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引 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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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词为艳科”，贺裳《皱水轩词筌》“文人词涉于淫”一节说：“文人无赖，至驰思杳冥，盖自高唐作俑而后，遂浸淫不可禁矣。”五代花间词人不少作品都是表现男女情色，描写闺房之中的云情雨意，如牛峤《菩萨蛮》“画屏重叠巫阳翠，楚神尚有行云意”、和凝《河满子》“目断巫山云雨，空教残梦依依”、阎选《临江仙》“不逢仙子，何处梦襄王”、阎选《虞美人》“偷期锦浪荷深处，一梦云兼雨”、李珣《浣溪沙》“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毛文锡《赞浦子》“正是桃夭柳媚，那堪暮雨朝云，宋玉高唐意，裁琼欲赠君”、毛文锡《巫山一段云》“朝朝暮暮楚江边，几度降神仙”等等。    “朝云”、楚雨、云雨、宋代难以计数的赠妓词，表现狎客与风月女子的缠绵之情，总离不了云、雨两字，这在柳永的词里表现得尤其突出，如《洞仙歌》“向少年彼此，争不雨沾云惹”、《浪淘沙慢》“殢云尤雨，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迷仙引》“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曲玉管》“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婆罗门令》“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欹枕难继”、《阳台路》“倚香偎暖，嬉游惯；又岂知、前欢云雨分散”、《西平乐》“秦楼凤吹，楚馆云约，空怅望、在何处”、《满江红》“访雨寻云，无非是、奇容艳色”、《安公子》“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散水调·倾杯乐》“雨意云情，酒心花态，孤负高阳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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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的引申义可以指男女情爱，因此表现男女情爱的文学作品被称为“艳诗”“艳歌”等。“艳”又有辞藻华美之义。那么，所谓“词为艳科”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是在题材内容以表现女性生活和男女情爱为主；二是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一种与题材内容一致的香艳色调。由于受唐五代“词为艳科”的影响，贺裳《皱水轩词筌》“文人词涉于淫”一节说：“文人无赖，至驰思杳冥，盖自高唐作俑而后，遂浸淫不可禁矣。”五代花间词人不少作品都是表现男女情色，描写闺房之中的云情雨意，如牛峤《菩萨蛮》“画屏重叠巫阳翠，楚神尚有行云意”、和凝《河满子》“目断巫山云雨，空教残梦依依”、阎选《临江仙》“不逢仙子，何处梦襄王”、阎选《虞美人》“偷期锦浪荷深处，一梦云兼雨”、李珣《浣溪沙》“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毛文锡《赞浦子》“正是桃夭柳媚，那堪暮雨朝云，宋玉高唐意，裁琼欲赠君”、毛文锡《巫山一段云》“朝朝暮暮楚江边，几度降神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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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完成了题材的突破，男女艳情成为创作的主要话题。然而，宋人严格区分“诗言志，词言情”文体之界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宋朝诗词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宋诗“言理而不言情”，人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宋词则无所顾忌，可称为被艳情充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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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词》中绝大部分都是妓女词和文人的艳词。文人描写风尘女子的词作，有人分为三大类：赠妓、思妓和咏妓。词学专家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有“赠妓词”“咏妓词”“思妓词”“悼妓词”四类归类。内容有观妓、赠妓、别妓、怀妓、咏妓、悼妓等，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狎客文学。这些作品大多流于粗陋浅俗，但也有不少感情深挚之作，有些甚至是传世名篇。文艺作品多将狎客与妓女的关系浪漫化，赠妓词中男人总是风流儒雅，怜香惜玉，女子总是娇美可爱，情意缠缅。其实，这不过是男性作者们为赋新词强说爱，试图在自欺欺人的幻觉中获得某种快感罢了。欢场男子有几个是真心实意的？妓女中又哪来那么多的美人，估计常有将歪瓜裂枣描写成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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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抄录的
下面是我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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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艳词？常指描写情爱的诗词。专指以铺陈的长调，通俗坦率的语言，表现市井歌妓舞女的现实感情和生活。

艳词中有正常爱情词、闺怨词、宫怨词、思妻词，这些词写得艳了些，便称艳词。但更多的是与歌妓官妓家姬私妓等风尘女子有关的歌妓词。怎样区分这两大类别呢？一般词中出现歌舞的女子，这种词多属歌妓词，因为一般情况下妻子是不歌舞的。

歌妓是中国古代对以歌舞为职业的女性的称呼，古代还有歌伎、歌姬、歌女、讴者等称呼。歌妓多在教坊、勾栏中表演歌舞。有些歌妓是王公、显贵家中的家妓（家姬），除了用作宴客、娱乐外，贵族们还以她们作为身份、财富的象征。还有些歌妓为宫廷中的歌妓。在古代汉语中歌妓的“妓”字是指女性的艺术表演者，即歌伎，因为歌妓是指古代以歌舞为业的女子，而非女性性工作者，并非妓女。后来“妓”字在汉语中变成“女性性工作者”的同义词，即娼妓。

说到“歌妓”人们大多会想到现在的那些不务正业，违法的妓女，然而在宋代歌妓的演唱对当代的宴请、文人的生活以及文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是最为重要的传播方式。在当时歌妓数量非常多，各级官府中有数量不等的官妓，她们一般在正式场合表演，达到劝酒、消遣的目的，有时甚至只能在台后演唱。由于表演场合、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她们会受到严格的管理，不允许与官场人士发生私情，否则会受到惩罚。

宋朝时，不少士人都有蓄养歌妓，或与歌妓交往、酬唱，亦影响文学创作和传播。其中婉约词派与歌妓关系很深，北宋初年婉约词派的词是为了让歌妓歌唱而作，内容多为男女恋爱、闺情等。张先、晏殊、柳永等词人都有不少关于歌妓的词作。南宋之后，词逐渐被“雅化”，描写歌妓的词较少，很多词亦不再适合由歌妓演唱，但当时的词人仍有些为歌妓作词。

宋朝与唐朝官场有三点不同。一是唐朝官员嫖娼无人管，宋朝则明文规定官员不准狎妓。二是宋朝官场公宴与冶游远超唐朝。三是唐人五代文人的艳词多是写给贵族小姐的，属于闺阁词，艳而不淫，宋朝文人的艳词大多都是针对风尘女子的，既艳也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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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词言情的原因

1.宋朝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妓女最昌盛的一个朝代
社会背景。除了宋皇室的提倡、纵容以外，宋代狎妓成为雅事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宋廷提拔大量的文官进入高层，广开科举，结果从中央到地方，文人遍及整个朝堂。而为了满足这些文人的风雅之癖，结果官妓、私妓数量猛增。而青楼女子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样样皆修，往往能同文坛上的大腕谈诗作词，一时间，文人狎妓成为风雅之事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经济基础。不得不承认，两宋时期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这或许就是人常说的保暖思淫欲吧。据载“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志，不识干戈。”甚至在南宋时，这种独具特色的色情行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迁都临安后，中原沦陷了，可面临亡国的阴霾，却丝毫没能影响到这种享乐生活的节奏。
政治风气。生活腐化的官府行为，已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社会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已成为一种社会疬气。一些官府人员，不管是公款吃喝，还是私家宴请，都以点名妓撑门面为时髦。像宋代著名词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的柳永，就经常出入歌舞厅，过着听歌买笑的所谓浪漫生活。若是现在，人们肯定说他是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儿，或小街漂儿。而那个时候呢，反倒被人们传为美谈。
社会风气。官场风气必然影响到社会风气。社会风气越演愈烈，有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又导致、助长了人口买卖的加剧。宋代素有嫁女败家之说，因此出现了一个怪圈儿——花魁制度。花魁即是“女状元”，说白了就是妓女之花。花魁被民间评选出来以后，便会有很多仰慕她的粉丝。这样一来，人们纷纷效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好多父母也参与其中，他们养女儿是为了让自己的条件更优越一点儿，更“尊贵、荣耀”一点儿，即使当不了花魁，也要把女儿卖给官宦人家儿，或是卖到窑子里去。繁荣而“娼盛”，成了大宋光怪陆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宋时，汴京的妓女曾多达万名，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说过东京的鬻色户籍有万数之多，而北宋初年开封的人口却不到百万。
妓女地位不低。宋朝妓女们的地位是妓女历史中最高的。这也是妓女发达的原因。
她们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很高，包吃包住，有小费。倘有官府举办什么比赛之类的活动，这些妓女便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倾巢出动，站在彩楼之上，给单位装门面，必要时还要当啦啦队。观看的人不但不讥笑她们，反而大部分人家儿还以他们为荣。有道是笑贫不笑娼，这句话用在宋代再合适不过了。官妓们还有人权保障，只要自己坚定，可以卖艺不卖身，官员侵犯官妓是犯法的。于是官员与妓女形成一种奇怪的组合。官员和妓女，本来是社会地位悬殊的两种人，生活没有交集，但是，在宋朝，这两种人的关系曾经最为紧密。
根本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妓女制度“不专为内廷行乐计也”，而是朝廷“假手于燕赵佳丽、吴越妖冶，以为杀英雄之利器也”。妓女制度成为维稳的最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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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养家妓
《宋史》卷二五0《石守信传》中记载，乾德初年，宋太祖为了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在酒席筵间对众人说：“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虽然宋太祖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客观上对士大夫蓄养家妓的做法却起到了一种认同与鼓励的作用。宋仁宗时的一位宫人曾说：“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
什么是家姬
“家伎”即家姬，经常被称为“姬侍”、“侍姬”、“侍妾”、侍儿“等。这说明家妓也要侍奉主人。是指士大夫在家蓄养的歌伎，是半婢半妾的角色，在豪门之中，地位只比婢女高一点，只不过，她们不像后来的“妾”那样与外界隔绝，而是担负着为主人歌舞助兴的职责。宋代士大夫在官府有官妓歌舞侑觞，在家则蓄养家妓，每逢私人聚会或自娱自乐之时，便由这些精心调教的家妓来唱词助兴。这也成为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姬是指那些有才艺傍身的，也就是“伎”，按技能可分为舞姬、歌姬、乐姬等，一般都是买来的。有些人家有钱，就会家养家姬。这些女子都是属于个人的，他身上有她们的卖身契，所以可以随意赠送。白居易就是出了名的爱蓄养歌姬。据载，宋朝开国之初，宋太祖为笼络士大夫曾公开鼓励大臣“多积金钱，厚自享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一时间，朝野上下都沉溺于乐伎歌伎，在声色歌舞的享乐中安度太平盛世。《曲洧旧闻》：宋子京修《唐书》，尝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烛一，秉烛二，左右炽炭两巨炉，诸姬环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纸草某人传。未成，顾诸姬曰：“汝辈俱曾在人家，曾见主人如此否，可谓清矣!”皆曰：“实无有也。”其间一人来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等天气，亦复何如？”对曰：“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引满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京点头曰：“也自不恶。”乃搁笔掩卷起，索酒饮之，几达晨。明日，对宾客自言其事。后每宴集，屡举此以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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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养家妓
首先，养“家妓”成为了大户人家表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贵族官僚阶层，一般来说生活都非常奢豪，他们非常注重享受生活。于是便花钱买来妙龄少女，以其青春美貌与所学的歌舞技艺，侍奉主人和娱乐宾客。这与当时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也更加彰显了这些多才多艺的女子的珍稀地位。不觉之中也成为了大户人家相互之间炫耀攀比的资本。
其次，这些家妓成为大户人家拉拢人心的工具。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礼仪之邦，非常注重礼尚往来。一些达官贵人如果有求于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会给他人赠送一些珍稀物品，这时候，家妓便派上了用场，让客人来自己的府上做客，然后让这些家妓出来表演，如果客人看中了哪一位家妓，便直接将她当做礼物赠送给客人，这样既有面子，也能把事情办下来。
最后，这个理由就非常直接了，那就是让这些美女为自己服务，被自己享用。不仅为自己载歌载舞，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委身于男主人。这一点也足以彰显了人性的贪婪。
就是家贫者也喜欢蓄姬。《渑水燕谈录》：杨褒好古博物，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故欧阳公赠之诗云“三脚木床坐调曲”，盖言褒之贫也。（戏作《呈圣俞》诗云：“杨君好雅心不俗，太学官卑饭脱粟。娇儿两幅青布裙，三脚木床坐调曲。奇书古画不论价，盛以锦囊装玉轴。披图掩卷有时倦，卧听琵琶仰看屋。客来呼童旋梳洗，满额花钿贴黄菊。虽然可爱眉目秀，无奈长饥头颈缩。”）
也可借此避祸。《五总志》：学士陶穀侍儿，太尉党公故姬也。陶一日以雪水分茶，谓之曰：“党公解此否？”对曰：“党公武人，每遇天寒雪作时，于锦帐中命歌儿度曲，饮羊羔酒，尔安知此乐！”陶怅然自失。党公智虑过人，故为痴绝以保身，因知大将军未易一概言也。
这些家伎，不仅在宴饮中要起到佐酒娱乐的作用，她们往往也是主人的侍妾。据记载：“东坡有歌舞妓数人”。范仲淹也蓄养歌伎，他在鄱阳做官时看中了一位雏伎，因年幼不便买回，改官离去后始终不能忘怀，于是写信给朋友，把这位歌伎买了下来。
虽然家妓的活动空间与服务对象跟官妓不尽相同，但她们有一项重要职能是与官妓一样的，那就是在士夫文人的娱乐、社交活动中以歌舞佐酒、以曲词娱宾。王安国海外归，出歌姬侍东坡酒，东坡作《定风波》词。(《东皋杂录》)陆敦礼藻有侍儿名美奴，善缀词，出侑樽，每乞韵于坐客，即刻成章。(《苕溪渔隐丛话》)太守阎印公显致仕，居姑苏，坡公饮其家，出后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公赋《水龙吟》赠之。(《词苑丛谈》)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擦粉虞候，欲来只直。(《轩渠录》)周平园堂出使过池阳，太守赵富文彦博招饮，酒酣，出家姬小琼舞以侑酒。公为又赋一阕。……石湖云：朝士中姝丽有三杰。谓韩元咎、晁伯谷家姬及赵彦博家妓小琼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载：晏元献(殊)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与赋诗，率以为常。
如果说晏殊还是“奉养极约”的话，那么南宋的张镃算得上是穷奢极侈了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二0载：
张镃功甫，……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向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出。另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两宋士夫文人以家妓为娱乐伙伴、以宴乐为社交方式的生活习俗由此可见一班。在这种文人士夫的风雅聚会里，家妓经常要当场演唱其它客人或自己主人的得意之作，这就要求家妓除了擅长歌舞之外还得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事实上，许多家妓都能够依曲拍而准确地表达出这些高雅作品的深层意韵，所以士夫文人“每作词调，必先使宠人歌之”，宋人以婉约为宗的词学观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王韶罢枢密副使，以礼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乐。入夜，席客张缋沈醉，挽家妓不前，据将拥之。家妓泣诉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尔曹以娱宾，而乃令宾客失欢！”命取大杯罚家妓。既而容色不动，谈笑如故，人亦服其量也。（《东轩笔录》）〇案：此则载入《宋史•王韶传》中。
禁中亦闻之，于是宋代蓄家妓的风气，成为公开的秘密，虽皇帝亦晓得，如同家常便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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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妓女的区别
官妓、家妓与私娼，是不同时期不同娼妓制度的产物。当然，这三类娼妓是有区别的。官妓是满足统治阶级声色之娱的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奴隶。家妓则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家奴，她们受到封建家庭内部伦理规范的制约，须对主人绝对忠诚，这就与“这人折了那人扳”的市井章台柳不同。在三类娼妓中，家妓完全是男子的附庸，毫无经济地位，自由程度最小。私娼不隶于官，为“自由经营者”，以谋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为目的，自由程度相对大一些。三类娼妓虽有区别，但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有些官妓落籍或从良后，转变成家妓；一些家妓脱离主人，成为私娼。归根结蒂，无论官妓、家妓还是私娼，都是一夫多妻制社会的畸形儿。她们的存在，不过为了满足男子婚外的性欲求。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三类娼妓不存在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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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歌妓文化
从词诞生之初，歌妓就是各家吟唱的一大对象，故歌妓词在文学史上也占着一定分量。宋词是由歌妓唱红的。词是一种新体诗歌，是一种音乐文学，它需要披之管弦，闻弦歌才能知雅意。而一个朝代始终以歌咏和音乐为社会时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宋朝一度歌舞升平，歌妓盛行，即便是偏安杭州，也是直比汴州，这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音乐文艺宋词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地方官妓以其歌舞伎能服役于州府县衙，每当官员宴饮或迎送往来之时，总要找她们来唱词佐酒，这在宋代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仪式。酒楼瓦肆坊间私家，每当宴饮之时，也要找歌妓来唱词佐酒，这在宋代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仪式。
在这样的场合中，多是士夫文人即兴填词，然后付诸歌妓，歌舞侑觞。因此，众多的词人在创作了新词之后，都愿将作品付诸歌妓，歌妓们也会主动向士夫文人要索新词，宋词中有许多这样的应歌之作，它们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歌妓们的活动在当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歌妓中有的是一唱倾城的歌唱家，她们姿色出众，能歌善舞，特别是对当时流行的燕乐新声的习练和掌握很娴熟。歌妓若能得到士夫文人的一诗半词已是一种殊荣，如果个别歌妓有幸能受到文人的品评或被写入诗词，那她的身价可就不一样了。
千年的妓院，衍生出中华特有的妓院文化。这使妓院蜕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些妓女们也构建成为一种妓女文学。甚至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相当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全明词》所录376位女词人，其中妓女词人有50人。）
宋词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功劳不仅仅是那些文人墨客，宋代词的繁荣与歌伎的传播是密不可分的。
可以说，歌伎是宋词的第一传播者。宋朝市民娱乐文化的蓬勃发展，宋代文人的娱乐是朋友聚饮时请歌伎助兴，宋时的歌姬不只是喝喝酒，跳跳舞，歌伎来了还会献上几支曲子，曲子一般都是时下风靡的词作，类似今天的流行歌曲。
宋朝歌妓擅唱“小唱”“嘌唱”。“小唱”属于雅唱，比如“慢曲”、“曲破”，歌妓载歌载舞，自个儿用手或拍板打节拍，旁边的乐手用觱篥、龙笛、笙伴奏。歌妓要唱出雅调，“声音软美”，节奏徐缓，一板三眼。北宋的孟元老记载，擅唱小唱的歌妓有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其中李师师独占鳌头，代表唱《少年游》、《兰陵王》及《大酩》、《六丑》。南宋歌妓中的小唱名角更多，《梦粱录》里提到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等等。
“嘌唱”是通俗唱法，唱歌曲，唱曲儿，唱小令。歌妓用鼓板伴奏，急管繁弦，活泼恣纵。开封歌妓中的嘌唱代表有张七七、王京奴、安娘等，杭州歌妓中的嘌唱代表有施二娘、时春春、时住住、何总怜、徐胜胜、朱安安、陈伴伴、余元元等。
这些歌姬与今天的歌手不同。古代的歌妓多是从小受到严格训练，有些继承父母的乐籍，童年时就开始被训练弹唱技艺，亦有贫苦人家把女儿卖为歌妓，由主人安排训练，她们从小有良好的文化教育，所以她们都能作出很好的词来，有时候还可以和才子们一起切磋，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帮才子修改字句，约于十二、三岁左右就可以表演。苏轼初遇王朝云时，王朝云便只有十二岁。
风尘女子，这类才女因为感情经历较多，对民间冷暖的感触也比较深，写出来的文字很能打动人心。在那些枯燥的女工生活里，在那些寂寞无助的夜晚，抒写了一首又一首足以令男性也自叹不如的绝妙好词。
可以说，宋朝的才女是所有朝代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才女们多才且多情。套用现在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其实，姐写的不是词，是寂寞”。
对爱情的渴盼，对命运的悲叹。妓女词人笔下，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的，不论是写景感时、临别赠言，还是咏物赋情、自我描绘，爱情、命运，就如一曲咏叹调，在她们的词句中跳跃。
当然，爱情、命运，这自是被排除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的古代女性在文学创作中不可脱离之范畴，然则相较闺秀词人而言，妓女的创作空间更是牢牢维系于此。闺秀词人的婚姻是极其顺理成章之事，而且无法自己选择男子，因此更多表现的是对婚姻的一种期待，对婚姻生命的一种希望，主要是对一个男性注入更多的期待(含有一种无可奈何，只能有他的一种感情期待)。而妓女词人没有丈夫可托情，没有家人可慰怀，没有子女可寄意。因此，与闺秀词人相比，妓女词人写词时就更多表现了对爱情的渴望。而妓女身份决定了她们极难获得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因而年华逝去何去何从的无归宿感时时叩击她们的心扉，表现在词中便是对命运的感叹与悲鸣。
大多数官妓人在娼门，内心却强烈地渴望从良，脱离妓籍，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官妓的生活，虽也是福祸难测，荣辱无常，但是，她们基本上衣食丰足，生活奢华，不受礼教的束缚。比起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来，她们的生活是自由的，她们的性生活也是愉快的。但是，由于妓女们的文化素养一般高于同时代的女子，因此，她们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悲惨命运的实质，她们耻于作为男人玩弄的对象存在于社会，她们想望像普通妇女那样遵三从四德，虽粗茶淡饭，荆衣布裙也心甘情愿。有的妓女在声色侍奉中，潜心选择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凭着自己的聪敏才智和风流蕴藉，博得对方欢心与同情，以帮助她们从良。有的在卖笑生涯中苦苦积攒钱财，一旦遇上如意男子，便千方百计脱籍从良，结为夫妇。
一些困顿的士子，经常能得到名妓的投资与支持。名妓遇到不利状况时，仗义疏财的亦是平日里光顾次数较多的名士。《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作者高配罗在其书中就表示：“中国古代文士与妓女之间的关系，最符合‘柏拉图恋爱’。他们之间的爱情，已上升到精神层面，远非普通的肉体关系。”
唐宋的妓女们不仅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素质普遍高出一般妇女。她们多能歌唱诗词，精通琴棋书画，令文人雅士侧目倾倒，成为了他们笔下的描写对象。有的妓女甚至还善诗能文，成为诗人词人。唐宋文坛，于是妓女在特殊环境中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团体，而她们不论是作为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还是创作的主体，这种特殊的畸形的文化可以称为“妓女文学”“青楼文化”。
妓女作词自唐五代开始，历经宋、元，至明代，出现了一个词人群体。这个群体共存词三百多首，与前代相比，在词人词作数量上均达到了高潮。据统计，《全宋词》中仅保留下了23名歌妓的23首词作（其中一首分隶属于两人名下）和5首残篇。实际数量则远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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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不许官员嫖妓的政策，使官员们对妓女把精神方面的满足看得重于纯肉欲的满足。除唱词外，有些妓女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能与官员们互动、切磋，她们还能作词，由于女人的特点与特殊的环境，她们的词多清丽、宛楚、缠绵，楚楚动人；有的甚至能对客挥毫，倚马可待。这样，就出现不少历史上的、文坛上的佳话，妓女文学也就这样自然地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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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筑子

一切文学作品之初，大多因描写男女之情始。人类亦是因爱情而产生的。然而诗、词一旦形成气候，就必然从爱情深入到社会的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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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朝大兴冶游之风
唐朝时，似乎并不限制官员狎昵妓女，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带着十名妓女夜游杭州西湖，还洋洋自得地赋诗纪念，一时传为佳话。宋朝龚明之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白居易）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宋朝），必以罪闻矣！”宋人说起这宗前朝风流往事，感慨道：“使在今日，必以罪闻矣！”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越过红线而被朝廷治罪。
从中不难发现两层意思，一是官员夜间召妓，在宋代是违法的，二是宋代妓女“侍寝”官员亦是不允许的。这就为官员与妓女之间设定了基本的规范：娱乐可以（歌舞佐酒），涉性免谈（不准“私侍枕席”）即可挟妓而不可狎妓（狎，亲昵而不庄重）。有了这样的规范，宋代妓女的人权胜于唐。我们知道，宋代继承了唐代的营妓制度，营妓，说白了就是俗称的慰安妇，通常认为她们是没有生命权的。比如在唐代，官员玩弄、强奸营妓甚至杀害营妓都可能不算违法，但在宋代，别说是杀害营妓了，官员就是和营妓发生关系都是犯罪，说明妓女的生命权是受到政府保护的。妓女与非官员的性关系则官府不干涉。
柳永因为寻花问柳成为著名的偶像词人，但他也因为这个爱好，而被仁宗两次从榜上抹去，第三次因为他改了名，才说他还是有几首好词，让他过关，搞到年近半百才混到一官半职。因为他还是老百姓，寻花问柳并没有被干涉，只是他的艳词太出名的原因。宋代禁止狎妓主要是针对官员的。
《西湖游览志余》说“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按照宋朝的政府的规定，官员敢狎妓（注意，狎妓不完全是嫖妓，含暧昧关系），即官员与妓女的过分亲昵之举，当时叫做“踰滥”，属于“赃私罪”。轻则打板子，重的直接免去官职，随着时间的推移，宋朝的皇帝的更换，禁娼的力度也更大了。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项立法，官员“若只因宴饮伎乐祗应，偶有踰滥，须经十年已上，后来不曾更犯罪，并与引见”。“偶有踰滥”，除了受责罚，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蛋了，须十年以上没有再犯，才有可能转官。
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只是限于法定节日的公宴；官员如果在非法定节日的宴席叫来（包括官妓与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罚的；还规定某些级别的官员不许参加有妓的官宴，“发运（官）、转运（官）、提刑（官）预妓乐宴会，徒二年”。
官府因担心滋生贪污腐败问题，对官员与艺妓的交往限制日增，《庆元条法事类》又增加限制“诸州主管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减”，就是说常平官这类州级官员不得列席县以下有妓参与的官宴，否则也要打八十大板；另一方面，也许是考虑到教化人民的问题，官府还禁止州府教授参加妓乐宴；而在具有教化意义的劝农仪式上，举办妓乐宴会的官员，按律处以一年流刑。
宋代对法官在宴乐方面受到的限制，又比一般官员更为严格。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宋人笔记《画墁录》称，“（仁宗朝）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神宗朝）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也就是说，宋仁宗朝嘉祐年间（1056～1063年）之前，其他官员还可以参加妓乐宴会，惟独提点刑狱的法官不允许。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赴妓乐”。
已经让官员们公款吃喝玩乐，岂能再来公款嫖娼，所以宋朝的法律严格规定“官员不得狎（亲昵而不庄重）妓”，因此官员如果和官妓有染是犯法的，也更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唐仲友做台州知府时，官妓严蕊因文才出众受其赏识，浙东常平使朱熹巡行台州，弹劾唐仲友，其中论及唐与严蕊风化之罪，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关押在台州和绍兴，施以鞭笞，逼其招供。
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杂坐而被贬黜，在当时的史书中记载了相关案例。《东轩笔录》收录的一则故事说：“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这三个官员仅仅召妓饮酒，便丢了官，而且处理迅速，白天赴宴，晚上就免职。
我收集了非常多的官员狎妓案例，此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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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禁令甚严，但官吏冶游风气，视唐更甚。只要不犯“狎”就可，因此大肆公款吃喝，招妓娱乐，甚至还有携妓春游的风气，连苏轼也不例外。“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食则懔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虽簿尉小官，悉令登车上马而去。”（《清波杂志》）“华宴簇名姝。雅歌长许佐投壶。无一日、不欢娱。”（赵才卿《燕归梁》）陆游的《成都行》就写出了“吴中狂士”“日斜驰遣迎名姝” 听歌醉饮、狂荡放浪的冶游生活：
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青丝金络白雪驹，日斜驰遣迎名姝。燕脂褪尽见玉肤，绿鬟半脱娇不梳。吴绫便面对客书，斜行小草密复疏。墨君秀润瘦不枯，风枝雨叶笔笔殊。月浸罗袜清夜徂，满身花影醉索扶。东来此欢堕空虚，坐悲新霜点鬓须。易求合浦千斛珠，难觅锦江双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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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领袖多无品
宋代的词和唐代的诗似有十分相似之处，从文人雅士到一般市井中人，几乎人人能够吟诵，而且这种文学在文人雅士与歌姬舞女中架起了一座桥梁，结成了一根纽带，而文人与妓女的关系更加密切。柳永，晏氏父子，秦观、苏轼、欧阳修、黄庭坚、姜夔、周必大等“无品文人”是宋妓女文学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直接写给妓女们演唱的词谱，创作的词大多都与妓女有关。

词产生于民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宋代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就公开鼓励大臣们“多买歌儿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竞相追求享乐的风气。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妓女的美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当三陪。
　　　 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生在这种环境之下的宋代文士,想不狎妓都难。
北宋的欧阳修、晏殊、晏几道、柳永、秦观都以写作情词称著。婉约词派中的所有作家只有极少数词人的极少数作品是写作夫妻之间的情感的。据不完全统计，只有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情词，完全是夫妻之情，而且是纯真、专一的的真情以外，苏轼写作了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铸写了一首《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这是宋代有名的两首悼亡词。还有陆游关于沈园和唐婉的悲情故事。综观宋代情词的创作，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婚外恋情。
　　　甚至豪放派的词人辛弃疾也写了许多描写婚外恋情的词作。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翻风雨），借惜花惜春而惜人。《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秦观也不是什么良家少年，在妓院一见美女也挥笔骚起来：“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雨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好一副意淫的傻笔书生模样。
　　　 俗话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到不如偷不到。婚外之情，刺激了宋词作者的欲望，提升了宋词的整体水平。
　　　关于古代妓女，我们不必道貌岸然装出一副伪君子的样式，哪个男人不喜欢歌颂杜十娘的《长相依》，又有哪个男人不为李香君的形象，想把自己变成侯朝忠，还有哪个男人不想和李师师那样的女人睡一夜。在宋代，文士们把中国古汉语最华美的词汇都给了妓女，她们：明眸闪闪，风姿绰绰；鬓发玄髻，光可以鉴；皜齿朱唇，星眼晕眉；香腮莹腻，体态轻盈；粉妆玉琢，灼烁芳香；被服杂错，巾鲜明；靥辅巧笑，神飞倾城；娇态千变，万种风情；爽歌凝云，谈论双频；扶肩昵语，悄唱低吟……
　　　　　　宋徽宗赵佶天生就是嫖客，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被他嫖过，据说有时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宫中据为己有。在赵佶光荣的嫖客生涯中，李师师是极其重要的篇章。
　　　宋代的词人们没有未曾接触过妓女的。一方面他们平时消遣就离不开歌妓舞女，或者家里养一批，或者撮饭饮酒叫一批。另一方面，当时的“冶游”风气也极大地促进了两种人之间的交流。
　　　何谓“冶游”？其本意是指男女外出游乐。“冶游”这个概念也离不开“狎妓”这一重要活动内容了。到了宋代，士人们生活上精神上压力都比较小，所以，不待朝廷招呼，词人们自己就经常外出嫖宿赋诗了。据说宋朝初年有人看不惯，跑到宋真宗那里去打小报告，结果大内一合计：这是好事情啊！这正说明我们满眼“太平气象”么！于是“冶游”风气愈演愈烈。
　　　有人统计过，宋代的“冶游”方式多种多样，有正式场合携妓献艺的，有挟妓游湖的，有招厨传（也就是饭馆子）歌妓佐欢的，还有干脆去“烟花巷陌”拥香作词的，当然还有在家宴上用歌妓来摆谱的。更滑稽的是，宋代还有领着妓女拜谒高僧（事见《冷斋夜话》）的！
　　　《避暑录话》说：“欧阳文忠知扬州，建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每暑时，辄携客往游，遣人至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宋裨类钞》云：“欧阳修间居汝阴时，二妓甚颖，而文公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有诗留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可见，他对妓女是多么眷恋。
　　　苏轼在这方面也丝毫不亚于欧阳修。《挥尘录》说：“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骑过，实一时盛事也。”
　　　 他们的不少旖妮艳丽的诗词，都是在这种狎妓生活中写出来的。
     当写到白石这部分时，我都不忍心称其为嫖客，姜夔的感情是十分不幸的，想起来令人伤怀不已。他年轻行游两淮时，在合肥认识了歌妓姐妹两人。这两个歌妓色艺兼备，而且很能与白石知心。姜夔对她们可以说是一见倾心，交往了很久，一度曾打算同时迎娶姐妹两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他与陆游的还不同。“旧游在否？想如今，翠凋红落。”一种寂然从心灵深处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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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有才技的妓女与意淫的文人们是造就了词言情的主要原因。
其次诗词的结构与格律诗大不一样，造成了词与格律诗不同功能。
格律诗整齐，节奏铿镪顿挫，而且是吟诵，适宜言情。
词长短句委婉曲折；歌唱方便抒情；词的韵的选择比格律诗严多了（今人对此已不甚了了）为什么呢，就是韵能传情，所以真正要写好词，非得选韵过关不可，否则只是学到皮毛而已；词的对仗也与格律诗大不同，位置灵活、数量灵活，为什么这样？帮助抒情。
以上原因就造成了诗言志词言情的结果。而且这种情况是不可逆转的。哪怕是豪放词的言志，也是用情裹着志的。所以今人用词来写事写景都可以，因为都有情托着，专门写志的，我真的没有看到一首过硬的

刚刚

以上是在我的一本30万字的资料著作中东摘一点西摘一点，可供大家参考

刚刚

金筑子 发表于 2022-12-8 11:24
一切文学作品之初，大多因描写男女之情始。人类亦是因爱情而产生的。然而诗、词一旦形成气候，就必然从爱情 ...

是的。由合而分，就形成绝然不同功能的文体。用赋去写情爱，有几篇成功的？用打油诗去写真挚的爱情，能成功吗？

潭州雨梦

无品之说，以今度古也。马克思即无品，现今“贪腐”之辈，百无一非。此法权所致也。主席说得好：资产阶级法权就在共产党内。

刚刚

潭州雨梦 发表于 2022-12-9 07:58
无品之说，以今度古也。马克思即无品，现今“贪腐”之辈，百无一非。此法权所致也。主席说得好：资产阶级法 ...

金钱与法权结婚，生出的后代就是贪腐与无品。古今一样

瑞丰堂

闲闲不敢乱弹诗，一抹朱砂向艳词。
百褶布中寻过往，人来人去两由之。

刚刚

瑞丰堂 发表于 2022-12-12 08:19
闲闲不敢乱弹诗，一抹朱砂向艳词。
百褶布中寻过往，人来人去两由之。

好一个“百褶布中寻过往，人来人去两由之”，你可千万别去“寻过往”更莫任“由之”

陈毅忠

这文章不错，材料详实，可一窥宋朝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