以互相照顾。我本就没有什么产业,说到二次土改,只是没收了一部《昭明文选》,也不知道是明版清版,四函24册,印刷极其精美;另外还有一部《汉魏丛书》,两函16册;别的书可谓之无关痛痒。最可惜《昭明文选》真是心疼得很,以后抄书真想再抄写一部,可是部头太大,算来算去光怕写不完,也就作罢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公社领导让我写申诉,提出要求恢复五十年代确定的家庭出身,申诉递上去当时就批准改定了。其实再度改成城市贫民,以后不论对谁也不中什么大用了。
      学校是有文化的地方,一般都能按国家政策办事,我大致感觉不到有什么歧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自己说我信天信命,黑夜害怕疑神疑鬼,对什么事都持消极态度,校方并没有批判,可能就是因为我有公开的宗教信仰吧,别的同学可能就不能这样说。看来校方还是注意到宗教政策的。可是参加工作以后就不然了,处处感到不平,为什么人生道路这么艰难曲折呢?接着谈谈我家的宗教信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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