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文学性与写诗六（5）

远山绿叶

发布于吾爱网2017-06-10 18:17

   

说说文学性与写诗六（5）

   4、个性化。在本人的诗论中多次论述过诗的个性化。诗的个性化是建立在做人品格和时代感这双重基础上的。（以下见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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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写诗者离开了做人品格，他便没有勇气承认和担负起文学的时代性，以及他具体创作过程中的时代感，同理，离开了时代性和时代感，他便因缺少做人的主动觉醒意识，而使他不具有可欣赏的做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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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什么是个性化呢？个性化是一事物区别另一事物的独有特征。就写诗讲，便是一个作者区别另一作者，一个角度区别另一角度，一个高度区别另一高度，一首诗区别另一首诗的独有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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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化是个性的反映，犹如一个个活生生的标签，赋予具体的创作以独特的人格和独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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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诗，其实就是创造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体。只有给人以“非这个人写不出来”，“非此刻写不出来”，“非这样便写之不足”的印象，才能摆脱同一形式千篇一律的怪圈，才能使创作有出息，才能摸到文学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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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诗友知青老王上面的“三部曲”，是做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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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个性与共性是相对的。也只有立于共性，个性才得以彰显。如果诗友知青老王的“三部曲”，不能反映老百姓的普遍诉求，或看不到这些有代表性的共性矛盾，他首先就不可能写出这“三部曲”，又谈何个性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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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是人格的个性化奠基了创作的个性化，而人格的个性化恰恰是个人修养和思想性的具体反映，是这些成就了创作的个性化，这是不能倒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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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应该知道，由于创作形式和内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个性，如新诗与旧诗的不同，律诗与词的不同，写景与写事的不同，寓意与寓理的不同，其实这是形式局限，都会对创作的个性化有所牵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此而掩盖个性化是文学性实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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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以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和李白《赠汪伦》，来与诗友知青老王的“三部曲”做比，显然后者的个性化要明显得多，可是这也不意味前者这样的诗，就不应该有个性，或个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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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比不知道，一比就会明白。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和李白《赠汪伦》，都是写别离，意思和意味也大体相仿，但二位大家的说话风格显然是不同的，一个平实，一个轩昂，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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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据实起兴，暗隐情愫，因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便顺理而至，亲切而引人念念不忘。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巧置对比，直抒胸臆，画面感呼之欲出，使接下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个大跳跃合情合理，又妙不可言。二者一静一动，都极具创作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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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民族性。现在有一个被用烂了的词：“与国际接轨”。在这个词的蛊惑下，似乎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是应该与外国一致的。说白了，还是当初“全盘西化”的翻版，如果邓公活着，不知老人家会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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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是可以“接轨”的，文化“接轨”就必须慎重。特别是，与一个国家社会制度、性质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精神领域，如文学，影视，戏剧，教育，法律，政治，道德，习俗，观念，信仰，思想，价值取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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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方面是无法也不能“接轨”的。退一万步讲，假如这些地方可以“接轨”，为什么只见到我们被人家异化，而见不到人家被我们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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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中国因为科学技术一时落后，就连同它的五千年和翻身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乃至民族的人格和尊严，都是落后的？矮人一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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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有此理！说到底，无非是国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变革，在未有充分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因慌神而无措，因无知而不自信，因盲目看待外界而令谄媚心理大行其道的结果，更是那些被国外洗 脑回来的人，为推行趸来的，以西方统治思想为核心的，打着普世主义旗号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为实现个人至上和谋求个人价值，为营造其价值观氛围，有意推波助澜并通过成功影响上层建筑而进一步影响社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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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还是这些人借着改革开放之机，利用他们在法治健全过程中的发言权，成功遏制了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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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在国外是没有市场的，也无所作为，因而以镀金的面目转入国内发展，也的确抓住了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有利时机，先人一步登上了社会的有利层面，渐渐剥夺了人民大众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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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恰恰是符合西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利益的，是如其所愿的，是钻了国人为了致富而一时迷失方向，迷失信仰，迷失道德和是非感、分辨力（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导致自我贬低，自我相争，自乱阵脚的空子，是鸠占鹊巢的荒诞现象，也是极其严重的危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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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来谈民族性的问题，恐怕就好理解了，不会被人当做耸人听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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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存在除了依赖于一定的社会阶段和相应的社会环境这样的时空条件，恐怕就是他的人群属性了，是这个属性赋予了人一定的遗传素质，历史渊源，语言条件，生活习惯和文化认同感。这就是人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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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性是民族性的灵魂，反过来民族性是人文性的根。同样的道理，文学性是人文性之于文学的代名词，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因而民族性也是文学性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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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自然变革的结果，是历史条件下全国人民主动变革和主动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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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果要求中华民族，也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始终保持觉醒了再觉醒的意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最起码的智慧，要始终警惕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被拉下水，被人重新称为“睡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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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坚持“实事求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避免“囫囵吞枣”，这才是科学的借鉴观。在这方面，中国人不缺理论指导，也不缺精神领袖，更不缺胜利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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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诗何尝不是如此？中国人历来有追求完美的倾向，这就是“和合”二字，和谐是其中的本质，“天人合一”，“人文合一”，“诗如其人”，“言行一致”，这些理念都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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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唯美主义”和时下流行的“以诗论诗”的观念，历来都不是中国人的信条，因为中国人早就识破了它们的不可能，否则何来上述理念，且以之为追求，并形成根深蒂固的欣赏和审美传统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