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油诗的讽刺幽默功能及意义

古琴

       论打油诗的讽刺幽默功能及意义


       在中国古今诗歌中，长期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文体打油诗。打油诗是一种雅俗共赏和雅俗共用的文体，通常是讽刺和幽默的民间艺术，即凡人的生存智慧艺术，甚至可以说是笑的艺术。充分显示出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的睿智与幽默。打油诗是历代中国官方主流诗歌重要的补充形式，也是中国民间诗歌中颇有艺术特性及艺术价值的抒情艺术，是中国古今文化中长期客观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打油诗这一文化现象呈现出中国文人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独裁式压迫，寻求个性解放和释放天生情感的凡人生存方式。打油诗是中国长期过于权威性的“大一统”型诗歌、政治、文化的产物，是对融入日常生活中过分强大的意识形态的调侃式反拨及智慧性对抗。
       打油诗的存在也呈现出中国文人的具有真实的凡人形态的生存方式，是中国主流文化以外的带有强烈的民间性的大众文化的生存形态的艺术体现。如果说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存方式，那么，通过正统主流诗歌，可以想象出中国文人在群体社会中牺牲个体品质和真实情感的非主体无自由的“社会人”的生存方式；通过打油诗，可以看到中国文人具有个体真实的“自然人”的一面。如果要泾渭分明地将中国的诗歌分为大众诗歌和文人诗歌，或将艺术分为贵族的艺术和平民的艺术，那么，打油诗正是两者对抗与和解的产物，既在平民的民歌中明显存在，也在贵族的文人诗歌中悄然存在。打油诗的历史源远流长，具有独特的文体特征及文体功能。
       打油诗的讽刺幽默功能与讽刺类型
       讽刺是个体在群体社会中处理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的关系的生存方式，当个体之间心有不满却无法用暴力等极端方法发泄时，他可能用言语去打击对方，这种言语就是讽刺性语言。当个体生命受到群体社会的压迫而无力用暴力行动反抗时，他可能通过发“牢骚”式的讽刺方式来缓解压力，也需要讽刺的语言。讽刺诗便是人类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抒情艺术。这是打油诗被人喜爱的重要原因。虽然《论语·阳货》声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即“怨刺上政”。《诗经》中也有《硕鼠》、《桑柔》、《民劳》等讽刺诗。但是正统诗歌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和犯而不校，追求“思无邪”和“立于礼”，要求讽刺和感情流露都不能超出“礼”的范围。打油诗却能弥补正统诗歌在讽刺上的不足，在很多人心中，打油诗的主要抒情目的就是讽刺。“人在写讽刺作品时定下了两个目的，其中一个没有另一个那么崇高，这就是视讽刺为作家的个人满足与快乐……另一个目的是一种关心公益的精神，它促使杰出人物尽其所能去修补社会的缺陷。”[1]打油诗的讽刺目的也是怨刺社会和自娱，特别是在民间被文人们作为相互取乐或者自娱的艺术，娱乐价值是打油诗的重要价值之一。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打油诗，更多是为了“好玩”才产生的。“娱乐本身并不属于价值的范围。它既包括了消遣又包括了迫切的精神需求的满足，然而，无论重要与否，它总是心灵的产物。怀特海曾为娱乐下过一个定义：‘人们自由地从事的活动。’每个人的雅与俗可以根据他的消遣活动来衡量（乔治·梅里德斯George Meredith认为德国人太粗俗，不会欣赏悲剧。）但是每个人的精力和情感力量却表现在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中——人们也许会以艰深而严肃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娱乐，而不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就如那些人们只有在学校中才肯阅读的巨著，或人们为了教养而应当光顾的音乐会和戏剧一样。）莎士比亚的悲剧是为娱乐性剧场写作的，在这里人们不是为了寻求消遣而是为了寻求艺术陶冶，观看绝妙戏剧而来的。”因此在打油诗中，重娱乐的幽默与重实用的讽刺常常是相互依存的。
       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是人类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打油诗常常是一种妙语，特别是在文人相互用诗相戏的活动中产生的打油诗，既是诗人幽默智慧的显示，更是语言智能的体现。 “弗洛伊德指出，当妙语没有隐藏的含义时就没有恶意。它之所以令人愉快原因仅在于技巧。不过他强调，妙语具有这种倾向，它允许表现那些在其他场合要受到压制的情感和思想，比如怀有敌意的玩笑与猥亵的玩笑。……弗洛伊德试图表明玩笑的主要目的是为被阻碍了的动机探求或寻找一个发泄机会，就和梦的目的一样。玩笑允许解除抑制、释放一些受到压抑的能量。”[10]尽管才子文人的打油诗中含有较多“谐”的成分，讽刺中带有幽默，自嘲中带有玩笑。但是这种自嘲常常是为了自我麻醉，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这种笑常常是自欺欺人的“苦笑”，其中也有自得其乐的效果。
       很多嘲人的打油诗都并非是恶意的嘲讽，都带有同情怜悯之心。“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感觉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不仅打动一时乐趣，也是沉闷世界中一种解放束缚的力量。现实世界好比一池死水，可笑的事情好比偶然皴皱起的微波,谐笑就是对于这种微波的欣赏。不过可笑引起的惋惜究竟是丑拙鄙陋乖讹，是人生中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惜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感。许多谐歌都以喜剧的外貌写悲剧的事情，例如徐州民歌：乡里老，背稻草，跑上街，买荤菜。荤菜买多少？放在眼前找不到！这是讥嘲呢？还是怜悯？读这种歌真不免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可以说，凡是谐都有‘啼笑皆非’的意味。谐有这些模棱两可性，所以从古到今，都叫做‘滑稽’。滑稽是一种盛酒器，酒从一边流出来，又向另一边转注进去，可以终日不竭，酒在‘滑稽’里进出也是模梭两可的，所以‘滑稽’喻‘谐’，非常恰当。谐是模梭两可的，所以诗在有谐趣时，欢欣与哀怨往往并行不悖，诗人的本领就在能谐，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谐是人类拿来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哀与困难的一种清泻剂。”[11]
       二十世纪是白话诗的时代，现代汉诗完全打破了旧诗的格律形式，但是，很多文人如胡适一样爱用不严格的旧诗格律作打油诗来自嘲或者唱和。如果说睿智与幽默是近代艺术的一大境界，那么，二十世纪的文人打油诗很多都显示出这样的境界。有的还比白话自由诗更广为流传。如现代的鲁迅1932年10月12日在书赠刘亚子的《自嘲》诗条幅上写道：“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指正鲁迅”，这首鲁迅自称的“打油”诗《自嘲》几乎是鲁迅最广为流传，特别是最受文人喜欢的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避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又如当代的启功66岁时将传统的《三字经》的严肃诗体故意俗化写的《自撰墓志铭》被很多文人学者津津乐道。全诗如下：“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由于粉饰太平的矫饰文风盛行，中国历代文人大多不愿让外界知道自己通过以诗自嘲的方式宣泄苦闷及对社会的不满之情，因为“暴露”自己的“隐私”会损害自己的公众形象。因此，出自文人之手，采用匿名方式，辛辣地讽刺文人的打油诗在民间广为流传，有些讽刺读书人的打油诗是平民所作。有一首描写读书人屡试不第之苦的打油诗：“一二三四五，忽闻谯楼鼓。妾在房中坐，郎在场上苦。”这是借一位可怜夫婿觅封侯的妇人之口吟出的。还有一位妇人见其夫雪夜上厕所久去未归，便前去探视，听书夫子丈夫正为作诗所累，已出两句：“雪月满山坡，今宵怎奈何？”其妻见夫久不得韵，其状可怜，便愤怒大叫：“风吹屁股冷，留点明天屙。”这首打油诗确实幽默得有些庸俗，人见人笑，但在笑中又不觉为古代文人受以诗取仕的科举制度所累而悲哀。清代出现了大量嘲讽科举制度的打油诗，有讽刺因为应童子试中的院试而易容改面者的：“老大离家少小回，乡音未改嘴毛摧。老妻相见不相识，笑问儿从何处归？”有讽刺已冠者为了避难就易乔装打扮混入未冠者中应试者的：“县试归来日已稀，老妻扶杖下楼梯。牵衣附耳高声问，未冠今朝出何题？”……这种打油诗表面粗俗实则发人深省，比一些“玩深沉”的文人讽刺科举制度的诗更富有艺术感染力，也更深刻。
       德莱登在《论讽刺》中结论：“骂人为无赖与恶棍是何等容易，而且又措辞巧妙！但将一个人表现得像一个傻瓜，一头蠢驴，或一个歹徒，而又不用这些骂人的称呼，又是何等的困难。”[12]创作以讽刺目的，又有幽默的打油诗的难度并不逊色于创作有稽可考的正统诗歌。作者把人逗笑不容易，再完成寓教于乐的讽刺目的更难，以贵族化的诗来达到大众化的幽默难上难。诗通常是正统的艺术，虽与幽默有缘，却需将高级的幽默与高度的严肃合为一体，稍有不慎，便会流于浅薄粗俗。如果用诗表现源于人的本性的、在正人君子眼中是低级趣味的幽默，如小丑式的俏皮打诨、流氓式的本能宣泄、俗人式的谑浪笑傲……诗便有辱诗名。特别是在强调人品与文品高度统一的中国更是困难。打油诗中的幽默大多是凡人趣味的幽默，不受清规戒律的限制，少有文人诗歌刻意追求的耐人寻味、深刻隽永的幽默，多的是被礼义之邦的主流伦理道德观视为粗俗甚至下流的幽默。为了能够在种种限制中表现出来，需要更高明的语言技巧，不能如今日“厕所文学”中的一些打油诗，只是以“性”取悦人，因此机智幽默的难度更大。所以如果说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是人类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内容比诗粗俗的打油诗更不例外。
       和正统诗歌相比，打油诗是一种“自由”抒情的艺术，可以随心所欲地宣泄被压抑的情感。在中国正统诗歌中，爱情诗少，直言不讳地描写性爱的诗更少，打油诗便对此作了适当的补充，出现了很多包含“性”的作品，作者常常把性作为“人之本性”不作多少掩饰，却并非如民间歌谣写性爱时那样无所顾忌、浅白直露。中国长期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国度，处处视性为大敌，打油诗便常以幽默调侃的方式谈性，来宣泄被长期压抑的本能情感。因为国人在实际人生中受灭人欲的传统伦理的束缚，出现较严重的性压抑，性心理和性生理都因为饥渴过度而不太健康，有的甚至变态。其中以为了追求功名和维护礼教的文人最甚。写色情的打油诗正好可以刺激和满足人的性欲，缓解性压抑，所以“性”文学在封建礼教日渐谨严，人的性自由越来越少的唐宋以后反而潜滋暗长，大受欢迎。与性有关的作品，特别是民间歌谣、对联、故事更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诗词都强调贵雅正不流俗，即使诗词中有艳语，也要有品格，不能轻佻猥亵。正统文人不敢明正言顺地写与性有关的艳情诗词，更不敢直写实写。但是暗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地虚写者却较多，甚至比文人写其他题材的诗歌还“隐”。民间打油诗写到性时也爱用隐语，如《雨不淋花花不红》：“郎是天上小青龙，妹是地下花一蓬。龙不拢身雨不下，雨不淋花花不红。”中国是谈性色变而人的性心理普遍不健康的国度，性压抑的宣泄渠道极少，因此以隐语幽默地写性是打油诗的一大特色，这类诗歌也特别多，如色情文学能够在高压下经久不衰一样，打油诗的“色情性”也是它受到大众喜爱，生命力旺盛的重要原因。写性的打油诗的创作心理机制跟含有性意味的玩笑十分相似，都是出于对伦理道德产生的禁忌的反抗，是作者利比多过剩，宣泄被压抑的性欲的手段，甚至可以说是作者“意淫”的一种语言方式或者艺术方式。“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一个玩笑并非是要传授新的知识。它在明显想把听者逗笑的目的下面隐藏着一个特殊目的：企图满足那些平常被压抑或被禁止的倾向。玩笑是一种意欲得到满足，或是假装的满足——至少，它是一种部分的或者替代性的满足——它通过特殊的认识机制来获得这种满足。这些机制表现为说俏皮话，就象梦的活动一样它把玩笑的内容转变为更加可接受的方式；不过在玩笑中无论是所存在的抑制还是所得到的满足都不象在梦里那么明显。从玩笑中得到满足是由于允许把被禁止的内容讲出来，并随之得到兴奋与放松的情绪感受。有些倾向是要靠俏皮话来寻求满足的。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性本能的倾向。开玩笑的时候可以公开坦白性的冲动、性的暴露以及性的行为。与性有关的玩笑特别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性冲动由于社会的约束而受到了抑制。不过，由于这种约束在玩笑里是很弱的，因此有关性的玩笑在很多情况下也是要受到禁止的。这类玩笑当然不是都能够在公开场合下讲出来。”[13]色情打油诗也和色情玩笑一样，难登大雅之堂，只在民间暗中流传。
       但是，性本能等本能情欲、情感的宣泄并不是打油诗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讽刺与幽默。因此，严格地说，打油诗不是平民的色情艺术，也不是贵族的抒情艺术，而是平民的讽刺艺术和幽默艺术。“‘笑与幽默由于‘有益于身体’而应受到欢迎。它们能恢复平衡、稳定血压、为血液补充氧、按摩维持生命的器官、刺激循环、促进消化、放松肌体，产生良好的感受。’”[14]中国古代文人也意识到“笑”在诗歌创作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欧阳修认识到诗的奇趣带来的笑声有助于人的生活，提高日常生活的质量，正是诗的一大功能：“资谈笑，助诙谐，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15]又如历史上最大的打油诗收集者之一,编过《笑府》、《广笑府》及《古今笑》的冯梦龙那样重视诗的娱乐功能：“夫为诗而助人之谐戏，此诗便是天地间一种少不得语！”[16]
       无论是文人打油诗还是平民打油诗，总是通过幽默，使人的心智更健全，使人的生活更愉快，起安慰生活的作用；通过讽刺，使社会更完美，起改造社会的作用。正如伊恩·杰克所言：“讽刺源于批评的本能，它是变成了艺术的批评。”[17]讽刺作家或诗人的任务是识别并谴责他视之为邪恶的行为与人。约翰生博士定义为“批评邪恶与愚蠢的诗”。[18]笛福认为“讽刺的真正目的在于对恶习的修正”。[19]斯威夫特在《书战》的序言中结论：“讽刺是这样一面镜子，窥镜者总是从中照见他本人以外的众生的面孔，此即是讽刺在世界上大受欢迎的主要理由，而且也是极少有人迁怒于它的原因所在。”[20]约翰生博士认为：“正当的讽刺以其批评的普遍性而有别于旨在攻击某个特定的人的讽刺。”[21]讽刺作家是在完成一项有利于社会又有益于道德的工作。通过讽刺达到劝戒目的的打油诗众多，有的是攻击某个特定的人的讽刺，也有很多是以其批评的普遍性而修补社会的缺陷的讽刺。
       创作嘲人和嘲己打油诗常常是一种选用诗歌方式进行的玩笑行为。除了色情打油诗外，主要还有讽刺敌人或对手的打油诗和指出对方弱点的打油诗。“另一类玩笑可能比有性内容的玩笑数量更多一些，那就是可称之为含有敌意的玩笑。这种玩笑要表达的是忿怒、敌意、轻蔑、诋毁的倾向。含敌意的玩笑如此之多并不奇怪，因为社会文明需要抑制敌意就象需要抑制性欲那样。玩笑并不是直接攻击所敌视的对象而是使用俏皮话。”[22]“在第三类重要的（尽管数量要少一些的）玩笑里所表现出的倾向是，坦率地指出人们所存在的弱点。这些弱点确实不得不承认但又想加以辩护。这类倾向尽管正当，但由于社会文明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通常也不得不加以抑制。”[23]这类打油诗如同玩笑一样，也常常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禁忌的背叛。“玩笑是为了满足这些受到禁止的倾向。但这并不排除同时也存在着其他动机。有些是半意识到的，有些是完全意识到的。……玩笑中的主要人物就是我们之中的某一位。我们笑他也就是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无法避免人类的局限性。……除了我提到的所有这些动机与倾向之外，俏皮话还有一些完全（或几乎完全）有意识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就是单纯为了快乐。一个笑话除了使我们获得别的方面的满足，我们还享受到大笑和微笑的乐趣。”[24]“在探讨玩笑的各种倾向或动机时，可以看出除了给人乐趣之外它还明显地传达出一种信息。由于执行着这种双重任务，这就使它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表现。”[25]阿瑞提对妙语和笑语的动机与价值的研究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打油诗产生的心理机制和文体功能。
       打油诗的普及性大众化是“街谈巷议之言”的市井小说都无法达到的。在民间，以打油诗和解、劝诫、赠答、饮酒、圆梦、息讼、祭吊、抒怀的事例举不胜举。如一首《戒好讼诗》：“些小争执莫若休，不经府县不经州。费钱吃打陪茶酒，赢了猫儿输了牛。”还有一首《戒争地诗》：“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不仅曾被视为中国人“第一本人生教科书”的《增广》采用了打油诗体，借助通俗的口语和晓畅的节奏，写成明白易懂、琅琅上口、易读易记的“长打油诗”。而且今日民间的很多教化作品也采用了打油诗的语言方式，如《新三字经》。在极具教化职能的儿歌童谣中也有大量打油诗，如《耗子上灯台》。僧侣传教也采用了打油诗体。在唐代寺庙中兴起了俗讲，如中唐禅林名匠庞居士参禅悟道，一日忽云：“难！难！十石油麻树上摊。”庞婆接声云：“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女公子灵照云：“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26]虽然隽永有味，却让人一目了然。在俗讲中，还形成了和打油诗相似的“俳谐诗”。宗教中很多诗、偈，都出语平淡、浅显，形同打油诗。隐于民间的才子文人更是以打油诗作为劝戒诗的主要体裁，如明代唐寅作过《警世诗》和《一世歌》：“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严霜与烦恼。……”受其影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作了《好了歌》：“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清代徐大椿作过劝孝歌、劝葬亲、戒争产、戒酒歌、戒赌博等具有打油诗性质的散曲，如《戒赌博》：“不论亲朋骨肉，心心要图他财帛。不论富贫良贱，念念要夺彼田园。……”
       由于打油诗具有幽默讽刺功能，它在抒情技巧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现代汉诗历史上出现的刘大白的民歌体诗、冯玉祥的“丘八诗”、马凡陀的山歌、陶行知的劝学诗、“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的讽刺诗、80年代石河、梁谢成、余薇野等人创作的讽刺诗，都与“打油诗”休戚相关。这些讽刺诗大多如同《诗经》中的刺诗，主要内容是“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维以告哀”、“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式的针砭时弊之作，与政治紧密相关，有的完全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可以命名为“政治打油诗”。今日体现民情的打油诗仍然很多，如讽刺不合理干部制度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27]又如：“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一等爸爸无牵挂，二等爸爸打电话，三等爸爸跳上跳下，四等爸爸在家挨骂。”……这些打油诗比登上大雅之堂的文人讽刺诗更有力量，更幽默，更耐人寻味，更受大众欢迎。今日无论是文人或者平民，很多人都能背上几首这样的针砭时弊的打油诗。
      打油诗促进了中国诗歌的世俗化
      由此可见，以幽默讽刺为目的的打油诗是对“诗可以怨”的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和修正，进一步完善了诗的“怨”的功能，拓展了“怨”的抒情范围，打破了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以及“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争论，神人以和”（《尚书·尧典》）的抒情传统，把诗从神的艺术以及贵族的艺术转变为文人和平民都喜闻乐见的大众的艺术，打破了汉诗（包括古代汉诗和现代汉诗）的高度严肃性，使诗由言志的净化心理的理想艺术转变成了笑的现实艺术，加速了诗的普及，使神州真正成为诗的国度，甚至出现古今皆有的“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奇特现象，因为不识字者也能够作打油诗。
       打油诗的文体功能除了冲破了汉诗高度严肃的内容“专横”以外，还冲破了汉诗的形式的“专横”。打油诗有助于释放人和文体受压抑的潜能。它既能把人的思想和情感从现实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压抑和传统伦理，尤其是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本能情感或者肉身享乐）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也能够把文体从传统的主流文体和现实的正统文体的垄断性压迫中解放出来。由于诗是人类最早产生的语言艺术，一直被视为最高的语言艺术，在中西方，韵文都比散文等其他文体高贵。在诗国中国更是如此，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之间长期存在着高雅和卑俗、伟大和渺小之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长期强烈对抗。非诗文体元曲及明清小说都被视为俗文学，只有诗被称为雅文学，在中国一切艺术甚至政治社会生活都带有诗化的痕迹，如官方以诗取仕和民间以诗择亲，又如二十世纪以叙事为主的新文体散文诗传播进中国后，竟出现了绝大多数人认为“散文诗是诗而不是散文”的流行论点，很多人都是把散文诗当诗写，形成了具有中国艺术的诗化特色的诗情浓郁的散文诗抒情风格。在具体的文体中间，如诗歌中，文体之间也有明显的等级之分，如格律体在古近代汉诗中居于垄断地位，是绝对的主流正统诗体。在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诗中，白话自由体现代汉诗一统现当代诗坛，旧体诗不被写入现当代文学史。即使在当代，也还出现文体的优劣观念，如外来的诗体十四行诗，被视为高雅诗体，民间的一些诗体，如信天游、花儿一类，被认为是低级诗体，常常不被正统诗歌接纳，一些诗人写这些诗时也有自卑感。文体的霸权及优越感和非正统文体的受压迫及自卑感无论是在一种大的文类或者文类中的具体文体中都是客观存在的。
       文体自身具有冲破这种霸权的政治潜能，追求体裁之间的平等，如等级社会中的人一样渴望自由平等。打油诗的文体功能正是可以使文体的政治潜能发挥作用，使汉诗出现文体解放，更好地进入民间，成为雅俗共赏、共用的文体。以二十世纪初声势浩大的“白话诗”为例，在冲破古典汉诗的“形式专横”诗体大革命中，“打油体”功不可抹。除了周作人、刘半农等很多立志诗体改革的诗人学者大力搜集打油诗外，还有很多诗人从事打油诗创作，利用打油诗的语言与诗体都“通俗”，又适合讽刺的文体功能，写了很多平民百姓喜欢的白话诗。如刘大白的《卖布谣》（一）：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卖布，有饭下肚。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弟弟裤破，没布补裤。嫂嫂织布，哥哥卖布。是谁买布，前村财主。……”诗的写作时间地点是1920年5月31日杭州。那时正是白话诗运动由破坏变向重建的特殊时期。刘半农的《题小蕙周岁日造象》写得更早，时间是1917年，是新诗中最早的打油诗之一：“你饿了便啼，饱了便嬉，／倦了便眠，冷了索衣。……”[28] 刘大白写于1922年1月18日，地点同样是在杭州的《雪门槛》更是有打油诗的文体特征：“雪门槛，雪门槛，车轮碾过突突颤；车轮辗，车夫叹，车重如山拉不转；车轮生角地生棱，棱角重重走不成。走不成，车客怨，“快拉”“快拉”连声喊；车客连声喊，车夫满身汗。车子到门客落车，北风鼓得空车满；热汗吹成冷汗流，车轮不颤车夫颤。刘大白曾评价自己的诗：“我底诗用笔太重，爱说尽，少含蓄。”[29]这里的含蓄标准是文人标准，“少含蓄”正是民间打油诗的特点，即“通俗”之意。因此，即使到了现代汉诗已经有了八十多年历史的八十年代，打油诗仍然“少含蓄”。即使是专业诗人写的打油诗也通俗易懂。如张维芳写的《吹——某些假劣商品广告自白》：“谁说乌鸦不是凤，谁说蚯蚓不是龙，谁说蘑菇非灵蓄芝，谁说酸梅不是杏？有道无孕能生娃，华佗今世来接生，跛子骑马能追云，豁嘴含花俏面容！ 广告本就是‘光告’，买与不买自个儿定，上当受骗莫怪我，怨你没长神眼睛！”
      让象牙塔中的诗歌与贫民窟中的诗歌交融，特别是上贵族的文人的诗歌世俗化和平民化，让诗“说人话”和“人在说话”，是中国真正的民间诗人，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众多才子诗人的强烈愿望。举子诗人因为公共生活的道德礼仪的束缚，不得不过着面具化的生活，在个人私生活中也格外渴望生活的自由和诗歌创作的自由。这一愿望消解了贵族／平民、官方／民间、主流／非主流、名门正派／歪门邪道、群体／个体、法则／自由、雅／俗等矛盾体的巨大对抗，使一些新诗体应运而生。如含有较多打油诗的散曲，便是贵族化诗歌“媚俗”地走向平民，平民化歌谣“媚雅”地取悦于文人贵族的典型诗体。它继承了宋词的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和字有定声的音乐美和建筑美，却淡化了宋词的深微与典雅；也吸收了民间歌谣的语言朴实明快、情感真实自然等优点，却改变了民歌语言的粗陋和内容的卑俗。这样的结果与它的作者身为文人却生在民间相关，如关汉卿、马致远、柳永、乔吉、郑板桥、徐大椿等人，他们不想太雅，更不可能太俗。他们正是创作打油诗的主力。
       在西方，因为道路平坦，类似中国打油诗的文体早就自成一体并形成风格，如讽刺诗，在讽刺的类型、形式、语气等多方面都独具特色，不仅形成讽中生怨、怨中有怒、怒中有争、爱憎分明的讽刺风格，还出现了蒲柏、德莱登等专门的文人讽刺诗人。也形成了同狂欢节民间文艺有着深刻联系的，具有狂欢节所特有的对认识世界的感受的，能够造成戏谑的气氛的庄谐体。如“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的讽刺”两种体裁。中国虽然有自称写了150多首讽喻诗的白居易，他却不是以讽刺诗人传世的，中国文人讽刺诗的讽刺程度远远不如西方，民间讽刺诗虽然大胆无情，文体却较粗糙稚嫩。健康的讽刺诗应该有嘲世、嘲人和嘲己三种类型，由于中国政治生态的恶劣，甚至“文字狱”此起彼伏，嘲世的诗容易惹事生非，明哲保身成为国人，特别是文人重要的生存方式，中国讽刺诗的嘲世风格常常受到压抑，有相嘲与自嘲两种类型的打油诗成了中国讽刺诗的主要形态，讽刺和幽默成打油诗最重要的文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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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油诗是一种雅俗共赏和雅俗共用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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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化现象呈现出中国文人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独裁式压迫，寻求个性解放和释放天生情感的凡人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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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诗便是人类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抒情艺术。这是打油诗被人喜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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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指出，当妙语没有隐藏的含义时就没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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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通常是正统的艺术，虽与幽默有缘，却需将高级的幽默与高度的严肃合为一体，稍有不慎，便会流于浅薄粗俗。如果用诗表现源于人的本性的、在正人君子眼中是低级趣味的幽默，如小丑式的俏皮打诨、流氓式的本能宣泄、俗人式的谑浪笑傲……诗便有辱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