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蒙托夫诗选译后记

千年老猢狲

莱蒙托夫诗选译后记

      莱蒙托夫和普希金或许称得上是俄罗斯文学的双壁，只是和普希金比起来，莱蒙托夫更为短命。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三十六岁是满寿，那普希金的死于三十八岁只能算是英年早逝，而莱蒙托夫的死于二十七岁就算得上是所谓夭折了。而我现在已经快要六十岁了，能为他们做一点事实在是一种荣幸。

      据说莱蒙托夫是严格地按照俄罗斯“格律诗”的要求（我对这个不大懂）来写诗的，这或许和我们现在严格地按照旧体诗的格律要求来写诗一样，那对于某些人来说该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但在中国又有另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对于某些天才的诗人来说，他们不仅用不着削足适履而且还会觉得游刃有余，当他们在这种严格的规定中将所要表达的内容用最为恰当的词语表达出来之后，那种满足感是最可以让他们忘乎所以的。我曾经把这样写诗戏称之为中国诗人的自虐，而且也曾经在本世纪初开始自虐起来，也因此就有了我的诗词集《镣铐吟》，印行第一次时是1800首，现在已经近5000首了。这些所谓的诗词不仅是严格按照旧体诗的要求写出的，而且还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诗体，也算得上把所谓戴着镣铐的舞蹈跳到了极至了。

      要想在翻译外文诗的时候用我们旧体诗的格律将原诗的格律感体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事中国上个世纪的古汉语专家王力先生做过，但他翻译的《恶之花》所使用的是中国古体诗中最自由的方式即古风和乐府，那也算得上是一大壮举了，也再没有什么人来继承和效仿。所以后来的人再来翻译外国诗人的作品时即便声称是讲究格律的，但其所讲的大多也只是由新月派诗人所提出的所谓新格律，顶多也不过是押上韵脚再排列成豆腐干而已。但我觉得在翻译莱蒙托夫的作品时倒也不妨一试，只要不因此而将其弄得颠三倒四甚至让人不能卒读就好。

      我在写诗词的时候是严格按照旧体诗的格律要求来写的，这也并不是想来证明什么，只是在“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而已。我在写新诗的时候是很喜欢散文化的，因此很多时候相近两行的字数也是不能相同的。我在翻译的时候往往是两种情况都有。比如在翻译屈原的作品时，《离骚》和《九歌》用了整齐一些的格式，《天问》、《九章》和《招魂》就自由了起来；在改译普希金的时候还有许多自由，在改译莱蒙托夫的时候就更多的是在“戴着镣铐来跳舞”了。当然，这所谓的“戴着镣铐跳舞”和我的《镣铐吟》要将自己五花大绑比较起来也还要差得很远。

      如果把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比较一下的话我倒是更喜欢后者的，因为后者不论在抒情还是在叙事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思考，或者说是更加自我，这是属于诗的最为纯粹的东西。但愿在读了我的译著之后，有人能与我产生同样的感觉。

      也或许，我就是那个《恶魔》中的恶魔！莱蒙托夫27岁就死掉了，但他的生命却在距离他十万八千里的我的身上延续着，已经六十几岁了，也许还会再活个一二十岁也说不定呢！

      不错，我就是个魔鬼，而且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恶魔。我时常在天空中飞过，像闪电伴着雷鸣，像彗星——扫把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不是为了扫除人世间所有的尘埃，而是要将宇宙间所有的不幸都带给人类。我是魔鬼的同时也是精灵中的精灵——精英，神明。是恶神，是摧折了建木——天梯的颛顼氏，要隔断人神之间的来往，要把人们心中所有的美梦都在一瞬间变成恶梦，就如同探月的飞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只是为了告诉人们那里并不存在着玉宇琼楼一样。或者我还是颛顼氏那个先是长着十个脑袋后来被周文王割去了一个的九头鸟，我的那个伤口永远都不会愈合，永远都会嘀嗒着鲜血，那鲜血所沾染之处小则会家破，大则会人亡，甚至祸国殃民也不在话下。我是至真、至美、至善与至假、至丑、至恶的统一体。是波特莱尔笔下开出的那一束“恶之花”。

      有幸做过几日王力先生的学生，这或许也是缘分吧。或许，我会在有生之年像王力先生那样用中国旧体诗词的格式（甚至是格律体的）将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再改译一下，或者相当于读后感也未可知。这应该是作为一个“恶魔”应该肩负的责任，且责无旁贷。

                                                                                              2022年8月于武清

之达

都是我喜爱的诗人。
普希金要更有成就更有地位更伟大。
莱蒙托夫，最有名的，该是《诗人之死》。

雨箭蛙

当代英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