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门外谈诗交流“新闻诗”

载道

与门外谈诗交流“新闻诗”

门外谈诗在一个跟帖里有一段话，看时颇有异议，当时与其说了几句。
以为这是个理论话题，也有些交流价值，故移来充实再发，以作商榷。

所谓“新闻诗”。这应该是近些年提出，系指当今诗词写作尤网上诗词写作其题材内容完全来于新闻（也有论文，从“新闻诗”角度，在诗词写作的题材内容的突破上，对前人进行了理论探讨）。亦指一些诗词几乎就是报道新闻和社会时事，绝少诗情诗意。

先不说“新闻诗”提法如何，姑且按照“新闻诗”的说法，从其题材内容来议：不能苟同门外谈诗的观点。
人间万物万事皆可入诗，生活是诗的源泉，新闻（时事）不能例外。
诗词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也都在告诫和期待诗词要关注现实。
文学是时代的，诗人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文学的时代性是其显著特点之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古今中外名人大家类似论述，颇多。
对古人有可学，有应遗弃。因为时代的原因，古人的诗词目的功用在理论上远没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更清晰明确。因为社会的原因，古时诗人的写作也要受到很多羁绊。陶渊明的桃花源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确有不少诗人涉及和拥抱了“时事”，对此理论主张亦不乏。当今诗者，大不必远离尘世作隔世而吟，当今文学的呼唤和行为是：作家要“走出彼得堡",诗人已冲出“象牙塔”，躲在小楼难“成一统”，离开生活的闭门造车早已成过去时。诗人要写出时代、反映大众，必须热爱生活，拥抱生活，拈紧时代，歌唱时代。

毛伟人的很多诗，就是新闻诗时事诗。也正是这些，使毛伟人的诗有了诗史、史诗的称号。如《清平乐·蒋桂战争》、《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二首送瘟神》······太多了，这无疑是诗，是好诗。在这些诗中，伟人之情，伟人之志，应该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
老杜的新闻诗，应该更多：《兵车行》、《丽人行》、《北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三吏”、“三别”······不再列举，而其最能反映老杜忧国忧民的，也正是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上述作品，这也使老杜享有了“诗圣”的桂冠。
新诗呢，几乎每位大家都有。举个例子，汶川地震，应该是新诗的一次崛起，各大刊还有报纸，都有专版。这次新冠同样，每逢重大国是或天灾地害之际，这也正是诗的不可缺席和诗人们的大爱观照之时。


当今诗者之所以对时事颇有兴趣，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生活的富足和接近富足，人们业已离开食不果腹的忧虑，家国意识日益普遍且强烈，人们的视野开阔了，胸抱大了。社会事，国家事，世界事，百姓比之过去格外关注，诗者尤是。
另一方面，无论是诗者还是读者，已经非常不满足甚至厌倦诗的平庸无味、诗的琐细无聊、诗的扭捏说愁、诗的泥古僵化······人们想看到想反映大众关切的话题大众共识的内容，写新闻题材诗因而应运而生、雨后春笋。
还有一方面，即诗者的一己情怀一己角度一己认知一己表现并不受待见，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极其有限，自己也无有信心坚持下去，遂另疲蹊径，走向共和。

赞同“新闻诗”，并非否定其他题材诗，还是百花齐放，写自己熟悉有兴趣的；看好“新闻诗”，亦并非欣赏“新闻诗”的一些问题诸如直露、口号和肤浅，还是要文学的形象的兴观群怨。
“新闻诗”能否自立门户，尚难预测。而“新闻诗”就题材内容来说，其实就是过去分类中的家国咏怀、政治讽喻、戎马征战、感时即事等题材里。诗歌是发展的，在题材上，旧体过往那些分类已显然容纳不进现今内容，不能不增加诸如国际风云、抗疫救灾、救死扶伤、团结奋斗、反腐倡廉、先优模范等等新时代的内容。
“新闻诗’'（姑且称之），大有可为！


（附门外谈诗原话）
“新闻诗的热闹，说明写诗的是一群关注时事的人，他们的心不静，既不能象陶渊明避居闹市，采菊东蓠，又不能象王摩诘寄情山水，孟襄阳白首卧松云，更不能象李太白放浪形骸，他们时时关注世俗的纷争，并编成八股诗呈现给读者，读者自然是不买帐的，因为读者想看的是诗意，而不是新闻快板书，在网络时代，播新闻，评时事的媒体如过江之鲫，实在不必劳烦玷污诗这种圣洁的体裁。”

载道

以新闻为诗：杜诗的一大开拓

　　一、杜诗被称为诗史是因为其“善陈时事”

　　杜甫的诗歌一向被称做诗史，从这个名称出现以来，许多论者都指出它和杜甫“善陈时事”直接相关。根据现存文献，最早提到诗史之称的是唐人孟棨，据他的《本事诗》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①“当时号为‘诗史’”，意味着唐代已经有人意识到杜甫的创作与其他诗人的一个区别，那就是他有意运用诗歌来纪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运用诗歌来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到宋代，诗史一说被载入了正史，得到官方的肯定：“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②

　　诗史之称久为世人认同，然而，正如近人冯至所指出的：“这个名称应如何理解，它包涵一些什么内容，被称为诗史的杜诗和杜甫以前的诗以及唐代的诗的关系是怎样，还是不够明确。”③“被称为诗史的杜诗”的创造性究竟何在，也还是不够明确。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冯至《诗史浅论》、冯文炳《杜诗讲稿》及蒋和森《伟大的时代歌手》等论文对上述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有很多观点和分析是富于启发性的，只是感到意犹未尽。冯文炳在论及《石壕吏》有几句话刚搔到了痒处却语焉未详，他说：“这一首诗完全不像是诗（它的价值却是那么高）”“更像我们今天的散文报道，只是用诗体写出来的” ④。这段话敏锐地感觉到杜甫时事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之点，就是用诗体写出报道。近年，张保健《论杜甫诗的新闻性》依据新闻理论原则，进一步从真实性、客观性、典型性、时效性、传播性等方面阐发杜甫诗歌的新闻价值⑤。沈文凡《试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及其新闻传播性》则提出杜诗的“新闻传播性”问题⑥，文中提到杜甫“具有现代职业新闻记者的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有一些像是新闻采访的人物对话”，可惜在提了这样一两句后，未再作论述。由于此文未将“新闻传播性”作为论述重点，所以缺乏具体阐述，其论述的重点还是标题前半部分亦即杜诗的“现实主义特色”问题，引用杜诗也相当宽泛，所以未能引起更多的注意。

　　宋代诗人王禹偁曾赞美说：“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而被称为诗史的杜诗对诗世界的一大开拓，正在于诗人杜甫把一种类新闻报道的写作纳入了诗歌创作领域；干脆点说，就是——以新闻为诗。

　　二、建安诗以时事入诗到杜甫以新闻为诗

　　明代唐诗学家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⑦胡震亨道出了杜诗一个显著的特点，但这个判断却不尽合于事实。因为早在杜甫之前，已有汉末建安诗人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建安诗人诗歌创作大都受汉乐府的影响，以曹操诗歌最为突出。《蒿里行》写汉末军阀战，就是以时事入诗，诗的前面部分有历史事件纵的叙述，后面部分有社会现象横的描绘。清人方东树对此诗的评价是“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⑧明人锺惺则谓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⑨曹操而外，建安诗人以乐府古题叙时事的名篇还有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等。而女诗人蔡琰的《悲愤诗》既是自叙生平的诗，也是“以时事入诗”之作，清人沈德潜说：“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作，往往似之。”（《古诗源》）建安以后，时事诗创作衰落，直到唐代安史之乱爆发，诗人杜甫才继承发扬了汉魏乐府及建安作家的创作精神，以满腔热情关注着时事政治，深入持久地将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题材纳入到诗歌创作，“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⑩

　　被称为诗史的杜诗（主要是杜甫的时事诗）的创作，肇始于天宝晚期诗人困守长安时代。十年之间，杜甫“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在黑暗政治面前碰壁、终至幻灭，“穷年忧黎元”成为他不解的心结。来自业儒家世的使命感，使诗人拿起笔来，直面人生，创作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这是现存杜诗中最早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兵车行》一诗尤其具有开拓性，“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以下，分明纪录了一次实地的采访。这首诗的创作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它使杜甫在通过实地采访、取得第一手信息以创作时事诗方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诗歌创作。

　　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其社会影响层面之广，经历时间之长，破坏程度之大，都是唐代其他政治事件所难以企及的。这一事变历时八年，成为杜甫个人一生中经历惊涛骇浪的时期。在安史之乱前四年（755—759），杜甫走过的地区，正好是军事冲突激烈、事件频发的地区，使他有条件成为当时重大社会政治新闻的目击者。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就发生在诗人面前，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震撼。这短短四年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一岁四行役”的乾元二年（759），杜甫所经历的事变、获取的资讯、感触的悲怆，胜似平平常常的四十年，其创作的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的杰作。他随时捕捉热点，以诗歌形式纪录了个人的不幸遭遇和万方多难的重要新闻事件，及时准确而又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种种现实，达到他一生诗歌创作第一个高峰，那些反映时事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几乎都产生在这一阶段。在长安陷贼期间，他写了《月夜》、《春望》、《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等著名诗章；从奔赴凤翔行在到弃官华州间期，他又写了《彭衙行》、《羌村三首》、《北征》、《洗兵马》、《赠卫八处士》等名作。

　　乾元二年（759）是杜甫时事诗创作取得重大成果的一年，当年唐军将领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于邺城（相州）失利，各自溃归本镇，郭子仪退守河阳，洛阳一带临近前线，形势十分吃紧，杜甫匆匆从洛阳返回华州。途中遇到了河南府战时紧急征兵，老百姓苦不堪言，中原大地弥漫着战火硝烟，回荡着人民凄惨的哭声。在这次返回华州的途中，杜甫有意识地沿途观察并采访了河南府大征兵中的当事者和知情人——从执行征兵任务的官吏到承受征兵重负的老百姓，在并没有记者这一职业的时代，他居然成了一个“记者”；他运用沿途采访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三吏”“三别”这两组极富创意的名篇。“三‘吏’、三‘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又真是一件大事情”“是有意识地创造诗体，同时又是有意识地创造诗的内容” ⑾。杜甫用五言古诗这种形式创造的诗体，是以报道新闻为务的诗体；他后来回忆这段不平常的创作经历时，曾非常激动地说：“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这里所说的“诗兴”，实际上就是时事诗创作、报道体诗创作的热情，这次创作的高潮的标志是“三吏”“三别”，时间是乾元二年（759），途经战略要地为潼关（《潼关吏》写作于此）。这一时期的创作，使杜甫成为一位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奠定了他在唐诗中崇高的地位。

　　杜甫的时事诗较之建安时代诗人的时事诗，已有一个质的飞跃，即由以时事入诗上升到以新闻为诗。这就是说，杜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时事入诗，诗人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记者”；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取材于时事，而是“更像我们今天的散文报道，只是用诗体写出来的”。

　　也许有人不同意用诸如“报道”这样的说法评价杜诗，以为有损于诗歌艺术价值，或不免贬低诗人的成就。然而，杜甫运用诗歌报道时事，毕竟是一个事实；指出这一事实，实无损于杜甫的光辉。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个主张，大意是以审美的标准评价艺术性，以超审美的标准评价伟大性。杜甫诗史的伟大，正是要以超审美的标准来评价的。

　　以下分四个方面，讨论杜甫以新闻为诗的具体表现。

　　三、杜甫以新闻为诗的表现之一：不仅纪录，而且报道

　　诗史不同于史，首先是纪事内容不同——史官为统治者作纪录、诗人替人民作纪录。

　　其次，史官的纪录属于宫廷或国家的机密，其解密大抵需要改朝换代，因而是不能得到即时传播的。而中国传统的诗歌理念认为，诗歌创作的目的是风化和讽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序》），风（或讽）从本质上讲就是传播，或是自上而下的传播（风），或是自下而上的传播（讽）。杜甫诗史创作的目的，更多地偏于后者。即诗人不但是替人民作纪录，而且是为人民作喉舌。前人评杜诗时所说的“毕陈于诗”“善陈时事”中的那个“陈”字，本义是排列，引伸为显示和呈现等意思。从一个方面表明，这些诗歌写作出来不是藏之名山，而是与其它诗歌一样，要公之于众的，——这是诗史与史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区别。

　　换言之，诗史不仅纪录，而且报道。而报道有两个特征，一是借助于媒体，二是向公众传播。

　　诗史传播借助的媒体，就是诗歌自身。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在唐代，诗歌既包含传播的内容，而它自身又是传播的媒体。那时的诗歌不靠刊物流布，不是让人默默吞咽，而是靠强大的社会习俗，以口传和手抄两种方式，向公众传播的——“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李商隐《韩碑》）这两句诗，就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一首好诗将会得到何等的、不可磨灭的公众传播。那时的诗歌流行于都市、旗亭、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已不单是一种文艺样式，而且是一种媒体。这种诗的传播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传播方式。杜甫在《羌村三首》中有一段关于来访情事的描写，其中隐含着诗史的传播方式。“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几句流露出父老乡亲的来意之一，是希望从战地归来的杜甫讲一讲战争和时局，接下来就是“请为父老歌”——读这种诗必须知人论世，你才知道，杜甫在这里为父老们所唱的歌，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娱宾遣兴之歌，而只能是出自诗人自己之手的时事诗，正因为这样，“歌罢仰天叹”，居然“四座泪纵横”。

　　关于杜甫时事诗的传播情况，现存文献资料涉及不多。从杜集里附录郭受在杜甫逝世前一年寄给诗人的诗里说：“新诗海内流传遍”（《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者寄上》），及孟棨《本事诗》“当时号为‘诗史’”的记载，综合判断，这些诗曾经得到即时传播是没有疑问的，只是其具体传播的范围和影响无法准确推断而已。

　　不妨顺便提到，在杜甫逝世二三十年后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白居易在《与元九书》和元稹在《乐府古题序》里对杜甫“三吏”《塞芦子》《留花门》《赴奉先县咏怀》《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时事诗予以极力推介，另一方面，则是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等唐人选唐人对杜甫时事诗的忽略。这一反差现象说明，杜甫创造的时事诗在中唐人的心目中还属于另类，因为传统的诗歌创造观念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以新闻为诗，不符于传统观念，编选者自觉不自觉地对这些诗加以排斥，也有他的理由。独有元白那样的诗界革新者，才会做出另类的判断。

　　报道依据的是客观事实，而报道自身则是一种具有较强的主体倾向性的社会行为。这一点在杜甫时事诗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在“三吏”“三别”组诗中，诗人的倾向性有二，一是民本倾向，即从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石壕吏》纪录了官吏夜中捉人，竟然把三子从军、两子战死的一位老妇人带走的事件，取材相当典型；《垂老别》写“子孙阵亡尽”的老人不但得不到抚恤反而又被征调等等，都表现出这样的倾向性。二是政治倾向，《新安吏》中诗人对母亲们讲的宽慰语，《新婚别》中新妇对征夫讲的宽慰语，都明诗人的国家立场。站在这个立场上，诗人又希望人民能识大体，同仇敌忾，共赴时艰。

　　四、杜甫以新闻为诗的表现之二：具有较强的现场感

　　被称为诗史的杜诗，既不是华屋中的赋诗，也不是鞍马上的为文。杜甫时事诗的创作，多是在作者身处动荡最为剧烈的地域，乃至出没战区的情况下写作的。诗人深入生活、走近现场，观察研究社会生活，关注政治生活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通过目击身受，来调查研究和积累素材，而投入创作。“杜甫的诗，就是在路上写的，题目分明是路上的题目。”⑿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的写作状态与今天的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颇有相似之处，在这种状态下写成的诗歌，可谓前无古人、自成创举。

　　什么是现场感？所谓现场感，是指作为事件目击者的诗人，逼真地重建事件及其环境，使受众得到身临其境之感。其手法是再现与实录，而不是概括与虚构。曹操《蒿里行》叙事是概括的，虽然结尾有一二处细节描写生动，但还不足以形成现场感。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情事，“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的情景，“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的情事，都不合常理常情，是虚构的，也就没有现场感。而杜诗《兵车行》开篇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一段，就是有现场感；“三吏”“三别”往往一开篇就有现场感，如“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新安吏》），一起就是征兵点名的乱糟糟的场面，“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石壕吏》），浦起龙《读杜心解》谓“一起有猛虎攫人之势”，都是很好的例子。

　　因为杜甫在写作这些诗篇以前，已经亲临过现场，当他一提起笔来，全是亲眼所见的情景，容不得半点假借，这就使他的时事诗具有较强的现场感。

　　五、杜甫以新闻为诗的表现之三：融入访谈内容

　　杜甫时事诗中经常有一些对话，如清人浦起龙指出：“‘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读杜心解》）这里需要指出的，这些诗中的人物对话，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对话，由于杜甫进行时事诗写作时，久已养成实地采访的写作习惯，因而其中相当数量的人物对话，实际上是诗中融入的访谈内容。这一点，的确是杜诗的独创。

　　访谈和一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的区别何在呢？一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多为作者根据故事情节发展，发挥想像和联想的结果，对话可以在两人中进行，也可以在多人中进行，对话各方的身份不具有确定性。而访谈，是借用于现代新闻写作的一个术语，指的是记者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对当事人或知情者而进行的对话。访谈内容的特点，一是对话的真实性，如《无家别》记述了一位因邺城阵败而回乡、复被重新征集入伍的农民很朴实的一段谈话：“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冯文炳分析道：“不，不是杜甫写的，是杜甫听了他的话，这种话不出自好农民之口任何人世间不会想得出的。”⒀这里讲的正是访谈的一个特点，就是对话的实录，——诗中农民的陈述，由于非常真实，从而非常深切。二是对话恒在两方进行，而对话的双方的身份恒为：采访人（提问方）和当事人、知情者（答问方）。如《哀王孙》中诗人与王孙的交谈、《新安吏》中诗人与新安吏的问答、《潼关吏》中诗与潼关吏的问答等等，都是在采访人和知情者双方进行的，语言表达也特别朴质无华。

　　当然，诗歌与散文体裁不同，文法也有不同。诗歌形式较散文为整饬，又有字数和韵脚的限制，因而须更精练，更含蓄。杜甫时事诗在写对话或访谈内容时，创造了一种写法叫“藏问于答”。“藏问于答”这个说法，是霍松林先生在分析《石壕吏》时提出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概括了矛盾双方之后，便集中写‘妇’，不复写‘吏’，而‘吏’的蛮悍、横暴，却于老妇‘致词’的转折和事件的结局中暗示出来。”⒁在融入访谈内容时，诗人则常常只写被访谈者的答词，而省略采访者的问题，但被省略了的问题仍能从答词中得到暗示。如《新安吏》，“借问新安吏”句中的问题是省略了的，但从新安吏“县小更无丁”的答语，已暗示出这个问题是“新安县何以征集未成年人？”同样，从“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的答语，可以意会诗人大概向新安吏质询了一个“文件依据”的问题。

　　六、杜甫以新闻为诗的表现之四：“即事名篇”——类新闻标题

　　从汉魏六朝乐府到唐代新乐府，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这一变革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从沿用古题改为创制新题，代表作家不是别人，正是杜甫。杜甫以前，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的文人创作乐府诗，大体上沿用汉代乐府古题；初唐时代虽有刘希夷等个别诗人尝试另立新题，但作品内容与时事无关，而且影响不大。直到杜甫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以及“三吏”“三别”等一大批以乐府体制歌咏时事的诗篇，才开了唐代文人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风气。

　　杜诗的即事名篇细论有几种情况，一是以新闻事件名篇，如《兵车行》；二是以新闻发生地点名篇，如《悲陈陶》、《悲青坂》；三是以调查访谈人物名篇，如《哀王孙》、《新安吏》、《潼关吏》。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使诗题带有了新闻性，对受众具有吸引力，取得用古题不能取得的效果。不过，由于标题很简短，所以只能称为类新闻标题。

　　弃古题而命新题，看来事小、其实事大，看似偶然、实乃必然。它决不是杜甫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他从事新闻性写作的必然结果。原来汉魏六朝文人沿袭乐府古题的创作，本有拟作的成分，如《拟行路难》、《自君之出矣》等，既是拟作，沿用古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杜甫的时事诗纯属原创，没有必要沿袭古题。原来乐府古题本是歌词的题目，后来却成为曲调的通称，汉魏六朝文人以古题即曲调名作为诗题，近乎唐宋人所谓“填词”。而杜甫创作时事诗，并不以入乐为目的，自无必要沿袭古题。较之汉魏乐府的叙事抒情之作，杜甫时事诗更重纪实、重实录，更有新闻性，标题的弃旧从新，也是应有之义。

　　从古题到新题，在形式上看是进了一小步，在内容和手法上看却进了一大步。新题乐府较之古题乐府，有现实贴近性、新闻性和创新性，它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一种新的体裁——唐代新乐府，形成了一种以报道为能事的新型诗歌。

　　综上所述，杜甫之以新闻为诗具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为民喉舌的使命感，二是长期出入于事变多发地区而成为时事的目击者。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诗人，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因而杜甫的以新闻为诗也是难乎为继的。唐宪宗元和年间，由李绅开始，元、白等人相继鼓吹，从事新题乐府创作，白居易更从理论上提出“新乐府”的概念，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明确提出了 “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其辞质而径”（《新乐府序》）等创作原则。不过，元、白等人并不具备长期出入于事变多发地区而成为时事的目击者的条件，因而他们的新乐府诗与杜甫时事诗在新闻性上还不能等量齐观。尽管如此，杜甫关注民生问题和“即事名篇”的作法，在元、白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中仍然得到了延续；杜甫以新闻为诗的精神，在元、白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中仍然部分地得到了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