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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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

三月上旬，朝廷差知贡举、监试、主文考试等官，并差监大中门官诸司、弥封、誊录等官，就观桥贡院，放诸州府郡得解士人，并三学舍生得解生员，诸路运司得解士人，有官人及武举得解者，尽赴院排日引试，及诸州郡诸路寓试试得待补士人，并排日引试。国子监牒试中解者，并行引试。如有避亲者，就别院引试。朝廷待士之重，差官之际，并令快行宣押所差官员入内，到殿听敕。其知贡举、监试、主文，并带羞帽，穿执乘驭，同诸考试等官，迎引下贡院，然后锁院，择日放试。诸州士人，自二月间前后到都，各寻安泊待试，遂经部呈验解牒，陈乞纳卷用印，并收买试篮桌椅之类。试日已定，隔宿于贡院前赁房待试，就看坐图。其士人各引试三场：正日本经，次日论，第三日策。预试人照合试日分集于贡院竹门之外，伺候开门。放试士人，各入院内，依坐位分廊占坐讫，知贡举等官于厅前备香案，穿秉而拜，诸士人皆答拜，方下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随手上卷。至晡后开门，放士人出院，纳卷于中门外，书知姓氏，试卷入柜而出。其士人在贡院中，自有巡廊军卒赍砚水、点心、泡饭、茶酒、菜肉之属货卖。亦有八厢太保巡廊事。所纳卷子，径发下弥封所封卷头，不要试官知士人姓名，恐其私取故也。却于每卷上打号头，三场共一号，方发往誊录所誊录卷子，依字号书写，对读无差，方纳入考试官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发过别房覆考，如称众意，方呈主文，却于誊录所吊取真卷，点对批取，定夺魁选。伺候申省奏号揭榜取旨，差官下院拆号放榜。中省魁者殿试陛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补试中榜者，三太宗武三学为生员。举人中省闱者，俟候都堂点请覆试，不过一论冒而已。覆试毕，然后到殿也。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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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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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补未仕官人赴铨
每岁三月上旬，应文武官荫授子弟、宗子荫补者，并赴铨闱就试出官。朝廷差监试、主文、考试等官，就礼部贡院放试。试中者三名取一名。文臣试两场：本经及刑统义，第三日愿试法科者听。武臣试《七书》义。三学生员入试，中榜者升内舍。其时亦有试宏词、法科、馆职、贤良方正。三省堂后官及六部吏，并试法科，升补额名。并是排日放试，合差外诸司等官吏，并循诸试例。如省闱年分，移于八月放试，中榜者赴吏部伺候帘试过参，注差遣。武选中者，就兵部右选厅铨量读法，注授出官。其文武铨魁特转一资。恩例，铨魁仍置局，造题名集，设同年宴于西湖。帅运诸司，俱有送助，以为局费。盖临安辇毂之下，中榜多是府第子弟，报榜之徒，皆是百司衙兵，谓之“喜虫儿”。其报榜人献以黄绢旗数面，上题中榜新恩铨魁姓名，插于门左右，以光祖宗而耀闾里，乞觅搔搅酒食豁汤钱会外，又以一二千缗犒之。此其常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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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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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赴殿试唱名
诸路举人到者，排日赴都堂，帘引讫，伺候择日殿试。前三日，宣押知制诰、详定、考试等官赴学士院锁院，命御策题，然后宣押赴殿。士人诣集英殿起居，就殿庑赐坐引试，依图分庑坐定，各赐印刊策题，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挟带文集。士人入东华门，各行搜检身内有无绣体私文，方行放入。午则赐食与士人，其砚水之类，皆殿直祗直供办。午后纳卷而出。旧制，士人卷子仍弥封，卷头打号，然后纳初放官，次下覆考，考定次第，后送定参详一同，方定甲名资次，而定夺三魁。伺候上御文德殿临轩唱名，进呈三魁试卷，天颜亲睹三魁，排定姓名资次，然后宣唤三魁姓名，其三魁听快行宣唤数次，方敢应名而出，扣问三代乡贯年甲同方，请入状元侍班处，更换所赐绿靴简。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状元官授承事郎，职除上郡签判；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务郎，职注中郡或下郡签判。或无见阙，则节推察推之职。三魁进诗谢恩，上赐御筵，赐诗与状元。以下第一甲举人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至第五甲并赐同进士出身。如有魁及前下名太宗学内舍生员，并升甲。恩例，其老榜者，谓之特奏名为魁者，附第五甲，补迪功郎。余皆授诸州文学助教。武举进士，前三名照文科为状元、榜眼、探花，恩例各赐紫囊、金带、靴、笏。状元授秉义郎，榜眼授从义郎，探花授保义郎。俱殿步司正副将之职。除武举进士，皆循文科例，赐进士及第出身。如进士欲赴御教场内躬弓升甲，听从其便，盖招箭班祗直也。帅漕二司，于未唱名前，差人吏客司官等项，行排办礼部贡院充文科状元局，或别院、或借祥符寺充武科状元局，以伺唱名。帅漕与殿步司排办鞍马仪仗，迎引文武三魁，各乘马带羞帽到院，安泊款待。每日祗直，皆两司给官钱供应。及于诸州府守臣、诸路三司，及制阃殿步三司等官，俱有馈送助局钱酒。两状元差委同年进士充本局职事官，措置题名登科录。帅司差拨六局人员，安抚司关借银器等物、差拨妓乐，就丰豫楼开“鹿鸣宴”，同年人俱赴团拜于楼下。文武状元注授毕，各归乡里。本州则立状元坊额牌所居之侧，以为荣耀。州县亦皆迎迓，设宴庆贺。如遇龙飞年分，则三魁黄甲及其余进士，皆倍加恩例，却与常年不同，则状元可除下郡通判。于此可见士子读书之贵，而朝家待士之厚，不可不知也。故书以记，为士者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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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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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闱
三年一次。八月十五日，放贡举应试，诸州郡县及各路运司，并于此日放试。其本州贡院，止放本州诸县应举士人。运司放一路寓居士人，及有官文武举人，并宗女夫等。本州贡院在钱塘门外王家桥，运司贡院在湖州市。三学生员就礼部贡院赴解试，宰执、侍从、在朝文武官子侄等并于国子监牒试，则就州县，并于十五日为头排，日试三场。若诸州府及各漕司，亦于十五日放试。其诸处贡院前赁待试房舍，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亲朋馈送赴解士人点心，则曰“黄甲头魁鸡”。以德物称之，是为佳谶。杭城辇毂之地，恩例特优。本州元解额七十名，今增作八十九名。诸州各有定额，两浙运司寓试士人约一百名取一名，有官文武人及登仕郎皆十人取一人。国子牒试则五人取一名。太宗武学士人约四五人取一名。举州贡院放榜之际，帅臣亲往院中，开拆一银牌，亲书得解人姓名，付捷音往报。诸路州郡供设“鹿鸣宴”待贡士。又取程文次者为待补，名数无定额，伺来岁朝廷放补，诸州路得补士人皆到都就试，中榜者则入太学为生员，免三学。得补者经吏部给授绫缗，然后参学。此朝廷待士之重，功名皆自此发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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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古者天子有学，谓之“成均”，又谓之“上庠”，亦谓之“璧水”，所以养育作成天下之士类，非州县学比也。高宗南渡以来，复建太、武、宗三学于杭都：太学在纪家桥东，以岳鄂王第为之，规模宏阔，舍宇壮丽，学之西偏建大成殿，殿门外立二十四戟，大成殿以奉至圣文宣王，十哲配享，两庑彩画七十二贤，前朝贤士公卿诸像皆从祀，每岁春秋二丁，行释奠礼，命太常乐工数辈用宫架乐歌《宣圣御赞》，赞曰：“大哉宣圣，斯文在兹。帝王之式，今古之师。志则《春秋》，道由忠恕。贤于尧、舜，日月共誉。惟时载雍，戢此武功。肃昭盛仪，海宇聿崇。”置学官，自祭酒、司业、丞、簿、正、录等共十四五员。学有崇化堂、首善阁、光尧石经之阁，奉高、孝二帝宸书御制札，石刻于阁下，以墨本置于上堂之后。东西为学官位。主上登极，则临幸学宫，奠谒宣圣，及赐诸生束帛。学官斋长，谕俱沾恩霈。高宗朝幸学之时，曾幸“养正”、“持志”二斋，两斋长谕：已免解人，特与免省；未免解人，与免解。恩例：其两斋生，并免将来文解一次。太学有二十斋：扁曰“服膺”、“身”、“习是”、“守约”、“存心”、“允蹈”、“养正”、“持志”、“节性”、“率履”、“明善”、“经德”、“循理”、“时中”、“笃信”、“果行”、“务本”、“贯道”、“观化”、“立礼”。十七斋扁，俱米友仁书；余“节性”、“经德”、“立礼”斋扁，张孝祥书。各斋有楼，揭题名于东西壁。厅之左右，为东西序，对列位。后为炉亭，又有亭宇，揭以嘉名甚夥。绍兴年间，太学生员额三百人，后增置一千员，今为额一千七百一十有六员，以上舍额三十人，内舍额二百单六人，外舍额一千四百人，国子生员八十人，诸生衫帽出入，规矩森严，朝家所给学廪，动以万计，日供饮膳，为礼甚丰。月书季考，由外舍而升内舍，由内舍而升上舍，或释褐及第，或过省赴殿，恩例最优，于此见朝廷待士之厚，而平日教养之功，所以为他日大用之地也。太学内东南隅，设庙廷，奉后土神，即土地神，朝家敕封号曰“正显昭德孚忠英济侯。”按赞书，相传为中兴名将，其英灵未泯，而应响甚著，盖其故居也。理或然与？自是遂明指为岳忠武鄂王，况鄂国已极于隆名，宜庙食增崇于命祀，谨疏侯爵，未正王封，仍改庙额曰“忠显”。神之父母妻子，下逮将佐，皆有命秩，华以徽号。　　宗学，在睦亲坊。按国朝宗子分为六宅，宅各有学，学各有训导之官。中兴后，惟睦亲一宅，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专以训迪南班子弟。嘉定岁，始改宫学为宗学，凡有籍者，宗子以三载一试，补入为生员，如太学法。置教授、博士、宗谕、立讲课，隶宗正寺掌之。学立大成殿、御书阁、明伦堂、立教堂、汲古堂。斋舍有六，扁曰“贵仁”、“立爱”、“大雅”、“明贤”、“怀德”、“升俊”。　　武学，在太学之侧前洋街。建武成殿，祀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以留侯张良、武侯诸葛亮配，累朝诸名将从祀。学规依太学例试补，月考课升名。然教养之法未备，下礼兵部措置，立养士额，置武博、武谕各一员。淳熙、嘉泰，主上临幸武学，谒武成王，行肃揖礼。学建立成堂。斋舍有六，扁曰“受成”、“贵谋”、“辅文”、“中吉”、“经远”、“阅礼”。宗武学，俱有学廪、膳供、舍选、释褐，一如太学例。　　杭州府学，在凌家桥西。士夫嫌其湫隘，故帅臣累增辟规模，广其斋舍，总为十斋，扁曰“进德”、“兴能”、“登俊”、“宾贤”、“持正”、“崇礼”、“致道”、“尚志”、“率性”、“养心”。又有小学斋舍，在登俊后。以东西二教掌其教训之职。次有前廊，录正等生员。各斋有长谕。月书季考，供膳亦厚，学廪不下数千，出纳、学正领其职。仁和、钱塘二县学，在县左，建庙学养士。仁和学有斋舍四，扁曰“教文”、“教行”、“教忠”、“教信”。钱塘学有斋舍六，曰“友善”、“辨志”、“教行”、“教信”、“教文”、“教忠”。诸县学亦如之。各县有学官，次有学职。生员日供饮膳，月修课考，悉如州学。州学廪，各县学不下数百，以为养士之供。医学，在通江桥北，又名太医局，建殿扁曰“神应”，奉医师神应王，以岐伯善济公配祀。讲堂扁曰“正纪”。朝家以御诊长听充判局职。本学以医官充教授四员，领斋生二百五十人。月季教课，出入冠带，如上学礼。学廪饮膳，丰厚不苟，大约视学校规式严肃。局有斋舍者八，扁曰“守一”、“全冲”、“精微”、“立本”、“慈用”、“致用”、“深明”、“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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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院
礼部贡院，在观桥西。中兴纪年，诸郡贡生，类试于各路转运所在州府就试。绍兴十年，诸州依条发解，将省殿试展一年。向后科场，自十二年省试为准。至十四年，诸州发解如故，三年一次，降诏自是为定制。贡院置大中门。大门里置弥封誊录所及诸司官，中门内两廊各千余间廊屋，为士子试处。厅之两厢，列进士题名石刻，堂上列省试赐知贡举御札，及殿试赐详定官御札，并闻喜宴赐进士御诗石刻。别试院在大理寺之西，专以待贡士之避亲嫌者。本州贡院，在钱塘门外王家桥以待本州九县士人发解之处。两浙漕司贡院，在北关门外沈家桥，以待两浙路寓士及有官人宗女夫等发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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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科举考试有两大特点。


其一，宋朝的科举考试推行任用考试，这一形式早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但当时只能算得上是资格考试，考生在中榜后只能算是获得做官资格，并不会直接授予官职。宋朝统治者直接取消了科举考试中部分烦冗的考核流程，比如吏部参与考核。宋太宗时期，士子通过殿试后即可取得进士称谓；宋真宗时期又将科举考试分为三五甲等，只要能够及第就可以授官职，比如大理寺评事、知州通判等。根据记载，两宋时期的130多位宰相，其中就有120位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任用考试的推行位皇帝集中了大批士子，也为人才选拔拓宽了渠道。


其二，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取消了门第的限制。门第限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当时选拔人才的权力都掌握在门阀贵族的手中，平民百姓及庶出子弟都难入仕途为官。隋朝时期，尽管科举考试能够让寒门子弟通过考试为官，但其中仍然存在很多弊端，士族的权力过大还是限制了科举制度的实施。宋朝时期，为解决士族权力过大的问题，宋太宗赵光义多次告诫主考官要选贤举能，切记不可徇私舞弊。而后诸多庶族子弟都凭借能力通过科举为官。为扩大人才选拔的范围，官方还发布诏书允许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这直接打破了门第的限制。


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主要有3个层级，分别是解试、省试和殿试。其中解试是宋朝科举考试的入门阶段，考生只有通过解试才能进入后续的考试阶段。当时为了避免徇私舞弊的现象发生，朝廷对不同地区举办的解试考试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当考生有亲属在本州考场范围内为官时，便会被安排到较远地区的考场。省试则是在春季举行，由各州或转运司送贡士到京城参加尚书省礼部的考试，也被称为“春闱”，考官主要由皇帝来任命。殿试也被称为“廷对”，一般都是由皇帝担任主考官，过程十分严格。古代一般能够入选殿试的进士都被称为“天子门生”，使得君臣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宋朝针对以往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主要有3项措施。第一，禁止举荐士人。唐朝时期采用公卷制形式，他们会将考生平日的诗文送到有学问的官员手中，然后评价文章的好坏，让考官提前了解考生，这也为作弊提供了便捷。很多有权势的人利用这一漏洞，帮助考生舞弊。宋朝初期实行过一段时间的公荐制度，但是效果非常差，宋太祖于是严令禁止公荐和私荐。



第二，将殿试和锁厅考试制度化。殿试一般都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参与的对象都是通过省试的贡士。宋朝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防止主考官徇私舞弊的现象发生，于是决定自己亲自担任主考官，直接避免了吏部省试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即便你能够通过省试，但也在皇帝面前无法蒙混过关。锁厅考试则是针对主考官，也就是在考试前主考官要受到严密地监视，整个过程大概需要2个月，这也是为了防止徇私舞弊的事件发生。


第三，推行糊名和誊录制度。唐朝时期已经开始采用糊名和誊录制度，但仅限于吏部考核官员期间，不久后就被武则天废除。宋太宗时期，继续采用糊名制度，这直接将贡举中的不公平现象扼杀在摇篮里。所谓誊录就是官吏抄写卷子，然后将其封存完整才能送给上级评阅，这避免了有的主考官通过笔迹来识别考生的情况发生，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宋朝统治者不断完善这一制度，全方位阻止了科举舞弊的现象，满足了广大文人心中的科举公道。

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宋朝虽然并不是科举制度的发端，但在宋朝科举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国家选拔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影响深远，即便是现今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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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什么，究竟是重经义还是重诗赋，也做了积极的探索。

在唐朝，明经和进士是最重要的考试科目。

虽然这两科的内容屡有变化，但基本上是明经着重帖经和墨义，进士侧重诗赋。

所谓的帖经，就是给出一行或几行经书中的文字，要求将其中故意隐缺的文字填上，类似于今天的填空题。

所谓的墨义，也就是以书面的形式，简单直接地回答经义。

墨义答题的格式较为固定，以“对”开始， 而以“谨对”结束。

如考试题目是：“‘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

这是《论语·宪问》第三十七 段中孔子的一句话，考生要知道这里的七人，是指古代的七位隐逸之士，即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

所以标准答案就是：“对：七人：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簧、仪封人、楚狂接舆也。谨对。”

如果考生不知道答案， 就答“对：未审。”

由于帖经和墨义考察的是记忆能力，只要熟读经典就能考中，录取的名额也多，往往是进士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得第颇为容易。

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


意思是说明经中第容易，即便是30岁中第，也属于年老的了。相对而言，进士中第很困难，即便50岁中第，也尚属年轻。

虽然唐朝的“取士之科，以明经为首”，但应举之人，往往搜章摘句，“只念经疏，不会经义”，“正如和尚转经相似”，如同会说话的鹦鹉一般。

因而全社会上上下下，都颇为轻贱明经科。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进士科考察的是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要求具有较高的文学才能，为时人所看重。
《唐国史补》中记载：“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义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

时俗所尚，众望所归，也使得一些饱学之士、英发才俊只应此科，这就使得进士科在当时众多的科目中，得以脱颖而出，一骑绝尘。

所以当时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 终不为美”之说。

随着唐朝历史的发展，进士科日渐显贵，而明经科则日趋沉沦。

宋朝承袭唐朝的发展路向，最初也是趋重诗赋、崇尚进士科，鄙薄记诵、冷落明经科。

宋朝常科的考试科目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和明法 等。
  进士科之外的其他科目，统称诸科。




由科目名称的变化，就可见明经科已经不能与进士科相比伦。

以擅诗赋中进士之后，往往升迁迅速，位至通显。进士及第即一等的进士，大多数都可以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而明经科的遭遇，则每况愈下。

流风所及，以至于：

“有司待之之礼，亦不与进士等。进士入试之日，主文则设案焚香，垂帘讲拜。至学究，则彻幕以防传义，其法极严，有渴至饮砚水而黔其口者，当时传以为笑。欧公亦有诗云：‘焚香礼进士，彻幕待诸生。’其取厌薄如此。”（《朱子语类》）

进士和明经在科考之初的礼遇，就已经有天壤之别。

然而，经术毕竟是“王化之本”“致治之源”，熟读经书、通晓经义是传统士人的天职，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改变重文学、轻经术的社会风习，在科举考试中，强化六艺，“责治道之大体”，淡化诗赋，“舍声病之小痴”，一直为众多恪守正统观念的人士所呐喊和倡导。
  
北宋时期的几次变法，都包括了对这种社会风习的移易和矫治。

宋神宗时，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提出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精贡举”。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中记载的他的言论，在他看来，六经才是治国治人之道：
“而国家乃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

这样就决然选择不到经国济民之才，即便选择到了所谓的人才也建树不了经国济民之业。

为此，他在要求各地学校延请“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的同时，又建议改革取士之法。

“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

庆历四年推行的庆历新政，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做了新的规定。

省试分策、论、诗赋三场，改变了过去先诗赋后策论的顺序，以突出策论的地位，加强策论的重要性。

废除帖经和墨义的考试形式，举子有通晓儒家经典愿对大义的，则考试经典大义十道。

在这同时，新政还规定：士人必须在学校学习三百天以上，才有资格参加州县的“发解试”；废除密封誊录试卷，由各级学校各地方官员保证举子的学历和操行。

这些做法，势必使权势、贿赂、私情和个人喜好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作用，回到“通榜”乃至察举的老路上去，动摇宋朝初年一系列以公正、公平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因而引起了众多的反对。不到一年，新政大臣纷纷调离朝廷，包括科考内容在内的全 部新政被废除，先诗赋后策论的做法复旧。

在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比较之后，在科举科目方面，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科举只设立进士科，原来的诸科都并入进士科，罢除诗赋、帖经、墨义，改用大义、论、策取士。每个考生要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此外还要兼治《论语》《孟子》。所选治的一经称大经，兼治的《论语》和《孟子》称为兼经。每试四场，第一场试大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试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礼部试策，增二道即五道。殿试也一改以前试诗、赋、论三题的做法，只试策一道。

虽然包括明经在内的诸科，这时都纳入到了进士科，考试的科目，只有单一的进士科，但此进士已非彼进士。

考试大义或经义，就是从儒家经典原文中，摘出句子或段落作为题目，要求考生作文阐发其中的的义理。

这种形式与“论”相似，但“论”出题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而及于史书和诸子，经义出题的范围，则严格限定在儒家经典的范围之内。


既要通晓经义，表述也要有文采，两者兼备才算合格，与明经科考试墨义，只是粗解章句完全不同。


经义的格式发展到南宋后期，已经比较固定，成为元明时期八比文和八股文的滥觞。

宋神宗之后，王安石罢相，司马光执政，开始“元祜更化”。
作为王安石最坚定政敌的司马光，废除了王安石几乎所有的新法，但保留了科举改革的基本成果。

在他看来，取士应当先看一个人的德行如何，而后再看他的文学怎样；即便单纯就文学而言，也应该首先着眼经术，其次才是文采。

他认为废罢赋、诗以及经学诸科，是“革历代之积弊”，专以经义和论策试进士，则是“复先王之令典”，是“百世不易之法”。

但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学派，极力主张恢复诗赋取士。

在这种压力下，最后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元祜四年，正式分立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
诗赋进士要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选择一经。

第一场试所选习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试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论一首，四场试子、史、时务策二道。

而经义进士，则必须选择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传》为大经。

《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


《左传》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可以选择二大经，但不得选择两中经。
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一道，第二场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一道。

第三、四场如诗赋进士一样试论和策。

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名次高下，则参照策、论综合评定。

哲宗亲政后，开始“绍圣绍述”，废除了司马光的做法，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

在此之后，“士子各徇其党，习经义则诋元祜之非，尚词赋则诮新经之失，互相排斥，群论纷纷。”

争论尽管激烈，但是否恢复诗赋取士，朝廷一直是议而不决，直至亡国也没有结果。
南宋初建，很快就设立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但不久之后，一度又合并两科为一科。
这样分合无常，令考生不知所从，无有定向，颇多不便。

绍兴末年，朝廷议定复立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并“永为成宪”，直与赵宋王朝相终了。
可见，宋朝科举考试的内容，—直处在摸索过程之中。

《宋史》中记载：“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废兴离合，随时更革，初无定制。”

经义与诗赋的分合，与时变化，重经义还是重诗赋，因势消长。


在中国科举史上，总体而言前期重文学，后期重经术。

宋朝的探索之路，精彩地呈现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其中的几次科举改革，则是实现这一转型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