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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历来讲究“诗言志”,这个志(意)该如何言呢?《易经》说“立象以尽意。”这就意味着诗思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其思维路径是相对曲折的,《诗经》中的比、兴运用就是这种诗思特点的体现。这一诗思方法通过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力图拓展出更为丰富的审美空间,例如《卫风.氓》“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通过说斑鸠不要贪食桑葚,来说明女子不要沉迷于男子的爱情,这样一来,诗歌的意象更加丰富,所表达的意义更加深刻,审美的意味更加浓厚。
到了楚辞,这种诗思方式进一步得到发扬和发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晆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这是《离骚》中的诗句,它表面是写主人公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芳花稥草,实际上暗喻诗人培育了各种人才。我们发现这里比、兴已难以区分,诗思更加曲折、深邃。
汉代以降,比、兴寄托方式得到继续运用和发展。但魏晋起,诗思方式发生了变化,诗歌创作开始着意追求一种看似“不思而得”的自然境界。谢灵运之诗可谓一个集中体现。谢灵运诗中挺出的迥秀之句,把游山玩水提升到审美静观的水平,同时也把传统意义上浑然的诗歌整体解散了。迥秀之句成为一个清晰、优美的意象。一个相对于诗中游览之动却属静止的景观。它们使诗人逗留于斯,得感悟,也让读者留恋于斯,获美感。如果说谢氏骨子里并不与自然亲和,那么迥秀之句就标志着人对自然作审美静观的一种新姿态。审美静观是刹那直观。
唐宋时期,以禅作诗,以禅入诗成为一代风气。以禅入诗就是在诗中表现禅机、禅趣、禅理甚至化用佛经文字,引用佛教故事。以禅作诗则是借用佛家禅宗思维方式来作诗。当时,以禅作诗的诗人数不胜数,其中尤以“王孟”山水田园诗派及黄庭坚创始的“江西诗派”和袁枚、赵翼、张问陶倡导的“性灵派”最有代表性。这些代表中又以王维的诗作成就最大。在王维的诗中,禅悟与诗思确实做到了融通无碍。比与兴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刹那直观。诗歌意象最终深化为纯粹现象。这标志着诗思经历了从比兴、寄托到刹那直观与变化过程。正是佛教禅宗对非理性、非逻辑的倡导,使唐人在文学创作中将特重创造性自觉,即重视心与物之间由感应到契合、同一的关系。这又说明诗思的这种变化正是禅悟影响的结果和反映。
简单回顾诗思从先秦到唐宋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禅悟影响了唐宋诗思,并因此使诗歌展现出一种新的风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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