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勤《唐代格诗体式考原》

山有乔松

唐代“格诗”体式考原

            唐人对“格诗”之理解，与后人并不完全相同，有其历史性和时代特点。十年前笔者曾在《唐开成年间齐梁格诗考论》一文中通过对白居易文集编排过程、分体观念和集中相关作品的具体考察，辨明清人冯班、李瑛和近人王力、王利器所持“格诗”即“齐梁格”诗说之误，认为《白氏长庆集》卷二一、卷三〇卷首所标注的“格诗”系指与“律诗”对举之诗体——古体诗①。初步厘清了学界一些含混乃至错误的认识。但是，由于此文主旨是讨论唐开成年间的齐梁格诗，对“格诗”之体式内涵及古今误说只是随文辨析，所论既不集中，也不全面。近年来，虽然还有学者在讨论此问题，但或沿旧说之谬，或产生新的误解。如叶汝骏的《“格诗”正诠》将古今学者对“格诗”概念的各种诠解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辨析，最终仍然沿袭前人旧谬：“从广义角度来看，'格诗’的本质是古体诗而绝非近体诗(律诗)；从狭义角度来看，'格诗’即齐梁体。”②再如林桢的《唐“格律”考辨》虽然在唐代“格律”一词语源的追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认为白居易集中所云“格律”曾有过“格律诗”或“律诗”义③，则是新产生的误说。加上诸文在探讨唐人“格诗”体式时，基本上局限于对概念的辨析，很少对所指作品作具体的体格律分析，更未利用最接近白居易手定本原貌的日藏金泽文库本《白氏长庆集》，立论基础均有缺失。因此，本文拟在参考学界已有成果和笔者新近思考的基础上，对“格诗”一词在唐代的出现背景和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同时辨析与相关诸诗体之关系，力图较清晰地还原出其在唐代特定的体式样貌，并进而探讨古今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致误之由。

       有学者认为，唐之“格诗”之名，系白居易首创。如赵翼《瓯北诗话》在论及《白氏长庆集》诗体分类时即云：古来诗未有以“格”称者，大历以后始有。“齐梁格”、“元和格”，则以诗之宗派而言；“辘轳格”、“进退格”，则律诗中又增限制。无所谓“格诗”也。兹乃分格、律二种，其自序谓：“迩来复有'格律诗’。”《洛中集记》亦曰：“分司东都以来，赋'格律诗’凡八百首。”序《元少尹集》亦曰：“著格诗若干首，律诗若干首。”是“格”与“律”对言，实香山创名。此外亦无有人称“格诗”者。(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四“白香山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1页)       然而，从现存文献看，唐代的“格诗”之名并非白居易首创，它最初是包含在中唐人所云“格律”④一词中，以与“律诗”并称的形式而出现的⑤。早在贞元初年，高仲武就在其所编《中兴间气集序》中使用了“格律”一语：       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51页)       此处“格”“律”并称，应指《中兴间气集》中所收的“格诗”和“律诗”这两种诗体。同书卷下“孟云卿”评语亦曰：       虽效于沈、陈，才得升堂，犹未入室，然当今古调，无出其右，一时之英也。余感孟君好古，著《格律异门论》及谱三篇，以摄其体统焉。(《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524页)       此之“格”者，“格诗”也，亦即前文所述孟云卿擅作之“古调”诗，“格律异门”，是说“格诗”与“律诗”在作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而白居易明确标举“格诗”一体，用“格律”一词概称“格诗”与“律诗”，则是在四十多年后的宝历(825-827)至开成(836-840)年间。所以，白居易使用“格诗”一语，疑受高仲武之影响，而非其首创。

       对于唐人所云“格诗”的诗体内涵，清代以来即有诸多说法。如汪立名云：       “格”者，但别于律诗之谓。(白居易著，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卷二一，卷首按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81册，第282页)       他认为，白居易集中之“格诗”，乃是除“律诗”之外诸诗体的总称。赵翼《瓯北诗话》则明确指出“格诗”应包括五七言古诗、乐府、歌行诸诗体：       既以格与律相对，则古体诗、乐府、歌行，俱属格诗矣。(《瓯北诗话》卷四“白香山诗”，第41页)       但是，现当代一些学者对白集中“格诗”的理解则有异。如王利器认为，“格诗”即“齐梁调诗”：       齐、梁调律诗又叫做“格诗”，《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一、卷三十有格诗，卷三十六有半格诗。(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邝健行亦云：       齐梁格诗或可简称作“格诗”。……拿“格”和“律”相比，也可以说拿齐梁体诗和律诗相比。(邝健行《吴体与齐梁体》，《诗赋与律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8页)       他们都认为，“格诗”实际上就是唐人所云之“齐梁体”“齐梁格”诗。而陈寅恪的理解又有所不同。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云：       就广义言之，格与律对言，格诗即今所谓古体诗，律诗即今所谓近体诗，此即汪氏所论者也。就狭义言之，格者，格力骨格之谓。则格诗依乐天之意，唯其前集之古调诗始足以当之。(《论元白诗之分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319页)       他认为“格诗”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格诗”是“古体诗”，狭义的“格诗”则是“古调诗”。陈寅恪的这种观点，得到了谢思炜的认同，谢思炜对狭义“格诗”的认识更为明确：       狭义之格诗即古调诗，亦即五言古诗。(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一卷首“格诗”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册，第1657页)       叶汝骏虽然同意陈寅恪和谢思炜关于“格诗”有广、狭义之分的看法，但他对狭义“格诗”的理解与陈、谢稍异：       陈寅恪先生对“格诗”概念作广、狭二义的界定方法值得借鉴，在此借以言之：从广义角度来看，“格诗”的本质是古体诗而绝非近体诗(律诗)；从狭义角度来看，“格诗”即齐梁体。(《“格诗”正诠》)

      由上可见，唐人高仲武、白居易所云“格诗”之体式为何?是否有广、狭义之分?如果有，又各指哪些诗体?“格诗”与“律体”“齐梁格”“古体诗”“古调诗”“歌行”“杂体”诸诗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以及经常被人与“格诗”放在一起讨论的“半格诗”又应作何解?都是学界尚未完全厘清的问题。

按：文本很长，因转自360图书馆，也有分段不清、难以阅读之嫌，故重新分楼层编辑，具体如何请查证原文

山有乔松

      当然，要真正理解唐人“格诗”概念的体式内涵及与相关诗体之关系，不能离开其使用的具体语境，更应与其所指具体作品的体式特征结合起来分析。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中之“格诗”究竟何指?       前文已述，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所云“格律兼收”之“格律”，乃“格诗”与“律诗”之联称。换言之，此集中之非律诗部分，即可视为“格诗”。据统计，此集共收作品一百四十二首⑥，其中古体诗四十二首，占29.58％；近体诗一百首，占70.42％⑦。则“格诗”有四十二首，“律诗”一百首，确是“格律兼收”，只不过“格”诗少而“律”诗多。再从句式分布看，此集中除了五言一百二十四首，还有七言十五首，杂言三首。则高仲武所云之“格”诗，除了五言古体，还应包括七言古体和杂言诗。如七言古诗就有钱起的《山中寄时校书》(七言五句，押入声韵)、李季兰的《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七言歌行，平仄换韵)等，杂言歌行则有朱湾的《题遐上人院壁画古松歌》(五、七言，平仄换韵)、郎士元的《塞下曲》(五、七言，平仄换韵)等，这些作品应该都属于高仲武所云“格”诗。


      值得注意的是，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中还收有一种“变律诗”，它到底是“律诗”还是“格诗”呢?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苏涣”条下云：       三年中作变体律诗十九首，上广州连帅李公勉，其文意长于讽刺，亦育有陈拾遗一鳞半甲，故善之。(《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491页)⑧       集中共收苏涣《变律诗》三首，分别为：


       日月东西行，仄仄平平平 A       不照大荒北。仄仄仄平仄 a       其中有毒龙，平平仄仄平 !       灵怪人莫测。平仄平仄仄 !       开目为晨光，平仄平平平 A       闭目为夜色。仄仄平仄仄 !       一开复一闭，仄平仄仄仄 b       明晦无休息。平仄平平仄 a       居然六合内，平平仄仄仄 b       旷哉天地德。仄平平仄仄 b       天地且不言，平仄仄仄平 A'       世人浪喧喧。仄平仄平平 !       韵谱：德、职、职、职、德、元。     


  毒蜂成一窠，仄平平仄平 B       高挂恶木枝。平仄仄仄平 A'       行人百步外，平平仄仄仄 b       目动魂亦飞。仄仄平仄平 A'       长安大道旁，平平仄仄平 B       挟弹谁家儿。仄仄平平平 !       右手持金丸，仄仄平平平 A       引满无所疑。仄仄平仄平 A'       一中纷下来，仄仄平仄平 A'       势若风雨随。仄仄平仄平 A'       身如万箭攒，平平仄仄仄 B       宛转迷所之。仄仄平仄平 A'       徒有疾恶心，平仄仄仄平 A'       奈何不知几。仄平仄平平 !       韵谱：支、微、齐、之、支、之、微。      


养蚕为素丝，仄平平仄平 B       叶尽蚕不老。仄仄平仄仄 !       倾筐对空林，平平仄平平 !       此意向谁道。仄仄仄平仄 a       一女不得织，仄仄仄仄仄 !       万夫受其寒。仄平仄平平 !       一夫不得意，仄平仄仄仄 b       四海行路难。仄仄平仄平 A'       祸亦不在大，仄仄仄仄仄 !       福亦不在先。仄仄仄仄平 A'       世路险孟门，仄仄仄仄平 A'       吾徒当勉旃。平平平仄平 B       韵谱：皓、皓、寒、寒、先、仙⑨。

山有乔松

      通过上面的体格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三首作品不仅作意、遣辞大类汉魏文人古诗和陈子昂的《感遇诗》，而且比陈作还要古朴，无一字面对仗、平仄合律之联，用韵方式更不合近体诗律：其一先押入声韵，结尾换平声韵；其二虽全篇押平声韵，然属支微部与齐祭部通押；其三先押上声韵，后转平声韵。因此，这三首“变律诗”显然都不是近体律诗，而是刻意与近体诗律相左的古体诗，当然亦属高仲武序所云之“格诗”。杜甫在《暮冬送苏四郎徯兵曹适桂州》诗中称赞苏涣：“早作诸侯客，兼工古体诗。”亦可为证!       对于《中兴间气集》明嘉靖本(即《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之底本)、汲古阁刻本此诗题中异文“变律格诗”之“格诗”二字，林桢推测：“或为高氏增题，但也不能否认苏涣原注的可能。”(《唐“格律”考辨》)我则认为，鉴于《中兴间气集》影宋抄本和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所引诗题，及宋人钱易《南部新书》、洪迈《容斋随笔》诸书引“苏涣”条评语，均作“变律体”，诗题中的“格诗”只是在明清刊本《中兴间气集》中才开始出现，加上此“格”字疑为“律”之近义而衍，所以，苏涣诗题中“格诗”二字不可能是高仲武增题，更不大可能是作者原注，应是明清人因对“格诗”诗学内涵之理解发生变化后的增注或衍文(详后)。       因为《中兴间气集》中并无明确标为“齐梁格”或“齐梁体”的作品，所以要讨论高仲武所说的“格诗”与“齐梁格”“齐梁体”关系为何，似乎不可能。但是，如果要找具有齐梁风格的作品，《中兴间气集》中还是有几首。如高仲武在李嘉祐评语中即云：       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吴均、何逊之敌也。如“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又“朝霞晴作雨，湿气晚生寒”，文华之冠冕也。(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卷上“李嘉祐”条评语，《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470页)       不过，高仲武此处所云“齐梁”，应是指李嘉祐诗“绮靡婉丽”的辞藻风格与齐梁诗有相近之处。而且，他所例举的这两联都属于典型的律联：       野渡花争发，仄仄平平仄 a       春塘水乱流。平平仄仄平 B       (李嘉祐《送王牧往吉州谒王使君叔》)       朝霞晴作雨，平平平仄仄 b       湿气晚生寒。仄仄仄平平 A       (李嘉祐《仲夏江阴官舍寄裴明府》)       二联所出之《送王牧往吉州谒王使君叔》《仲夏江阴官舍寄裴明府》二诗亦为标准五言律诗，与后来中晚唐人明确标识的“齐梁体”和“齐梁格”诗无涉⑩。       另外，前文已引《中兴间气集》卷下“孟云卿”评语中，被高仲武许为“格诗”作手的孟云卿，则完全是继承陈子昂、沈千运五言古诗的创作传统，高仲武因“感孟君好古”所撰诗学著作《格律异门论》书名中之“格”，显然也主要是指古体诗，与绮靡丽艳的“齐梁体”“齐梁格”诗并无关系。       因而，就《中兴间气集》观之，高仲武所云“格”诗，乃诸古体诗之总称，并非“齐梁格”“齐梁体”之代称，而此集所收具有齐梁风格的作品又均为近体律诗，不属于“格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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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白居易集中“格诗”一词的诗体内涵。

       首先我们也要注意，白居易对“格诗”一词的认识和使用，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大致说来，在宝历元年(825)之前，白居易是用“格律”联称的形式，指“格诗”和“律诗”，“格诗”一词并未独立出现。林桢认为宝历元年是白居易“格律”观的分水岭，此前白氏所说“格律”仍应是诗歌的形式规范、技巧或律诗，此后所说“格律”则属“格”“律”双分。其理由是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所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中之“格律”，不应解作写作技巧或格调气韵，“实为格律诗的简称”(《唐“格律”考辨》)。此说甚误。实际上，白居易所云“每被老元偷格律”的“格律”，正是沿用的大历年间高仲武的用法，是“格诗”“律诗”的联称。因为白居易在此句下有一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是格变。”意即白居易当时赠与元稹的诗卷中格诗、律诗均备，元稹在研读这一卷白诗之后，自己作品的气格或者格调也得到了提高。白居易此处意在调笑元稹向己偷学诗。白居易的下句“苦教短李伏歌行”也是嘲谑好友李绅，其自注云：“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是说自己的《新乐府》五十首已经在艺术上超过了此体的首倡者李绅(11)。此处上下两句的末二字，各指两种诗体。唐人对歌行体的认识与今人不同，今人通常将歌行视为一体，白居易则每每将“歌”“行”别为二体，如在《白氏长庆集》的《前集》卷一二卷首标注“感伤四·歌、行、曲、引·杂言”，在《后集》卷二九卷首标注“格诗·歌、行、杂体”，均应作如斯观(12)。所以，下句末二字“歌”“行”为二体，上句末二字“格”“律”亦当为二体。而且，不仅白居易，即便整个唐代，亦未发现用“格律”一词指“律体”的用例。到长庆四年(824)，白居易虽然心目中已经有“格诗”“律诗”之别，但在编《白氏长庆集·前集》时尚未用“格诗”一体与“律诗”对举。此时，他是先将诗歌分为非律诗和律诗两大类，对卷一至卷一二的非律诗，他只是分为“古调诗”“新乐府”与“歌行曲引”等诗体，并未用一种诗体统称之(13)。但是，到第二年，即宝历元年，白居易在为元居敬文集作序时，就使用了“格诗”一词：“二十年，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14)稍后，他在大和二年(828)所作《后序》中亦云，“迩来复有格诗、律诗、碑、志、序、记、表、赞，以类相附，合为卷轴”(15)。可见，从宝历元年起，白居易开始明确将其诗歌作品分为“格诗”与“律诗”二体进行编集，“格诗”显然是指与“律诗”相对的诸古体诗。开成五年(840)，白居易在《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中亦云其在分司东都时“赋格律诗凡八百首，合为十卷”(16)，此之“格律”，亦指“格诗”与“律诗”。到会昌二年(842)，白居易在将自己的新作编入《后集》和会昌五年编《续后集》时，就在某些卷的卷首，明确标注出“格诗”这一诗体，如《后集》卷五一，标“格诗歌行杂体”，卷五二标“格诗杂体”，《续后集》卷六二标“格诗歌行杂体”，卷六三亦标“格诗”。

       如前文所引，陈寅恪、谢思炜、叶汝骏等学者根据国内通行本白集卷首“格诗”与“歌行杂体”或“杂体”并列的现象，认为白居易在这几卷卷首所标的“格诗”，应是狭义的概念，指不包括“歌行”“杂体”或“杂体”的古体诗，亦即五言古诗。实际上，这是由于不明《白氏文集》旧抄本编撰体例和卷首原始格式所致之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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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量保留《白氏文集》手定本原始格式的日藏金泽文库本可以看出，白居易在自编文集时大多喜欢在每卷卷首作多重标识。如他在《前集》前一二卷卷首标注顺序和格式则为：
       (1)先用大字标出“古调诗”“新乐府”“古体”“歌行曲引”和“律诗”诸体，作第一层标注；       (2)再在非律诗部分各诗体后，用小字标注“讽谕”“闲适”“感伤”等题材，作第二层标注；
       (3)复用小字标出“五言”或“杂言”等体式，作第三层标注；
       (4)最后又用大字标出该卷所收作品数目(“凡×首”)，作第四层标注；
       (5)卷六卷首标注的信息，比其他各卷又多出一层，在体式和数量之间插入一个篇幅特征：“自两韵至一百卅韵。”   
       据此，《白氏文集·前集》的卷首标注信息，最多时竟有五个层级(17)。同样，白居易在编《后集》和《续后集》时，也延续了这样的标注方式，各卷卷首标注的大字“格诗”，也是该卷所收诗体之统称，其后标注的“歌行杂体”或“杂体”则属于第二层级，是对前面“格诗”的补充说明，意在突出该卷“格诗”中数量较多或他自认为较为重要之诗体，并不是说该卷只有此种诗体。当然，白居易也并不是在每一卷的“格诗”后面，都会用小字标注作补充说明。他的这种标注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如卷三〇卷首的“格诗”后面就没有再加注。实际上该卷并非只有五言古诗，也有其他句式的古体诗，其中七言歌行就有《闲吟》《诏下》《哭师皋》《偶以拙诗数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制四篇一时酬和重投长句美而谢之》等，杂言则有《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等。


      今人施蛰存在论及此问题时云：       格诗即古体诗……《白氏长庆集》前集目录中的古调诗，就是后集目录中的格诗。(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7页)       他认为“格诗即古体诗”没错，但是说“前集目录中的古调诗，就是后集目录中的格诗”则不全对。“古调诗”确实是“格诗”，但“格诗”又不等同于“古调诗”。因为白居易前集中的“古调诗”都是五言古体诗，而后集中的“格诗”则如上文所论，除了五言古体诗(18)，还包括七言、杂言等各种篇式，歌、行、曲、引诸多诗体。       至于明确标为“齐梁格”的诗作，白居易现存两首：一为《九日代罗樊二妓招舒著作》，题下有小注“齐梁格”三字，现存最早的白集刊本南宋绍兴本收在卷五一(金泽文库本阙此卷)“格诗”中；一为《洛阳春赠刘李二宾客》，题下亦有小字注“齐梁格”三字，南宋绍兴本和日藏旧抄金泽文库本均收于卷六二“格诗”中。可见，白集中的“齐梁格”诗，只是“格诗”大类下之一种诗体，二者不能等同视之。而且，就现存材料看，白居易也从未用“格诗”指代过“齐梁格”诗。       另外，白居易《续后集》卷六九卷首还有“半格诗律诗附”的标目，这也是学界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白集中的“半格诗”也是一种独特的诗体。如纳兰性德即云“《长庆集》中尚有半格体”(19)。赵执信在《声调谱》中更列有“半格诗”一目，且以白居易《小阁闲坐》诗为例，说此种诗体是前半古体、后半“齐梁格”，故曰“半格诗”：              对赵氏此解，清人汪立名和翁方纲均已有辨析。汪立名谓：       “半”者，本谓卷内半是“格诗”，而附以“律诗”云尔。乃直标“半格诗”而注“附律诗”于其旁，是又将以“半格诗”另为一体矣。其误不几于眇者之扪烛揣籥以为日乎?(《白香山诗集》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1册，第282页)       翁方纲《赵秋谷所传声调谱》亦云：       白香山集中所云半格诗者，谓此卷中半是格诗也。此乃以半格二字联读，作体格之标目者，误也。(《清诗话》，上册，第257页)       汪、翁二人所言均极是，然今人仍有不少沿袭赵氏之说者，如王利器云：       为啥叫做半格诗?就是一首诗中一半儿用古体，一半儿用齐、梁体之谓也。(《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第13页)       而朱金城也认为有“半格诗”一体，只不过他所理解的“半格诗”是一半古体、一半律体：       这种“半格诗”大多是半律半古的作品，如《感旧》，共十六句，前四句合律，第五、六句则有三平调——古诗的格调；前四句是两联工稳的对仗，五六句以下是古诗的散句。(朱金城《试论白居易诗歌的艺术价值》，《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朱金城与纳兰性德、赵执信、王利器等人同中有异。施蛰存对“半格诗”的理解更与诸人不同：       (《白氏长庆集》)第六十九卷的半格诗，都是五、七言古诗，但是有的用对句，有的用散句而平仄粘缀，似古非古，似律非律，故称之为半格诗。(《唐诗百话》，第487页)       他虽然不再机械地用“一半”“一半”来理解“半格诗”之“半”，但也拘泥于《白氏文集》卷首“半格诗”三字来作解，思路与纳兰性德、赵执信、王利器、朱金城诸人相近。
       如果我们全面细致地分析一下白居易《续后集》卷六九所收作品的具体情况，而非仅从字面去理解，就会发现该卷卷首所标之“半格诗”，确如汪立名、翁方纲所云，并非一种诗体，而是说该卷所收一半是“格诗”，一半是“律诗”。卷六九系白居易《续后集》中的最后一卷，收的是前几卷编成之后，诗人新创作(或搜集整理)出来的九十五首新作。然而，其中“格诗”“律诗”的数量都很有限，前者仅三十八题四十首，后者也只不过五十三题五十五首。若按前几卷的编排方式，将“格诗”“律诗”各自分体别卷的话，均不足以凑成一卷之篇幅。无奈之下，白居易只得将这些新作无论“格诗”还是“律诗”，索性合为一卷。又因为此卷已然是“格律兼收”，且只有一半是“格诗”，故而白居易就在卷首标上了“半格诗”。但是，鉴于此卷前半部分的作品，从《立秋夕凉寄汴州李二十尚书》至《达哉乐天行》，均为五七言古体诗(其中有歌行、杂体)，白居易又生怕读者开卷展读后误以为此卷都是这样的“格诗”，遂在卷首“半格诗”后，又增注“律诗附”三字(20)，特指此卷后半部分自《春池闲泛》之后的五十五首作品为律诗(五、七言律绝均具)。所以，此卷卷首的“半格诗”与“律诗附”所指相同，即此卷所收诗体，前半是“格诗”，后半还附有不少“律诗”，并不是说此卷所收为一种特殊诗体——“半格诗”(21)。总之，白居易集中之“格诗”，也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一样，并无广、狭义之分，都是指除“律诗”之外的诸古体诗，包括五、七言古诗，当然也包括歌行、杂体，更未单指“齐梁格”一体。


      

山有乔松

       那么，中唐人所云“格诗”之“格”又是何义?他们用“格诗”与“律诗”对举有何深意呢?  

     前文已述，“格诗”一词，是在“律诗”体式定型之后的中唐才出现的。自盛唐起，人们在创作律诗时，普遍注重近体声律规则，愈加追求诗律之谨严，对诗歌的立意和意境则有所忽视，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对之不满，起而纠偏，诗歌革新的方式之一就是开始标举和强调诗歌的“意义”和“格力”。       这种诗歌创作趋势和审美趣味的变化与革新，除了体现在盛中唐诗人的具体创作或诗评中，也反映在当时的诗格类著作中(22)。如旧题王昌龄所撰《诗格》云：       作语不得辛苦，须整理其道、格。(格，意也。意高为之格高，意下为之下格)(旧题王昌龄撰《诗格》卷上《调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48页)(23)       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诗格》卷上《论文意》，《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0页)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诗格》卷上《论文意》，《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2页)       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诗格》卷上《论文意》，《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3页)       据此可知，王昌龄所云诗之“格”，主要是指作品所表达的意旨(24)。若诗之立意高，诗之“格”即高。同书还指出，古文、古诗颇重立意，多能“见意”，故而“格高”：       古文格高，一句见意，则“股肱良哉”是也。其次两句见意，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也。其次古诗，四句见意，则“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也。(《诗格》卷上《论文意》，《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1页)       后来元稹也认为，与古文、古诗“格高”恰相反，骈文、律诗则多缺乏“意格”“骨格”和“格力”。如他在元和年间所撰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曰：       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五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600-601页)       意即律诗过分追求声律之精美，导致缺乏刚劲的“骨格”“格力”。而且，元稹还追溯了此一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他认为诗歌作品中缺乏“意义格力”的现象，其实从南朝宋齐之际人们肆意追求文采时就已出现，梁陈更等而下之，到初盛唐之交，沈宋提倡近体诗律之后，人们在创作律体时越加“研练精切，稳顺声势”，最终因为声律过于“精切”，遂使作品“骨格不存”。后来，元稹在长庆年间所写的《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得更为明确：“律体卑下，格力不扬。”(25)因此，“律”与“格”，俨然成了对立的诗学概念，似乎不可兼得了(26)。       所以，我虽然不同意陈寅恪对“格诗”有广、狭义之分的观点，但是他认为“格诗”之“格”是“格力骨格之谓”的说法，还是切中肯綮的。所以，唐代“格诗”之得名，应是因为盛唐人已用“格”指诗之“意义骨格”“格力”，而与近体律诗相比，古诗又明显“意高”，饶具“意义骨格”，故而中唐人为了纠正律诗“格力不扬”“律切则骨格不存”的弊端，遂复倡“意高”之古体诗，并名其为“格诗”，以与“律体”相颉颃。后来到开成年间，唐文宗要求省试诗改用“齐梁体格”(“格诗”之一类)，亦有改变盛唐以来科试多“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之弊的良苦用心，是其一系列文化建设、文学复古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山有乔松

        既然唐人对诗“格”诗学内涵的认识及“格诗”的诗体范围，还是比较明晰的，那么后人为何又会产生诸多理解上的偏差呢?这与宋代以后各时期人们对“格诗”用法的变化紧密相关。因为唐代以后，人们所用“格诗”一词的内涵，不仅与唐人异，且所指不一，下面试分别论之：
       (一)省试诗之“格样”
      唐末五代，人们曾将省试诗的“格样”，也即当时中书省请人所作的“样诗”，称作“格诗”。《旧五代史·李怿传》曰：       天成初，复拜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在职转户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时常侍张文宝知贡举，中书奏落进士数人，仍请诏翰林学士院作一诗一赋，下礼部，为举人格样。学士窦梦徵、张砺辈撰格诗格赋各一，送中书，宰相未以为允。梦徵等请怿为之，怿笑而答曰：“李怿识字有数，顷岁因人偶得及第，敢与后生髦俊为之标格!假令今却称进士，就春官求试，落第必矣。格赋格诗，不敢应诏。”君子多其识大体。(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九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册，第1224页)       由上下文观之，此“格诗”之“格”，即“格样”“标格”，“格诗”即为科举考试时作诗的格式示范、诗律标准(27)，是省试诗的“样诗”“范诗”。清人何焯在讨论白居易集中“齐梁格”“格诗”时，径引此则史料，且云：       观此一条，可以通“格诗”二字本义，故详录之。项斯标格遇诗，亦指场屋所作，末句即是通榜之意，有过平时几度所见，今皆误会也。(冯班撰，何焯评《钝吟杂录》卷三“正俗”条评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6页)       其实，五代时李怿等人所云“格诗”，与中唐白居易集中的“格诗”，所指全然不同，一为省试诗之标格、格样，一为古体诗之统称。另外，何氏所云“项斯'标格’遇诗，亦指场屋所作”，亦不确。杨敬之《赠项斯》原诗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28)杨氏此诗之“标格”并非指场屋诗之格式，而是说项斯的风标人格。“标格”作“风标”“人格”义之用例，在唐代文献中甚多，不胜枚举。因此，清人何焯对唐代“格诗”之误解，原因就在于以后例前，将五代省试诗“格样”“标格”之“格诗”与中唐作为诗体概念之“格诗”牵合混一。


       (二)省试诗
      北宋时期，人们则用“格诗”指称省试诗本身，而不是省试诗的“格样”“标格”，兹举数例。如宋神宗时郑獬所上《论冗官状》云：“今无黑白，一概以入官，虽有司试以格诗，类皆倩人，兹与不试同。”(29)此之“格诗”即指吏部铨选时所试的特殊格式的诗，亦即省试诗(30)。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在其所上《选人试经义札子》中亦有云：       臣窃见国家旧制，资荫出身人初授差遣者，并令审官院流内铨试省格诗或赋或论一首，或五经墨义十道，各从其便。(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三五，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册，第438页)       此处之“格”，系指省试诗之固定格式。“格诗”二字可与前文之“省”连读为“省格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在所上科场札子中则单用“格诗”指省试诗：       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摘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册，第8975页)       此札中“格诗”与“律赋”并称，即指科举所试之诗、赋。可能是受到宋人将省试诗称为“格诗”说法的影响，林桢遂推测，中唐张祜经由令狐楚上献朝廷的“新旧格诗”，或指平时所作合乎举格之合格诗(《唐“格律”考辨》)。此说亦误。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云：       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云云。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一“荐举不捷”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第122页)       按，此处之“格”当为“体”义，“新旧格诗”犹云“新旧体诗”，与晚唐五代人所作省试诗格样之诗及北宋人所云省试诗之“格诗”均无关系。张祜所献三百首诗，更不可能都是模拟省试诗的合乎举格的作品。首先，现存各种文献史料非但没有张祜大作或模拟省试诗的记载，反而多记张祜求仕干谒时疏狂、傲诞之举。如《云溪友议》“杂嘲戏”条就说张祜“平生傲诞，至于公侯”(31)，同书“钱塘论”条又载其在杭州求乡试解元而谒见白居易时“甚若疏诞”(《云溪友议》卷中，第31页)，孟启《本事诗》“嘲戏第七”则谓其当时干谒白居易时竟讥《长恨歌》为“目连变”(32)。其次，张祜在诗坛始得名，主要是因为擅作乐府和宫词，后来则古今体兼善。张祜此番所献诗，当亦以佻巧之作为主。令狐楚之所以赏识张祜，且在荐表中盛赞张祜诗“研机甚苦，搜象颇深”，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自己的诗歌审美趣味与张祜相近(33)。元稹在览张祜所献诗后则直斥其诗风之弊：“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34)所以，令狐楚荐表中所云张祜“新旧格诗”之“格诗”，既与白居易集中“古体诗”统称之“格诗”异，更与唐末五代和北宋人与省试诗相关的“格式”无关，张祜所献三百首“新旧格诗”，当为其此前所作古近体之精选。


       (三)律诗
      清人王士禛在其《居易录》中多处言及“格诗”，卷一一赞宋人谢薖《竹友集》中诗云：       《颜鲁公祠堂》、《十八学士图》诸长歌颇佳。格诗如“寻山红叶半旬雨，过我黄花三径秋”，“挼莎蕉叶展新绿，从臾榴花开晚红”，“瘦藤拄下万峰顶，野鹤来归千岁巢”，皆佳句。(王士禛著，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册，第3879页)       此之“格诗”即指近体律诗(35)，此三联均为七言律诗中对仗工稳、平仄合律之写景联。该书卷一二则称《唐诗鼓吹》和《三体诗》所选录作品为“格诗”：       若《英华》《万首》取备，故博而杂；《鼓吹》《三体》惟录格诗，气格卑下，《众妙》《二妙》亦然。(《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3904页)       《唐诗鼓吹》是金人元好问所编的唐诗选本，以中晚唐作品为主，共收七言律诗五百九十七首，反映了元人“独尚七言近体”(36)的诗体偏好。《唐诗三体家法》(37)则是宋元之际周弼按照诗法分体编选的一部唐诗选集，原为四卷，分别评选五言律句、七言律句和七言绝句。可见王士禛所云之“格诗”实为“律诗”。他之所以称“律诗”为“格诗”，应是对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律切则骨格不存”的误读。元稹认为，“律诗”因为太过讲究声律而导致“骨格不存”，所以将有“意义格力”的古体诗称为“格诗”；而王士禛竟反将“气格卑下”的律诗称为“格诗”，只能说是他自己的曲解和误用。对此，清人赵执信颇不以为然：       顷见阮翁杂著，呼律诗为格诗，是犹欧阳公以八分为隶也。(赵执信《谈龙录》，《清诗话》，上册，第311页)       他认为，王士禛将“律诗”称为“格诗”，其误正如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将“八分书”当作“隶书”。因为在赵执信看来，八分书，是秦隶、古隶在汉魏之际的发展，然是两种书体；“格诗”是沈约等人提倡的讲究声律的“齐梁格”诗(38)，系“律诗”所自出，亦不可混同。


       (四)“齐梁格”诗
       在清代，将“齐梁格”诗径称为“格诗”，其实也不只是赵执信一个人的看法。其同时代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卷五一点评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时，在诗题后标注“格诗”二字，也是基于“格诗”即“齐梁格”诗的一种认识(39)。杜甫此组诗系至德元载长安限贼期间的作品，虽是五言排律的写法，但诗中多有失粘、失对之处，其四还押了上声韵，体式倒是与盛中唐人所云“齐梁体”“齐梁格”相符，视之为“齐梁格”尚属情有可原，然称之为“格诗”，则与唐人的“格诗”观不侔。但赵执信就是用这种观念来解释白居易集中的“格诗”和“半格诗”，显属想当然，是犯了以今释古的毛病。今人王利器、邝健行、叶汝骏等则未对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和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中“格诗”作全面深入之体格律分析，轻信赵执信之说，甚可惜也。

       当然，清代也有一些学者对“格诗”的理解与唐人同，用之指称“古体诗”。如朱彝尊《王崇安诗序》中所云：       今年冬，知崇安县事郃阳王侯琴伯，以《槐荫堂集》惠寄，发函伸纸诵之，格诗近体，各有其长。(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九，《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册，第328页)       此“格诗”即指与“近体”相对的“古体诗”。再如毛奇龄《西河集》中的五卷“五言格诗”(40)，及张九钺《陶园诗文集》中的六首“五言格诗”(41)，亦均为五言古诗。由此观之，清人汪立名和翁方纲对白居易集中“格诗”体式能有正确之理解，亦受当时用法之影响。今人陈寅恪、施蛰存、谢思炜等学者既参考了汪立名的看法，又不轻信之，而是能够自己去考察白集“格诗”的体式，治学态度严谨，故所论虽未全中鹄的，然偏误无多。

山有乔松

   注释：

      ①《唐代文学研究》第1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叶汝骏《“格诗”正诠》，《浙江学刊》2017年第2期。       ③林桢《唐“格律”考辨》，《文学**》2018年第6期。       ④旧题王昌龄撰《诗格·论文意》中虽有“格律”并称之语，但其中的“格”并非体式义。中唐人所言之“格律”，除了是“格诗”与“律诗”的对举，有时还是“诗格”与“诗律”的并称。       ⑤叶汝骏《“格诗”正诠》论证“格诗”并非白居易创名，确为有见，然首举旧题王昌龄《诗格·论文意》中“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诸语为证，且谓“诗分'格’、'律’的观念在盛唐至中唐前期已经形成”(《浙江学刊》2017年第2期)，论据和结论均不十分妥当。因为王昌龄此语虽“格”“律”并举，然此“格律”并非诗分“格体”“律体”之证，更非“格诗”“律诗”之合称，而是分别指诗歌的立意与声律。       ⑥各版本《中兴间气集序》对收诗歌数量的记载，有一百三十四首、一百四十首等多种说法，均不确。此数据乃依《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实际统计所得。       ⑦付秋玉《从〈中兴间气集〉的定量分析看中唐前期诗歌风貌》，《河池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⑧“变体律诗十九首”，《中兴间气集》明嘉靖本、汲古阁本作“变律诗九首”。“育有”，《中兴间气集》明嘉靖本、汲古阁本无“有”字。       ⑨此三首作品的文本，明嘉靖本、汲古阁本《中兴间气集》与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差别甚多。此据《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492-493页)。本文在诗歌体格律分析中对近体诗律句式的标注方式，参见拙著《六朝声律与唐诗体格》的相关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60页)。       ⑩拙文《唐开成年间齐梁格诗考论》已经指出：“唐大和至开成间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所创作的'齐梁格’诗已与盛唐岑参、王昌龄等人的创作和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诗体特征，已经不是主要从内容风貌仿效，而是更注重格律上的规定，亦即刻意仿效永明体初起时尚多病犯的声律状态，并将之诗格化。”(《唐代文学研究》第14辑)拙文《论晚唐五代“齐梁体”诗歌的体格特征》也指出：“现存晚唐五代'齐梁体’作品具有用韵平仄不限、大多刻意出律、未避病犯的诗体特点，其诗律与近体相去稍远，与永明体较为接近。”(李炳海、赵敏俐主编《纪念杨公骥教授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11)《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六，第3册，第1334页。       (12)葛晓音在《杜甫长篇七言“歌”“行”诗的抒情节奏与辨体》文中也认为唐人如杜甫等的“歌”与“行”在题材、节奏力度和脉络变化等方面都有不同，“歌”诗大都激情高扬，气势雄放，语调夸张突兀，脉络跳跃腾挪；“行”诗适宜叙述，在层递复沓中推进抒情节奏，呈现出连绵起伏、平稳有序的形态(《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       (13)此文所述白集分卷和卷首标目格式，除特别说明，均据川濑一马监修《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日本勉诚社1984年版)。       (14)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八《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册，第3653页。       (15)《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一，第3册，第1396页。       (16)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册，第2015页。       (17)拙文《日藏旧钞本〈白氏文集·前集〉编撰体例论考》，《唐代文学研究》第1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8)白居易《后集》及《续后集》中用“古体”而非“古调诗”标目，本身也是值得分析的问题。对于白居易集中“古调诗”与“古体诗”关系之辨析，参见拙文《〈白氏文集〉“古体”与“古调诗”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9)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一八《渌水亭杂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700页。       (20)假如白居易当初编排此卷时，古律顺序颠倒，将律诗放在前半部分，古体放在后半部分，则他极有可能会在卷首标“半律诗格诗附”。当然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唐人在编次诗集时，基本上是先古后律。       (21)叶汝骏《“格诗”正诠》虽然也认为“半格诗”是指此卷中所收一半“格诗”一半“律诗”，但他认同清人姚范所持此卷首小注“律诗附”者很可能是后人刊刻时所加，则又是因未核日本所藏白集旧抄本金泽文库本和宋集现存最早的刻本南宋绍兴本《白氏文集》而导致的误说。       (22)张伯伟曾经指出：“初、盛唐的诗格，在内容上大多是讨论诗的声韵、病犯、对偶及体势。”“晚唐至宋初诗格的特色(包括内容与形式)基本上有三方面，即'门’、'物象’和'体势’。”(张伯伟《诗格论(代前言)》，《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7、19页)所言甚是。而笔者认为，这中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即盛中唐人多重“意”，提倡诗歌要有“风骨”“骨格”“格意”，这反映了在诗格类著作中，则是旧题王昌龄撰《诗格》中的重“立意”“意境”，以及皎然《诗式》中的重“取象”“取境”。       (23)学界以前颇疑此书非王昌龄所撰，近来傅璇琮、张伯伟等学者则认为王昌龄很有可能撰此书。张伯伟推测，王昌龄任江宁丞时，向后学传授诗律，因而有此《诗格》之书，且被时人尊为“诗家夫子”(张伯伟《诗格解题》，《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46页)。本人也倾向于认为，此书当系王昌龄所撰，或王昌龄口授，由后学记载整理成书，故本文径称王昌龄《诗格》。       (24)《唐诗百话》在引此处第二段文字后说：“可知古诗重在内容，故称格诗，格是风格。近体诗重在声韵的美，故称律诗，律是音律。古诗意高而声韵不美，近体诗声韵美而意不高，都还不够，因此要求格律全。”(《唐诗百话》，第487页)所解有误，王昌龄此处之“格”是“意格”，“格诗”之“格”非“风格”义。       (25)《元稹集》卷六〇，下册，第633页。       (26)中唐人认为，在诗歌创作中能够“格”“律”兼善的作家只有杜甫一人，参见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27)《翰苑群书》卷八记述此事，“为举人格样”作“以为绳准”，亦可见此处“格诗”“格赋”之“格”，乃样板、标格之意。       (28)《全唐诗》卷四七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册，第5450-5451页。       (2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四七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册，第60页。       (30)宋代省试诗不是一般的律诗，具有特殊的格式，首先篇幅比五律长，有六韵、八韵，而且有一套起、承、转、合的“程式”。参见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7-266页。       (31)范摅《云溪友议》卷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6页。       (32)孟启《本事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21页。       (33)拙文《唐开成试诗变体与文宗朝党争之关系》(《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中有论令狐楚诗歌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味，可参。       (34)《唐摭言》卷一一，“荐举不捷”条，第122页。       (35)此段文字在《蚕尾文集》中作《跋竹友集》，且多有异文，如“长歌”作“长句”，“格诗”作“近体”(《王士禛全集》，第3册，第1926页)。       (36)王行《半轩集》卷五《柔立斋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346页。       (37)对此书原本书名和各体编排顺序，学界有不同看法。此据拙文《周弼〈唐诗三体家法〉中日版本流传考述——以元刊本和日本“五山版”为中心》(刘玉才、潘建国主编《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285页)。       (38)本文前面所引赵执信在《声调谱》中将白居易《小阁闲坐》称为“半格诗”，且谓前半为“古体”，后半为“齐梁”体，即基于“格诗”为“齐梁格”的认识。       (39)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五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册，第1005页。       (40)毛奇龄《西河集》卷一八五至卷一八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1册，第889-932页。       (41)张九钺著，雷磊校点《陶园诗文集》卷二三，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611-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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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颇具参考价值，也对一些问题长期于我们悬而不决的问题有了引导，如格诗、半格诗之谓，又如格诗混同律诗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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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是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所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中之“格律”，不应解作写作技巧或格调气韵，“实为格律诗的简称”(《唐“格律”考辨》)。此说甚误。

-------------抄一段，以下辩辞就不抄了，值得注意的是杜晓勤直言指出了《唐“格律”考辨》中的“实为格律诗的简称”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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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诗
      清人王士禛在其《居易录》中多处言及“格诗”，卷一一赞宋人谢薖《竹友集》中诗云：       《颜鲁公祠堂》、《十八学士图》诸长歌颇佳。格诗如“寻山红叶半旬雨，过我黄花三径秋”，“挼莎蕉叶展新绿，从臾榴花开晚红”，“瘦藤拄下万峰顶，野鹤来归千岁巢”，皆佳句。(王士禛著，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册，第3879页)       此之“格诗”即指近体律诗(35)，此三联均为七言律诗中对仗工稳、平仄合律之写景联。该书卷一二则称《唐诗鼓吹》和《三体诗》所选录作品为“格诗”：       若《英华》《万首》取备，故博而杂；《鼓吹》《三体》惟录格诗，气格卑下，《众妙》《二妙》亦然。(《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3904页)       《唐诗鼓吹》是金人元好问所编的唐诗选本，以中晚唐作品为主，共收七言律诗五百九十七首，反映了元人“独尚七言近体”(36)的诗体偏好。《唐诗三体家法》(37)则是宋元之际周弼按照诗法分体编选的一部唐诗选集，原为四卷，分别评选五言律句、七言律句和七言绝句。可见王士禛所云之“格诗”实为“律诗”。他之所以称“律诗”为“格诗”，应是对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律切则骨格不存”的误读。元稹认为，“律诗”因为太过讲究声律而导致“骨格不存”，所以将有“意义格力”的古体诗称为“格诗”；而王士禛竟反将“气格卑下”的律诗称为“格诗”，只能说是他自己的曲解和误用。对此，清人赵执信颇不以为然：       顷见阮翁杂著，呼律诗为格诗，是犹欧阳公以八分为隶也。(赵执信《谈龙录》，《清诗话》，上册，第311页)       他认为，王士禛将“律诗”称为“格诗”，其误正如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将“八分书”当作“隶书”。因为在赵执信看来，八分书，是秦隶、古隶在汉魏之际的发展，然是两种书体；“格诗”是沈约等人提倡的讲究声律的“齐梁格”诗(38)，系“律诗”所自出，亦不可混同。




-------此段也辩明了王士禛呼律诗为格诗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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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白居易《续后集》卷六九卷首还有“半格诗律诗附”的标目，这也是学界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白集中的“半格诗”也是一种独特的诗体。如纳兰性德即云“《长庆集》中尚有半格体”(19)。赵执信在《声调谱》中更列有“半格诗”一目，且以白居易《小阁闲坐》诗为例，说此种诗体是前半古体、后半“齐梁格”，故曰“半格诗”：              对赵氏此解，清人汪立名和翁方纲均已有辨析。汪立名谓：       “半”者，本谓卷内半是“格诗”，而附以“律诗”云尔。乃直标“半格诗”而注“附律诗”于其旁，是又将以“半格诗”另为一体矣。其误不几于眇者之扪烛揣籥以为日乎?(《白香山诗集》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1册，第282页)       翁方纲《赵秋谷所传声调谱》亦云：       白香山集中所云半格诗者，谓此卷中半是格诗也。此乃以半格二字联读，作体格之标目者，误也。(《清诗话》，上册，第257页)       汪、翁二人所言均极是，然今人仍有不少沿袭赵氏之说者，如王利器云：       为啥叫做半格诗?就是一首诗中一半儿用古体，一半儿用齐、梁体之谓也。(《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第13页)       而朱金城也认为有“半格诗”一体，只不过他所理解的“半格诗”是一半古体、一半律体：       这种“半格诗”大多是半律半古的作品，如《感旧》，共十六句，前四句合律，第五、六句则有三平调——古诗的格调；前四句是两联工稳的对仗，五六句以下是古诗的散句。(朱金城《试论白居易诗歌的艺术价值》，《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朱金城与纳兰性德、赵执信、王利器等人同中有异。施蛰存对“半格诗”的理解更与诸人不同：       (《白氏长庆集》)第六十九卷的半格诗，都是五、七言古诗，但是有的用对句，有的用散句而平仄粘缀，似古非古，似律非律，故称之为半格诗。(《唐诗百话》，第487页)       他虽然不再机械地用“一半”“一半”来理解“半格诗”之“半”，但也拘泥于《白氏文集》卷首“半格诗”三字来作解，思路与纳兰性德、赵执信、王利器、朱金城诸人相近。


------------此段则是对格诗、半格诗之谓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格诗、半格诗实一体也，汪立名、翁方纲之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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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瓯北诗话》在论及《白氏长庆集》诗体分类时即云：古来诗未有以“格”称者，大历以后始有。“齐梁格”、“元和格”，则以诗之宗派而言；“辘轳格”、“进退格”，则律诗中又增限制。无所谓“格诗”也。兹乃分格、律二种，其自序谓：“迩来复有'格律诗’。”《洛中集记》亦曰：“分司东都以来，赋'格律诗’凡八百首。”序《元少尹集》亦曰：“著格诗若干首，律诗若干首。”是“格”与“律”对言，实香山创名。此外亦无有人称“格诗”者。(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四“白香山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1页)   


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的《瓯北诗话》则可榷，当然赵翼的《瓯北诗话》本身也有可榷处


古来诗未有以“格”称者，大历以后始有。“齐梁格”、“元和格”，则以诗之宗派而言；“辘轳格”、“进退格”，则律诗中又增限制，无所谓“格诗”也。兹乃分格、律二种，其自序谓：“迩来复有'格、律诗’。”《洛中集记》亦曰：“分司东都以来，赋'格、律诗’凡八百首。”序《元少尹集》亦曰：“著格诗若干首，律诗若干首。”是“格”与“律”对言，实香山创名。此外亦无有人称“格诗”者。


依文意，赵翼的《瓯北诗话》明显是把格、律对举的两个诗体，故重新断读。


“辘轳格”、“进退格”，则律诗中又增限制，无所谓“格诗”也。--赵翼的此段可榷，所谓“辘轳格”、“进退格”者，前人直归为齐梁格，王力先生在诗律余论中也有论及此两格，赵翼之言则律诗中又增限制云云也是前后矛盾了，“格”与“律”对言即格诗与律诗各自一体，何谓律诗中又增限制？如此矛盾易引后人误读误解而把所谓“辘轳格”、“进退格”者纳入律诗，于赵翼而言律诗恐无广义、狭义之说，如此也是等同于把所谓“辘轳格”、“进退格”者纳入了近体。

山有乔松

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摘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册，第8975页)    



依文意，以上也应重新断读，偏枯与不对是两个概念，可查贡举条式，蜂腰与鹤膝又是两个概念，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这些均为病，故应摘之，重新断读如下


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摘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

孤鹤

此资料好。但其中对“格”仍有不少混淆。尤其是诗体、风格相混

山有乔松

孤鹤 发表于 2023-2-4 20:50
此资料好。但其中对“格”仍有不少混淆。尤其是诗体、风格相混

这种诗歌创作趋势和审美趣味的变化与革新，除了体现在盛中唐诗人的具体创作或诗评中，也反映在当时的诗格类著作中(22)。如旧题王昌龄所撰《诗格》云：       作语不得辛苦，须整理其道、格。(格，意也。意高为之格高，意下为之下格)(旧题王昌龄撰《诗格》卷上《调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48页)(23)       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诗格》卷上《论文意》，《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0页)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诗格》卷上《论文意》，《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2页)       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诗格》卷上《论文意》，《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3页)       据此可知，王昌龄所云诗之“格”，主要是指作品所表达的意旨(24)。若诗之立意高，诗之“格”即高。同书还指出，古文、古诗颇重立意，多能“见意”，故而“格高”：       古文格高，一句见意，则“股肱良哉”是也。其次两句见意，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也。其次古诗，四句见意，则“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也。(《诗格》卷上《论文意》，《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1页)     

这段话中，杜晓勤已经把形式与内容厘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