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山有乔松 于 2023-2-4 08:56 编辑
唐宋为何不见律诗的句律理论？
--《文镜秘府论》、《贡举条式》、《作文大体》的一点读后感
关键词：《文镜秘府论》、句律、齐梁体、笼统性。
提要：无论是《作文大体》和《文镜秘府论》于后人的角度观察的话也都是格诗和律诗并存的诗律，即便是再后来的宋代《贡举条式》仍是这样的不制定律句的局面，这点应该也跟有宋一代既考律诗也考格诗不无关系。
无论是《作文大体》还是《文镜秘府论》中所载的都有明显的齐梁遗风，推论是初唐对前代诗体的总结和升华，主要说下升华，一是完成了平与上去入的对举，这对于稍后平仄的形成有极大意义，二是对八病中的前四病进行了升华，从而制定出了拈二之诗律，三是拈二诗律的制定对齐梁体和初唐早期中存在的没有必然的对、粘规则进行了纠正和有了个约束，这也对稍后律诗的形成有极大意义，四是之所以不定句律是因为初唐还没形成律诗而只有调声的格诗，所以也就对粘二的后三不再细分，只有到了廻忌声病、约句准篇的律诗形成，律诗与格诗才渐次分野，于有唐一代而言是格诗和律诗并存的，科考也是格诗和律诗并存的，丁仪《诗学渊源》卷八云：【唐开国即以诗赋取士，尝见唐昭宗诏曰：“开科取士，宜仍旧贯，以齐梁为归”云云。是唐初本为齐梁，迨后变而为律，故诏复之。但习久难返，故至今沿用耳。】⑴，齐梁为唐之所宗，初唐早期即蹈袭齐梁之一体，故声律未密，诗体上的律体也就不太成型了，而逮至中晚唐又随着白居易等人的复古之风和皇帝诏令科考复考格诗，故整个有唐一代都可以说是格、律并行，直至宋代的科考，此种格、律并行的科考形式都没有改变，如司马光奏折说：【至于以诗赋、论策试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摘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所以，无论是《作文大体》和《文镜秘府论》于后人的角度观察的话也都是格诗和律诗并存的诗律，即便是再后来的宋代《贡举条式》仍是这样的不制定律句的局面，这点应该也跟有宋一代既考律诗也考格诗不无关系。
问：
你说的格诗是不是齐梁体？《作文大体》有平他谱，《文镜秘府论》有五，七言尖头律，这都是指近体诗律，现代近体律有粘律和替律，粘律在《文镜秘府论》有明确规定，指第二字相粘，到清代依然这么表述，一脉相承。至于替律，唐代文献没有明确说明，这也是三羊一直诟病的，唐代《诗章中用声法式》，宋代《贡举条式》对句律的表述都不是交替律，这些已经涉及到平仄安排，说他们与近体律无关是勉强的。明清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实际是对唐代《诗章中用声法式》的简化，现代人由此归纳出交替律，所以替律是现代观念。
答：
格诗是齐梁体，《作文大体》的平他谱之所以说平他而不言平仄正有其妙处，他即它，其他或其它之意，《文镜秘府论》的诗律所述也类似，都没有明确的平仄表述，说明只是完成了平与其它三声的对举，离平仄还有一小步没完成，这点很关键，另一点是《作文大体》的诗例有齐梁体，《文镜秘府论》的《诗章中用声法式》也类似，客观上虽具有了比较明显的二四平仄交替的特征却又不完全如此，至于拈二也是此现象，只说其前二而不论后三，这些说明一个问题，要说他们是律诗的证据总嫌理据不足，要说他们不是律诗的证据又具备律诗的好些特征，总是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贡举条式》明显是在沈宋之后几百年，可以说律诗已经定型了，至于《贡举条式》对句律的表述都不是交替律却也已经涉及到了平仄安排，这也是令人迷惑的地方，所以才怀疑这三者都是沈宋律诗和齐梁体的综合表述，也可以说是模糊表述，既适于沈宋律诗也适于齐梁体，也所以才总是带有对八病中如蜂腰鹤膝等的解释。
唐宋都是既考律体也考齐梁体，这点很关键，如不是这样的综合表述或者模糊表述的话就会很费事，这对于惜墨如金的古人来说不太可能，当然，古代的诗话也多是这样，造成后人的索解不易，须相互印证才能去得结论。逮至有明一代已经不考诗赋了，时间上也是宋后的百多年，所以出现平谱与仄谱共存也就不奇怪了。
言之凿凿地说《作文大体》的平他和《文镜秘府论》的平与三声对举就是平仄明显是以今律古之误，这点于理论而言并不可取。
卢盛江说《诗章中用声法式》本不是律体的用声法式而只是探讨平声的用声法式⑵，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诗章中用声法式》所引诗例也全是六朝诗，如果是探讨律体的话，初唐早期虽仍蹈袭齐梁，存在着或这样或那样的声病，但仍不乏有相当数量的律体诗，如此的话不引初唐诗例似乎也确是说不过去，《文镜秘府论》其余所引诗例也大致如此，引前代诗以释诗病。
所以，客观上说，《文镜秘府论》含《诗章中用声法式》所探讨的就可能真不是律体，但也比较趋近于律体了，只是缺了廻忌声病、约句准篇这一小步而让沈宋成就了千秋之盛名。
《诗章中用声法式》所引之诗例也跟《文镜秘府》西卷论病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现象，举三平尾句：
三平向下承者，如王中书诗曰：待君竟不至，秋雁双双飞。
四平声：儒道推桓荣 。非关心尚贤。
六平声：朝朝愁向犹思床 。桃花蓲蘛无极妍 。春山兴云尽如罗。
以上之句例明显有违刘氏的声律观，刘氏在文镜秘府》西卷论病中谈到平声的用法时说得很明白：【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参彼三声，殆为大半。且五言之内，非两则三，如班婕妤诗曰：“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此其常也。亦得用一用四：若四，平声无居第四，如古诗云：“连城高且长”是也。用一，多在第二，如古诗曰：“九州不足步”此，谓居其要也。】⑶，这里有个重点说的平声用法，如果五言用四个平声的话则不能处于第四的位置，第四的位置是五言用四个平声的要点位置，第四的要点位置应该用上去入三声，但以上所举之诗例秋雁双双飞、儒道推桓荣及七言的朝朝愁向犹思床均明显有违刘氏的用声法则，同一部书中竟然出现这么明显的矛盾之处，也就难怪后来的沈宋要廻忌声病了。
《作文大体》中的平他谱若依今人之观而视之把其作平仄去套的话应该也不是啥大问题，如果把平他中的他换作仄的话，哪么其四个基本句型与当今汉律学的四个基本句型无异，其所引之白氏语也吻合当今汉律学的避三平尾、三仄脚的普适性避忌，但其所引之诗例就明显有齐梁格的特征了，如：拔白何轻死，含丹在头亲。又如：六旬余日少，三途苦时多。象平平仄平平这样的句式用于律诗对句的话则无论如何说都是拗律的。于律诗而言，出句偶用古风句尚能用拗救、例外、仿拟等解释的话，对句用古风句则是不允许的，在后人诗体的归类上，不是把此类直接归为齐梁体、古风就是归为拗律，类似这样的古风句的运用同样也就难怪沈宋要廻忌声病了。
早在初唐后期就开始出现了平侧的说法，此无疑是对初唐早期的元兢之平与三声对举的重要转折，这样的转折也就决定了向简约的二元化之律诗的形成，按理来说，《贡举条式》远在沈宋之后几百年是应该对句律有所阐述或诠释的，但无论是《文镜秘府论》、还是宋代的《贡举条式》均无明确的二四六分明的句律理论，只在《炙毂子诗格》中的讦调体上能反向地推导出二四六分明的句律来，清代所传回的《作文大体》记载了白居易的诗话也能隐约地推导出二四六分明的句律来，如此看来的话，古代诗话如《文镜秘府论》是因为还没发展到律体、而用之于场屋的《贡举条式》也并不明确二四六分明的句律似乎也就有合理性的解释了，即适之于科考的既考律诗也考格诗的笼统性之总括，这个想法可能不是很成熟但却不失为别开一个视角之想法。
也许是根于对格诗的不重视，唐宋两代的律诗与格诗并存的局面给后来的诗集在分类上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故而多把一些有声病、不对仗、仄韵的格诗也归到了律诗名下，但是，事实却是唐人早就把格诗和律诗分得很清楚，如《白氏长庆集》等，清代的学者也留意到了这个现象而直指其中之弊，如赵执信就指出了格诗乱律诗的情况：声病兴而诗有町畦，然古今体之分，成于沈宋。开元天宝间或未之尊也。大历以还，其途判然，不复相入。由宋迄元，相承无改。胜国士大夫，浸多不知者。不知者多，则知者贵矣。今则悍然不信，其不信也，由不明于分之之时。又见齐梁体与古今体相乱，而不知其别为一格也。常熟钱木庵良择，推本冯氏，著唐音审体一书，原委井然，可以采，名流问辨咸不及⑷。可惜的是赵执信的‘又见齐梁体与古今体相乱，而不知其别为一格也。’也并没有引起当代网络研究诗律者足够的重视而造成了一些混乱，这是后话了。
参考文献：
⑴《诗学渊源》卷八
⑵卢盛江：《论平声赊缓》
⑶《文镜秘府论》西卷
⑷《谈龙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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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08: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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