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科考

刚刚

唐承隋制，但科举制度却在唐朝的时候由草创阶段走向日益成熟和完善阶段。

它是第一个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员的政治制度，它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为唐朝的社会经济发展做了重大贡献。


但是，随着科举制度逐步的深入发展，随之而来的各种各样的弊端也慢慢暴露，显现出了它自身所特有的局限性 。


李渊建唐以后不久，武德四年便开科取士，自此，拉开了唐代科举史多姿多彩的画卷。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考试的科目一般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 、明算等六科。
其中秀才科被时人称为“尤异之科”，它是唐代六门常科中最早设立 、历史最为悠久 、法定地位最为崇高的科目。

但因为秀才科的难度太大，要求极高，所以应试者寥寥无几，唐高宗永徽年间就被废除了。


剩下的五门科目里，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为重要，参加这两科考试的考生也是最多的。


唐初期，明经科高于进士科，但是到唐中期以后，进士科的地位开始高于明经科。--------------注意不考诗

唐代科举中试不仅名额少，在制度上存在明显缺陷，考试的程序也不够完善等。

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逐渐演变成世族门阀维持自己门第的手段，在科举过程中出现了贿赂、舞弊等腐败现象。


考生不惜弄虚作假、贿赂考官，使得中举者的能力和素质大幅度下降，而许多真正的有识之才、名人、杰士却遭受排挤。


首先便是纳省卷和行卷。纳省卷即举子将平时所作诗文卷轴向尚书省所在官府，即礼部交纳，所以称为纳省卷，又称为“公卷”。


而举子向一些达官贵人私自呈送的诗文称为“行卷”。
唐代进士科还允许“公荐”和“通榜”，即允许人们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才。

应进士科举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文卷，投献给达官贵人或文坛名人以求得他们的赏识和推 荐 ，从而提高知名度和及第机会。


这种行卷风尚在盛唐以后非常流行，但是，随之而来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其一是走后门现象，依靠权势求取科第的做法大行其道，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公荐 ”实际上变成了“私荐”，凭借个人喜好和交情，以及考生所贿赂的银两多少来推 荐人才。


其二是考生呈送的诗文作品有许多是请他人代写，还有的剽窃盗取，在别人的文章上修修改改，所以很多都并非他们自身水平。


如此，一些豪门权贵的不学无术的子弟，想要通过科举，便极其容。


比如，唐德宗时期，宰相李实便开出一·张20人的单子，要求主考官照名单录取，否则便予以贬谪。


其次是考场代考作弊，唐代在防止考生作弊的措施上还不是很完善。
代试就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腐败舞弊方式，唐代著名的词人温庭筠就是当时著名的“枪手”，他才思敏捷，成文极快，在考场上经常代人作赋和传递答案给多个考生，当时人们称之为“救数人”。

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考试的公平性，以次充好，使得政府选拔的官员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有所降低。


最后便是一直流传至今的请托。请托是唐代科举考试中一种极为普遍和恶劣的腐败风气 。


“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 ”，这往往已成为合乎逻辑 、顺其自然的事情。


请托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通过人情恳托，有的利用权力威胁。


如吴武陵推荐杜牧时，便公然要求主考官录取杜牧为状元。韩愈推荐程昔范也是如此。


到唐代后期，一些权臣凭借个人喜好操纵科考，使得考官在决定录取考生的名单和名次时，考虑的不是考生的成绩，而是请托人的面子和人情。


这些不良作风不仅使得士人的世界观受到误导，对整个唐代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是相当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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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法
唐代科举考试设科繁多，不同时期其科目设立也不尽相同，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其中常设的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此外，还有制科和武举科等。秀才科 考方略策(计谋策略)五道题，依文理通顺透彻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录取。隋唐时代均以秀才科为最高，所以被录取也最难。隋代秀才科先后录取不过10人，唐代秀才科每次录取的仅一二人，秀才科录取后，按四等授予官位，即正八品上，正八品下，从八品上，从八品下。 由于秀才科录取的难度较大，唐初举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停止了。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唐时秀才，则为优异之科，不常举。”进士科 唐初仅考时务策(当世要事的对策)五道，后增加考试帖经和杂文。帖经是考默写经书的能力。杂文是指以规谏、告诫为主题的箴、铭，晋朝的陆机在《文赋》中说：“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经策全通为甲等，策通四道、帖通四道以上为乙等。唐中叶后又增考诗赋，并重视诗赋的考试。往往帖经不合格的，如果诗赋考得好也可以录取。这是唐诗兴盛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发展。进士科录取分为两等，甲等授予从九品上之官职，乙等授予从九品下之官职。唐代进士科最受士子青睐，《唐摭〔zhi 职〕言》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唐玄宗时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常不减千余人”，及第者最多时不过30余人。《全唐诗》中有“桂树只生三十枝”，反映了进士科每次录取名额不过30人左右。据徐松的《登科记考》统计，终唐之世计289年，贡举进士为266次，及第进士为6442人，按《通典·选举三》每年应举数“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计算，唐代约计有50万人次参加过进士科考试，平均每年及第在23人到24人之间。这与《通典》所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百十一二”基本相符合。进士科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进士及第者往往受到重用有关。有的进士及第者位及宰相，从唐宪宗到唐懿宗期间共有宰相133人，而其中进士出身者有98人，约占宰相总数的74%，宰相中进士出身的人数已占绝对优势，反过来又促使朝野上下更重视进士科。唐玄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曾说：“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jia佳〕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蕴才敏行者咸出于是”(《通典·选举三》)。正是由于进士科及第者官位显赫，录取人数又少，所以进士科也最难考。
明经科 又可细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在唐代按经书的分量又把经书分作大、中、小三类：《礼记》与《春秋左氏传》被称为大经;《诗》、《周礼》、《仪礼》被称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被称为小经。《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要掌握。明经科就是考以上儒家经典著作，方式分帖经、墨义、时务策与口试等。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唐代明经科，先考帖经，每经考十帖，每帖考三言，通六帖以上者为合格。然后墨义(或口试)经义十条，通十条为上上，通八条为上中，通七条为上下，通六条为中上，余者为不合格。然后考时务策三道，通二道为合格。帖经、墨义(或口试)、时务策三项考试皆合格的被录取。明经科的录取分为四等，分别授予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从九品下等官职。明经科的考试要求是不高的，只要求熟读经义注疏就行，对于经义也未必真懂。录取的比例也较大。进士科大约每100人只有一二人被录取，而明经科大约每10人就有一二人被录取。唐有重进士、轻明经的倾向，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意思是说30岁的人去考明经科，算是年纪老的了，而50岁的人去考进士科，算是年纪轻的了。说明考明经科容易，考进士科很难。

明法科 即法律科，主要考律、令等知识。试策共10条，其中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等，通八条以上为乙等，通七条或七条以下为不合格，不能录取。明法科的考生来自律学的学生和州、县的乡贡。明法科主要是试考生对朝廷刑法和国家组织制度的了解程度。录取人数很少，有史可查的有李朝隐等(《旧唐书·李朝隐传》)。
明字科 也称“明书科”或“书科”。明字科先试帖经，然后口试，最后试策。帖经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共十帖;口试“不限条数，疑则问之”;口试通过后再笔试《说文》、《字林》20条，答对18条为合格。并且“凡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诂，兼会杂体者，为通”(《唐六典·礼部》)。明字科考生来自书学学生，合格者再经祭酒审定，而后参加省试，省试及第，仅取得了科举出身，再经吏部铨选才能放官。明字科及第叙任的品阶是从九品下。明字科考核的是文字、训诂知识和书法，明字科的设置也反映了唐代重视书法的风尚。古代著名的楷书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草书家张旭、怀素，除欧阳询生于隋唐之际外，其余四人都生于唐代，另外还有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家也生于唐代。宋代朱翌曾言：“唐百官志有书学，故唐人无不善书，远至边裔书吏、里儒，莫不书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见也。往往胜于今之士大夫，亦上之所好，有以劝诱之。”(《猗觉寮杂记》卷上)
明算科 即算术科，着重考核算术，要求详明术理。主要考《九章算术》三条，《周髀〔bi 毕〕算经》、《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者为合格。《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者为合格。另一说，“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新唐书·选举志》)明算科考生主要来自算学生，算学生学业完成后参加国子监考试，合格者再参加科举省试，及第后待铨选后叙任官员为从九品下。
诸史科 即历史科。“一史”，主要考《史记》。“三史”，主要考《史记》、《汉书》、《后汉书》。史科为唐穆宗时所设。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70条策通二道者合格。开元礼科 即礼制科，主要考唐玄宗开元年间所制定的礼仪制度，为唐德宗贞元年间所设。应试者通大义70条、策二道者为合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授官。童子科 规定凡10岁以下能通 一经及《孝经》、《论语》的，皆可参加童子科考试。能背诵十卷的可以授官，能背诵七卷的可以授予出身。道举科 唐玄宗时举行过，主要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这是唐朝注重道家思想、扶持道教势力的反映。制科 皇帝的命令称为“制”，皇帝特别召集一些人举行的考试科目，称做“制科”。考试的时间及内容都由皇帝临时决定，随皇帝的一时高兴而举行，名目很多，发“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等，前后不下八九十种名目，甚至还有“不求闻达”(不求显达)科、“高蹈丘园”(隐居丘园)科，甚为可笑。一般说，制科要考“时务策”，即对当世要事的对策，自唐玄宗以后加试诗赋。制科是皇帝亲自网罗人才的一种办法，考试成绩优等的，可以得到较高的官职，考试成绩次一等的，可被授予出身。制科虽是皇上恩准的特殊科考，但制科出身的人，却不被人们敬重，以为非正途出身，远不如进士出身的人荣耀。应科举考试得官以后，还可以再投考制科，如诗人贺知章，先曾考进士科，获得官职，以后他又应考制科，考取了“超拔群类科”，再获更高的官职。
武科 创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由兵部员外郎主持，又分为平射、武举二科目。主要考步射、马枪、马射、负重、语言、身材等等。《旧唐书》载，郭子仪就是“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的。唐代武举，由州县考选后，以乡饮酒礼贡举至兵部进行考试，每年应试的常有数百至数千，而能及第者不过数十人。其考试内容主要有：长垛、马射、马枪等。所谓长垛，置帛五规(圆形)于垛(土筑的箭靶)上，相距百有五步，内规广六尺，橛〔jue 决〕广六尺，余四规，每规内两边各广三尺，悬高以30尺为限，列坐引射。所谓马射，穿土为埒〔lie 列〕(矮墙)，其长与垛相同。缀皮为两鹿，历置其上，驰马射之。所谓马枪，断木为人，戴方板在顶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板落，而人不踣〔bo搏〕。长垛、马射为试弓法;马枪为试马上舞枪。此外，还有步射(射草人)、翘关、负重、身材及言语之选。《新唐书·选举志》载：“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举。”“身材”和“言语”之选，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才艺和堪为统帅者。如果是文官要求参加武科，取身材六尺以上、年龄40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通得五成以上的为合格。
医举科 是唐代设置的专门为选拔医学人才的科举考试科目。最早开设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考试内容：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成以上的为合格。考生主要来自医学学校的学生。从以上常科来看，经常采用的考试方法，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间或还采用口试。
帖经 这是唐科举考试常用的方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通典·选举三》)即将经书上某行帖上三个字，要求将所帖的三个字填写出来，这和现在流行的“填空”有些类似。这种考试方法原是很简单的，只要把经书文注读熟即可应付。这种考试方法适合于考查记诵性的知识，对于测试认识能力、思辨能力及应变能力，是无能为力的。故即使考生对一般帖经(填空)均能回答，也使考官难以分出优劣。为了便于取舍，考官挖空心思提高考题的难度，出些孤章绝句、疑似参互、易于混淆的题目，如出一些偏题、怪题，“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通典·选举三》)这样把本来容易应付的帖经考试，变成考生的一道难关。于是历年考生就想方设法搜索偏怪难题，把孤绝幽隐的句子编成便于记诵的歌诀，称为“帖括”。考生们热衷于记诵帖括的歌诀，而对儒经的大义反而知之不切了。针对这种情况，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国子祭酒杨玚〔yang 杨〕上奏道：“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臣望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旧唐书·杨玚传》)当朝重视杨玚的意见，特下制令：“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是厘革。礼部起今，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册府元龟·贡举部》)根据此项命令，礼部考试开始实行开三行，不再在断绝疑似之处帖题了。
墨义 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问答，只要熟读经文和注疏即能回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又如原题：“‘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对：“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zhan沾〕之逐鸟雀也’。谨对。”还有原题“请以注疏对”的。如答不上来，就写上：“对未审。”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增加了“口问大义”，即用“口试”这种新的考试方法。规定问义应当众进行，问义结束时当即宣布考试成绩，以此来限制考官以个人好恶而取舍，让众人对口试进行监督。但执行时往往由考官单独口试，问答时又不做记录，因而出现舞弊现象。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为平息众怒，重申命令“举人帖及口试，并宜对众考定，便唱通否。”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曾奏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文”。 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尚书左丞权知礼部顾少莲也奏称：“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复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礼部贡院又请皇帝废除口试。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请恢复口试。口试的方法比较灵活，但随意性较大，确实有复查无凭的缺点，容易给一些考官和考生提供联合舞弊的机会。
策问 这是沿袭西汉以来的“射策”、“对策”的考试方法，它是设题指事，由被试者做文章，题目的范围是当世要事和计谋策略，要求对现实中诸如政治、吏治、人事、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或写出政论性的文章。它比帖经、墨义要求要高一些，这是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但是，这种考试方法行之既久，后来的读书人将每年考试的考卷旧策编缀起来，熟读烂背，“束书不观，专读旧策”，以应付考试。传说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考试时也曾和其他考生一起将此类书“携以就试，相顾而笑”。可见，久而久之，靠策问也难以考出真正的人才。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因有人反对诗赋而连及策问，结果诏令将二者并停，改试议论各一道。但由于议论空泛，难于把握取舍标准，未及推行而又复旧。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八年(公元834年)又经过一次反复，变通之后又复旧。要求考生对经史和时务并加重视，在策问题目上，提出经史与时务兼顾，如策问五道题，其中经史三道，时务两道。其用意在于使考生古今并习，不致偏废。几经反复调整后，策问这种方法被延续使用。应该说，策问本身属于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但由于科举考试内容限制了它的作用，后来，策问也渐重骈俪〔li 吏〕，也就同帖经一样，逐渐成为束缚考生思想的一种手段。
《昌黎全集》卷十四录有进士科策问13道，兹录其二道如下：“问：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环终始，若五行之与四时焉。原其所以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异也，各适于时救其敝而已矣。夏殷书存者可见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远，乌所谓三者之异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欤〔yu 愚〕?将其词隐而难知也。不然则是为谬说矣。周之后秦、汉、蜀、吴、魏、晋之霸，亦有尚乎?无也。观其所为，其亦有意云尔。循环之说安在?吾子其无所隐焉。”“问：夫子曰：‘洁净精微，易教也。’今习其书，不识四者之所谓，盍〔he 何〕举其义而陈其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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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赋
是后来加试的一种考试方法。鉴于考生多背诵经义和旧策，没有实才，于是就在经义策问的基础之上加试一诗一赋，也称之为帖诗。诗赋比帖经、墨义更能考察考生的思想，且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学修养和文化水平。不过这种诗赋格律体裁均有固定格式，语句用词又必端庄典雅，堂皇矞〔yu玉〕丽。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以《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及第中选。我们且看他后一首应试的诗：


良璞含章久，

寒泉彻底幽。

矩浮光滟滟〔yan厌〕，

方折浪悠悠。

凌乱波文异，

萦〔ying迎〕回水性柔。

似风摇浅濑〔lai赖〕，

如月落清流。

潜颍应旁达，

藏真岂上浮。

玉人如不记，

沦弃即千秋!


这种试帖诗，多为12句，共六韵(也有16句，共八韵的)。首两句见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后两句作结。这种格式在以后的科举考试里慢慢发展成一种禁锢思想的形式主义的八股文。试帖诗中被世人传为佳作的，有中唐“大历十才子”钱起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所试《湘灵鼓瑟》诗：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祖咏的试帖诗《终南山望余雪》，写得也很洒脱：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这首诗构思新颖，诗境似画，但不符合考试规定的诗六韵的试律格式。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载：祖咏交卷时，考官诘问他为何尚差四韵，如此离格?祖咏答曰：“意尽。”诗四句已将终南景色尽收笔底，何须画蛇添足?以诗赋取士也造成士子追求文章形式，着意词藻华丽，形成“争尚文辞，互相矜炫”的浮华之风。这与汉以来以儒术取士之方针相去甚远。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诏书曰：“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
读书人经过省试(尚书省礼部试)合格了，只不过是取得了“出身”，还不能马上去做官。要想做官，还得参加吏部考试。吏部考试包括“书、判、身、言”四个方面。第一考“书”，即书法写字，试其“楷法遒〔qiu求〕美”。第二考“判”，即写另一种文体的文章，试其“文理优长”。第三考“身”，考察其相貌是否端正，试其“体貌丰伟”。据说有一读书人名叫方于，由于他缺唇连应10余科而不得录取。第四考“言”，考察其口齿是否清楚，试其“言辞辨正”。如果“书、判、身、言”这四项全能够通过，便可以授予官职。像韩愈这样的文豪，竟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就是说韩愈参加过四次省试，方才通过，又参加过三次吏部考试，一直未能通过。于是他企图通过当朝宰相推荐而得官，但他三次上书均无结果，最后只好离开长安，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麾下做幕僚，以后由董晋荐举，由此他才走上了仕宦之路。可见科举考试之艰难!即使通过了吏部考试，所授官位无非八、九品，其秩位并不高。不过从此便登上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因而读书人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生之中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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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期的科考，主要是考杂文，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就改成了诗、赋各一首。

李白和诗圣杜甫，却在科举考试中屡屡受挫，连一个进士都考不上。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竞争过于激烈；


二、科举考试不仅仅是偏重诗赋，还要求考生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而李白和杜甫对此却并不擅长；


三、科考归根结底是为朝廷选拔从政人才，并不是选诗人，以诗赋文章作为应试的考题，并不是为了测试考生的文学天赋，而是要检测他们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
后来李白通过征辟的方式进入翰林院，杜甫也以上书拜官的形式进入仕途

有篇文章说

　“高考差生团”名气最大的三位诗人，分别是李白、杜甫、孟浩然。

　　李白，是所有考生里最傲娇的，因为他压根选择放弃，不考！别以为李白是清高，因为他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在唐代，要参加科考，跟今天一样，要核实身份。遗憾的是李白的身世是一团迷雾，没有上户口。而且那个时候家里只要做生意的，就不能参加，李白家里恰恰就是做生意的。悲催的李白连门都没迈进去。

　　杜甫呢？那简直是倒霉透了，如果只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惨。第一次科考，遇上了最坏的考官，考官叫李昂。这位李老师脾气坏，心眼小，很多考生不服他。遇到这样的考官，杜甫没考上也是没话说。

　　第二次参加科考，已经是十二年后的事了，这一次，又遇到奸相李林甫，这又是个不靠谱的主，杜甫又一次没有上榜。前后两次考试，等了十二年，遇到两个不靠谱的考官，杜甫的倒霉谁能明白？

　　相比起杜甫，孟浩然的科考路更是失败。本来他是非常幸运的，遇到最大的考官——玄宗皇帝，亲自面试。玄宗可是个很浪漫的皇帝，要是抓住机会，孟浩然可是很有机会改变命运的。可孟浩然同学似乎有些恍惚，居然发了两句牢骚：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意思是我没本事，老板不重用我，身体差朋友也冷落我。玄宗一听就不开心了，你都没求过职，怎么能说我不重用你呢？这不是黑我吗！就这样，孟同学把人生最重要一次面试给搞砸了。

　　这李白、杜甫、孟浩然，三个人的诗是冠绝古今，可在当时的“高考”面前，全都是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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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因为才高傲物，时常讥讽权贵；又放浪不羁，喜欢流连于秦楼楚馆，在礼教社会中声名尤其不佳；再加上曾在科场上代他人作赋，因而他一共参加了十五次科考，竟一次都未能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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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科举考试仍由吏部负责，主考官为吏部考工员外郎李昂，李昂为人耿直，对许多通过人情举荐得到科考功名的现象十分反感，因而在考试前便召集考生，声明凡送礼说情者、必令其当众出丑。

然而一位名叫李权的考生却顶风作案，通过李昂的岳父前来请托李昂，要他关照自己，此举触怒了李昂，他召集全部考生，对李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李权不甘受到这样的羞辱，便拿出主考官李昂的一首诗来，其中有两句是“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两句，这句诗用了一个典故，尧帝年老时，曾想将帝位禅让给贤人许由，被拒绝后又想授予他官职，但是许由只想做个隐士，觉得这些想法都是世俗浊言，于是跑到水边清洗自己的耳朵。

李权问李昂道，当今天子并未提出把帝位禅让给你，你写这样的诗句是何居心，难道心存异志？李昂无法应答，只得去宰相那里请罪，幸好皇帝并未深究，还因为这场考生与主考官的纠纷，将科举考试从此交由礼部负责，主考官人选也从六品的考工员外郎改为四品的礼部侍郎，以提高主考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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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士科则考策论（也就是针对时事写文章）和诗赋（根据要求作诗），这一科考的是学子们的政治见解和文学能力。策论务实，诗赋却更像明清的八股文了。


诗赋考试限制很多：首先是规定的题目、限制用某一韵、规定用几韵（即规定句数，两句一韵）、还要在内容上切题、起承转合的衔接（类似八股）等等。说是戴着脚镣跳舞，实不为过。


唐代科举史上的应试诗中，佳作可谓少得可怜。然一旦脱颖而出，更显难能可贵。

第一首便是一首“因诗落榜”的应试诗：


终南望余雪


唐·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这首“落榜诗”可谓人尽皆知，据说祖咏少年才高，前往长安应试，当时的诗赋考题是“终南望余雪”，考试规定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祖咏只写了两韵四句就搁笔交卷。考官问道为何不写完，祖咏答道：意尽矣！


确实意尽了，终南之秀、积雪之态、雪后初晴之霁色、日暮长安之寒，尽在短短四句之中。虽然堪称绝唱，但没有按要求写够十二句，祖咏自然也就名落孙山了。


第二首
再来看看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所作的应试诗：

省试湘灵鼓瑟

唐·钱起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钱起参加科举时，诗赋考试出的题目是“湘灵鼓瑟”，要求写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湘灵鼓瑟”是出自《楚辞》的一个神话：舜帝死后葬苍梧山，其妃子投湘江自尽，变成湘水女神，日夜鼓瑟以表哀思。

这个题目是有隐晦的政治正确要求的：美人忠贞于夫君便如臣子忠诚于君主。这是希望考生在诗中表达对君王的忠心。当时很多考生都考虑到了这点，有的写道“遗音如可赏、试奏为君听”来表达赤诚忠心。

然而钱起却完全没有考虑政治正确，反而通篇驰骋想象，极尽将无形的乐声以有形的形象表现出来，借此表达神话中湘灵鼓瑟的哀思。结尾更是两句绝唱横空出世：“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可谓神来之笔！

除此之外，钱起还犯了重字的错误，一篇之中用了两个“不”字，乃应试诗大忌。然而幸运的是钱起凭借结尾两句神笔打动了考官，一举中第，而且还是当年状元！

这首《省试湘灵鼓瑟》也因此成为应试诗的典范，结尾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也成为千古名句，被后世诗人词人屡屡化用。

第三首

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此诗是白居易十六岁在江南参加科考时所作，当时考试规定以“赋得体”咏“古原草送别”，且限四韵八句，并要求起承转合分明，对仗工整。白居易凭便凭借此诗中第！


在唐代，科举中第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并不能确定获得官职。所以中第的士子们往往还要拜访公卿名士以求得推荐为官。

白居易中第后便携诗集拜访了当时名士、诗坛宗主顾况。后面也就有了顾况初见调侃“长安居不易”，读此诗而改口“居亦易矣”的故事！顾况因这首诗，对白居易大为赏识，并推荐了白居易进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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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永隆二年（681），颁“进士试杂文两首”诏令，确认了进士科“词科”特点，将文学水平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杂文者，诗赋也，定形于玄宗天宝之际。也就是说，诗入科考，主要在进士一科，制举试诗极少，明经等其他常举也不试诗。


进士科试三场，中唐以前，依序为帖经、诗赋、策文；中唐后，序为诗赋、帖经、策文；晚唐后，序为诗赋、策文、帖经。由于帖经为背诵，策文常为老生常谈，真正能够一较才华高下的，只有诗赋，主司褒贬，正在于此。当然，诗赋同为韵文，起码技巧上大同小异，而诗较赋又大多短而易读，故真正引人关注的还是诗。文人参加科考，必经州、府、监、寺解送后方可参加省试。




那么诗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科举考试的呢？有一种说法，科举考试考诗赋是从唐高宗永隆二年开始，即公元681年。

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新唐书·选举志上》
赵翼《陔余丛考》云：

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开元二十五年,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自今加试大经十帖。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又以箴论表赞代诗赋。大和八年，仍复诗赋。此唐一代进士试之大略也。”
他说的建中二年之事历史也有记载，就是在建中二年到大和八年的时间里，科举考试暂停了诗赋，几年后又恢复。在唐朝还有一次暂停考诗赋，但是不到一年就恢复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天宝十三载开始考诗赋，这种说法来自北宋王溥撰的《新编唐会要》，简称《唐会要》：

天宝十三载（754年）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制举试诗赋。从此始。）
钱起有一首著名的试帖诗《省试湘灵鼓瑟》，据说是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参加进士考试时所作。钱起有一首著名的试帖诗《省试湘灵鼓瑟》，据说是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参加进士考试时所作

省试诗不下于77902首
考诗只对进士科而言，考其他科的仍然与诗无关。
开国60多年，进士科只考策论。
100多年后的开元天宝年进士科才开始试诗。因此试诗与唐诗的繁盛其实无关，但促进了唐诗的发展，但同时对唐诗起消极作用。


采用律韵，对押韵作出严格规定和限制。由考官命 题，出八个韵字，规定八类韵脚，称“八韵律赋”。押韵、词序、平仄均有相 关的规定，字数也有限制，不超过四百字。唐代，孙愐编有《唐韵》一书， 原书已佚。近年发现残卷，经专家考证，《唐韵》应为《切韵》的“增字加 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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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帖诗

科举考试的诗被称为试帖诗，是标准的格律诗，有五言四韵、六韵、八韵等。

例如开元二十六年戊寅（738），崔曙《明堂火珠诗》就是一首八句的五律：

正位开重屋，中天出火珠。夜来双月合，曙后一星孤。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还将圣明代，国宝在京都。

还有五言八韵十六句的排律，天宝四年乙酉（745）殷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诗》：

应历生周日，修词表汉年。复兹秦岭上，更似霍山前。昔赞神功起，今符圣祚延。已题金简字，仍访玉堂仙。睿祖光元始，曾孙体又玄。言因六梦接，庆叶九灵传。北阙心超矣，南山寿固然。无由同拜庆，窃忭贺陶甄。”

另外还有少数的去声韵、入声韵的试帖诗。不过大多以五言六韵十二句的平声韵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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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赋

科举中的赋是格律赋，和试帖诗一样，也必须以官韵为准押韵，早先的律赋押韵自由，后来要求越发严格，也和格律诗一样开始限韵。唐开元二年(714年)赋试题目叫《旗赋》，规定以 "风日云野，军国清肃"八字为韵。

遐国华之容卫，谅兹旗之多工;文成日朋，影灭霜空。乍逶迤而挂雾，忽摇曳以张风;排回惊鸟，飞失断鸿。至若混羽旗以横野，则睹之者目骇;杂金鼓而特设，则见之者气雄。...........◆风【东韵】尔其誓将临边，兴师授律;拥豹骑而长往，指龙山而冲出。月阵联云，星旄斗日;回五翎以革面，挫三庭而屈膝。匪旗之佐彼军容，则何以沙场清谧?...........◆日【入声质韵】明明我君，四海无尘。立徽号，建鸿勋;为旗削蚩尢之迹，画蛟龙之文。信侔功於巢燧，谅比德於姜云。...........◆云【文韵】奄有天下，体国经野，览兹旗之财成，故可得而言者。俨孤峙以标众，列广形而助寡。随时卷舒，任用行舍。不务功以伐谋，良有足而称也。...........◆野【上声马】徒观其进退缤纷，旖旎三军;...........◆军【文韵】可仰可则，光辉一国。蔺示迷於指南，何登车而逐北?..........◆.国【入声职韵】塞断连营，幸遇时清;对岌岌之台殿，闲悠悠之旆旌。陵紫霄而风埽，逗碧落以(*)萦;摆帝楼之晴树，弄天门之晓旌。高则可仰，犯乃不倾;每低昂以自守，常居满而望盈。...........◆清【 庚韵】时亨《大畜》，於何不育?永端容於太阶，皇风之清肃。...........◆肃【入声屋韵】

律赋的字数不多，但是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押韵严谨。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王勃《滕王阁序》，王勃的这篇骈文不需要按照规定韵部来写，所以还算轻松一些。

科举中的律诗和律赋大多限韵，未免做起来束手束脚，因此可以传世的优秀作品不多，最有名的就是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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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考试的时间
1.
一般在八九月举行，故又称“秋闱”。

2.
一般八九月开考，前三场要考半个多月，都考完送批估计少说得一个月，再统计、发榜,应该在十月左右放榜。《新唐书·志第三十四 选举志上》有云：“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

3.
会试，金元明清四代科举考试名目之一。所以，唐代并不存在会试。

4.
同上

5.
皇帝亲自监考，但是不一定亲自出题；考试形式为笔试。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亲自在大殿上开科取士，由皇帝亲自监考选拔人才，是科举史上第一次“殿试”，此次殿试规模不大。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即将称帝，她亲自主持考试，各地精英云集洛阳，考生有上万人之多，连续考了几天。

6.
《新唐书·志第三十四 选举志上》：“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 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 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 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

刚刚

和后来的三年一考不一样，唐代在科举是每年一考，这种考试被称为常科。除了常科，还有一种皇帝临时举行的考试，叫制科。考试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经和进士两科是主要科目。

明经科考试类似于现在的填空和问答题，比较简单，而进士科则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写诗作赋，这个比较难。因此，当时有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即30岁考上明经科就算年龄大的，50岁考上进士科算还年轻的。
唐代科举考试的诗歌也有具体要求，对题目、字数都有规定，类似于现在的命题作文。一般来说，有五言四韵、五言六韵、五言八韵和七言八韵四种类型，其中五言六韵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