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文学性与写诗四

远山绿叶

发布于吾爱网2017-06-10 18:17

   

说说文学性与写诗四

  四、文学性的价值

  也就是与写诗有什么和意义。至少有以下一些方面可以说道。（以下见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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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象。既然不能抛开欣赏来谈文学性，写诗就意味着不能没有对象，没有对象的写诗，不仅没有了文学性，也等于失去了写诗的意义。但是，以作者自己为对象，可否？当然可以，不过，何必拿出来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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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对象，也分有具体针对和无具体针对两种。无具体针对，实际上就是针对大多数人。有具体针对则又有各种各样的情形，如小圈子对小圈子，酸腐对酸腐，割裂对割裂，总之离不开气味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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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语言性质。这是写诗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不同人群有不同人群的语言，选择什么样的语言，直接反映了作者同某一人群的亲疏关系，也就代表了他以什么样的人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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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好以别人的诗为例，以我的诗却不能全面说明问题，因为我的诗都是写给大多数人的，哪怕极个别的例子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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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七绝·赞友》（第437首，复八荒木在拙作《诗的通知》留诗）：

  得逢诗友八荒木，期盼神交与日增。同道成群登大路，不惭脚下说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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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写这篇时，刚刚回复八荒木诗友的顺手之作，哪个地方像是针对诗友一个人的呢？因而使用的语言就必须是谁都能听得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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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五律·忆旧游》（第436首，读米戈《凤凰台上忆吹箫》）：

  欣登抱犊山，遇雪笑天顽。仰首浑一片，低头无二关。

  拾阶嫌太滑，寻路恐难还。惊走羊肠道，悬空百战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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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昨晚回复老朋友米戈的。偶然见到米戈用一首大调，来记叙当年我登抱犊山的经历（另见拙作《下山——抱犊山游记》），便重新勾起了我对这一段的回忆，写出来仍然是给大多数人听的，所以语言选择不改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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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写诗心态。有些人写诗也想给大多数人看，可是却不愿意以大多数人为对象，这种心态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自古以来，这种现象就极其严重，始从以浊流的形式伴随诗的传承，并混迹其中，使人难辨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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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好用生僻字，死字，涩典，死典，这样的人多以广闻博知而自居，其实就是知学的装货篓子，是根本不善于内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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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古人用典现象不是不可以，关键要知道古人所用之典，之字，并非涩典，死典，择字也非生僻字和死字。古人离这些本来就很近，况且也是当时但凡有文化的人就必须知道的，因而皆属常典、明典和基本通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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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这样，针对大多数人的写诗，也不用这些，毕竟那时真正上得起学的还不是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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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正常的写诗心态，是知学的人格化。即，不是让人托着知学走，而是让知学化为有的放矢的品行和分辨力，始终围绕贴近对象来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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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着知学走，或许是荣耀的，像镀了一层金子似的鹤立鸡群，在人前炫耀一下还可以，但让人读诗就得去掉这层阻碍，不然，尽管自以为会写诗，其实文学性是打伤耗的，能否被欣赏是难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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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欣赏意义。文学性打了伤耗，欣赏的意义必然降低。欣赏的全部意义和目的，是让欣赏的人对美能够直接感知，并生成各种各样的感受，如上面说的启迪、陶冶、滋养，慰藉，激励等。这就是所谓“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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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这之外，还有附着物，就等于自涂污垢，哪怕是漂亮的污垢。纵然中国人有“瑕不掩瑜”的欣赏观念，也不过是对自然事物出于美的珍惜心理，是一种不因小失大的价值取向，诗是人的创作，何必多此一举？东施效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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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想到篆刻制印过程中有一道“做旧”工序，即破印面，算不算多此一举？非也，这恰好是遵循宁缺毋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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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意义。文化是对历史和现在各种文明现象的积淀，文学，包括诗，都是这种积淀中的一部分。文化的意义在于传承和发扬光大。在写诗过程中对文学性的运用，能够直接体现一个人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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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文化意识，是否符合文明现象优胜劣汰的积淀规律，是否基于有效的传承而发扬光大，抑或是否抱着死去的文化而替古人苟延残喘，都能看出这个人写诗与真正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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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应文化意义，写诗就是有根基的，而且前途光明的，否则便是酸朽腐败的，有可能一时沉渣泛起，终究是没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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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认同意识。文化之所以形成并最终积淀下来，是人们广泛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现象是不以某个人的意识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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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认同祖国文化是他的明智之举，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更应该引以为自豪和理所当然的荣耀，非此，写诗便无法入之于神州泱泱文化之河，纵以浊流而为，也免不了被大浪淘沙，即使安于偏流，也逃不出最终枯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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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对舶来现象的借鉴，也必须植入民族文化之根。新诗与旧诗的并行，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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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新诗不能给人以启迪、陶冶、滋养，慰藉，激励等，这些中国人欣赏观念里的东西，以及这样的文学性，无疑是难以存活至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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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传统诗虽然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若不能坚持文化的认同意识，写诗也就到了传统诗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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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人情趣。写诗的过程中，文学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形式运用对了，文学性就会自然生出来的。这才是要一个人的真正知学之处，是最要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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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上面说的好用生僻字，死字，涩典，死典现象，都是写诗者的个人实际表现，是一种情趣现象。这种情趣的性质，无须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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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的要命之处，不是靠人表面的知学多少来计算的，而是由文明内化的多少来衡量的，唯内化才称得上真正的文化，所谓“文而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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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说的“文化”二字，不过是简单明了的指代而已，因为过去上过学而有知识人少，而上过学以后，知识大都能够人格化，也就称得上“文化人”。当今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