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唐诗三百首 》 看 “拗救 ”问题（袁庆述）

门外谈诗

袁庆述



      诗词格律中的拗救, 似乎很早就引起了古人的注意,宋人吴可《藏海诗话》中说:“苏州常熟县破头山有唐常建诗 ( 袁案:一本作“时 ” ) 刻, 乃是`一径遇幽处' 。盖唐人作拗句, 上句既拗, 下句亦拗, 所以对 `禅房花木深' ,`遇' 与`花' 皆拗故也。”这大概是讨论拗救的较早的例子。但这种讨论似乎一直没有迈进深入研究的境界, 所以直到清代, 还是停留在 “拗句格 ”、“拗体”的诗话性质的零碎的议论之上, 连顺治、康熙年间主持诗坛数十年的神韵派首领王士祯在谈到拗救时, 也只是说:“唐人拗体诗有二种:其一苍茫历落中自成音节, 如老杜`城坚径仄旌旆愁, 独立缥缈之飞楼 ' 诸篇是也;其一单句拗第几字, 偶句亦拗第几字, 抑扬抗坠, 读之如一片宫商, 如许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赵嘏之`湘潭云尽暮山出, 巴蜀雪消春水来' 是也。” ( 《分甘馀话》卷三 )真正从音律的角度深入全面地研究, 开始得很晚, 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 ( 1958)似乎是影响最大的一家, 后来讨论拗救问题的, 基本都采纳了他的说法。研究和教学,性质略有不同, 以王力、郭锡良、许嘉璐三位先生主编的三套古汉语教材为例, 关于拗救可表述如下:拗救是针对格律诗而言的, 所谓 “拗 ”都是指不符合律句格式的句子, 它大致可分两类, 一类指节奏点有叠平叠仄现象, 一类指犯了孤平。拗救的常见句式 (以五律为例 ) 有以下 3类:A本句自救 (――∣―∣ ) ;B孤平拗救 (∣――∣― ) ;C对句相救, 分两小类, 一是可救可不救 (亦称之为小拗, 包括“∣∣∣―∣, ―――∣―”和 “―∣∣―∣,―――∣―”两种 ), 一是必救 ( ∣∣―∣∣, ―――∣― ) 。此说因其简明易记而流传甚广, 似乎也从未有人怀疑和深究过。

       最近因工作之便, 仔细考察了孙洙 (蘅塘退士 ) 《唐诗三百首 》的拗救情况〔1〕, 发觉我们平时自以为很熟悉的拗救, 实际上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故不揣固陋, 写出来以求教于大方。《唐诗三百首》明标收五律 80首, 七律 50首, 但其中有 15首并不符合现今公认的律诗平仄标准, 我们暂将其剔除〔2〕。剔除之后, 还有五律 67 首, 七律 48首, 共 115首。五律之中, 有拗救的诗共 40 首, 占总数的 60% ;七律中有拗救的诗共 17首, 占总数的 35% 。统计显示, 拗救出现的比例, 五律要大大超过七律, 这可能是因为, 七律字数较多, 它调整平仄以达到声调和谐的余地要宽裕一些。此处的统计之所以论“首”不论“句 ”, 是因为有的诗有 2处以上的拗救。

一、A类拗救

       这是个节奏点叠平的句式, 本身便违反了平仄相间的大原则。有此类拗救的, 五律共 30首 ( 32句 ), 占了总数的 45% ;七律共 7首 ( 7句 ), 占总数的 15%, 比例略低〔3〕。按情理而言, 合律 ( 即“不拗” )句子的比例应该大大高出不合律 (即“拗” )句子的比例, 这才符合规律和特例之间的关系, 而 A类拗救比例如此之高 ( 尤其是五律 ) , 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我们判定合律的标准是否标准了。王力先生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 指出, 这是“平仄的特殊形式 ”, 是 “诗人的一种风尚” ( 《汉语诗律学 》P100), 后来的教科书也大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认为它是格律诗中的一种普通句式, 并非“拗而被救 ”。关于它产生的原因, 三书都认为, 它是由“―――∣∣”变来, 王和郭说是第三字拗第四字救、许说是第四字拗第三字救。如果它不“救”, 依王、郭之说, 则变成“――∣∣∣”, 依许之说, 则变成“――――∣”。我们统计了 67首五律中不拗、拗而救、拗而不救 (分为王郭说和许说 ) 的三类四种句式, 其数量分别是:29首 31 例, 30 首32例, 13首 13例 ( 王、郭说 ), 1首 1 例 ( 许说 ) 。从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两点。其一, “不拗”和“拗而救”的数量基本相等, 这再次证明王先生看法的正确。其二, “――∣∣∣”有 13例, 这是因为它并未违反平仄相间的大原则, 所以确实是不救也可;而“――――∣”仅有 1 例( 温庭筠《送人东游》“何当重相见, 尊酒慰离颜” ), 叠平,这是为一般律句所不允许的, 所以非救不可, 虽然 “救 ”了以后变成“――∣―∣”, 仍然叠平, 但与未救相比, 音律上显然要和谐一些 。因此, 我们认为, 在此句式产生的来源上, 说它是“第四字拗第三字救”可能更为合理。

二 、B类拗救

       孤平拗救的数量之少令人吃惊, 五律仅有 5 首 ( 7句 ) 、七律仅有 1 首 ( 1 句 ), 所占总数的比例分别是 7%和 2%。此类拗救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它真的是先“拗 ”而后“救”吗? 我们认为, 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其理由有三。第一, 我们并未看到任何一个实例, 能确凿地说明作者是犯了孤平以后, 有意识地改三救一, 使 “∣―∣∣―”变成“∣――∣―”的。如司空曙的《喜外弟卢纶见宿》, 其颈联是 “以我独沈久, 愧君相见频”, 其对句是所谓的孤平拗救, 如果说司空曙是 “愧”字处当用平而用了仄, 故在第三字的位置上特别挑选了平声的“相 ”字来救的话, 那么, 汉语的同义词那么丰富, 随便将“愧 ”改用一个平声字 ( 比如说“惭” ), 问题就解决了, 何必非如此舍易就难呢? 第二, 古体诗本不要合律, 按理说, 如果句中出现了孤平, 就不必去救,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五言古诗, 王维的诗被收了 4 首, 犯孤平而未救的句子只有 1句, 即“我心素以闲” ( 《青谿 》 ), 而所谓孤平拗救的句子却有 5句, 即 “问君何所之 ”、“白云无尽时 ” ( 《送别》 ),“怅然吟式微” ( 《渭川田家》 ), “贵来方悟稀 ”、“效颦安可希” ( 《西施咏》 ) 。这后 5句, 王维为什么不依《青谿 》之例任其自拗, 而硬要将这本可不救的“拗”费尽心机地“救”过来呢? 我们统计了书中所收的 35首五言古诗和11首五言乐府, 前者含有孤平拗救句式的诗共 10首 14句, 后者有 2首 3句, 其使用的比例明显高于格律诗, 五古又高于五言乐府, 似乎在非格律诗中, 古人更习惯使用孤平拗救的句式。第三, 我们从 “联 ”的角度来看。含有孤平拗救句子的, 五律 7联、七律 1 联、五古 14联、五言乐府 3联, 再加上被我们依照现行标准暂时剔除的 15首律诗中的 6首 7联 (全部是五律 )〔4〕, 共有 32联;其中有3联孤平拗救的句子是作出句的 ( 都在古体诗中 ) ⑤, 我们姑且不论, 其它的 29联都是作对句的。在这 29联中,与其相对的出句的平仄情况如下:第一类 19 句, 其平仄分别是“∣∣∣―∣” ( 8句 ) 、“―∣∣―∣ ” ( 7 句 ) 、“∣∣――∣” ( 2 句 ) 、“―∣――∣” ( 2句 ) ;第二类 8 句,其平仄分别是 “∣∣∣∣∣ ” ( 4句 ) 、“―∣∣∣∣” ( 3句 ) 、“∣∣∣∣―” ( 1句 ) ;第三类 2 句, “――∣―∣”和“―∣―∣∣”各 1句。请注意, 第一类有 19句, 占了总数的 66% ,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第二和第四字的声调分别是“仄 ” “平 ”, 正好和孤平拗救的第二第四字 “平”“仄”构成平仄相对, 而第一类中的第二种 (―∣∣―∣ )与孤平拗救 (∣――∣― )的平仄简直是绝对, 它共有 7例。犯孤平而未救的句子, 其节奏点虽同样能与第一类

      出句构成平仄相对, 但从与出句声调和谐的角度来看, 它是远远赶不上孤平拗救句式的, 能与之构成平仄完全相对的句子“―∣――∣ ”, 就只有 2例。因此, 就一联来看, 给人的印象是:“孤平拗救”的出现并不是为救孤平,而是构成这种句式, 用来作对句以便与出句构成完美的平仄相对。所以, 律诗中含有孤平拗救句式的 8联，其出句全部都在第一类之中, 这是因为律诗对平仄相对的形式要求更高;至于非格律诗, 则随意许多, 所以能构成平仄相对的有 11联、不构成平仄相对有 10联, 可说是秋色平分。因此我们认为, 所谓犯孤平和孤平拗救, 本是同时存在的两种句式, 在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 古人以出句的平仄为参照, 两相比较, 觉得选用孤平拗救的句式, 能够与较多类型的出句构成平仄音律最为和谐的一联, 于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风尚, 这种自然筛选的结果, 也就造成了唐诗中孤平拗救句式较为多见, 而犯孤平的句子极为少见的状况。
三、C类拗救



       一共有12句，出现于12首诗中，其中五律占了11首。这类拗救，是以“联”为单位的，出句有“拗”，用“一一一I一”来救。



       第一小类(可救可不救)共有10例：出句是“I—I”的有3例，其中有1例是七律中的；出句是“一lI—l”的有7例，都是五律中的。这里有一个很有趣例子，许浑《早秋》三首之一，首联和颈联的出句分别是“遥夜泛清瑟”和“高树晓还密”，平仄格式完全相同，但其对句分别是“西风生翠萝”和“远山晴更多”，首联救了，颈联没救，但都合格律，证明对句“救”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我们又统计了五律和七律中未被划入C类拗救、但又包含有“一一一l一”句式的19联，发现“一一一l一”既可与平仄完全合律的出句相对，如孟浩然《秦中寄远上人》中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也可与平仄略有变动的出句相对，如李白《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还可与人韵的首句相对，如钱起《谷口书斋寄杨补阙》中的“泉壑带茅茨，云霞生薜帏”；甚至在七律中还出现了5个作出句使用的例子，如王维《积雨辋川作》中的“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蓄”。在这19联中，与“一一一J一”搭配的句子，以“l I一一l”和“一l l一～”两种形式最多，均为7句，其它还有“一I一一I”3句、“l I一一”2句。如果只从平仄格式的角度来看，“一f一”的句式，其本身平仄的 安排虽有点特别，但并未违反一句当中平仄相间的大原则，所以还是一个律句，而与其相配的另几种句式，也都是律句，那么，它们的配合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大家都说它“可救可不救”。



     第二小类(非救不可)只有2例，即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的首联“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颔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出句的平仄是“l I—l I”，4个仄声1个平声，读起来声调不和谐，叠仄，确实“拗”了；而用4个平声1个仄声的一个对句与之呼应，读起来就和谐多了，所以就叫“救”。但是，其数量太少，按比例来算，连2％都不到。



       问题的重要在于它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像孟浩然的《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首联出句叠仄，其它7句都合律；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首联出句叠平，其它7句也都合律：但是，只是因为其对句不是“一一一|一”的形式，即拗了而没救，依照现行标准，就不得不将其排除在五律之外。与此类似的情况，在被我们剔除的15首律诗中，除了上述的2首之外，还有5首，其中4首叠仄(5句)，1首叠平(1句)旧o。依照传统的说法，C类中的句子是“救”了(如前举的杜诗和白诗)，所以仍旧是律诗，但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可看出，这个“救”的作用也实在有限得很，难道仅仅只是因为没有“救”，就真的要取消后面这7首诗的律诗资格?孙进士又为什么要将它们排在五律之内呢?这是我们要向大家求教的。



【参考文献】



[1]此书自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刊刻之后，风行海内，声誉甚高，且编者为乾隆十六年进士，作为语言材料，其代表性和权威性都应是无可怀疑的。我们的工作底本是《唐诗三百首详析》(喻守真注中华书局1948)。这是它的一个注本，1980年的《重印说明》说，它“基本上保持了《唐诗三百首》的原貌，只在个别诗的编排次序上作了更动”，我们也比对了一下．确实如此。



[2]剔除时我们只着眼于平仄格式，全部是节奏点有叠平叠仄或三平调句子的诗：五律如崔垒的《除夜有作》，第五句“渐与骨肉远”和第七句“那堪正漂泊”，平仄分别是“ll”和“I—I—I”；七律如崔颢的名诗《黄鹤楼》，第一句“夕人已乘黄鹤去”和第三句“黄鹤一去不复返”，平仄分别是“I一『一一l l”和“一I I|"，第四句“白云千栽空悠悠”，是个“三平调”。剔除的共有15首：五律共13首，其它12首是王维《终南别业》、《归嵩山作》，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与诸子登岘山》、《过故人庄》、《岁暮归南山》，李白《听蜀僧弹琴》，杜甫《登岳阳楼》，刘虚《阙题》，李商隐《落花》，温庭筠《送人东游》；七律2首，另一首为李商隐的，《锦瑟》。



[3]关于七律的比例，我们猜测可能与所收诗的作者的写作习惯有关，像杜甫和李商隐的诗都各收了10首，但A类拗救前者出现了3首，后者却只有1首，论比例，就相差甚远。



[4]这6首诗是：王维《终南别业》、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刘奋虚《阙题》、李商隐《落花》(2联)、温庭筠《送人东游》、崔奎《除夜有作》。



[5]此3联是：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自惭居处崇，未瞻斯民康”，杜甫《佳人》“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元结《贼退示官吏》“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



[6]叠仄的4首诗是：王维《归嵩山作》，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岁暮归南山》，李商隐《落花》(2句)；叠仄的5句中，有3句是“一I I『，I一一I一”的形式，1句是“l l—I一，…I一”的形式(它并未被包括在C类拗救中)，另1句是“一l—I I，『一l 1一”(对句是个犯孤平的句子)。叠平的1首是孟浩然《过故人庄》，叠平的是首联“l—I—I，一l I一一”。



【转载】

大城老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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