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无何：一场诗歌史上格律引发的大辩论

金筑子 · 发表于 2015-5-29 08: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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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关于格律的诗坛风波

金筑子按：去掉一些原转载者参杂的评论。
(说明：转载过程中有所修改，主要是添加背景说明和一定的讨论，在分段和前后关系上的调整，补充了一些人物年代数字以便与历史内容联系起来。原文为网上熟悉的诗友之间跟帖讨论形式，不必在意太多背景细节的介绍。这里的目的在于说明这段辩论和诗歌历史，因此适当补充。2006-04-29 ）
时间：南齐永明年间（公元490年前后）
辩论主题：关于诗歌格律。
参加人员：参加研讨辩论的人员大多在国子监内部，相当于文化教育的最高机构审辩诗歌向何处发展的路线方针。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固定下来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
正方：竟陵八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等等）。反方：江淹、陆厥，钟嵘等等。
辩论方式：这场冲突首先是不对等的，沈约是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天的文化教育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为高官师长。反过来，因为规格在那里，辩论自然比较文明，当时若有互联网以及伊妹儿和网上茶馆坛子之类的，不定有多少马甲翻江倒海风起云涌呢。
条件所限，辩论在当时只有两种方式:

1，捉对厮杀，互相声辩质疑。
2，各自在自己的作品中发表意见。
辩论结果：直接结果很明显，永明派暂时胜出，从长远看，不分赢家输家，诗歌终究不是僵化为“一体堂”，而是两方的长处并举，格律为意境服务，创作上百花齐放。为此，将这场辩论的具体结果总结如下:
1，具体的辩论永明派获胜
永明体是律诗的前身，直接推动了律诗的出现，它带来中国诗歌的第一次分化，即格律诗和古诗。因此永明体成为律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假如永明体因为这场辩论而落败，或者被扼杀在襁褓中，说不定近体格律诗的诞生要大大推迟。
2，《诗品》出现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诗歌的宏观评论性作品，意义非凡。
3，一批持相反观点的文人受到压抑，不再写诗
其中最有名的是陆厥早逝，江淹封笔，留下成语"江郎才尽"。
4，因为带来一体堂而导致反思，引发革新与诗歌体裁的繁荣
尤其在初唐兴起革新，各种诗歌体裁均被人认可，导致诗歌史上百花齐放的局面，名声远扬，这种局面一直贯穿着以后的文学史，诗歌界自此无大规模动荡。(确切地说，只留下南北朝与南宋两个低潮低质低产阶段)。
一. 先谈谈永明体
自刘宋以来，文人写诗，注重诗的格律。由于佛教引入，出于转译佛经的需要发展了四声声律学说。诗歌写作，从“自觉时代”，进入部分人注重格律规范的“格律时代”。永明体既是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与此对应的一种体裁，首见于《南齐书·陆厥传》：“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周颙(420-473年之后某年，南朝宋齐时著名文人、佛学家和音韵学家。精研佛理，谙通音辨，于宋末齐初发现汉字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要求诗的声调，把格律正式纳入诗歌体系，提出了八病说（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以这样的要求写的诗，就是永明体。说白了就是讲究格律诗的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与格律规范。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是本文主角之一，这次辩论胜出的沈约和以他为代表的竟陵八友。

沈约说：“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教育部长这话的意思是，只有通晓格律，才可以讨论诗文。
文坛只以永明体为荣，很快就发生了对古人展开“批林批孔”式的大批判。很多已经过世很久的诗人都竖立成为被批判的靶子。永明体诗人讥笑曹植“古拙”。现在古拙这个词没什么了，但在当时，这是个首创的词汇，其贬义可以从拙字看出来。
既然连曹植都被牵连，其他怀旧的文人诗作无疑也遭到了打击和讥笑，其中很多是诗质良好的诗人。一时间，山岳暗然，江湖潜沸。压力之下，冲突早晚爆发。
终于，在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沈约受命修撰宋书。在《宋书谢灵运传》编撰完成时，沈约用很大篇幅来阐述他的想法，独彰他的永明体，说话方式相当尖刻。于是，将这场冲突引发到台面上。
二. 沈约修史，陆厥质疑
沈约受命修撰的宋书《谢灵运传》编撰成篇后，在这个史传中，诗歌史上贡献卓著的谢灵运（385年—433年）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恬静韵味的诗风没有成为沈约的介绍主题，反而通篇推销他的格律，把谢传撰成一篇沈约自己的格律论。尤其是说话也相当地不客气，棒杀古体诗人，这在讲究周公之德春秋笔法的文史界殊为罕见。
这篇史传中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与现在有的人论起诗来的非此即彼说法差不多，沈约认为：通晓格律，才配言诗，不通晓则不配。“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前人虽然有好文章语句，但那只是天成。

于是年青才俊的诗人陆厥来了。
他给沈约写了一封信，这在那时可以说几乎是公开信。六朝时文人书信大多是公开的，因此流传下来的六朝书信有不少。在信中，陆厥说：
“范詹事自序 ‘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 沈尚书亦云 ‘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闇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 大旨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闇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
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闇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
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闇，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
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峿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
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征，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着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闇，何独诬其一了一合之明乎！
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在于斯，必非不知明矣。
长门上林，始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整，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
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
三. 沈约倨傲，争论暂止
不久，沈约回信了，沈约在答陆厥书中说：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
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髣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耶？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犹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
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
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此。”
鉴于沈约是高官，长官说不争论，陆厥没有再继续争论，书信来往就此停歇。
这两封书信在六朝乃至中国诗歌史上产生很大震动。如何看待两人的书信来往？可以说，他们的行为代表着当时的两个潮流，这样的书信都不是个人行为。
古代以文会友，文人团体化，交往不错的诗人往往聚集在一起，尤以六朝为甚，在生活中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文风接近，生活习惯也相当，于是出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等名号。这两封书信，就是当时两个诗歌流派阵营的集体行为，而且一送交，就已经公开了流派分歧。
在这个回合的较量中，沈约占上风。大概以他国子监祭酒的身份，只要一句：“我不要和你谈，你的资格太差。”一场风波就可以平息了。
不久，陆厥家道生变，二十八岁病故，再也没机会参与格律辩论。但是社会文风还是永明体把持主流，古体诗歌面临尴尬境地。这个争论并没有动到根本。因为沈约一边倒的身份，注定了齐梁时期难以出现唐代那样百花齐放的现象，而是六朝永明宫体一家浮风泛滥。这种局面强烈压制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江淹就是一个，也是最为惋惜的一个例子。
四. 名士封笔，江郎才尽
江淹封笔发生在和上面的的辩论几乎同时的永明时期。成语"江郎才尽"最早出自《诗品》中：
“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
永明年间文士聚集在一起时，经常切磋讨论诗文优劣，但是在永明体一家独大主导的环境下，这种评论可想而知，出现了惟律独尊的“一边倒”，之前的古体诗赋陷入了困难境地。《诗品序》说：“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江淹是古体诗的领军人物，永明体出现以前，只有大诗人鲍照能和他比肩。但是到了“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一切按照四声八病学说来的时候，江淹被排挤，古体诗人无所适从了。
但是江淹不愿意望风转型，这或许是他以前的诗坛崇高地位和成就所致，沈约所在国子监内就有不少他的学生。江淹的古体确实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另一方面，在文人聚会的高谈中，他的地位日下，因为江淹的诗歌主张与永明体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自齐武帝永明初期，江淹就作品很少了。
因为江淹卓越的古体成就，他面临写古体遭人讥笑，附庸转写当时重形式不重意境的永明体又违背诗人意愿的严酷现实。
终于，他决定写出最后的杂体诗三十首，全是古体诗，并为之写了一个序言，将个人的不满全发泄在序言里。然后，就此封笔。
在江淹写的拟古杂体诗三十首，他对当时文士存在的附庸偏颇表示批评，吐露了他对形式主义诗风的抗议。江淹认为，诗要有内容，或抒情或状物，在此条件下，再言其它。这点陆厥和他的思想一致。事实上，他们都是名学者，永明四年，江淹任国子监博士，而陆厥、钟嵘等人就在国子监。 .
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说：
“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未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 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 及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
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郸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论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兴，谅非夐古。但关西邺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
别的不再多说，这里只简单说一下江淹这篇序的梗要：
自楚到汉，自魏到晋，各种诗文体裁全部不同，各种文体并存。你喜欢蓝色，但是蓝色能单独构成生活中的绚丽色彩么？你喜欢宫商之声，但是宫商能代表整个诗歌音乐么？你喜欢一律美人，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长成一个外貌呢？你喜欢芳草，但世界上的植物都是芳草一个气息呢？现在流行的众口一词评论啊，这样太狭隘了。就算是古代诗意盎然的名士都不免被人指责，更何况今天的文人。诗的外在规则我认为觉得符合意境的展现以及足够美好就成了，今天我写了三十首，就是学习古诗文体。虽然词藻上不追求绮丽，但是希望不要受到攻击和找我的麻烦。
从其中几句来看，江淹有“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的感觉，杂体诗三十首成了江淹最后的诗歌作品。其序，也成为古体诗在南齐的最后一声呐喊。
钟嵘（约468～约518）是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在江淹任国子监博士的时候，他正在国子监，受江淹的熏陶很多。钟嵘在《诗品》中记载：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之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的典故是有了，真是他一梦之下交出诗笔不再有才了么？或许可以做两种推测：一是江淹不再写作，又不好直言对抗强势，被迫假托做了一个梦为自己封笔明志作一个交代。二是钟嵘明白这里的艰涩原委，造了一个神话，为老师的对抗搪塞一下。
总之，江郎才尽，意不在才，梦中交笔原本就是为搪塞而产生的神话。然而于钟嵘，这样的搪塞退却不是办法，他在若干年后，终于沉淀出一个诗歌评论集----《诗品》，这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诗歌评论著作。
齐、梁时永明体独大导致骈俪声病盛行，宫体诗的浮艳脂粉气弥漫，重工丽缺骨力，文学日益趋向柔弱，诗坛萎靡不振，于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钟嵘对时代文风开评，评论结果就是著述出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
五. 钟嵘著书诗品出世
江郎才尽之后，古体诗式微，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以永明体一枝独开文风绮丽浮夸的局面，这也是首次诗歌佳作普遍缺乏的时代，包括沈约自己的作品都难以流传。
诗歌的目的成了外形合律，诗风在格律上归为一统，写诗只许严格按照四声八病学说动笔；诗成为在形在声，词藻上讲究“一字之奇”的代名词。梁时出现的畸形宫体诗就是受这个思潮影响的直接结果。事实上竟陵八友之一、后成了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虽然同在八友之列但不赞成“四声八病”之说。
[ 顺带引述当时推崇的宫体诗到底是什么，以便进一步了解永明体与后来的革新之后的律绝格律体的不同。
什么是“宫体诗”？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梁书·简文帝纪》称简文帝萧纲“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这是说宫体诗是“伤于轻艳”，轻指轻靡，艳指绮丽，即题材比较细小，内容琐碎，文词绮丽。
第二，《梁书·徐摛传》说，宫体诗是徐摛开创的一种新变体。徐摛在萧纲封晋安王时，就跟他做侍读，一直到萧纲封太子时。他的新变体诗影响到太子宫内的学士。太子宫内的学士最著名的有庾信、徐陵等，他们都学徐摛的新变体，因此称为宫体。
第三，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中说：“梁简文帝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仿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这里是说，宫体诗是萧纲写宫廷中的□生活，影响到朝野，成为亡国之音。这种说法对后来的影响最大。
因为《隋书·经籍志》著录《梁简文帝集》八十五卷，绝大部分都已亡佚，根据现存的萧纲的诗来作判断，可能不完全正确，但还是可以作出判断的。这样的诗，内容贫乏，所见者小，只是讲究对偶词藻，所谓“伤于轻艳”，至少是其中名声最广的萧纲宫体诗的主要特点。
沈约本着四声来调配句中的声调，他把四声一分为二，即宫羽、低昂、浮切、轻重。当时还没有把四声分为平仄的说法，只好用宫羽、低昂、浮切、轻重来说。但怎样把句中的声调调配得当，沈约也不清楚。“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 他所说的“韵与不韵”，既指押韵，又指句中声调的调配。押韵只要有了韵书就解决了，解决不了的是句中声调的调配问题。试看沈约的《咏筝》：
秦筝（平）吐绝调，玉柱（仄）扬清曲。
弦依【平】高张断，声随【平】妙指续。
徒闻【平】音绕梁，宁知【平】颜如玉。
沈约要解决的声调调配问题，实际上就是后来平仄的调配问题，所以可以用后来的平仄来做说明。只看这诗每句的第一个音节，首句是平，次句是仄。但第三、四、五、六句的第一个音节都是平，就没有调配好。
沈约永明体的成就表现在：一，讲究对偶，六句皆对；二，已经注意声调的调配，虽然还没有调配好，其中仅一二两句的声律调配是正确的。

总起来说永明和宫体好诗无几是客观事实，这在令一方面说明继续发展而来的律绝看到了这些经验教训。
由于当时，已经有“画品”，“棋品”等评论著作，受这些评论著作影响，钟嵘开始创作诗论时将题目取为《诗品》。
与追求一律，着眼于声调华丽的沈约不同，在南齐国子监的时候，钟嵘深受江淹的“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古朴宽厚诗歌创作思想影响，因而这些体现在了《诗品》里。《诗品》讲求创作自然，各种风格兼收并蓄，百花齐放。因此对各种风格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可以说，《诗品》的看法还是很客观的。事实上也只有客观的文章才能流传后世，南北朝后期钟嵘的《诗品》以及唐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成为后人研究诗歌的主要教材。
《诗品》成书于梁天监年间，大致在公元513之后至517年之间，当时钟嵘已经是暮年。在那之前的梁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沈约病故，因此《诗品》得以问世，可见沈约活着时永明体对在当时诗坛和诗论的影响之大。
受当时以五言为主的现实影响，《诗品》主要针对五言诗。在这部书里，钟嵘既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也对魏晋以来所有的诗人做了全面客观的评价。《诗品》对诗的水准进行了评鉴，列沈约于中品水平，说他"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其工丽为"一时之选"。这样的评价上看，沈诗无法流传，应该是不能以意境感人的问题。书中列为上品的几乎都是经历时间检验的名家作品，除《古诗》、李陵、班婕妤等五言诗起源人，还有曹植、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等 (很明显，这样的评鉴基于诗歌内在艺术水平和意境，而非格律等外形规则)。
由于《诗品》涉及面很广，出于考据原因，在这里仅提一下钟嵘在格律方面的主张。他说：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
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声律邪？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
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总体来说，钟嵘认为诗要“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即外部通畅易读。至于规定得十分严格的格律，是对诗有害的，会“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他讲究保持诗歌的自然气息，内在意境，不要因格律破坏诗歌的抒情表达之美。
本来，写诗歌的评论，是很不容易的，在写作风格上，《诗品》以诗的笔法来评论诗意，对后来的诗话影响很大。《诗品》被后人奉为“中国诗话之祖”，并成为诗歌创作教材。
[钟嵘明确表达了对诗歌的批评态度，值得列出，大致如下：
1、对用事用典的态度：钟嵘反对诗歌大量用典。认为诗歌不能如奏议论说散文那样难免用古事，诗歌当以抒情为主，若用事用典则有伤诗歌的情韵。反对掉书袋的诗人在诗作中用事用典以表学问，致使诗歌如同书抄，而主张诗歌应注重抒发感情，要新奇、白描，有自然之美，避免典故堆砌。
2、对声病的态度：钟嵘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要求诗歌只需和谐悦耳即可，诗人只要运用自然音律就好，而不要认为地用严格的声病限制，以免破坏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反对“永明体”诗风的泛滥，力指时尚的矫揉造作的诗歌，浮靡文风与声病思潮之弊，宣扬至性至情的吟咏，无拘无束的天然之作，力图还诗歌以清新自然之美。
3、对玄言诗的态度：自魏晋起，佛学道学盛极一时，玄虚说理风靡文坛，极大地影响着诗歌创作。本当抒情言志的诗歌变的枯燥淡味，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已被改变。指出：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在文学理论上，钟嵘阐释了文学家环境与文学的关系。钟嵘在《诗品》中将诗歌抒情意义的地位提到极高的程度。
意境来自情志，这样的论述比《毛诗序》要显著进步。可以说是他的文学理论建树之一。
他在《诗品·总论》开篇就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古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对文学作品中的“怨”与“兴”甚为重视，在前人物感说的基础上，将心物交感的关系，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宽领域，延伸到社会生活。这就比人与自然论进了一大步，心物交感论，从社会生活领域去展开的论说是钟嵘提出和建立的。
钟嵘还提出“直寻”“自然英旨”的自然美说，这也是他的文学理论建树之一。所谓“直寻”就是但写所见，情有所感，眼有所见。辄可成诗。“直寻”在写法上当包括着写实的意思。反对人为的声律，提倡自然声律，他将写实的表现方法提到了重自然的审美趣味的高度。
另外，钟嵘又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风力华采说，即审美的具体标准。这也是他的文学理论建树之一。他要求诗歌当具备写实抒情，自然美，风骨，华美的特点。
本段摘自《白鹿书院——浅析钟嵘《诗品》》

正是由于这部《诗品》流传很广，其在格律上的中肯观点，为初唐诗人所重视。唐人开始对南北朝诗歌沦陷与诗歌格律进行思考，一方面改革永明体一味求律，使其向律绝诗过渡；一方面对古体诗的宽广质朴重新发扬，保持诗歌古朴天然天人合一的本来风貌。这样的反思和革新使中国诗歌出现了一种文体，两种分支的现象，古体诗和格律诗并存，百花齐放的格局。这些还带来乐府改良，新乐府被并入诗内，古代诗歌三足鼎立正式确立，从此一直延续下来。
于是，经过初唐中唐的革新中兴，这场格律争论的余波，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