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振翎事迹考略》撰后（代发）

客家苇笛

《邝振翎事迹考略》撰后

刘承源

剑气箫声久寂岑，百年踪迹费追寻。

流年似水功名淡，风雨如磐话语深。

梦至南柯谁恸哭，车行北辙我锥心。

哲人寂寞沧桑后，一曲斜阳灿似金。

一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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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点料：
邝振翎事迹考略
邝振翎（1885-1932），字摩汉，号石谿，别署石谿词客。江西省寻乌县留车镇黄羌村人。邝振翎是辛亥革命功臣，国内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传播者，国内早期马列政党创建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近代知名教育学家、社会经济学家。
    邝振翎少时家贫，但聪明好学：“十岁入学堂，二年五经毕；十三学为文，开笔颇通适；祖父重诗书，晨昏勤督责……十四入高小，十八肆农业”[1]。后考入南昌宪兵学校[2]。
    1911年，与胡鄂公[3]一起组建共和会江西分会，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邝摩汉倾力参与光复南昌的过程。江西军政府成立后，邝摩汉奉李烈钧之命与王振汉等驰援武昌，在胡鄂公的陪同下与黎元洪详谈南昌独立之经过[4]。随后，受黎元洪的派遣与胡鄂公等人北上支援滦州等地的独立起义。邝摩汉等人至天津后，因刚出狱的汪精卫和先期到达的胡鄂公等人正在策划北京起义，旋即赴京。起义因汪精卫等人的幼稚惨遭失败，十余位志士身亡，邝摩汉等仅以身免[5]。此后，邝摩汉留在北方继续为创建共和而奔走。
    民国成立后，邝摩汉致力于文化活动，担任多家报馆主笔。1915年秋，与蔡少黄[6]、何海鸣[7]、顾息疚[8]、简梦萍、贾分强、毛西河、徐痴魂、尹梨公等20余人，在上海成立护法讨袁的文艺组织“心社”。1917年1月，在北京与何海鸣一道创办《寸心》月刊，担任编辑[9]。同时撰写文学作品，署名邝摩汉或摩汉，发表在各种期刊上。如发表在《寸心》杂志第一期上的奇情小说《蝶缘》，还有连载于《寸心》杂志第四、第五期上的传奇杂剧《新华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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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邝摩汉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社会经济[10]。俄国革命爆发后，受日本国内马列思潮的影响，邝摩汉接受了共产主义，并致力于翻译日文版的马列学说著作，向国内传播。
    1919年，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河上肇[11]的《社会主义之进化》译文（刊于1919/6/1—15）；同年翻译河上肇所著《经济原论》，由南京肇文书社（一说董义书社[12]）出版。
    1920年，邝摩汉所著《社会主义总论》一书由又日新报社出版；同年2月在《新中国》杂志第2卷第2期发表《阶级斗争与劳动组合之形势变化》一文；6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河上肇所著《马克思剩余价值论》译文（刊于1920/6/27—29）。
    1921年初，邝摩汉由日本返国，先后在国立北京政法大学等公私大学担任教授，并在报馆任主笔，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时北京为我国新文化运动之中心，讲学之士百家争鸣，君持论甚正，每一登坛，听者辄为千人，争先据席，坐无隙地。从学者先后达万人，指导匡正，不余遗力，为多士所宗式”[13]。
    同年2月，邝摩汉与胡鄂公、熊得山[14]、汪剑农、彭泽湘[15]等人组建“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8月，公开发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启事。同年，邝摩汉等同志会成员根据中共的安排一度加入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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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2月15日，邝摩汉在北京与胡鄂公、熊得山联合创办《今日》杂志，并在《今日》创刊号发表《俄国现实的经济地位》（节译列宁的《论粮食税》）；在《今日》第 2 卷第 1 期发表《唯物的中国史观》；在《今日》杂志第 2 卷第 2 期发表《马克斯经济学说》；3月在《今日》第1卷第2号发表《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编的摘译）；4月在《今日》第1卷第3号发表《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摘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四编）；5月在《今日》第1卷第4号发表《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摘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五编）。同年与徐冠合作翻译日本小林丑所著《最新经济思潮史》（由北京的舆论报社出版）；同年10月在《学林》杂志第14期上发表《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各种思想之变迁》一文。
    同年5月5日，北大“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举办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这类活动。邝摩汉在大会上做了“阶级斗争”的专题演说，李大钊、李汉俊[17]、卜士畸[18]、顾孟余[19]、高一涵[20]、陈启修[21]等人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22]。
    1922年初，同志会反对中共与中国国民党合并的主张，双方一度发生论战；在论战中，胡鄂公的众议员身份被高君宜等所诟病，邝摩汉则撰文回护（事见1922年2月8日《今日》杂志和1922年12月27日《向导》杂志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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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秋，第三国际派遣瞿秋白归国做协调工作，“同志会”整体加入中国共产党[23]，邝摩汉成为江西籍最早的党员之一。
    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亦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理论上，对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胡鄂公在《纪念熊得山先生》[24]一文中说：“民十社会主义思想，已随着苏联革命影响传播到中国。我和熊先生、邝摩汉等即悉心从事，一方研究劳农政府的实际设施，一方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那时我们就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熊先生早年所学的社会科学和日文，早已久置就荒，在那时才又刻苦努力起来。他晚年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他和邝摩汉等八九人曾一度加入最初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十一年一月，我和熊先生、邝摩汉等组织共产主义同志会，出版各种刊物。熊先生所译的《哥达纲领批评》和《国际劳动同盟的历史》，都是有关劳动运动的重要文献，而《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那一权威著作，也是由他首先介绍到中国来。十一年秋天，瞿秋白从苏联回国。经他和刘子通斡旋介绍，我们都加入CP，把共产主义同志会解散，但不久我们又和CP的组织关系断绝了。”对此，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朱务善回忆说：“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我们在北京才有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在此以前，在北京还有国会议员胡鄂公与高等警官学校教员邝保汉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并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名称叫《今日》。这种杂志出版的头几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在当时看来还不算坏。可是这位胡鄂公先生是一位政客，他一方面参加了曹锟的贿选，成了‘猪仔议员’，同时他也想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混进第三国际，企图作为升官发财的好办法。确实，他们也企图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和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互争‘正统’。胡鄂公的企图虽然失败，可是当时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一再对我们说明，《今日》派对于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差，应该接受他们参加我们的组织，但同时应当考查胡鄂公是否参加贿选。我们在北京同志都很知道，胡鄂公是参加曹锟贿选之一，但是我们也把他们放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之内，说起来倒也好笑，四十多岁的国会议员和高等警官学校教员也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我们确实调查了胡鄂公参加贿选，我们把他们就从青年团开除出去了。”[25]包惠僧曾回忆说：“胡鄂公是北京今日杂志派的首领，他的干部有邝摩汉、熊得山、汪剑农、彭泽湘等，他曾派彭泽湘等赴莫斯科请求加入第三个国际遭到拒绝。他回转头来争取加入我们的党，所以他对此弹劾案与劳动立法案的运动很卖力，完全服从我党的领导。”[26]郑超麟也回忆说：“当时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北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出版了《今日》杂志，领袖是国会议员胡鄂公，以下则是一些日本留学生和北京官僚。《今日》杂志站在左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向导》回答它，指出胡鄂公在北洋军阀御用的国会里当议员；胡鄂公则征引列宁在新著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议会运动的话替自己辩论。第三国际在中国的密使图谋调解，甚至请‘今日派’派代表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大会……我们到时（指1923年春），彭泽湘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产党，但在革命中未曾发生什么作用”[27]。由此可见，“同志会”与中共部分党员成见甚深，其成员加入中共之后，即便有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支持，在既有的组织架构内，并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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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邝摩汉组织和参加在北京的追悼大会，并与李大钊、胡鄂公、李春涛[28]、杜国痒[29]等人合编《列宁逝世纪念册》[30]，邝摩汉撰写了《列宁与世界》与《苏俄革命的特质》二文。同年，又与李春涛、谭平山[31]等人创办《社会问题》杂志。
    这期间，邝摩汉还积极引导在京求学的同乡青年刘维锷、邝才诚等人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32]。并于1924年7月创办《寻乌》杂志，担任主编，向家乡传播先进思想。
    1925年前后，邝摩汉创办北京文化大学，担任校长（一说任教务主任）；1925年5月，与哈尔滨滨江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一起申请庚款，两校各得一万元[33]。
    1927年初，邝振翎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同时兼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该校于2月开学，12月解散）经济系主任，被荐为校务委员会主席，“于改革大学制度，及厘订课程标准等项，筹画周详，旋以学校结束，多不果行”[34]。
    汪精卫下令将武汉分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合并，学员组建成中央独立师，进驻咸宁一带；邝振翎受恽代英之命接替陶希圣任独立师军法处中校处长兼特务组长，指导地方的政治工作队[35]。
    1927年冬，邝振翎转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上校衔政治教官（此校即是著名的黄埔军校，此时为第六期，总校已迁至南京）；后晋升为少将衔政治总教官，成为该校著名的政治教官之一。从这时开始，邝振翎撰文几乎不再用“邝摩汉”署名，邝振翎的政治身份成迷，他到底是脱党了呢还是如胡鄂公一样成为秘密党员？据同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的沈清尘回忆[36]，学校对他们这些教员是进行了甄别和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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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邝振翎出版《石溪词存》。该书为他的个人著作“石溪小丛书”之一。
同年7月，与同乡谢杰等人在南京创办公共汽车公司，最多时有22辆汽车，行驶于下关江边至夫子庙。翌年11月，公司解散[37]。
    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职期间，邝振翎参与编写了《黄埔丛书》（1927年版），撰写了《经济概论》（有1929年和1930年二种版本）、《中国经济概况》（1930年版）、《经济学原理》（1931年版）等著作，均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出版[38]。
    1928年，邝振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职的同时，“另与同志于清凉山创立文化大学”，任南京私立文化学院副院长[39]。
    1932年11月25日，邝振翎突然病逝，官方对外声称“以劳瘁卒”，但坊间传言系被人投毒陷害而死的，享年48岁。
    邝振翎夫人徐元理，字肇文，浙江杭州人，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生物系，从事教育工作。两人育有二子二女：德生、江生、文陵、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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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邝振翎英年早逝，震惊国内。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京私立文化学院暨社会各界人士数千人在南京雨花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蔡元培、张治中等诸多社会贤达纷纷送来花圈挽联，寄托哀思。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全体政治教官挽联：
揎倚声天才，抱经济硕学，长歌当哭，热血一腔空化碧；
缔文字因缘，执讲坛牛耳，馆含遽捐，同舟数载病招魂。
    南京私立文化学院全体师生挽联：
奔走京平为文化牺牲不少；
热心教育于经济阐扬尤多。
    蔡元培先生挽联：
济世具雄才，看桃李成林，自是文儒兼武侠；
返魂无妙术，伤惠兰失荫，不堪风雨望灵旗。
    张治中先生挽联（张治中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
满腹精华，长吉心肝已呕尽；
一生事业，石溪词集并名传。
    龚徵桃先生挽联（龚徵桃为当时知名教育家）：
过江横槊，共推天下才俊，风雨正模糊，满目凄凉，书生挟策成何济？
记恨填仇，空作江南词客，情怀更於悒，夜台岑寂，绿章无计达通明。
    程蔚如先生挽联（程蔚如有文章见诸当时报刊）：
风雨感知交，当年学冠东瀛，经济文章鸣一世；
才华忌造物，此日星陨北斗，功名事业足千秋。
    张绍舞[40]挽联：
革命重经纶，擘划精良导后进；
功名在教育，文坛鏖战数先生。
    毛壮侯[41]挽联：
南州结社，护党讨袁，曩日共为知命客；
津沪倦游，惊耗伤逝，重来不见旧同胞。
    孙达森张鸿图二先生挽联：
世事痛疮痍，如何造物忌才，顿使文坛失宗匠；
英贤宏教育，无奈弦歌已寂，长从学界哭人师。
    蔡纯先生挽联：
内忧未已，外患方殷，志士叹多伤哀公取义；
道契前贤，教兴后学，昊天胡不吊丧我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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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邝振翎译著论著单行本：
1、《经济原论》河上肇著，邝振翎（摩汉）译，1919年，南京肇文书社（一说董义书社）出版，存世状况不明。
2、《社会主义总论》，邝振翎（摩汉）著，1920年11月，又新日报社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中图分类 : D0） 有藏，1册98页。
3、《最新经济思潮史》（日）小林丑三郎著，邝振翎（摩汉）、徐冠译，1922年舆论报社出版，重庆图书馆（索书号：F091/60）、南京图书馆（索书号：MS/F091/7）、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图分类 F091 ）、天津图书馆、上海同济大学图书馆有藏，246页。
4、《石溪词》，邝振翎著，1928年铅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照片（pgl : 文472）
5、《经济概论》，邝振翎、刘渤、胡茇南、刘泮珠著，1929年4月1日（另有1930年版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出版，重庆图书馆（索书号：F0/526）、南京图书馆（索书号：MS/F01/6）、国家图书馆有藏（中图分类 : F0 ）上海图书馆（索书号: 087400 ）有藏，228页。
6、《中国经济概况》，邝振翎、龙潜、陈光国、王新武著，1930年9月1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出版，上海图书馆（索书号: 024532 ）、重庆图书馆（索书号：MG/552.2/664.1）有藏，404页。
7、《经济学原理》，邝振翎著，1931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出版，重庆图书馆（索书号：MG/550.1/664）、南京图书馆（索书号：MS/F0/46）有藏，110页。
8、《经济思想史》，邝振翎著，1932年4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出版，南京图书馆（索书号：MS/F09/14）有藏，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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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语
    “邝摩汉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为解释中国历史的尺度’……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运用，虽显得有些粗糙，但对中国新史学发展却起了积极的作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的《中国全史》之《五四时期史学的发展》如是说。
   “五四时期李大钊、杨匏安分别在北京和广东较早并较为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这一时期除李大钊、杨匏安外，还有许多党外人士也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邝摩汉即为典型代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到1925年，邝摩汉专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特别是其剩余价值学说的文章就有6篇，它们是：《马克斯剩余价值论》、《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绝对的相对剩余价值研究》、《各取所需与各取所值》、《马克斯经济学说》。此外，邝摩汉还翻译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博士的《社会主义之进化》、列宁的《俄国现实经济的地位》以及译自《日本改造》的《阶级斗争与劳动组合之形势变化》，发表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变迁的文章，如《唯物的中国史观》、《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各种思想之变迁》等。”——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跃教授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如是说。
    邝振翎先生早年投入革命洪流，探求救国真理，在创立共和、宣传共产主义学说、创建马列政党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年专注于教育和学术，为民族培养人才耗尽心血，为构建国内政治经济学说贡献了自己的智慧。邝摩汉生逢乱世，目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他痛恨无谓的争斗，为“国难无终极”而叹息；他不愿独善其身，厌恶“秦淮又是歌舞”的丑恶现象；他渴望中华民族能多一些“世间儿女英雄”，歌颂那些为抵抗侵略者而“沙场搏斗，犹把头颅赌”的“塞上英雄”。然而，这样一位曾经为铸造共和出生入死、为传播真理筚路蓝缕、为民族未来殚精竭虑的近代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他逝世后的七十年间，却很少人记得他，甚至连他家乡的人们也似乎忘记了他。除了他的子女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外，再也不见有专门论述他的文字。摒除偏见，拂去历史的尘埃，邝振翎先生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所做的已经够多，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尊重和怀念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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