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兴盛的方方面面 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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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与唐朝官场有三点不同。一是唐朝官员嫖娼无人管，宋朝则明文规定官员不准狎妓。二是宋朝官场公宴与冶游远超唐朝。三是唐人五代文人的艳词多是写给贵族小姐的，属于闺阁词，艳而不淫，宋朝文人的艳词大多都是针对风尘女子的，既艳也藏淫。

                      一、禁狎妓

    唐朝时，似乎并不限制官员狎昵妓女，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带着十名妓女夜游杭州西湖，还洋洋自得地赋诗纪念，一时传为佳话。宋朝龚明之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白居易）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宋朝），必以罪闻矣！”宋人说起这宗前朝风流往事，感慨道：“使在今日，必以罪闻矣！”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而被朝廷治罪。

    从中不难发现两层意思，一是官员夜间召妓，在宋代是违法的，二是宋代妓女“侍寝”官员亦是不允许的。这就为官员与妓女之间设定了基本的规范：娱乐可以（歌舞佐酒），涉性免谈（不准“私侍枕席”）。有了这样的规范，宋代妓女的人权胜于唐。我们知道，宋代继承了唐代的营妓制度，营妓，说白了就是俗称的慰安妇，通常认为她们是没有生命权的。比如在唐代，官员玩弄、强奸营妓甚至杀害营妓都可能不算违法，但在宋代，别说是杀害营妓了，官员就是和营妓发生关系都是犯罪，说明妓女的生命权是受到政府保护的。

    柳永因为寻花问柳成为著名的偶像词人，但他也因为这个爱好，而被仁宗两次从榜上抹去，第三次因为他改了名，才说他还是有几首好词，让他过关，搞到年近半百才混到一官半职。因为他还是老百姓，寻花问柳并没有被干涉，宋代禁止狎妓主要是针对官员的。

    《西湖游览志余》说“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按照宋朝的政府的规定，官员敢狎妓（注意，狎妓不完全是嫖妓，含暧昧关系），官员与妓女的过分亲昵之举，当时叫做“踰滥”，属于“赃私罪”。轻则打板子，重的直接免去官职，随着时间的推移，宋朝的皇帝的更换，禁娼的力度也更大了。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项立法，官员“若只因宴饮伎乐祗应，偶有踰滥，须经十年已上，后来不曾更犯罪，并与引见”。“偶有踰滥”，除了受责罚，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蛋了，须十年以上没有再犯，才有可能转官。官员与官妓过分亲昵之举，当时叫做“踰滥”。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只是限于法定节日的公宴；官员如果在非法定节日的宴席叫来（包括官妓与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罚的；还规定有的官员不许参加官宴，“发运（官）、转运（官）、提刑（官）预妓乐宴会，徒二年”；官府因担心滋生贪污腐败问题，对官员与艺妓的交往限制日增，《庆元条法事类》又限制“诸州主管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减”，就是说这类官员参加有私妓作陪的私宴，也要打八十大板；另一方面，也许是考虑到教化人民的问题，官府还禁止州府教授参加妓乐宴；而在具有教化意义的劝农仪式上，举办妓乐宴会的官员，按律处以一年流刑。

    宋代法官在宴乐方面受到的限制，又比一般官员更为严格。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宋人笔记《画墁录》称，“（仁宗朝）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神宗朝）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也就是说，宋仁宗朝嘉祐年间（1056～1063年）之前，其他官员还可以参加妓乐宴会，惟独提点刑狱的法官不允许。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赴妓乐”。

    已经让官员们公款吃喝玩乐，岂能再来公款嫖娼，所以宋朝的法律严格规定“官员不得狎（亲昵而不庄重）妓”，因此官员如果和官妓有染是犯法的，也更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唐仲友做台州知府时，官妓严蕊因文才出众受其赏识，浙东常平使朱熹巡行台州，弹劾唐仲友，其中论及唐与严蕊风化之罪，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关押在台州和绍兴，施以鞭笞，逼其招供。

    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杂坐而被贬黜，在当时的史书中记载了相关案例。《东轩笔录》收录的一则故事说：“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这三个官员仅仅召妓饮酒，便丢了官，而且处理迅速，白天赴宴，晚上就免职。

   《宋会要辑稿》中有：七月二十八日，直华文阁、四川茶马赵纲，新知南雄州张萃并放罢。以臣僚言，纲亵狎官妓，掊克兵粮；萃夤缘得官，昏鄙不才。被免职。

   《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一判例，南宋时崇安知县因“日日宴饮，必至达旦，命妓淫狎，靡所不至”遭奏劾，最后被降为县主簿。

   《宋史》载：“蒋堂，字希鲁，常州宜兴人。擢进士第。后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或以为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苏州。”（卷二百九十八《蒋堂传》）

    “刘涣，字仲章，文质子也。涣顷官并州，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卷三百二十四《刘涣传》）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亦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

    《宋史》：“宋乔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孙也。乔年用父荫监市易，坐与娼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

    《宋史》：“向拱，字星民，怀州河内人。拱尹河南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妓纵酒为乐。府政废弛，群盗昼劫。太祖闻之怒，移镇安州。”

    权同判太常寺的王洙，因“坐赴进奏院赛神与女妓杂坐，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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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是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里官员可以随便。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这天是可以公然招妓的。当然狎妓嫖妓都大可放心（“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惟圣节一日，许赴州郡大排筵，于便寝别设留娼，徒用小乐，号呼达旦。或咏东野《三月晦》诗云：‘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宋艳》卷四）。

    虽有法在，有权者也照样例外。《宋季三朝政要》：贾似道占湖山之胜，作半阔堂，延羽流，塑己象其中。内殖贷利，蛊声色，宠妾叶氏本淑妃阁宫人，潘氏、倪氏妓也，取而有之。《东城杂记》：妓潘称心，为贾秋壑所狎。

    也有罚妓不罚官的。

    宋吴曾《能改斋词话》卷一“乐府尘土黄词”条：殿中侍御史刘公次庄中叟，元祐中罢官，寄居临江军之新淦，尝往来袁州。时有一倡，为郡官所据，太守怒之，逐出境外。中叟感其事而作乐府《尘土黄》，官妓因为与官员私通被罚逐出境外，官员却没有处罚。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杨诚斋帅某处，有教授狎一官妓，诚斋怒，黥妓之面，押往谢辞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为别，赋《眼儿媚》。”“诚斋得词，方知教授是文士，即举妓送之。”先是处罚官妓还押往学官处让他羞愧，可见杨万里是很想处罚学官的，但做不到，坐镇一省的大领导不能处置一个小小的学官，可知以此罪名处罚官员很难。其次结局可以看出，官妓的命运，全在于地方领导的一句话。

    欧阳修别看他文名昭著，却是个文人无品。钱惟演后人钱世昭《钱氏私志》记载：“欧阳文忠公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惟演，谥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之而不恤。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而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当为汝偿。’欧即席云《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饮，而令公库偿钗，戒欧当少戢。”两个人一起迟到，明摆着欧阳修就是跟这个官妓在偷偷厮混，大领导却也只能责难官妓，当然钱惟演比较宽容，并没有想要揭穿官妓的谎言，处分她，只是找欧阳修要了一首词。

    也有故意被隐瞒的，没被揭发的。

    据《客中闲集》的记载“赵阅道为铁面御史，乃悦一营妓，令老兵夜召之，又令促之”。此官够胆大，公然招妓，似乎什么事也没有。

   《后山话诗》记载“司马温公为定武从事，同幕私幸营妓，而公讳之。”背后有后台。司马光虽然洁身自好，却比朱熹、王安石宽容，居然隐瞒同僚嫖妓，心虽好，法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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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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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楼文章纯属个人看法，他人可参考，但不讨论。有看法不在本楼议论，他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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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朝妓女对词的发展的功勋
（一）、      唐宋的妓女制度
“娼”字在汉代以前一般均书为“倡”，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倡”字而无“娼”字。至于其意义，据许慎自注云：“倡，乐也”，显然，“倡”最早应是指音乐歌舞或从事相关工作的人。而“妓”字在《说文解字》里则被训为“妇人小物”，清人丁福保所编的《说文解字诂林》引《证疑》解释“妇人小物”为“妇人履下附着之物”，也就是指古代歌舞女子所穿舞鞋上的小装饰品或附属物。后来因为这些小东西在歌舞动作中颇为显眼，人们便用以指称此类歌舞女子。可见，中国早期的娼妓是与音乐歌舞密切相关的。
《青楼韵语•弁言》说：女闾三百，创于齐之管氏，为妓家之开山祖。
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是春秋时齐国国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即《战国策•东周策》中的“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据古籍记载，当时官府开设经营的卖淫业一是为了收税，“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魏书•龟兹传》)二是为了缓和社会上旷夫和工商市民的性饥渴。因为皇宫贵族、士大夫以及富豪乡绅均蓄养大量美女，因而造成了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
官妓发展到汉武帝时，又分立出一种营妓制度，即《万物原始》中说的“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也就是说，营妓是为军队官兵提供性服务的。但后世也有把在乐营中的妓女称为营妓的。确切地说，营妓是官妓的别称。
《唐书百官志》：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开元中，又置教坊于蓬莱殿侧，京都置左右教坊，以中官为教坊使。
又《教坊记》：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
又《北里志》：京中饮妓，籍属教坊，朝士宴集，须假诸曹牒行，然后能致，惟新进士设宴，便可牒追。此在管氏时，则为客妻，在唐时，则为官妓，要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这说明官妓管理制度很严格，官妓不是随便叫得来的，只有新进士设宴，才可以直接牒追，其余官员集会，都得申报。
吾闻羽琌氏之言曰：国家盛设教坊之初意，不专为内廷行乐计也，专制之代，英明之主有深意焉。辇榖之下，人才所萃，虑魁伟卓绝不世出之士之合群结侣，隐谋密议，将以诽谤国是，淆惑民心，为我行政上之一大障碍物也。得此，以柔靡其心性，磨冶其志气，斩锄其奇思秘计，使之颠倒沉酣，乐而忘返，醉生梦死于其中，是假手于燕赵佳丽、吴越妖冶，以为杀英雄之利器也，而士不之悟。此梦徵张氏所以有《青楼韵语》之辑也，张氏生当明代，政刑之酷，目击心怆，勋戚子女没入教坊，璇闺弱媛习礼明诗，往往汩其中而不能自拔，而炫其余才，以驰骛一世磊落嶔崎之士，故所辑明代为多，图以明之。而元亮氏复缀以《嫖经》，大书特书，如铸鼎以象奸，如燃犀以烛怪。意在青楼乎？抑不在青楼乎？处多讳之朝，不明言其所以然，而读者要可于言外会之，其与羽琌氏立言之旨，虽前后数百年，而如合一辙也。如曰表章艳才，掇拾绮语，等于导欲宣淫，陷人于惑溺之蹊，则孔子大圣不删郑卫，渊明高士不讳闲情，亦是谓之导欲宣淫乎？玄度子云：此书从讲道学中得来。余亦以为此书非真道学者不能读，若沉迷其中自命风流，误业为情，认苦为爱者，读之适以速其入阿鼻地狱耳，曾何足以语此。（《青楼韵语》序）
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唐朝沿袭了隋朝的教坊制度，风流皇帝唐玄宗更是扩大教坊机构，教坊艺人达到1140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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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朝为何能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妓女最昌盛的一个朝代?
唐宋时代妓女为什么繁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尤其唐玄宗设教坊、置梨园，统4万宫妓作乐以及和杨玉环风流韵事传遍朝野后，各级官员极为羡慕，纷纷仿效。地方上诸道、方镇、府司、州县军镇都设有官妓，每逢节日宴游，迎送官员，招待宾客，都要分配妓女前去歌舞陪侍。
社会背景。除了宋皇室的提倡、纵容以外，宋代狎妓成为雅事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宋廷提拔大量的文官进入高层，广开科举，结果从中央到地方，文人遍及整个朝堂。而为了满足这些文人的风雅之癖，结果官妓、私妓数量猛增。而青楼女子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样样皆修，往往能同文坛上的大腕谈诗作词，一时间，文人狎妓成为风雅之事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经济基础。不得不承认，两宋时期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这或许就是人常说的保暖思淫欲吧。据载“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志，不识干戈。”甚至在南宋时，这种独具特色的色情行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迁都临安后，中原沦陷了，可面临亡国的阴霾，却丝毫没能影响到这种享乐生活的节奏。
政治风气。生活腐化的官府行为，已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社会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已成为一种社会疬气。一些官府人员，不管是公款吃喝，还是私家宴请，都以点名妓撑门面为时髦。像宋代著名词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的柳永，就经常出入歌舞厅，过着听歌买笑的所谓浪漫生活。若是现在，人们肯定说他是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儿，或小街漂儿。而那个时候呢，反倒被人们传为美谈。
社会风气。官场风气必然影响到社会风气。社会风气越演愈烈，有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又导致、助长了人口买卖的加剧。宋代素有嫁女败家之说，因此出现了一个怪圈儿——花魁制度。花魁即是“女状元”，说白了就是妓女之花。花魁被民间评选出来以后，便会有很多仰慕她的粉丝。这样一来，人们纷纷效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好多父母也参与其中，他们养女儿是为了让自己的条件更优越一点儿，更“尊贵、荣耀”一点儿，即使当不了花魁，也要把女儿卖给官宦人家儿，或是卖到窑子里去。繁荣而“娼盛”，成了大宋光怪陆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宋时，汴京的妓女曾多达万名，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说过东京的鬻色户籍有万数之多，而北宋初年开封的人口却不到百万。
妓女地位不低。宋朝妓女们的地位是妓女历史中最高的。这也是妓女发达的原因。
她们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很高，包吃包住，有小费。倘有官府举办什么比赛之类的活动，这些妓女便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倾巢出动，站在彩楼之上，给单位装门面，必要时还要当啦啦队。观看的人不但不讥笑她们，反而大部分人家儿还以他们为荣。有道是笑贫不笑娼，这句话用在宋代再合适不过了。官妓们还有人权保障，只要自己坚定，可以卖艺不卖身，官员侵犯官妓是犯法的。于是官员与妓女形成一种奇怪的组合。官员和妓女，本来是社会地位悬殊的两种人，生活没有交集，但是，在宋朝，这两种人的关系曾经最为紧密。
根本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妓女制度“不专为内廷行乐计也”，而是朝廷“假手于燕赵佳丽、吴越妖冶，以为杀英雄之利器也”。妓女制度成为维稳的最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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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朝的官妓
大体来说，妓有艺妓和色妓之分，前者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如同今之文艺工作者，娱乐明星、网红；而后者主要出卖色相，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娼妓。
中国历史上的妓女分两大类，细分有五类。宫妓是皇宫中服务于皇帝的妓女，营妓是服务于军队军官和士兵的妓女，官妓是服务于各级地方官员的妓女，家妓是达官贵人家庭供养的服务于达官贵人的妓女，而民妓，就是人们平时说的妓女，即活跃于民间，性“服务”于社会的妓女。
宋时可以分为艺妓和色妓两大类，或分成官妓、私妓。也可分官妓家妓市妓（商伎）三种。还官妓为“伎”（靠技艺，卖艺不卖身，严格的说不卖身是对官员而言），市妓（商伎、私妓、色妓）为“娼”（靠卖身）。对不同层次的娼妓有着诸如“官妓”、“营妓”、“歌妓”、“札客”、“录事酒纠”等不同称谓，但这些娼妓都必须或多或少地从事音乐歌舞活动。
唯唐朝宫妓制度，宋代似没有。但宋徽宗累至李师师家冶游，(《李师师外传》、《宣和遗事》)宋理宗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东城杂记》)《梦梁录》说：“朝廷御宴，是教坊歌板色承应。”
《太平清话》说：“钱塘为宋行都，男女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当时思陵上太皇号。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棋为沈姑姑，‘演史’为宋氏强氏，‘说经’为陆妙静，陆妙慧，‘小说’为史亚美，‘队戏’为李端娘，‘影戏’为王润卿，皆宫中一时慧黠之选。”李师师的小唱，杨总惜的杂剧，张真奴的散乐等让她们获得“御前应制”，出入高门，令无数女伎艳羡不已。
宋朝皇室对女伎也是情有独钟，甚至于后来将女伎的伎艺作为妃嫔入选宫中的标准之一，这也说明宋室对女伎的态度一直是接受的。其中慈圣太后就是因为有一项独特技艺的歌姬，她会玩掷钱游戏，她掷出的钱可以盘旋很久，而且劲力过后，铜钱自立不倒，结果被聘入宫。试问以上所述情形，与唐代所谓“内人”、“官妓”、“前头人”有什么分别吗?总之，宋代娼妓制度，大半因袭于唐，因时代关系，更外踵事增华，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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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妓的分类
“官伎”与其他的“伎”有什么不同呢？官妓是古代供奉官员的妓女。官妓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乐妓，强调的是她们的乐舞技艺。
宋代官妓可以分为教坊妓、营妓、地方官妓三类。在京城的称为“官妓”，在军营的则称为“营妓”。
宋代的官妓制度和唐代又有些不同，从“官养”变成了“官营”，也就是乐妓市场化，官妓由乐营将管理，主要工作是为官府应酬。但这也不是严格的，官妓也会接待市井客人，甚至还卖酒，她们本身也是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
官妓为朝庭特别设定，有大户人家抄家后女眷入妓，也有自小培养入妓的。官妓都不是单有姿色，所有官妓为了迎合文官们的需要，都会诗书琴画等。
在宋代，想成为一名妓女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以官妓为例，被选为官妓者不仅要才艺色齐全，还要有情趣，懂风情，能和才子们吟诗作词，打情骂俏，进退有度。放到现代社会，这些女人肯定比明星还要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以为妓女都是卖肉的，现代社会许多人的道德和素质连妓女都不如。除了最底层的娼妓外，宋代的妓女大都是卖艺不卖身的，官员更不得胁迫官妓陪睡，同样，官妓侍寝官员也是违法的。官妓由唐朝的三陪（陪唱陪吃陪睡）小姐改成了两陪小姐。歌妓、乐伎是一种职业，包括官伎，名义上是“卖艺”的，而不是卖身的，这一点与现代所说的“妓女”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现代所说的“妓女”，与“技艺”已经毫无关系了，而是纯粹的“卖身”。卖艺不卖身，也就是所谓的清倌人。鸨母也时刻监督着，因为清倌人的第一次价值非凡，不会轻易出售罢了。也不可否认，在以“艺”为“伎”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免不了会有以“色”侍奉人的。官妓，在没有从良之前，官员别说迎娶，就是想和妓女过夜也是不允许的。宋朝的妓女不是给钱就能追到手的，还要对追求者进行才艺考核，得人家小姐看得上才行。
官妓与私奴妾婢一样，最高期限十年。到期必须无条件释放，而擅自杀害，杀伤奴隶是重罪。有宋300年，未能按照十年期限得到赦免的官奴，只有庆州兵变士兵及其眷属。但其之后所生育的子女都为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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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妓来源：
官妓是在官府注册过的妓女，有时会被称为“弟子”——暗指她们是有专长的人，而非奴隶。官妓必须无条件听从官府的差遣，在官宴上献艺、陪酒、应酬。
在北宋时期，官妓的来源之一来自被籍没的罪犯家属，南宋时因连坐没为官婢之法虽已逐渐革除，但女性因自身犯罪而被籍为妓者却并不少见，因此，籍没女犯为妓仍是宋代官妓的主要来源之一。
北宋时依然有籍罪人之孥为妓的情况，但与前朝相比，宋代已逐渐减少。宋末元初的方回谓:“近代无从坐没入官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掳则有之。”方回所谓近代应指南宋，而北方当指辽、金。所谓“近代法之不善者”为：“宦官进子，宫无罪之人；良人女犯奸三人以上，理为杂户，断脊杖送妓乐司收管。”所谓理为杂户送妓乐司收管，即将犯罪的女性没为官妓。
当然，收女犯为妓，法律还规定有其他前提，《名公书判清明集》曰：“又法：诸犯奸，许从夫捕。又法：诸妻犯奸，愿与不愿听离，从夫意，第三人以上方为杂户，或原来无夫，或夫不愿合，无可归宿之人，官司难于区处，方可为此。未闻非夫入词，而断以奸罪，非夫愿离，而强之他从，殊与法意不合。”由此可知，良家女被没官为妓有两个前提：一、犯奸三人以上;二、无夫或夫不愿合。
但在实际审理时，地方官的判决就随意多了，同书《因奸射射》案中，阿朱夫黄渐依附于陶岑“寺僧妙成与主人陶岑互相衣物，遂及其妻，因谓有奸。”临桂县令的判决是：“以黄渐、陶岑与寺妙成各杖六十，其妻阿朱免断，押下军寨射射。”则将其丈夫黄渐也凑成犯奸的三人之一，因此便可将阿朱判为妓，如此胡乱判罚，难怪范西堂要感慨“此何法也?”另如《山堂肆考》所载南宋末年事：“郑女，宋时高安人，弃俗出家，自言某日当飞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见，止遗双履，四方汹汹，祈福者填委。值洪起畏来宰是邑，疑之，遣人物色，乃与道士淫奔。因籍女为官妓，道士为乐工。”郑女虽无夫，但亦未犯奸三人，也同样被籍为官妓。可见，在审理奸案时，地方官并不严格遵照律令。
其二来源是乐妓养良人女，其三是自择为乐妓，其四是父母“百金求师教歌舞”培养的乐妓，宋人洪巽撰写的《旸谷漫录》记载，北宋时的汴京“中下之户不重生男，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採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家不可用。”其五是拐卖、略买来的，其六是典卖、雇佣的，即买卖双方签订契约，在一定年限后或可赎回而非终身制，其七是从业者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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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坊妓
官妓，也隶属于教坊司管辖，所以教坊妓。但管理妓并非教坊司的主要职责。教坊司的任务是为皇帝提供娱乐性歌舞表演，是属内廷管理的音乐机构。据《宋史•乐志》记载，宋初教坊共有四百六十人，“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宋史•乐志》：“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官、色长、高班、大小都知”等官员进行逐层管理。在北宋时的教坊被分为四部：大曲部、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分掌不同乐种的教习。至南宋时，更进一步按乐器及表演种类分成十三部色，包括筚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各设部头或色长。教坊司一直就是个管理宫廷中演出音乐、舞蹈及戏剧的组织，是个非常正儿八经的组织，不是什么官办妓院。
教坊妓与宫妓类似，服务于皇帝与各大皇亲国戚。因为她们一是在京城，二是最能接近最高统治阶层的，因此她们是官妓中等级最高的一类。她们才貌双全，且都经过教坊司严格的筛选和培训。在北宋时期，教坊妓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参与重大歌舞宴饮的表演。《梦华录》中的张好好便属于教坊管制，并且能够在皇帝面前表演。
北宋的教坊妓女为官妓，原为宫廷服务，服务对象主要是皇帝和王公贵族，其基本职能就是在皇帝举行的宫廷宴会上进行歌舞表演；到了南宋，情况有所变化。高宗建炎初年蠲省教坊，绍兴十四年一度复置；绍兴三十一年又下诏废除教坊，此后南宋宫廷不再设教坊。随着教坊的蠲罢，教坊妓中除了一部分继续留在宫里之外，大部分便流向了民间，这无形中也促使了一部分官妓向市井歌妓的转化。所以，南宋以后就很少有北宋那种宫廷歌妓大规模演出的场面了，甚至到了乾道以后，朝廷用乐，都要“呼市人使之”。 在“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并拨临安府衙前乐人，属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应。”
南宋赵昇在《朝野类要》卷一《教坊》条中对两宋教坊和教坊妓的基本情况与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概括：
自汉有琵琶筚篥之后，中国杂用戎夷之声，六朝则又甚焉。唐时并属太常掌之，明皇遂别置为教坊，其女乐则为梨园弟子也，自有《教坊记》所载。本朝增为东、西两教坊，又别有化成殿钧容班，中兴以来亦有之。绍兴末，台臣王十朋上章省罢之。后有名伶达伎，皆留充德寿宫使臣，自余多隶临安府衙前乐。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司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歧路之辈，欲责其知音晓乐，恐难必也。
这段话里提到的“钧容班”是什么意思呢？钧容班亦称钧容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在“军头司”条目下将其与弓箭直、习驭直、骑御直等禁中仪仗队并列。吴自牧《梦粱录》则在“妓乐”条目下将其解释为“四孟乘马从驾后动乐者是也”。高承在《事物纪原》卷二中引《宋朝会要》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钧容，军乐也。太平兴国三年，诏籍军中之善乐者，命曰引龙直。每巡省游幸，则骑导车架而奏乐。端拱二年，又选捧日等军晓音律者，增多其数。藩臣以乐工进，亦隶之。淳化三年，改名钧容直，取钧天之义。”也就是说，钧容班主要是由隶属军营的歌妓乐工所组成的一支皇家仪仗乐队。虽然教坊在南宋被蠲罢，但这支皇家军乐团却始终在两宋的重大节日里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宋史•礼志》中载；“太宗雍熙元年，举行赐酺，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宴，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任从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纵士庶游观。”又如绍兴年间，遇到大朝会、圣节之时，钧容班就在“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至于一般的音乐歌舞则是拨“临安府衙前乐人”来表演。在隶属军队的歌妓里面，除了这些钧容班里的歌妓专为皇家仪式服务之外，其余的则和一般官妓一样，是要经常为朝廷官员歌舞佐酒的。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四载苏舜钦在进奏院值节日而招馆阁同舍合乐会宴，“酒酣，命去优伶、却吏史，而更召两军女伎”；又李元纲《厚德录》记“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从官，呼左右军官妓置会夜舞”。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
《梦粱录》妓乐：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惟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管色、舞旋色、杂剧色、参军等色。但色有色长、部有部头。上有教坊使、副钤辖、都管、掌仪、掌范，皆是杂流命官。其诸部诸色，分服紫、绯、绿三色宽衫，两下各垂黄义。杂剧部皆诨裹，余皆幞头帽子。更有小儿队、女童采莲队。其外别有钧容班人，四孟乘马从驾后动乐者是也。御马院使臣，凡有宣唤或御教，入内承应奏乐。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并拨临安府衙前乐人，属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应。
《梦粱录》：皇太后圣节。初八日，寿和圣福皇太后圣节。前一月，尚书省、枢密院文武百僚，诣明庆寺启建祝圣道场，州府教集衙前乐乐部及妓女等，州府满散进寿仪范。向自绍兴以后，教坊人员已罢，凡禁庭宣唤，径令衙前乐充条内司教乐所人员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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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方官妓
宋代的地方官妓也可称作地方州郡妓。她们蓄于州府，被编入乐籍，相较教坊妓也更加活跃。在唐代，地方官妓居于乐营集中练习歌舞，有专门的“乐营将”或“乐将”进行管理。宋代沿承唐制，亦称地方官妓为“营妓”或“乐营子女”、“乐营妓人”，并“命伶魁为乐营将”。宋人杨湜《古今词话》中有这么一条记载：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是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 其中所云“乐营将催督之”，即地方官妓住于乐营，并受乐营将管束。《夷坚志•乙志》卷一八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赵不他为汀州员外税官，留家邵武而独往，寓城内开元寺，与官妓一人相往来，时时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寝，妓父呼于外曰：“判官诞日，亟越贺。”仓黄而出，赵心眷眷未已。妓复还曰：“我谕吾父，持数百钱赂营将，不必往。” 这些地方官妓以其歌舞伎能服役于州府县衙，每当官员宴饮或迎送往来之时，总要找她们来唱词佐酒，这在宋代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仪式。
官妓原则上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政府对她们实行某种供给制，即所谓“官给衣粮”。各地官妓只须为官府执役即可，并无赢利的压力。
官妓很忙碌。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二记载了著名词人叶梦得在哲宗绍圣四年（1097）任润州（今江苏镇江）丹徒尉时，一天和同僚在西津务亭上观赏风景，十余名歌妓专程前来拜见，并说：“学士隽声满江表，妾辈乃真州妓也，常愿一侍尊俎，惬平生心，而身隶乐籍，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会集，故相约绝江此来，殆天与其幸也。”太守只是在家有忌讳时才不开宴待客，官妓也才能得到一点休闲时间，可以想见其繁忙程度。
官妓常受处罚。在这些侍宴侑觞或送往迎来的场合中，歌妓们的表现往往关系到地方官的颜面，所以稍有不如意的地方，便会招来严厉的处罚。杨万里(诚斋)为监司之时，巡历一郡，当地郡守设宴款待。有官妓唱《贺新郎》词，其间有“万里云帆何日到”之句，诚斋遽曰：“万里昨日到。”郡守认为这是丢了他的面子，于是“监系此妓”。 可见，官妓和其它奴卑贱民一样，是被封建统治者肆意凌辱的。朱熹为了整垮唐仲友，关押官妓严蕊严刑拷打，逼她招供唐仲友狎妓。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杨诚斋帅某处，有教授狎一官妓，诚斋怒，黥妓之面，押往谢辞教授，是欲愧之。” 殿中侍御史刘公次庄中叟，元祐中罢官，寄居临江军之新淦，尝往来袁州。时有一倡，为郡官所据，太守怒之，逐出境外。中叟感其事而作乐府《尘土黄》 官妓因为与官员私通被罚逐出境外，却没有处罚官员。
官妓想要脱离乐籍，必须得到地方长官的批准。而批准与否，又往往系于长官之好恶。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0载：
(苏)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苏轼的这种好恶态度在宋代地方长官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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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妓
宋代的营妓由专门机构“营属”“乐营”进行管理和训练，“营伎”是为武人、士兵服务的。其主要职能还是为宴饮提供歌舞服务。宋朝法律明确规定，营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但这只是对官员的限制。除了活跃于军营，营妓还可以到州郡参加公宴。最有名的营妓就是梁红玉（梁红玉的父兄都是军官，梁红玉从小习武，在征方腊中父兄失利被童贯杀了，梁红玉罚为京口营妓。后战死被敌分尸三段）。
邓之诚《骨董琐记》：“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营妓的基本来源是战俘。但宋朝获得战俘极少，营妓根本不够，因此租借勾栏妓女，据近代史学家《骨董琐记》卷四宋官妓营妓载：“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察。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盖亦取之句栏也。”就是租用勾栏妓女为营妓，没携家眷的官员可用五千租用五年，到时归还勾栏，如果官员离任，仍然需要，就可以再加二千带走。“‘营妓’以勾栏妓轮值一月，许以资替，遂及罪人之孥，及良家系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最为秕政。南宋建国，始革其制。” 但是“南宋建国”后，并非就没有了营妓。吴自牧《梦梁录》有“绍兴间，杨沂中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的记载，可见营妓之风，正是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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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

（四）、官妓的任务
官妓的任务主要有两项：
1.迎送官吏，宴饮歌舞
唐、宋时官场应酬会宴，有官妓侍候。明代官妓隶属教坊司，不再侍候官吏。清朝乾隆时期仍存在官妓，乾隆时吴长元的《宸垣识略》：“京师倡家东、西院籍隶教坊，犹是唐宜春院遗意”。
官妓精通音律歌舞，大多才貌双全，活跃于宴会或庆祝活动中。相当于后代所说的交际花、礼仪小姐。
宋代参与重大宴饮表演的教坊妓，其舞蹈队列都经过严格的训练，阵容动辄上百人。《宋史•乐志》载：“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二曰剑器队……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衣绯生色窄砌衣，冠卷云冠；二曰感化乐队……大抵若此，而复从宜变易。”吴自牧《梦梁录》：“旧教坊有筚篥部，……色有歌板色，……但色有色长，部有部头，有教坊使，副辖都管，掌仪，掌范，皆是杂流命官。……更有小儿队，女童采莲队，其外别有钧容班。”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这类官妓相当于歌舞团。
吴自牧《梦梁录》：“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曲。并拨临安衙门乐人，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应。”
除了皇帝亲临的重大宴会之外，低调的小规模宴饮也会有官妓献上歌舞；适逢重大节日，如中秋、上元或是帝后的生辰，官妓也需表演歌舞助兴。可见，无论大小宴饮，级别高低，官妓皆需到场，或是表演歌舞，或是侍奉宴饮。在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交际应酬和娱乐活动中，官妓是观赏性活动和感官享受的主要提供者。唐朝时，需要官妓服务的需要申报审批，宋朝似乎就从简了。
有时老百姓也可观看演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
另外，官吏之间的交际如迎新送往，或是他国使节的到访也都会差使官妓送迎或承应。如洪迈《夷坚志》记载：“张安国守临川，王宣子解庐陵郡印归次抚，安国置酒郡斋，招郡士陈汉卿参会。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每当有新太守上任，杭州营妓都出境迎接，离任之后与太守相好的营妓还与离任太守鱼雁往来，时人并不为怪。苏东坡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曾派遣杭妓前往苏州迎接新太守，并作《菩萨蛮》一首，其中的序就写道：“杭妓往苏，迎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想象一下，一群杭州妓女“公派出差”去苏州找两位高级官员（杨元素、王规甫）“联络业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官妓成为官吏身份、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她们的品貌、技艺、才学乃至数量都成为文人士大夫用以炫耀的资本。《夷坚志》：江、淮、闽、浙土俗各有公讳，细民或相犯，至于斗击。宣和中，真州娼迎新守于维扬，扬守置酒大合两部妓乐。扬州讳“缺耳”，真州讳“火柴头”。扬娼自恃会府意，轻属城，故令茶酒兵爇火而有烟焰，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责之曰：“贵官在大厅上张筵，如何烧火不谨，却著柴头!”咄置再四。真娼笑语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挥，何得不听？汝是何耳朵耶，没耳朵耶！”扬娼大惭。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试于扬府，既出院，赴郡集，帅命妓侑觞。教授者，儇子也，呼一娼歌于侧，怒其不如指，谓之曰：“大府乐籍，却山野如此！”娼徐徐答曰：“环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终席不复敢出一话。
官方的盛大的节日庆典、大型盛典、地方诏书发布仪式都离不开美酒和音乐，有些大型的仪式需要盛装打扮，举国同乐。有的活动相当今天的开业典礼、剪彩活动。
宋真宗年间，惠州太守在某次举行祈雨仪式时，同同事、艺妓宴饮。黄昏折返时不慎翻船，淹死一名官员与两名妓女。官府因此而颁布法令，禁止在未经官方许可的时间、场合举行妓乐宴会。
再如，《宋会要辑稿》记载：“乞诸蕃国贡奉使、副、判官、首领所至州军，并用妓乐迎送，许乘轿或马至知、通或监司客位，俟相见罢，赴客位上马。”
有不少朝代都规定，朝廷官员不能入民间青楼，只能招官妓，而苏东坡等人也经常出入官妓场所。宋代官妓的工作只限于在公宴上唱唱歌、跳跳舞、弹弹琴，助助酒兴。至于上床，对不起，那不是官妓的义务，她完全有权利拒绝这种过分的要求，而且法律也主张严惩向官妓索求的官员：“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员与妓的过分亲昵之举，当时叫做“踰滥”，属于“赃私罪”。
只要不“踰滥”，宋代甚至有携妓春游的风气，连苏轼也不例外。相传有一位官妓还替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到处奔波。总之，中国古代官吏多是文人，文人一向做为高雅之人，也只有与之相对应的妓女才能满足其身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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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卖酒
招徕顾客的“官妓”也是宋代官方卖酒的一大发明创造。卖酒，也是宋代官妓的重要职责之一。宋代官妓售酒所获资财全部用以增加财政收入。（《梦华录》剧中中也有售酒情节，这在宋代并不少见。但不同的是，《梦华录》主角团卖酒时已脱籍，卖酒所赚得资财也尽数归入自己的囊中，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属于个体经营，这与官妓卖酒不同。）官妓是政府的赚钱工具，为什么要让官妓去参与卖酒，这需要联系宋代的历史背景加以理解。
宋代的冗官冗费问题严重，加之抵御外敌所需军务开销巨大，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撑，为了缓解沉重的经济压力，宋代采用“设法卖酒”制度，利用官妓进行卖酒。官妓的特殊身份能够给售酒这项交易增添噱头，在增加客流量的同时还能增加额外的收入。
一般说来，宋代的官妓主要出现在朝廷官办的酒楼中。这当然与宋代独特的官卖酒制度密切相关。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与文官薪酬，自宋太宗始，政府便实行了官卖酒制度。然而，考虑到官方卖酒的身份及服务的水平，其收益如何却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为提高卖酒收入，充盈国库，自宋神宗起，政府干脆撕下体面的伪装，大开“设法卖酒”之风。
北宋初年以来官府管理酒务允许民间卖酒，定下税额，民众买酒方便，但官酒库获利甚少。北宋熙宁实施新法以来，全由官酒库卖酒。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后，通过“酒业”经营给政府增添了大笔的财政税收，政府开始大力扶持酒业经营，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并刺激酒类消费，“设法卖酒”措施就此产生。在原有的广告之上又加入乐伎，把音乐、舞蹈表演与酒业相结合，通过乐伎等娱乐表演带动酒业的消费。一种新型的酒业营销模式由此诞生。
所谓“设法卖酒”，便是政府专门选派隶身乐藉的漂亮官妓来官办的酒肆弹唱作乐，以诱使人们买酒和饮酒，其实质类似于今天的酒吧坐台。当酒色歌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时，其对男人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其结果必然是酒肆生意兴隆，以致于“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周密《武林旧事》）。
但是王安石的卖酒改革却用了不正当的欺诈办法。把利民青苗法变相成进一步的压榨。“设法卖酒”就是一哄二骗三弹压的设局卖酒。《北轩笔记》：“装局取物，俗语谓之‘设法’。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燕翼贻谋录》“使饮”句下，有“十费二三矣”句）又恐其不顾也，则令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又此句下有“官不能禁”句）则又差兵校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呜呼，安石忍人哉！”《燕翼贻谋录》对此评论说：太宗之爱民，宁损上以益下。新法惟剥下以奉上，而且诱民为恶，陷民于罪，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卖酒用妓乐如故，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间无一肯厘正之者，何耶？北宋理学家杨时也对这种现象给予了批评：诱引无知之民以渔其财，是在百姓为之，理亦当禁，而官吏为之，上下不以为怪，不知为政之过也。
卖酒步骤：
1）.诸库迎煮
“临安府点检所，管城内外诸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中前卖新迎年，诸库呈覆本所，择日开沽呈样，各库预颁告示，官私妓女，新丽妆着，差雇社队鼓乐，以荣迎引。至期侵晨，各库排列整肃，前往州府教场，伺候点呈。首以三丈余高白布写“某库选到有名高手酒匠，酝造一色上等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谓之“布牌”，以大长竹挂起，三五人扶之而行。次以大鼓及乐官数辈，后以所呈样酒数担，次八仙道人、诸行社队，如鱼儿活担、糖糕、面食、诸般市食、车架、异桧奇松、赌钱行、渔父、出猎、台阁等社。又有小女童子，执琴瑟；妓家伏役婆嫂，乔妆绣体浪儿，手擎花篮、精巧笼仗。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上马先以顶冠花衫子裆，次择秀丽有名者，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后十余辈，着红大衣，带皂时髻，名之“行首”，各雇赁银鞍闹妆马匹，借倩宅院及诸司人家虞候押番，及唤集闲仆浪子，引马随逐，各青绢白扇马兀供值。预十日前，本库官小呈；五日前，点检所佥厅官大呈。虽贫贱泼妓，亦须借备衣装首饰，或托人雇赁，以供一时之用，否则责罚而再办。妓女之后，专知大公，皆新巾紫衫，乘马随之。州府赏以彩帛钱会银碗，令人肩驮于马前，以为荣耀。”
耐得翁《都城纪胜》里说：“天府诸酒库，遇寒食前后开酤煮酒，中秋前后开酤新酒，各用妓女乘骑作三等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裆袴者；前有小女童等及诸社会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呈，作乐，呈技艺杂剧。诸妓退出于大街诸处，迎引归库。”
这相当于奠基典礼的剪彩活动，宣布新一期的卖酒活动将要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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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酒店卖酒活动
《乾淳岁时记》说：“户部检点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者，一九月开清。先是提领所呈样留尝，然后迎引至所隶官府而散。每库各用疋布书库名，高节以长竿悬之，谓之布牌。以木床铁檠为神仙鬼佛之数，谓之台阁。杂剧百戏诸艺，各库争设新好。库妓之铮铮者，皆珠翠盛绣，绣金红背，乘绣鞲，鞯宝勒骏马，少年狎客，往往拥簇持杯，争劝马首。所经之地，高楼邃阁，绣阁如云。累足骈肩，盖真所谓万人海也。”《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曾经有记载：开煮迎酒候所，有十三库……每库有行首二人，载特髻，着乾红大袖 ；选像生有颜色者三四十人，戴冠子花朵，着艳色衫子；稍年高者，都着红背子、特髻。每库各用丫鬟五十馀人，执劝杯之类。如果这样算起来，官府搞一次大型活动，所用乐伎至少在五百人以上，这是何等的规模，何等的盛况！
这些五花八门的广告中，有固态的广告如：酒楼竞相设置的招幌、彩楼、欢门等醒目的广告标识，用以吸引客人的注意。除此之外还有动态的广告：美女揽客、高声叫卖等等。
（1）首先是酒店装修一新，器具豪华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酒楼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采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廓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武林旧事》：“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之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水盆，如厢妆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锦绣。”“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每处各有官私名妓数十辈，皆时装炫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香满绮陌，凭栏招邀，谓之‘卖客’”。
（2）酒业+乐伎，一种新的营销模式。
当然，最诱人的是那些漂亮的妓女们，官妓不够私妓凑，莺歌燕语迷人眼。
南宋笔记《梦粱录》载： “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下者，委有娉婷秀媚，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钱保奴、吕作娘、康三娘、桃师儿、沈三姐等，及私各妓女如苏州钱三姐、七姐、文字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妇朱三姐、吕双双、十般大胡怜怜、婺州张七姐、蛮王二姐、搭罗邱三姐、一丈白杨三妈、旧司马二娘、裱背陈三妈、屐片张三娘、半把伞朱七姐、轿番王四姐、大臂吴三妈、浴堂徐六妈、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彭新等。”“诸府皆有官名角妓，就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啖之可也。”“一翦晴波娇欲溜。绿怨红愁，长为春风瘦。舞罢金杯眉黛皱。背人倦倚晴窗绣。/脸晕潮生微带酒。催唱新词，不应频摇手。闲把琵琶调未就。羞郎却又垂红袖。”这阙宋人的《凤栖梧》描写了酒妓在舞过一曲后，倦倚窗前，面露微醺，却被酒客催唱新词，无奈只好调试琵琶，再唱一曲。由此可见，宋朝的酒妓不仅要舞姿动人，还要歌喉婉转，琴艺出众。
《武林旧事》：以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只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送花牌”。元夕诸妓皆更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高阁，未易招呼。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每处各有官私名妓数十辈，皆时装炫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香满绮陌，凭栏招邀，谓之“卖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擦坐”。
（3）还得使出各种花招诱客买酒
宋代政府管控下的售酒会有更多的名号和花样，比如他们派遣官妓至各个酒楼，并将刻有其的名字的名牌置于客人面前供其挑选侑樽，称之为“点花牌”。耐得翁《都城纪胜》说：“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托。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梦梁录》说：“南库元名升阳，官煮界库，在社坛南。新界库在清和坊南。酒楼和乐诸库，皆有官名角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唯意所择。”
为了避免酒客们对酒楼妓女的审美疲劳，各大酒楼之间会相互轮岗，进一步增强酒楼的吸引力与竞争力。每逢正月，官府还会让官妓交换地点，身着美裳头戴粉冠，坐于酒楼之内。另外，还有酒楼通过名妓为自己提升名气。不夸张地说，官妓所有的价值都被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加以利用，她们既是感官享受的提供者，又是高雅艺术的呈现者，同时还是促进经济增收的劳动者。
从中低端酒店的“打座而歌”到豪华楼的娱乐表演，都围绕着酒业的促销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在《梦华录》中，除了主角在酒楼中安排歌妓表演舞蹈外，还增加一种更有效的方法，设置了瓦子以吸引客流，因此此“卖酒”非彼“卖酒”。
音乐与美酒的混合营销不仅使酒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发展了另一个职业“艺人”，让原本只是文化艺术的专业技能走进了商品经济中。另一方面，也使音乐，舞蹈，表演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空间，更多的乐器参与到表演之中，如琵琶、筝、三弦、瑟等。与此同时，酒楼、旅馆等对店内的装修、装饰，酒具也有了一定的讲究，往往更加精致高雅。
宋代官办的酒楼众多，《齐东野语》中就曾经记载了有“京师酒肆之甲”的白矾楼：三层之高、五楼相向、纵横通达、灯烛晃耀……饮徒常千余人！如“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太和楼、西楼、太平楼、丰乐楼、南外库、北外库、西溪库”等，它们均属于户部点检所管辖。户部点检所本来是宋代专司酒库的官署，主要是管理酒业的经营专卖，但由于每所酒楼均有数量不菲的官妓，一般数十名，其职能与外延到对官妓的管理。
酒肆生意兴隆，以致于“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周密《武林旧事》）。在《北窗炙輠录》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宋朝的仁宗皇帝夜晚在皇宫之中听见了宫外酒楼当中丝竹歌笑之声，便问身边的侍从：是哪里这般欢快？侍从回答是民间的酒楼，这是老百姓寻欢作乐的地方，相比较起来皇宫倒显得冷清了。由此可见，宋朝的酒楼乐伎行业究竟火爆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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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伎
一）、概况
“商伎”是指官伎、家伎以外的市井歌伎。包括艺伎和私娼。宋代歌伎阶层中人数最多的当属商伎。在宋时，上至官吏军士，下至平民百姓，凡是宴饮或是娱乐性社交场合，必有歌舞伎表演助兴。这些市井伎也是姿色出众，且擅长歌舞的。
私娼大约起于宋代。据《梦梁录•妓乐篇》说，南宋诸酒库设法卖酒，选择上等官妓及私名妓女歌唱助兴。私名妓女即私娼，在当时并不普遍，歌唱水平也不如官妓。但后来渐渐兴旺发达。另外周密《武林旧事》“瓦子勾栏”条说：“或有路岐不入勾栏，只在要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这就是宋明间的路岐人（或作路妓人），为街头卖艺兼卖淫的私娼，故洪迈《夷坚志》称为“路岐散娼”。
赵匡胤时代作为都城的开封，青楼妓馆便已遍地，有人考证过，当时开封城内的曲院街西，御街东西朱雀门外，下桥南、北两斜街等繁华地段，青楼妓院满街都是。
但南宋青楼妓院更加繁盛。据杭州南宋御街二十三坊的老人，从上一辈口口相传的故事中回忆：瓦舍最著名首推安桥的北瓦，其次还有菜市桥、候潮门的瓦子，这些地方几乎每天观众爆满，座无虚席。北瓦设有十三个勾栏（用于临时演出的场地）。这里每天上演说话、傀儡、杂技、戏影等数十种伎艺，周边还有小卖部和喝酒之处。当时，临安城内隶属内司管辖的瓦舍就有五处，即清冷桥熙春楼前的南瓦，市西坊内三桥巷的大瓦（有名上瓦），众安桥南羊棚前北瓦（有名下瓦），盐桥东蒲桥东的蒲桥瓦（又称东瓦），市南坊北三元楼前的中瓦。隶属殿前司管辖的城外瓦舍有十八处，可以想见当时杭州城内外瓦舍分布均匀，属于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叫瓦舍
《梦粱录》：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其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如清泠桥西熙春楼下，谓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谓之中瓦子；市西坊内三桥巷名大瓦子，旧呼上瓦子；众安桥南羊棚楼前名下瓦子，旧呼北瓦子；盐桥下蒲桥东谓之蒲桥瓦子，又名东瓦子，今废为民居；东青门外菜市桥侧名菜市瓦子；崇新门外章家桥南名荐桥门瓦子；新开门外南名新门瓦子，旧呼四通馆；保安门外名小堰门瓦子；候潮门外北首名候潮门瓦子，便门外北谓之便门瓦子；钱湖门外南首省马院前名钱湖门瓦子；亦废为民居；后军寨前谓之赤山瓦子；灵隐天竺路行春桥侧曰行春瓦子；北郭税务曰北郭瓦子，又名大通店；米市桥下米市桥瓦子；石碑头北麻线巷内则曰旧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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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繁华的青楼经济、名妓辈出的盛世
1.青楼的繁华
青楼：青楼一词，原意为“青漆粉饰之楼”。起初所指并非是妓院，是华丽的屋宇，或是豪门大户的代称。青楼最初是高门大户贵族女眷的居所。随着时间的迁移，在人们的意识中，富丽堂皇的豪宅与奢华艳丽的生活必然是有一定关系的。青楼的意思逐渐就与娼妓有了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唐代，“青楼”才逐渐开始泛指为娼妓的居所。宋、元之后，“青楼”一词被越来越多的用于烟花女子工作生活地方的名字。笔记《醉翁谈录》对此有描画：长安平康里，“乃诸妓所居之地也”。寓居在这儿的歌妓可分为三等，第一等为“妓中最胜者”，多住在平康里南曲，“居处阶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均衡人物，应对有度”。如此妓馆，简直能够用来展开学术沙龙；而以诸妓的学问与谈吐，让她们当学术沙龙的对话嘉宾，也绰绰有余。
宋代歌妓阶层中人数最多应是市井妓，其中包括入籍的市井妓和不入籍的私妓。
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扩大，坊墙逐渐被推倒，许多繁华的城镇都是妓馆、酒楼林立，瓦市、茶坊遍布。作为商业、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北宋汴京与南宋临安，更是如此。据史籍记载，北宋汴京朱雀门外龙津桥西的院街，皆妓女馆舍；朱雀门外东壁大街，直到保康门前多妓馆；旧曹门外过朱家桥，南北斜街多妓馆……像这样的市妓中心，京城里就有8处，其它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则是“举之万数”。南宋临安比较出名的平康诸坊则有“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巷荐桥除了这些群花聚集之地另外还有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及金波桥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两宋的酒楼也充斥着这些市井歌妓的身影。据载，北宋时“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人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能够在这样的大酒楼里挂牌上岗的歌妓还是有些档次的。另外一些下等私妓，只能“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这样的妓女被叫做“札客”或“打酒坐”。南宋临安城里像“熙春”、“三元”、“赏心”这样的大酒楼，也是“每楼各分小阁十余”，供酒客与歌妓使用；另有数十个“时妆服”的歌妓凭槛招邀，吸引顾客，这些则被称之为“卖客”。
除了活动空间不同，这些市井歌妓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与官妓、家妓也有所差异。官妓、家妓的服务对象相对固定，而市井妓的服务对象则要复杂得多。据《癸辛杂识》载：“淳佑间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又《玉照新志》载：“元符中，饶州举子张张游太学，与东曲妓杨六者情好甚密。”可以看出，市井妓为了生存不得不为文人、商人、太学生等社会各阶层提供服务。另外，南宋的朝廷御宴、官府公宴、富户宴乐、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等活动也常常招市井歌妓祗应，为了不错过这些赚钱的机会，市井妓还设有“一等野猫、卜庆等十余人，专充告报”。市井妓的服务内容中有一项与官妓、家妓是一样的，那就是歌舞侑觞。宋人有竞赌新声的风气和歌舞佐酒的习俗，所以市井歌妓必须以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曲词来吸引消费者。“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歌韵巧共泉声，间杂琮玉”(《六么令》)、“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琵琶仙》)，看看柳词中这些形象生动的歌舞描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文人们会对秦楼楚馆如此留连忘返了。同时，也正是这些落魄文人，或为了生计或为了娱乐，给市井歌妓们创作了大量的诸如《柳腰轻》、《佳人醉》、《红窗迥》这样的符合市民口味的流行歌曲。特别是柳永，他的曲子虽然“骫从俗”却是“天下咏之”，在当时的流行乐坛享有很高的声誉。据《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对于以歌舞为重要谋生手段的歌妓们来说，与柳永这样的文人打好关系可是抬高声价、招徕顾客的大事情，所以一有机会便“亲持犀管，旋迭香笺。要索新词”。除了歌舞献艺之外，有的市井歌妓还向客人提供有偿的性服务，这一点与官妓、家妓很不一样。据《都城纪胜》载：“有‘茶饭店’、‘包子酒店’、‘散酒店’、‘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其它大酒店只伴坐而已，要买欢则多往其居。”长期混迹于柳陌花衢的柳三官人亦有“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木兰花》)的说法。另外像《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宋人话本，不管故事真实与否，其中却也委实反映出了宋代私妓卖淫的社会情况。
多繁华的都市城镇都是妓馆、酒楼林立，瓦市、茶坊遍布。据史籍记载，北宋汴京朱雀门外龙津桥西的院街，皆妓女馆舍；朱雀门外东壁大街，直到保康门前多是妓馆；旧曹门外过朱家桥，南北斜街也多妓馆，其它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则是“举之万数”。那时的酒楼也充斥着这些市井歌妓的身影，另外还有一些下等私妓，“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
吴自牧《梦梁录》：“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出时瓦解之义，不知始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场。绍兴间杨沂中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至于两宋娼妓盛况，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北宋特详：“崇观以来，京瓦妓艺，有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周寿奴林心等……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间，诸排观看人，日日如是。”周密《武林旧事》：“歌馆：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子皮坊、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中子巷、狮子巷、后市街，皆群花所聚之地。此外诸和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每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贯，谓之‘支酒’。然后呼唤他妓，随意置宴，赶趁只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支额招呼他妓，虽对街亦乘轿而至，谓之‘过街轿’。前辈如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豪。……下此者，虽力不逮者亦竟鲜华。盖有酒器首饰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佳客一至，则供具为之一新，非习于游者不察也。”《都城纪胜》：“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碧箬盖之，以为记认。其他大酒店只伴坐而已。要买欢则多往其居。”
《梦粱录》酒肆：中瓦子前武林园，向是三元楼康、沈家在此开沽，……浓妆妓女数十，聚于主廊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如神仙。次有南瓦子熙春楼王厨开沽，新街巷口花月楼施厨开沽，融和坊嘉庆楼、聚景楼，俱康、沈脚店，金波桥风月楼严厨开沽，灵椒巷口赏新楼沈厨开沽，坝头西市坊双凤楼施厨开沽，下瓦子前日新楼郑厨开沽，俱有妓女，以待风流才子买笑追欢耳。分……茶酒店：凡分茶酒肆，卖下酒食品厨子，谓之“量酒博士”。……有一等下贱妓女，不呼自来，筵前祗应，临时以些少钱会赠之，名“打酒座”，亦名“礼客”。有卖食药香药果子等物，不问要与不要，散与坐客，名之“撒暂”。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关于妓馆的记载随处可见，如曲院街，向西去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朱雀门外，东壁大街除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及以南的杀猪巷，亦妓馆。马行街鹩儿市的东、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旧曹门外的南北斜街，两街皆妓馆。牛行街，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相国寺东的录事巷、寺北的小甜水巷，妓馆亦多，再向北的姜行后巷，乃脂皮画曲妓馆。景德寺前的桃花洞，皆妓馆。此外，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曲院街、东壁大街、鸡儿巷、南北斜街、录事巷、小甜水巷、桃花洞等是开封主要的商妓中心，除此以外，较为偏僻的街巷，她们的身影也随处可见。
歌馆〓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子皮坊、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中子巷、狮子巷、后市街，皆群花所聚之地。此外诸和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每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贯，谓之“支酒”。然后呼唤他妓，随意置宴，赶趁只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支额招呼他妓，虽对街亦乘轿而至，谓之“过街轿”。前辈如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豪。
酒楼上妓女除所谓“卖客”妓女外，又有所谓“擦坐”“打酒座”的各式妓女，花样繁多。所谓“庵酒店”者，可以实行性交。妓女除瓦子勾栏外，又有路歧不入勾栏所谓“打野呵”者，颇似现在上海马路上之下等野鸡。茶坊里也可与妓戏耍，与以前上海四马路上青莲阁四海升平楼一样。可见宋代娼妓事业发达，宋代妓女豪侈，嫖客挥霍，令人震惊。《梦粱录》：（元宵）及新开门里牛羊司前，有内侍蒋苑使家，虽曰小小宅院，然装点亭台，悬挂玉栅，异巧华灯，珠帘低下，笙歌并作，游人玩赏，不忍舍去。诸酒库亦点灯球，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
婚礼上。《梦粱录》：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克择官执花，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撒，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以压青阳煞耳。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车行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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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妓辈出
宋代的大部分名伎不是出自官伎或士大夫阶层蓄养的家伎，而是出自勾栏瓦舍的市井伎。
《武林旧事》说：“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丁未年拨入勾阑弟子，嘌唱赚色施二娘、时春春、时住住、徐胜胜、朱安安、陈伴伴等十四人。” 《癸辛杂识》说：“其后如富沙之唐媚、魏华、苏翠，京口之邢蕊、韩香，越之杨花、缪翠，皆以色艺称。士大夫之不自检者，往往为其所污，屡见之于白简云。”
《癸辛杂识》说：“淳佑间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则馆之别室，开宴命乐，极其精腆。至此日，复以精缣制新衣一袭奉之。至于舆台，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尝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兼缣采百匹馈之。凡留连半年，靡金钱数百万。于是徐兰之声播于浙右。……其家虽不甚大，然堂馆曲折华丽，亭榭台池，无不具。至以锦缬为地衣，乾江四紧钞为单食，销金帐幔。侍执音乐者十余辈。金银宝玉玩，名人书画，饮食受用之类，莫不精妙，为三吴之冠。”
《后村诗话》：汴妓郜六，即蔡奴也。命待诏崔白图其貌，入禁中。史梦兰《全史宫词》云：“乐部风流属旧京，平康人物最关情。蔡奴小影师师传，共播芳名入禁城。” 《齐东野语》：“蔡奴北宋汴妓，即郜六也。吴兴沈偕家富于财，少游京师入上庠，好狎游，时蔡奴声价甲于都下。沈欲访之，乃呼一卖珠人于其门首茶肆中，议价再三。不售，撒其珠于屋上。卖珠者窘甚。沈笑曰：‘第随我来，依汝所值还钱。’蔡与帘中窥见，令取视之，珠也。亦惊，唯恐其不来。后数日偕至其家，喜相报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一日携上樊楼，楼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余人。沈遍语在座曰：‘极量尽观。’至夜，尽为还所值而去。于是豪侈之声振三辅。”
爱爱，姓杨氏，本钱塘娼家女。年十五，善歌舞，为金陵少年张逞所诱，相携潜遁京师。后逞为其父捕去，不及与爱爱别。一日人传逞死，爱爱自此素服蔬膳，不近乐器。好事有力百计调之，终不可及。后三年念逞之勤，感疾而死。(苏子美《爱爱集》)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师儿与荡子王生狎，甚相眷恋。为恶姥所间，不尽绸缪。一日王生拉师儿游西湖，夜深相抱投水中死。都人为作《长桥月短桥月》以歌之。(《名姬传》)郝节娥，嘉州倡家女，生五岁，母娼苦贫，卖于洪雅良家为养女。始笄，母夺而归，欲令世其娼。娥不乐娼，日逼之。母益怒，且打且骂。娥度他日必不可脱，自投于江以死，乡人谓之节娥云。(《宋史•列女传》)毛惜惜，高邮妓女也。端平二年，别将荣全率众降城以叛。制置使招之，全伪降，欲杀使者，方与同党王安等宴饮，惜惜耻于供给，安斥责之。惜惜曰：“妾虽贱，不能事叛臣。”全怒遂杀之。(《宋史•列女传》)
看以上四个人，或恋情人而死，或偕情人而死，或保全清洁之身而死，或不愿事叛臣而死，死的情节不同，其视死如归则一。
“晁冲之举进士，与陵阳喻汝砺为同门生。少年豪华自放，挟轻肥游帝京，挟官妓李师师掷缠头以千万。酒船歌板，实从杂还，声艳一时。”(《宋诗钞》)“宋徽宗般乐艮狱中，久而厌之。更微行为狭斜游，累至汴京镇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宋人无名氏《李师师外传》。)这是属于游客方面的。你看帝王，进士，太学生，民众，以及娼妓，皆奢侈荒唐至此，南北宋如出一辙，安得不破国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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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妓
到了宋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以及时代风气所使，此风较以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史》卷二五0《石守信传》中记载，乾德初年，宋太祖为了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在酒席筵间对众人说：“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虽然宋太祖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客观上对士大夫蓄养家妓的做法却起到了一种认同与鼓励的作用。宋仁宗时的一位宫人曾说：“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
一）、什么是家姬
“家伎”即家姬，经常被称为“姬侍”、“侍姬”、“侍妾”、侍儿“等。这说明家妓也要侍奉主人。是指士大夫在家蓄养的歌伎，是半婢半妾的角色，在豪门之中，地位只比婢女高一点，只不过，她们不像后来的“妾”那样与外界隔绝，而是担负着为主人歌舞助兴的职责。宋代士大夫在官府有官妓歌舞侑觞，在家则蓄养家妓，每逢私人聚会或自娱自乐之时，便由这些精心调教的家妓来唱词助兴。这也成为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姬是指那些有才艺傍身的，也就是“伎”，按技能可分为舞姬、歌姬、乐姬等，一般都是买来的。有些人家有钱，就会家养家姬。这些女子都是属于个人的，他身上有她们的卖身契，所以可以随意赠送。白居易就是出了名的爱蓄养歌姬。据载，宋朝开国之初，宋太祖为笼络士大夫曾公开鼓励大臣“多积金钱，厚自享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一时间，朝野上下都沉溺于乐伎歌伎，在声色歌舞的享乐中安度太平盛世。《曲洧旧闻》：宋子京修《唐书》，尝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烛一，秉烛二，左右炽炭两巨炉，诸姬环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纸草某人传。未成，顾诸姬曰：“汝辈俱曾在人家，曾见主人如此否，可谓清矣!”皆曰：“实无有也。”其间一人来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等天气，亦复何如？”对曰：“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引满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京点头曰：“也自不恶。”乃搁笔掩卷起，索酒饮之，几达晨。明日，对宾客自言其事。后每宴集，屡举此以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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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要养家妓
首先，养“家妓”成为了大户人家表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贵族官僚阶层，一般来说生活都非常奢豪，他们非常注重享受生活。于是便花钱买来妙龄少女，以其青春美貌与所学的歌舞技艺，侍奉主人和娱乐宾客。这与当时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也更加彰显了这些多才多艺的女子的珍稀地位。不觉之中也成为了大户人家相互之间炫耀攀比的资本。
其次，这些家妓成为大户人家拉拢人心的工具。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礼仪之邦，非常注重礼尚往来。一些达官贵人如果有求于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会给他人赠送一些珍稀物品，这时候，家妓便派上了用场，让客人来自己的府上做客，然后让这些家妓出来表演，如果客人看中了哪一位家妓，便直接将她当做礼物赠送给客人，这样既有面子，也能把事情办下来。
最后，这个理由就非常直接了，那就是让这些美女为自己服务，被自己享用。不仅为自己载歌载舞，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委身于男主人。这一点也足以彰显了人性的贪婪。
就是家贫者也喜欢蓄姬。《渑水燕谈录》：杨褒好古博物，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故欧阳公赠之诗云“三脚木床坐调曲”，盖言褒之贫也。（戏作《呈圣俞》诗云：“杨君好雅心不俗，太学官卑饭脱粟。娇儿两幅青布裙，三脚木床坐调曲。奇书古画不论价，盛以锦囊装玉轴。披图掩卷有时倦，卧听琵琶仰看屋。客来呼童旋梳洗，满额花钿贴黄菊。虽然可爱眉目秀，无奈长饥头颈缩。”）
也可借此避祸。《五总志》：学士陶穀侍儿，太尉党公故姬也。陶一日以雪水分茶，谓之曰：“党公解此否？”对曰：“党公武人，每遇天寒雪作时，于锦帐中命歌儿度曲，饮羊羔酒，尔安知此乐！”陶怅然自失。党公智虑过人，故为痴绝以保身，因知大将军未易一概言也。
这些家伎，不仅在宴饮中要起到佐酒娱乐的作用，她们往往也是主人的侍妾。据记载：“东坡有歌舞妓数人”。范仲淹也蓄养歌伎，他在鄱阳做官时看中了一位雏伎，因年幼不便买回，改官离去后始终不能忘怀，于是写信给朋友，把这位歌伎买了下来。
虽然家妓的活动空间与服务对象跟官妓不尽相同，但她们有一项重要职能是与官妓一样的，那就是在士夫文人的娱乐、社交活动中以歌舞佐酒、以曲词娱宾。王安国海外归，出歌姬侍东坡酒，东坡作《定风波》词。(《东皋杂录》)陆敦礼藻有侍儿名美奴，善缀词，出侑樽，每乞韵于坐客，即刻成章。(《苕溪渔隐丛话》)太守阎印公显致仕，居姑苏，坡公饮其家，出后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公赋《水龙吟》赠之。(《词苑丛谈》)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擦粉虞候，欲来只直。(《轩渠录》)周平园堂出使过池阳，太守赵富文彦博招饮，酒酣，出家姬小琼舞以侑酒。公为又赋一阕。……石湖云：朝士中姝丽有三杰。谓韩元咎、晁伯谷家姬及赵彦博家妓小琼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载：晏元献(殊)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与赋诗，率以为常。
如果说晏殊还是“奉养极约”的话，那么南宋的张镃算得上是穷奢极侈了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二0载：
张镃功甫，……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向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出。另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两宋士夫文人以家妓为娱乐伙伴、以宴乐为社交方式的生活习俗由此可见一班。在这种文人士夫的风雅聚会里，家妓经常要当场演唱其它客人或自己主人的得意之作，这就要求家妓除了擅长歌舞之外还得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事实上，许多家妓都能够依曲拍而准确地表达出这些高雅作品的深层意韵，所以士夫文人“每作词调，必先使宠人歌之”，宋人以婉约为宗的词学观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王韶罢枢密副使，以礼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乐。入夜，席客张缋沈醉，挽家妓不前，据将拥之。家妓泣诉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尔曹以娱宾，而乃令宾客失欢！”命取大杯罚家妓。既而容色不动，谈笑如故，人亦服其量也。（《东轩笔录》）〇案：此则载入《宋史•王韶传》中。
禁中亦闻之，于是宋代蓄家妓的风气，成为公开的秘密，虽皇帝亦晓得，如同家常便饭一样。



三）、家姬的来源
士大夫蓄妓的途径不止一条。他们可以通过“官私牙嫂”或“引置人”等中介来挑买家妓，这在宋代是允许的，只是买卖成交后要到官府立市券，写清年限。
家妓的来源比较复杂。可能是职业妓女，也可能是已落籍的官妓。这些被买卖的家妓有的是迫于生计，无奈卖身；有些则是家里面特意让其走这条路的，这在京师内外还曾一度形成了一股重女轻男的风气，廖莹中《江行杂录》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 每逢私人聚会或自娱自乐之时，便由这些精心调教的家伎来唱词助兴。
除了买卖家妓，士夫文人还常常因别人的赠送而获得歌妓。
还有一种临时工的家姬。一般的官员不得带家眷随任，又不准官员嫖娼，因此允许他们蓄家妓。这种临时家姬的来源之一是勾栏。邓之诚《骨董琐记》：“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伴随而行，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寮，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千，盖亦取之勾栏也。”这种所谓的“官妓”便由官府出面向勾栏租取，以“官妓”的名义租给官员做家姬。相当于签约五年付钱五千给勾栏的“家妓”，期满回勾栏，官员离任加两千也可带走。
这些女子实际上履行了妻妾、歌妓、婢女的多重职责。在风雨沉浮之后，士大夫与家妓之间可能会产生真挚的感情。如《东皋杂录》中载，王定国受贬，歌妓柔奴毅然同往，与其一起饱尝岭南的蛮风瘴雨。元丰六年北归，定国让柔奴为东坡劝酒。东坡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大为感动，写下《定风波》词相赠。 可以看出，定国与柔奴之间的感情已非一般的风月情怀可比。但这毕竟不是普遍现象。
官员的家姬数量不论，因此苏轼到哪都有数个到十多个家姬，离开时便遣散家姬，所以显得苏轼很“无情无义”。
许多家妓虽然生活较一般奴婢优厚些，但她们始终还是主人的玩偶，精神生活是极其痛苦的。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一载：观察使张渊，绍兴中为江东副总管，居建康。每以高价往都城买佳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严，小过必挞。尝盛具延客，皆环侍执乐，歌舞精妙，一坐尽倾。妾兢兢自持，不敢游目窥视，无论言谈也。中席，渊起更衣，坐客叶晦叔之侧一姝最丽，乘间语之曰：“恭人在太尉左右，想大有乐处.”妹惨容不答，但举手指筵上烛云：“绛烛分明会得。”绛烛是伴人流泪到天明的，这些家妓心中的苦楚也就可想而知了。
家妓在进入某个家庭以后，她们的户籍也就附编于家长名下，或以妾或以婢而登记入册，所以家妓又常以妾、姬称之。如王莹《群书类编故事》卷九中载：“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王文公(曾)正性俭，初无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钱，上使内东门司呼二人者责限为相公买妾。”这里与“声妓”并提的“姬”、“妾”指的就是家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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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姬可当礼物赠人
士大夫之豪侠好义的，又如同物品般往往以家妓赠送他人，常见古诗中有“千金骏马换小妾”，就是这个意思。故宋驸马都尉杨震有十姬，皆绝色，名粉儿者尤胜。一日招詹天游饮宴，出诸姬佐觞。天游寓意粉儿，口占《浣溪沙》一词，有“不曾真个也消魂”之句。杨遂以粉儿赠之。曰：“请天游真个消魂”(《乐府记闻》)。
小红，范石湖青衣，有色艺。范告老，姜尧章诣之。一日投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二曲，范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范寻以小红赠之，……尧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箫，小红歌而和之。故姜有“小红低唱我吹箫”句(《研北杂志》)。
辛稼轩在上饶，属其室病，呼医对脉，吹笛婢整整者侍侧，乃指以谓医曰：“老妻病安，以此人为赠。”不数日果勿药，乃践前约。整整去，因口占《好事近》词云。(《清波别志》)“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以诙谐戏谑的口吻，诉说了为妓者人如物贱、身不由己的悲辛和哀婉，表达了渴盼从良，向往自由的情感！
苏东坡一生姬妾众多，风流韵事也是数不胜数，对姬妾的态度是非常寡情的，有多次把家姬送人的记录，苏东坡有个叫春娘的妾，被苏的一个蒋姓朋友看中，蒋愿以一匹良马相换，这还真是“千金骏马换小妾”，苏大官人竟同意了，但这个春娘刚烈，或者遵循“一女不嫁二夫”的“气节”，竟然一头撞树而死。两个已经怀孕的小妾也都被送走，北宗末年的梁师成和大学士孙觌，到处说自己是苏东坡所送之妾的儿子，苏的儿子苏过，竟然默认，三人亲密无间，仿佛家人。据说梁师成顾及兄弟情谊，甚至对家中帐房说：“凡小苏学士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有一次在酒席上，诗人詹玉喜欢上了杨镇最喜欢的小妾粉儿，于是当即赋诗一首，诗曰：淡淡青山两点春，娇着一点女儿樱，一梭儿玉一窝云。向藉香中见西子，玉梅花下遇文君，不曾真个也销魂。杨镇一见，哈哈一笑，就把粉儿送给了詹玉。
《宋稗类抄》第一卷记载有这样一件奇葩的事情：陈了翁的父亲陈尚书与潘良贵的父亲是好朋友，一日，潘父对陈父说：“我俩官职、年龄都差不多，我只遗憾一件事不如您！”陈父问是何事，潘父说：“您已经有三个儿子了，我却一个都没有！”陈父说：“我刚娶一妾，已为我生一子，我可以把她借给您，她为您生了儿子后，您再把她归还我。”不久，陈父就把他的小妾送到潘父家中。这位被陈父借出去的小妾，就是陈了翁的生母。这位小妾被借到潘家后，不久就为潘父生了个儿子，就是潘良贵。他俩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据说，此事在当时传为佳话，有个诗人还为此赋诗一首：“赠妾生儿古人有，儿生还妾古人无。宋贤豁达竟如此，寄语人间小丈夫！”舆论对这件事居然是持赞赏态度的，借妾生子，被看作是贤达的表现。
家妓可以侑酒劝客，可以随便送人，但一般不许别人染指。南宋绍兴间一郎官，与某朝士的家妓私约，不料被主人识破。主人设计，骗来郎官，将他痛打一顿，使其出尽洋相。《睽车志》：“绍兴间一郎官，不欲言其姓氏，疏荡不检，一朝士与之善。朝士家有数妓，客至必出以侑酒。郎官者与一妓私相悦慕，而未得间。一日，郎官折简寄妓，与为私约。朝士适见之，妓不敢隐，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则非尔之过，当为尔辈为一笑资。姑答简与之，期以来夕密会于西厢，且云主人者适有故之城外，越日乃归，此机不可失。”郎官得简，喜不自胜，如期赴之。妓已待于会所，引入屏后曲房。妓先登榻垂幔，郎官解衣而登，暨前搴幔，则妓已自榻后潜去。朝士者方仰卧榻上，瞪目视之。郎官裸露，惶遽欲走，则门已闭。朝士谩为好词谑之曰：“与君厚善，何为如此？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欢，已遣归矣！惟公勿讶！”徐起，复曰：“某家使令稍众，不略惩，彼将观望，无所惮畏。”乃呼群仆掖之于柱，以巨竹梃挞之二十。流血及髁，呼服谢罪。复谓曰：“与公素善，故不欲闻官，薄示庭训，亦不泄于他人也。”乃遣去，亦不与衣，其人狼狈遁还。明日，朝路仍复相见如故云。”
《夷坚志》：观察使张渊，绍兴中为江东副总管，居建康，招邑士冯伯起为馆宾，待之特异，仍治宅西一室，使挈妻子入处之。元宵之节，为张灯百盏，渊赴府宴，长姬领众妾访其妻。小鬟见床褥华雅，戏卧其上，冯窃至，遂与之合。既罢，长姬知之，归以白渊，渊隐而弗问。经旬，又约冯共饭，饭毕，设茶于他轩。望砌下横一剑、一竹篦，一小缸置粪，冯掩鼻谓守兵不谨，将使屏之。渊笑曰：“此正为先生设，元宵之事，岂忘耶？”先呼长姬及小鬟，杖之三十，然后云：“先生须均受此辱，已乃伏剑。”冯趋下受杖，泣而请命，渊曰：“然则只以不洁待之可也！”冯度不能免，拱手言：“愿赐清汁，许行破文书。”渊逼使满杓而食，乃遂食之。后十年，叶枢密督视军马驻建康，冯投书陈御戎方略，彼人云：“此正是吃屎秀才耳！”传以为笑。
章子厚作宰相日，齐州奏孙耿镇监镇武巨私官奴（即家姬），乃本镇富民所蓄也。一夕诣官奴，为富民结客殴之，伤重垂尽而逸，且阴遣人诉于州。州奏监罪，请置于法。子厚为请，富民诛于镇市中，监官放罪还任。（《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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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姬数量
石湖云：“朝士中姝丽有三杰。”谓韩无咎、晁伯如家姬，及赵彦博家姬小琼也。有记载的官员家姬：杨褒有“家姬数人”；苏轼“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搽粉虞侯，欲出来祗应也。’”(《轩渠录》)；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韵语阳秋》)；杨震“有十姬”；熙宁七年(1074)代王安石为相的韩绛，“家妓十余人”(《侯靖录》)；宣和二年(1120)王黼代蔡京执政，勾结宦官梁师成，公开卖官，贪黩无厌，“家妓十数人”(《玉照新志》)；韩侂胄有“爱妾十四人”；韩琦官至宰相，“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苍》卷八)；李允有“家妓百十人”。
整个两宋，只有沉迷事业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几个人能把住家姬关。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记载：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侯鲭录》：王介甫诡诈不通，外除，自金陵过苏州，刘原父作守，以州郡礼邀之，遂留。方营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论久之，遂去营妓，顾介甫曰：“烧车与船。”延之上坐。
司马光结婚三十年，妻子一直无出，心中惭愧，便买了一美妾，却被司马光轰了出来。后来其妻与丈母娘又买来一美婢女，结果又被司马光轰了出来。
岳飞军营数年，不碰官妓，也不纳妾，同僚看不下去，便送了自己一美妾与他，结果岳飞隔着帘子问：“你若真的跟我，那以后便是粗茶淡饭，麻布衣衫，你能受得了吗？”然后女子便被吓了回去。
张咏入川，为人正直，执法严厉，手下官员都没敢带家眷，甚至连小妾都不敢纳。张咏发现后，当着众人面纳了好几房小妾。见纳那么多的小妾，知张咏不反对纳妾，上行下效，手下官员便也开始纳妾，一纳妾，官员的心思就慢慢的安定下来。到蜀地平乱之后，张咏已呆了四年，因业绩不错，被调往杭州。出发前，张咏做了件让众人大惊的事，他公开为自己妾室找夫家，并且张咏宣告，娶他小妾的费用他出一部分。在选择娶他小妾的时候，小妾的父母也都会在场，在场的目的就是证明这些小妾全都处子之身。原来他纳小妾目的就是要让手下官员知道，他不反对纳妾，只要是入川之后安稳从政为百姓、为朝廷就可以，后来那些娶他小妾的人都是开开心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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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妓、家妓与私娼，是不同时期不同娼妓制度的产物。当然，这三类娼妓是有区别的。官妓是满足统治阶级声色之娱的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奴隶。家妓则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家奴，她们受到封建家庭内部伦理规范的制约，须对主人绝对忠诚，这就与“这人折了那人扳”的市井章台柳不同。在三类娼妓中，家妓完全是男子的附庸，毫无经济地位，自由程度最小。私娼不隶于官，为“自由经营者”，以谋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为目的，自由程度相对大一些。三类娼妓虽有区别，但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有些官妓落籍或从良后，转变成家妓；一些家妓脱离主人，成为私娼。归根结蒂，无论官妓、家妓还是私娼，都是一夫多妻制社会的畸形儿。她们的存在，不过为了满足男子婚外的性欲求。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三类娼妓不存在根本的区别。

刚刚

啰嗦了那么多，为的就是说明畸形的庞大的妓女经济促使了青楼文化的发达，尤其是对宋词的发达兴旺立下了汗马功劳。使我们对宋词有一个全面的、真正的、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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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青楼文化
概述
宋词是由歌妓唱红的。词是一种新体诗歌，是一种音乐文学，它需要披之管弦，闻弦歌才能知雅意。而一个朝代始终以歌咏和音乐为社会时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宋朝一度歌舞升平，歌妓盛行，即便是偏安杭州，也是直比汴州，这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音乐文艺宋词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地方官妓以其歌舞伎能服役于州府县衙，每当官员宴饮或迎送往来之时，总要找她们来唱词佐酒，这在宋代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仪式。酒楼瓦肆坊间私家，每当宴饮之时，也要找歌妓来唱词佐酒，这在宋代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仪式。
在这样的场合中，多是士夫文人即兴填词，然后付诸歌妓，歌舞侑觞。因此，众多的词人在创作了新词之后，都愿将作品付诸歌妓，歌妓们也会主动向士夫文人要索新词，宋词中有许多这样的应歌之作，它们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歌妓们的活动在当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歌妓中有的是一唱倾城的歌唱家，她们姿色出众，能歌善舞，特别是对当时流行的燕乐新声的习练和掌握很娴熟。歌妓若能得到士夫文人的一诗半词已是一种殊荣，如果个别歌妓有幸能受到文人的品评或被写入诗词，那她的身价可就不一样了。
千年的妓院，衍生出中华特有的妓院文化。这使妓院蜕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些妓女们也构建成为一种妓女文学。甚至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相当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全明词》所录376位女词人，其中妓女词人有50人。）
一）、造成青楼文学现象的原因
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唐代性文化比较开明，对于官吏宿娼，不仅没有法纪约束和舆论非议，而且会被视为风流韵事而传为美谈，甚至加以仿效。例如开元、天宝间唐玄宗设教坊、置梨园、统４万宫妓作乐以及他和杨玉环的风流韵事传播朝野之后，文人士子们对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排斥而是羡慕，因而更加潇洒自如地走进秦楼楚馆，拜倒在石榴裙下，沉醉于温柔之乡，更把妓女带进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另一方面唐朝后期社会的开始衰退，又使一些人产生消极心理，人生如梦，为欢几何，于是迫不及待地及时行乐，以声色自娱，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正是这种生活的写照。
如果说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那么宋朝就是经济和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宋朝施政方针是重文轻武，历经十八位皇帝三百二十年。不仅造就了数以百计的才子，同时也造就了许多才女，这是特定的环境之下所产生的必然性。
宋词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功劳不仅仅是那些文人墨客，宋代词的繁荣与歌伎的传播是密不可分的。
可以说，歌伎是宋词的第一传播者。宋朝市民娱乐文化的蓬勃发展，宋代文人的娱乐是朋友聚饮时请歌伎助兴，宋时的歌姬不只是喝喝酒，跳跳舞，歌伎来了还会献上几支曲子，曲子一般都是时下风靡的词作，类似今天的流行歌曲。
这些歌姬不同于一般的歌姬，她们从小有良好的文化教育，所以她们都能作出很好的词来，有时候还可以和才子们一起切磋，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帮才子修改字句。
在那些枯燥的女工生活里，在那些寂寞无助的夜晚，抒写了一首又一首足以令男性也自叹不如的绝妙好词。
可以说，宋朝的才女是所有朝代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才女们多才且多情。套用现在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其实，姐写的不是词，是寂寞”。
风尘女子，这类才女因为感情经历较多，对民间冷暖的感触也比较深，写出来的文字很能打动人心。
对爱情的渴盼，对命运的悲叹。妓女词人笔下，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的，不论是写景感时、临别赠言，还是咏物赋情、自我描绘，爱情、命运，就如一曲咏叹调，在她们的词句中跳跃。
当然，爱情、命运，这自是被排除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的古代女性在文学创作中不可脱离之范畴，然则相较闺秀词人而言，妓女的创作空间更是牢牢维系于此。闺秀词人的婚姻是极其顺理成章之事，而且无法自己选择男子，因此更多表现的是对婚姻的一种期待，对婚姻生命的一种希望，主要是对一个男性注入更多的期待(含有一种无可奈何，只能有他的一种感情期待)。而妓女词人没有丈夫可托情，没有家人可慰怀，没有子女可寄意。因此，与闺秀词人相比，妓女词人写词时就更多表现了对爱情的渴望。而妓女身份决定了她们极难获得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因而年华逝去何去何从的无归宿感时时叩击她们的心扉，表现在词中便是对命运的感叹与悲鸣。
大多数官妓人在娼门，内心却强烈地渴望从良，脱离妓籍，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官妓的生活，虽也是福祸难测，荣辱无常，但是，她们基本上衣食丰足，生活奢华，不受礼教的束缚。比起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来，她们的生活是自由的，她们的性生活也是愉快的。但是，由于妓女们的文化素养一般高于同时代的女子，因此，她们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悲惨命运的实质，她们耻于作为男人玩弄的对象存在于社会，她们想望像普通妇女那样遵三从四德，虽粗茶淡饭，荆衣布裙也心甘情愿。有的妓女在声色侍奉中，潜心选择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凭着自己的聪敏才智和风流蕴藉，博得对方欢心与同情，以帮助她们从良。有的在卖笑生涯中苦苦积攒钱财，一旦遇上如意男子，便千方百计脱籍从良，结为夫妇。
一些困顿的士子，经常能得到名妓的投资与支持。名妓遇到不利状况时，仗义疏财的亦是平日里光顾次数较多的名士。《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作者高配罗在其书中就表示：“中国古代文士与妓女之间的关系，最符合‘柏拉图恋爱’。他们之间的爱情，已上升到精神层面，远非普通的肉体关系。”
唐宋的妓女们不仅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素质普遍高出一般妇女。她们多能歌唱诗词，精通琴棋书画，令文人雅士侧目倾倒，成为了他们笔下的描写对象。有的妓女甚至还善诗能文，成为诗人词人。唐宋文坛，于是妓女在特殊环境中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团体，而她们不论是作为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还是创作的主体，这种特殊的畸形的文化可以称为“妓女文学”“青楼文化”。
妓女作词自唐五代开始，历经宋、元，至明代，出现了一个词人群体。这个群体共存词三百多首，与前代相比，在词人词作数量上均达到了高潮。据统计，《全宋词》中仅保留下了23名歌妓的23首词作（其中一首分隶属于两人名下）和5首残篇。实际数量则远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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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璀璨的妓女诗词作者群
由于唐宋时经济已经达到一个顶峰，统治阶级出自淫乐需要，广蓄官妓、家妓，并不惜工本，对她们从小加以严格训练，也因为唐宋诗风词律文风很盛，除士人能诗外，上自帝王将相，在朝在外庶僚，下至贩夫走卒，旁及闺秀侍姬，方外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几乎无人不能诗，因而此时的妓女们已经有了比较高的文化素质。如《北里志》记载当时比较出名的一些妓女的情况是：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杨妙儿长妓曰莱儿，歌不甚扬，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言，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王圉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王苏苏居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谐谑。张住住少而敏慧，能解音律。……
1. 善诗而得名的妓女
宋时不许官员嫖妓的政策，使官员们对妓女把精神方面的满足看得重于纯肉欲的满足。除唱词外，有些妓女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能与官员们互动、切磋，她们还能作词，由于女人的特点与特殊的环境，她们的词多清丽、宛楚、缠绵，楚楚动人；有的甚至能对客挥毫，倚马可待。这样，就出现不少历史上的、文坛上的佳话，妓女文学也就这样自然地形成与发展。出现了薛涛，鱼玄机等奇女子。
妓女作为创作个体出现在唐宋时期，正是由于诗词的普及和广泛，使得有些素质较高的妓女不仅能唱词以外，还能创作相当有文学色彩的作品甚至文学集子。
当时的名妓首推唐朝的薛涛。薛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校书。她的口才、文才都好，诗笔艳荡而工，七绝尤长，著称于世。15岁时就被镇将韦皋召令侍酒赋诗，韦十分赏识她，特以校书郎奏请，虽然由于“护军未及应”而罢，但“薛校书”之名已远近流传了。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都乐于和她来往唱和。薛涛晚年退居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时号“薛涛笺”，现今她保存下来的作品有《洪度集》一卷。其中《谒巫山庙》：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小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自斗眉长。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就是反映妓女生活与情感、男女的欢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的内容。这也是薛涛作品里大多的主要内容和情感愿望写照。
另一位唐代名妓鱼玄机，是长安女子，喜爱读书，有才思，补阙李亿纳为妾，后来失宠了，就入咸宜观为女道士。唐代的女道士在性方面是很自由的，因此后来她多与士大夫交往，实际已经成为一位变相的妓女。她是文学创作相对比较多的女诗人。其中一首她《赠邻女》云：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枕上潜垂泪，花问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很王昌。这首诗就是抒发她在性爱生活中的情怀，感伤于自己的身世，而“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成为千古名句。这种大胆、热情、奔放、深刻的诗句虽然是妓女的口吻，但也只有历尽沧桑、懂得爱情的人才能说出。
还有一个名妓是关盼盼，关盼盼“善歌舞，雅多风致。白居易曾赠诗给盼盼赞美她：“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她曾写《燕子楼》三首以抒发怀念已故丈夫的感情，思念故主，其中有一首是：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抒发了对自己丈夫坚贞守节的决心。
薛，鱼和关三个妓女文人，标志着唐宋妓女文学的一个颠峰时期，这种蜕变显得格外特殊，因为作为一类特别的人群，特殊的行业，他们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创造出了一篇篇特殊的文学作品，不能不承认，妓女文学已经在这个时候变成的主动，创造了颠峰。
⒉善词令而得名的妓女
有一些名妓虽然不像鱼玄机她们一样有成集的作品，但她们善酒令，机智懂词意，受到名士的青睐。
例如钱塘名妓苏小小。技艺非凡，对词的驾御能力很高。当时人说她：“钱塘苏小小，歌声上林鸟。腰细楚王宫，杨柳摇春风”可见她当时是多么著名了。
唐代平康妓郑举举也很出名，她为曲中都知，善令章，巧谈谐，常为诸朝士所眷，凡进士同年宴，多邀为席纠。一次有个叫刘崇的人考取了状元，处于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遍看上阳花”的心情下，召聚同年欢宴，恰因举举有病不能与会，于是就叫同年李深之为酒纠，刘崇作诗云：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尔风流兼蕴藉，天生不似郑都知。由此可见郑举举当时的名声与影响。
其他如刘采春、常浩、舞柘妓女、王福娘、杨莱儿、王苏苏、楚儿、史凤、盛小藂等等，都是古籍中有记载的名妓，还有一些妓女才貌俱佳，但姓名没有流传下来，古籍中只记了平康妓、太原妓、武昌妓等，她们在唐宋妓女文学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
下面两则小故事，就可看出妓女们怎么善词令的。
绍兴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临安试词科，第三场毕，出院时尚早，同试者何作善伯明、徐摶升甫，相率游市。时族叔邦直应贤、乡人许良佐舜举省试罢，相与同行。因至抱剑街，伯明素与娼孙小九家来往，遂拉访其家，置酒于小楼。夜月如昼，临栏望月，两烛结花，灿然若连珠。孙娼固慧黠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洁，烛花呈祥，五君皆较艺兰省，其为登名高第可证。愿各为一词纪实，且为他日一段佳话。”遂取吴笺五幅置于桌，升甫、应贤、舜举皆谢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笔作《浣溪沙》词一阕，曰：“草草杯盘访玉人，灯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觅句要清新。/黛浅颜娇情脉脉，云轻柳弱意真真。从今风月属闲人。”众传观叹赏，独恨其末句失意。予续成《临江仙》曰：“绮席留欢欢正洽，高楼佳气重重。钗头小篆烛花红。直须将喜事，来报主人翁。/桂月十分春正半，广寒宫殿葱葱。姮娥相并曲栏东。云梯知不远，平步蹑东风。”孙满酌一觥，相劝曰：“学士必高中，此瑞殆为君设也。”已而予果奏名赐第，馀四人皆不偶。[夷坚志]
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随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顾莱公笑咏曰：“世情冷暖由分别，何必区区较异同！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青箱杂记]

刚刚

（八）、妓女词人
唐朝妓女的词非常少，宋朝的妓女不但善诗，还善词，这是唐朝妓女没有的现象。
本节所收风尘女的词以宋朝和明朝为主。词后有作者简介、与词有关的资料、有关的点评、写作时间等。由于古人传抄和网络文字的原因，一首词往往有多种版本，用“刚刚按”的形式把不同版本的异字标出。
妓女的词内容一般有下面几方面。
一是伤时，如卞赛《醉花阴・春恨》、张丽人《千秋岁引・春游》、崔嫣然《谒金门・秋思》、尹春《醉春风》，吟的是景，触及灵魂的是命运的不公。
一是寄赠，如方是仙《女冠子・别怀》、马守贞《蝶恋花・天香馆寄陈湖山》、梁玉姬《浣溪沙・寄远》，为爱所苦，为爱所盼，亦为爱所悟，为爱而大胆地诉说着自己的相思。
一是咏怀，如呼举《木兰花令爱・夜坐》、马如玉《凤凰台上忆吹箫・秋夜期亘史不至》，都是爱与命运的惆怅。
一是咏物，如顿文《卖花声・咏像生花》、李无尘《鹧鸪天・咏凌霄花》、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徐惊鸿《临江仙・咏睡鞋》、范翩《卜算子・咏尺》，都是爱与命运的嗟叹。一是描绘生活情状，如薛素《醉花阴》、杨宛《满宫花・暑夜与诸女郎同外家宴》、沙宛在《江城子・哭姊》，追求爱和对命运转机的盼望。
（下面是我收集的156首妓女写的词，这里略去）

刚刚

我这十来年，坚持一年出版一本书。这是我今年杀青的一本书中的内容、
书名    《巫山云雨词集》
序言
虽属携妓柳阴下，拥雏云台上之靡靡之音，但多缠绵情深，儿女之态毕现，读来清新可口，故谓之巫山云雨词也。
现今下半身文学叫嚣文坛，比之娼妓，又愈下矣，故出此集，让下半身者瞧瞧，什么叫文学。


前有《花间集》，我这是与它配套的。都是花前月下的词，但前者对象是贵族小姐，词艳而不淫；《巫山云雨词集》对象是风尘女子，词艳而免不了藏淫（嫖客与妓女，免不了性描写）。若抹了这些艳词，宋词留下的可能就只有三分之一了。所以我们要正视宋词艳的特点。

收集中的词五百多首，三分之一是妓女写的，三分之二是文人写的，文人写的只收写给妓女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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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还要介绍文人写的艳词，主要是谈文人对妓女的情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