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

古琴

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       冯天瑜

众族汇合的中华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而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华民族凝聚的基础和无尽源泉。中华民族认同，主要不是体质人类学（即人类自然属性—体貌特征）的认定，而重在文化人类学（即人类社会属性—文化特征）的认定。

（一）多系族源

中华民族并非一系单传的族裔，而是多元、多系复合体。

20世纪初叶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在中国24个省市，新石器时代的遗址6000多个，遍布全国各处，即所谓“满天星斗”。

约当父系氏族社会中期，游徙于关中平原、晋西南盆地和豫西河洛沿岸的诸氏族，相传为居于陕西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所统一，并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以后，作为炎、黄两族胄裔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进入文明时代，先后建立夏、商、周三个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亦称“诸夏”。“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中国”既然指中原地区，“华夏”便具有“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文化繁荣的族群”的意蕴。

在先秦文献中，“华”与“夏”初以单字出现，皆指中原人，与周边蛮夷戎狄相对应而称，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华夏”作二字连词在传世文献中较早见于最终成书于战国的《左传》，“楚失华夏”为典型例句。此外，古文《尚书》的《周书·武成》已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之语，其所记武王伐纣史事，被出土文献《逸周书》证实，说明《周书·武成》是信史，依此，华夏成词当早于战国。而自战国以降，“华夏”渐为通用词，如魏晋之际玄学家何晏（？—249）《景福殿赋》有“集华夏之至欢”等语。

华夏是多源汇合体，夏人、商人、周人及东夷为主源，苗蛮、百越、戎狄为支源。

华夏族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与周边少数族彼此交往、相互融会。据古籍记载，夏、商、周三朝不断有中央朝廷接待“四夷”的活动，如“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后芒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周朝还专门设立“象胥”这一职官，负责接待四方使节和诸侯宾客，“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这些周边异族与华夏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本有很大差别，一位戎族酋长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以后，在长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周边异族与华夏族彼此吸收文化成分，逐渐“达其志，通其欲”，使华夏的范围日渐扩大。到了周代，“华夏”已经是一个包容很广的民族概念，既有原来的华夏人，又有华夏化的戎人、狄人、夷人。

华夏族形成过程中，孕育了自己的经济、政治制度，并形成与其相应的观念形态的集合体——华夏文化。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精美的青铜工艺；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执干戈、挥羽龠的武舞、文舞；瑟笙管钟磬鼓齐奏，堂上堂下众声俱作的音乐；最早的散文集成与诗歌集成——《尚书》与《诗经》；开始从宗教意识脱颖而出的哲学《周易》，展示出华夏文化壮美的身姿。

华夏文化从诞生之日起，便决非自我禁锢的系统。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为中介，华夏族及以后的汉族与周边民族继续交往、融合，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历数千年，方构成今日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二）夷夏交融

古史中华夷对称。“夷”字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族的统称，清代把外国人也纳入“夷”中（故道光、咸丰时期将国际事务称“夷务”，同治、光绪时期逐步改称“洋务”）。

东周夷夏交混，是铸造中华文化的关键时期。在诸侯争霸的兼并战争中，周边少数族逐渐华夏化。春秋时燕国势力进入辽河流域，东北地区的东胡族与华夏族的交往愈趋密切；齐国成为东方大国，汇东夷等族于其中；战国时韩、赵、魏三国则融合今山西、河北、河南地域范围内的少数族；楚、秦本为“蛮夷”、“戎狄”，东周不仅自身华夏化，而且分别吸纳南方的群蛮、卢戎、百濮、扬粤、群舒等“蛮夷”，西方的氐、羌、巴等“戎狄”。

在民族交混过程中，华夏文化不断吸收、融会各族文化，如秦人废揖让，变礼俗；楚人从南蛮和越族中吸收悠扬的巫歌和想象力丰富的神话传说，造就了风格迥异于中原文化的楚文化。在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的道家，其思想、人文渊源正来自楚文化。而开创中国古代诗歌浪漫主义先河的屈原也是楚文化的集大成者。此外，孔子门下聚有狄人；百家诸子中的公孙龙、邹衍出身“蛮”、“夷”，也表明中原以外族众的文化渗入华夏文化系统。

先秦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典型事例，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在位期间（前325—前299），战国七雄争相变法，赵武灵王为了强兵救国，主张采用胡人的衣冠和军事技术，其叔父公子成竭力反对，认为舍弃华夏文化而学习胡人文化是“变古之数，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针锋相对指出：文化的功用是“利其民而厚其国”，“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无论是华夷，只要有利于国家，都可以采用。赵武灵王下达“胡服骑射”之令，聘请擅长骑兵战术的匈奴军官为赵国训练军队，使用铁链制成或皮制小扣串成的伊兰式盔甲，以取代从前用犀牛皮制成的硬重甲胄。凭借这支改革后的武装力量，赵灭亡中山，出兵攻打楼烦、林胡，扩充领土，赵“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表明，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下，中原文化开始自觉地吸收异系统的文化成分，以增强本系统的生命力，“胡服骑射”实际上是“习胡人之长技以制胡”，与19世纪“习西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运动有着共通的意义；赵武灵王与公子成的论争实质上是开放的文化观与文化本位主义的论战，这样的论战在往后的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

（三）“汉人”、“汉族”定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辽阔土地上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代人民称“秦人”。因秦朝短寿（历二世，共15年），“秦人”之名少有流传。（日本直至近世，时称中国人为秦人，或称汉人、唐人、明人、清人）

代秦而起的汉帝国，朝代名“汉”，原因是开国者刘邦（前247—前195）称帝前，曾被项羽封于汉水上游为“汉王”。汉朝时，周边诸族称聚居中原的族众（即昔之华夏）为“汉人”，称汉朝使者为“汉使”，汉朝士兵为“汉兵”。《汉书》有载：“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汉人与羌人对称。西汉、东汉共历24帝，延绵426年（前206—公元220），汉朝威名播扬四海、传之后世。魏晋南北朝以下，胡人大量进入中原，还出现多个胡人政权，汉胡杂居，“汉人”与“胡人”并称，成为习常，《北史》、新旧《唐书》、《辽史》等正史，多有“汉人”“汉子”称呼出现。

中国多有朝代更迭，为何惯以“汉”称中国？史学家陈垣（1880—1971）释曰：

中国易姓者屡矣，胡独以汉称中国？曰：在昔与西域交通者汉为盛，故塞外诸国徒闻有汉也。以汉代表中国，变私名为公名，自《宋书·胡氏传》论始，所谓“杨氏兵精地险，境接华汉”者是也。以汉为中国，汉之定名成于齐梁之间，可无疑义。

世界上不少国家以“汉”为中国的代称，把中国人称为“汉人”。“汉人”一名延及近代，先是他称，唐以后渐为自称。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汉。”吕振羽（1900—1980）说法类似：“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

称“汉人”之名因汉朝而得，此说确切，但称前汉“便开始叫汉族”则欠妥，因为古时并无“汉族”之名，汉代开始直至清中叶只有“汉人”之称。

“汉族”一词近代方出现，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1834—1865）在《致各国领事书》中用过“汉族”一词，这是文献可见的较早“汉族”用例。后此，清末诗人黄遵宪1903年在《驳革命书》中说：“倡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下也。”这是在批评革命派“排满革命”之弊：强调汉族与满族的矛盾，将会落入西洋民族的统治之下。此见与杨度略同，是改良派民族观的代表性论说。总之，辛亥革命前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已使“汉族”一词突现出来。辛亥革命后，“汉族”则在“五族共和”“中华民族”体系内广为使用，渐成流通词。

（四）文化熔炉

统一国家的建立，推动着更高程度的文化大融合——秦汉时期的儒家，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儒家，而是吸收道、法、阴阳三家的一种新创造；“书同文”统一全国文字，结束了战国以来“文字异形”的局面；“行同伦”则使广大疆域内的人民心理素质、道德风尚趋于一致。

各族文化的融合与统一，生动地反映到秦汉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如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公社发现的50多组东汉壁画中，有边行边猎的乌桓族、髻头赭衣的鲜卑族、互市交易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族，形象展示了各族人民的密切交往。再如20世纪70年代曾在长沙马王堆与山东临沂山先后出土的西汉帛画，虽然两地相距千里，但南北两地帛画从内容到风格却极为接近，表明了楚文化的广远影响和秦汉统一后的文化融合趋势。

承魏晋南北朝胡汉混融的唐代，是汉胡文化汇合的时代。贞观之后，“边裔诸国率以子弟入质于唐”，西域人士在唐长安定居，街市出现卖酒的胡店，侍酒者多为胡姬，而饮者多为文人，李白诗《少年行》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人的绘画、杂技、乐舞更以异域色彩令唐人倾心，白居易的《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记胡乐舞之盛。宋辽金元时期，东亚大陆成为民族文化的熔炉。这几百年间，几个政权共存；除汉人建立的宋朝外，还有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南方有白族建立的大理，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其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而战争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强力催化剂。

元以后，契丹、党项这些民族不再见于史籍，而融合为汉族的一部分。元末明初，蒙古人、色目人由于与汉人长期相处，已经达到“相忘相化”，不易区别的程度。民族融合的浪潮，再次给文化系统注入新鲜血液。北宋末年以降，“胡乐番曲”随着金人入主中原以及蒙古民族的南下，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据史籍记载，当时京师，“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

“胡乐”与“胡乐器”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与此相适应，词的文学形式变化翻造，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曲。经关汉卿、王实甫、张可久、白朴等人的创造，元曲擅一代之长，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之一。元人又对绘画技艺加以发展，着重讲求笔墨趣味，并用书法文字和朱红印章来配合补充画面，形成中国美术的独特风格。

17世纪中叶，满族入主中原，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推进到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清王朝开发东北，加强新疆、西藏与中央政府及内地人民的联系，奠定了现在中国的疆域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尽管满族统治者竭力保持本民族特殊的文化地位，但是，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不可逆转。清王朝二百多年间，满族本身卷入民族文化融合的巨流中。《儿女英雄传》用纯正的北京口语表达了作者满族人文康的思想感情，书中的“侠女”十三妹与汉人笔下的英雄豪杰同出一辙。

旗人曹雪芹（约1715—约1763）“滴泪为墨，研血成字”，著成《红楼梦》，同《诗经》、屈赋、《史记》、李杜诗章、关王杂剧、《水浒》、《三国》、《儒林外史》等优秀作品，共同组成中华文学绵延不断的群峰。《红楼梦》是宗法皇权社会末世的艺术写照，也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生动表征。

清代的艺术创作表现出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趋势。如清人李有义所藏藏族《唐喀图》，生动地反映了清代民族交融的情景。画中的三姓佛，左侧观音菩萨象征藏族、中间文殊菩萨象征汉族、右边手持金刚者象征蒙古族。承德避暑山庄的“外八庙”是清朝帝王政治活动的产物，也是清代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象征。这些庙宇，融会满、汉、蒙、藏各族宗教建筑艺术的特长，风格各异，别开生面。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绚烂多姿的中华文化，并不断传承、光大。以文学为例，汉族有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辉煌；诸少数民族也有卓越创造，藏族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维吾尔族《阿凡提的故事》、彝族的《梅葛》、《阿诗玛》彪炳千秋。

又如医学方面，汉族医术渊深博大，藏医、蒙古医、回回医也别具异彩，且与汉医相互启迪、补充。总之，现存56个民族，以及迁徙、消亡了的民族（如匈奴、党项、契丹等），都对中华文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族”和“民族文化”都是历史的范畴。源远流长、仪态万方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复合体。它由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许多部族共同创造，今天仍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那些民族，还在继续为这个文化大系统竞相作出贡献。

包容万象的中国文化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它又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认同的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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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并非一系单传的族裔，而是多元、多系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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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作二字连词在传世文献中较早见于最终成书于战国的《左传》，“楚失华夏”为典型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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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夷夏交混，是铸造中华文化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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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秦而起的汉帝国，朝代名“汉”，原因是开国者刘邦（前247—前195）称帝前，曾被项羽封于汉水上游为“汉王”。汉朝时，周边诸族称聚居中原的族众（即昔之华夏）为“汉人”，称汉朝使者为“汉使”，汉朝士兵为“汉兵”。《汉书》有载：“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汉人与羌人对称。西汉、东汉共历24帝，延绵426年（前206—公元220），汉朝威名播扬四海、传之后世。魏晋南北朝以下，胡人大量进入中原，还出现多个胡人政权，汉胡杂居，“汉人”与“胡人”并称，成为习常，《北史》、新旧《唐书》、《辽史》等正史，多有“汉人”“汉子”称呼出现。
中国多有朝代更迭，为何惯以“汉”称中国？史学家陈垣（1880—1971）释曰：
中国易姓者屡矣，胡独以汉称中国？曰：在昔与西域交通者汉为盛，故塞外诸国徒闻有汉也。以汉代表中国，变私名为公名，自《宋书·胡氏传》论始，所谓“杨氏兵精地险，境接华汉”者是也。以汉为中国，汉之定名成于齐梁之间，可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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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绚烂多姿的中华文化，并不断传承、光大。以文学为例，汉族有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辉煌；诸少数民族也有卓越创造，藏族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维吾尔族《阿凡提的故事》、彝族的《梅葛》、《阿诗玛》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