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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学刊》名家访谈〔48〕
坚持科学的质疑精神，展开有理有据的学术争鸣——第二届“瓯海杯”中国当代对联文化将“对联理论奖：获得者孙则鸣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原载湖南省楹联家协会2020年第2期总第58期
孙则鸣，笔名孙逐明。1942年生于贵阳，随父母辗转各地，1949年回到老家湖南益阳。当过知青十一年，教过民办中学和电视大学；热衷易学、本土化汉语语法学和古今诗歌声律学研究，发表过大量有关论文，现任中国楹联学会对联文化研究院学术顾问，《东方诗风》杂志社名誉社长。与人合著有《藏山雷学》等，主编有《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等，专著《诗词赋联形式通论》曾获湖南省楹联家协会“吴恭亨楹联理论奖”，正在撰写的理论专著有《汉语诗歌声律通论》和《汉语语法通论》。
对联学刊：.孙老师，近闻您荣获第二届“瓯海杯”中国当代对联文化奖“当代对联理论奖”，特致祝贺。近年来，您在对联理论上的研究成果蔚然，大奖频仍，去年在湖湘楹联大会也获得了“吴恭亨楹联理论奖”。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理论研究这条学术之路的？
孙则鸣：此事说来话长，我走上偏向于文哲的学术研究之路，纯粹出于偶然，似乎又是宿命使然。少年求学时我最擅长的应当是数理逻辑，但从小家严灌输全面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兴趣广泛，数理外、文史哲、音体美等等无一不深入，并能乐在其中，在同学中有“百晓”的外号。但若能上大学就读物理或者数学专业，乃平生所愿。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高中毕业后被迫下放农村11年，并安家娶妻生子。带下乡的两大箱书籍，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及一些中医典籍外，其余几乎全被破四旧的红卫兵付之一炬。仅剩下刘世儒的《现代汉语》和一本没有封皮的《唐宋名家词选》，以及一把破旧的二胡伴我自娱自乐。 为了挣脱贫穷的苦海，我尊“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古训，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学习中医，除了背诵四诊心法、汤头药性、濒湖脉学以及熟记全身经络穴位之外，还试图通篇背诵伤寒论……我的针灸术在当地小有名气，又因意外巧遇，我还是有名的“蛇法师”。下乡期间当过八年民办教师，教过语文、历史、音乐、体育和美术，还不时负责本校数理化老师的辅导。
1976年，我从“孙子兵法”中得到启发，施巧计，破釜沉舟地举家回城“办遗留”，一年后全家五口竟然出人意料地返城成功，并激发了当地知青“办遗留”的高潮……返城后，我先是在航运子弟学校教中学语文和数学。79年，因某种机缘开始探索汉语新诗格律化问题〔见后〕。因工资菲薄无以养家，81年跳槽到另一工厂负责职教文理双科的培训，兼任电视大学班的现代汉语教学，因高师函授文凭还没有拿到手，我的教学资格受到电视大学大部分领导的质疑，终因教务主任贾平芳的力荐才得以留任，后来我教的现代汉语考试名列全地区第一名，我也因而得以继续全力负责电大教育，先后执教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史、写作等课程达十年之久。
五十岁时提前退休，仿佛一切尘埃落定；教了大半辈子的书，一切只为稻梁谋。虽已届知命之年，但思维并不安定，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念头从未消失，一直在暗中摸索，左冲右突寻找突破点。因种种因缘巧合，偶然接触“易经”一书，当年所学中医理论帮助我能顺利钻进去。曾经是坚定唯物主义者的我开始学习易学预测，并与忘年之交的石明先生合著了易学专著《藏山雷学》，开创了公理化、逻辑化的易学体系之先河，此书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近二十年来，此书的盗版达五种之多。在合作期间，石明和我共同创建了一套研究形式体系的方法论，此方法论包含五条基本原理：“对称原理”“简单原理”“破缺原理”“极致原理”和“中道原理”。合称“五朵金花”，亦称“雷学原理”。我们认为，雷学原理融汇了东方易学体系和西方科学体系的精髓，任何完备自洽的形式体系的构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它们。《藏山雷学》就是在五朵金花指导下的产物。
《藏山雷学》出版后，我与石明的研究课题有了分化，他主要致力于道学、神学和内丹学的研究，而我利用雷学原理继续研究我多年来未曾放弃过的本土化的语法学、古今中外的声律学研究，发表了大量有关论文。已出版的专著有《诗词赋联形式通论》，正在写作或构思的则有《汉语诗歌声律通论》和《汉语语法通论》，这三本书都是“雷学原理”指导下的产物，故合称“雷学丛书”。
上面简要的回顾，除了语法学、易学和声律学我的确下过一些苦功之外，其余都是兴趣使然、浅尝辄止的的业余爱好而已；但读过《诗词赋联形式通论》的朋友们不难发现，此书若能有某些可堪借鉴之处，从大的层次看，它们主要得力于东方易学和西方科学的综合研究，从小的层次看，它们是声律学、音乐乐理、语法学、语音学、心理学、朗诵学、以及美学和诗学理论的综合运用。上述各个理论分支，若缺了其中一个，就根本写不出这本书来。换言之，本人多年来坎坷命运所造就的广泛爱好和涉猎，都似乎是为这本书服务的，正因为如此，我才有“宿命使然”的感慨。我的治学历程和感悟，若能对大家有所借鉴意义，就是本人的最高愿望了。
对联学刊：孙老师，记得你一直是在格律体新诗领域研究，我特别欣赏您的格律体新诗“对称性”原理之说，2006年，我们与重庆的万龙生、王端诚还共同主编了《2006年度格律体新诗选》，您是如何从新诗研究领域跳跃到对联界的？这中间有何机缘？
孙则鸣：我开始研究新诗格律也是出于偶然。坎坷的命运似乎是诗歌创作的催化剂，61年高中毕业后写作了大量新诗，由于我是个唯美主义者，最喜欢的诗人是李商隐和徐志摩，所以这些习作都带有格律化的倾向。77年返城后，又转向古体诗词的写作，主要是近体诗，偶尔也填词度曲。79年结识了酷好古今诗歌探索的左成柱医师，他写作了一本探索新诗格律化的小册子，其要旨是将王力平仄递换形成节奏的观点运用到新诗，并认为普通话中的平仄交替、上去交替和阴阳交替都能形成节奏。而我根据自己所学的音乐节奏旋律的基本常识，结合我对古今汉语声调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平仄声调与节奏毫无关系，其真实目的是形成旋律美。从这一点出发，开始研究新诗格律化的出路，并同时研究古典诗歌的声律规律〔不包括对联〕，写作了厚厚一本古今声律研究专著《新诗音乐性新探——节奏旋律、声韵格律之研究》，几次投稿无果后，沉寂了多年。
新世纪来临之后，《藏山雷学》开始出版，我也开始上网担任多个诗歌网站的理论版版主，并根据雷学原理重新审视我当年的新诗格律主张，首先在《东方诗风》中沿袭闻一多、孙大雨、卞之琳。何其芳的基本主张，创立了“字数音步对称”的新诗格律主张，得到了《东方诗风》和《中国格律体新诗网》众多网友的推崇，并付诸实践，我们共同编撰的《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和《2006年度格律体新诗选》，基本上是根据这一理论写作的编撰的。2012年我受许霆教授“音顿论”的启发，完全否定了自己当初的“字数音步对称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闻一多为首的现代派新诗格律主张同时也全面否定了。我重新在林庚半逗律主张的基础上，利用雷学原理探索音顿理论的新诗格律主张，先后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在常熟理工学院的大学学报里，2021年第一期将刊载我的新作《论东西方诗歌节奏的套叠结构》，此文可以说是我的最新的新诗格律化主张新著《汉语诗歌声律通论》的一篇纲领性论文。
新诗格律化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它们的源头当然是汉古典诗词的声律理论，所以我探索新诗格律化时，一开始就是从研究古典诗词格律的音乐美开始的。至于对联艺术，以前的确没有进入过我研究的视野，之所以产生兴趣则更具有戏剧性。大约是2007年暮春，我偶然路过中华诗词学会的百家讲坛和国粹论坛，看到几则以《名联诊所》为名的帖子，热议古今名联的语法词性，他们根据王力先生“句法一致”和“词性一致”的对偶法度〔他们称之为“王力法则”〕，仅凭上下比一字词性不合，就把大量古今名联开除“联籍”。这种绝对法的对偶法则，只要根据西方科学理论中有名的“哥德尔不完备定律”，就可以不假思索地断定必错无疑，更何况据我多年来对于汉语语法的研究，发现大家的词性分析很多都不正确。当下我立马发帖，批评这一主张的错误。却不料招致了国粹论坛理论版和联都论坛大批学人的口诛笔伐，他们指责我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攻击王力”和“否定王力”，甚至删除我的帖子，扬言要对我采取禁言处罚。我据理力争，先后写下了《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再论王力对偶理论的错误根源——兼论字类对称法与词类对称法的短长》和《弘扬古法是完善对偶理论的必由之路》三篇长文，均被刘太品先后发表在中国楹联学会会刊《对联文化》上，还在按语里大力推广。正如刘太品先生所说，这几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联律通则》对于对偶法则的改进。这是大家熟知的公案，我就不赘言了。
众所周知，批判质疑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在学术研究中展开争鸣，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才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中国楹联学会负责人和广大对联爱好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我对于对联法则的争鸣成果。最近两年，我继对偶法则的争鸣之后，我又相继针对王力先生的近体诗的平仄法度，以及余德泉教授的马蹄韵法法则，展开了相类似的质疑和商榷，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科学的质疑精神，展开有理有据的学术争鸣，以求得对联事业的健康发展和进步。
对联学刊：孙老师，说到《诗词赋联形式通论》，我注意到《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一文，在联坛震动很大，甚至还促成了中国楹联学会把《联律通则》（试行）中的“词性一致”修改为“修订稿”中的“词性对品”。请您谈一谈您的主要观点以及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之处，您的观点对我们对联创作为何帮助？
孙则鸣：王力先生的对偶宽对法则“两个一致”〔句型一致和词性一致〕犯有严重的“以偏概全”的弊病，具体体现为：两个一致法则与古人的优秀偶句创作的吻合率还不到百分之十〔请参看拙文《“唐诗三百首”对仗句结构异同分析》《“民国名联三百首”词性分析报告书》〕。换言之，若严格按照“两个一致”创作或评审对联，将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合格作品将被开除“联籍”；这就好比中国本来有有十亿公民，可按“某某法则”审核，将有九亿公民被开除中国的国籍。这种“某某法则”的危害性之巨大，难道还不触目惊心吗？
“两个一致”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弊病究竟有多大，只要通过古法与今法两相比对，就可一目了然。
第一、古人对对子从来不提句型，只要上下比相对应的字和字组的虚实死活相同，就可形成宽对。可见“句型一致”的规定纯属画蛇添足。
第二、古人的虚实死活理论，实际上是把汉字分为实字、活字和死字三大类，只要满足“实对实、活对活、死对死”，就是合格的宽对。王力的词性一致论，却要把汉语区分为名动形数量代副介连助叹十一类词，上下比各种词性一致才是宽对。我们不妨两相比对：
古代实字大致对应现代的名词，以及名词性的语素和词组；
古代活字大致对应（现）代的动态动词，以及动态动词性的语素和词组。
古代死字，大致对应名词和动态动词之外的所有词类：形、数、量、代、副、介、连、助、叹，以及方位名词和静态的动词；再加上相对应的语素和词组。
也就是说，现代的“形、数、量、代、副、介、连、助、叹，还要加上方位名词和静态的动词”，共十一种词性都属于死字，它们通通可以互对。换言之，按词性一致论，这十一类词性原则上是不能互对的；由此可见，烦琐复杂的词性分析纯属画蛇添足，自讨苦吃。完全采用古法，摒弃词性分析，将是多大的解放！恕我直言，放着阳光大道不走，偏要钻进崎岖迷宫转悠，抓住了芝麻，却失掉西瓜，吃力而不讨好，何苦之哉？
对联学刊：孙老师，据闻您还在创作《对联形式通论》，目前进展如何？余德泉教授曾做《对联谱》一书，甚至还提出制作“联牌”来指导创作，您对此有何看法？您会在《对联形式通论》中对“对联形式”有何建树性观点？
答：《诗词赋联形式通论》的初稿就是《对联形式通论》，之所以换名和改变写法，在导论里已经提及了：“关于对联的起源，当今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骈赋与近体律诗是对联的两大最重要的源头，对联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古体诗、散文、词曲等的形式特点。离开了近体诗、宋词、元曲和骈赋，对联形式就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因此，本书将以对联为纲，诗词赋为目，以对联为经，诗词赋为纬，展开全方位的研究。”本人对于对联形式的新观点，全部包含在《诗词赋联形式通论》理论。主要有五大块：
第一、摒弃“两个一致论”的对偶法则，弘扬古代虚实死活古代宽对法则；
第二、论证了平仄与节奏无关，其真实功能是形成旋律美；汉语诗歌的节奏律是“半逗律。这一研究成果的作用有二：1、因平仄与节奏无关，故王力“节奏点”之论自然不能成立，以此为逻辑起点推衍的对联“语意节奏论”和“意节”理论理所当然地站不住脚；2、为后面的平仄旋律美之论奠定基础。
第三、为拗句和拗格诗、联正名和平反：拗句和律句是声律美有异的两种合理声律模式；律句的声律风格是“流美婉转”，而拗句“刚健沉着”。本书还从对称五范式的角度论证了两种旋律美风格的成因，并重新归纳总结了二者最简易的平仄法度。古典诗词创作中，古人一直是根据不同内容选择不同的律拗风格。对联创作也应如是，这才能形成与古典诗词相抗衡的独立文体。
第四、揭示了古典诗词平仄篇法中的基本规律——顶针格。近体诗的粘对就是整句式的顶针格，而宋词的篇法顶针格有两种方式：1、两韵之间韵尾与韵头顶针；2、韵尾上的“三声韵”；
第五、对联马蹄韵的平仄规律也是顶针格及其变式。本书重新归纳的马蹄韵法度，不但法度特别简易，而且吻合率提升到了95％以上。
本人上述五大研究成果是否合理，是否有实用价值，有待广大同仁的研判和实践证明。
对联学刊：孙老师，我发现您对余德泉教授的“马蹄韵”研究的也很深，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马蹄韵”有何不足之处？你提出的“马蹄逗拼合法”有何优点？您是否在研究过程中与余德泉教授的面对面的“交锋”？
孙则鸣：众所周知，继承和发展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既然是继承和发展，自然免不了继承前贤的优势，并弥补前贤的不足。继承者和被继承者之间就不存在“交锋”二字。对此，我在《诗词赋联形式通论》的跋语里写得很清楚：
毋庸讳言，《诗词联赋形式通论》和《汉语诗歌声律通论》两书都对近代多位诗学大家的研究成果有所继承和发展，也有所批评和扬弃。特别是古典诗词联赋的声律理论研究，可以说是对王力教授的《汉语诗律学》和余德泉教授的《对联通》的再研究，没有他们扎扎实实的研究资料铺垫，我的再研究恐怕是空中楼阁，无木之本。
我的新看法仅为一己之见，肯定还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如果仍有可资借鉴的新见，也是在各位诗学大家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发展。正如牛顿所说：“我看得比别人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此，我谨向王力、启功、余德泉、闻一多、孙大雨、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诸位诗学大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对联学刊：孙老师，我注意到您研究对联学术理论时，采用的是“对类古法”？什么是“对类古法”？我没有在做功课时，没有发现类似相关的说明，这是您个人发现的方法吗？这种方法有什么特点？是否还能在其他领域应用？
孙则鸣：“对类”古法不是我的发明，是古人早就熟练运用的成法。从唐开始，以诗取仕，写近体诗成了必不可少的基本技能。读书人初入私塾蒙馆，就会接受为写近体诗服务的“对课”启蒙教育，而且配有大量供“对对子”参考的韵对类书籍作为启蒙教材。其中《对类》系列，就是对课的最重要的材料库。最早的《对类》材料库就是元代的《诗词赋通用对类赛大成》，此后清代多种版本的《对类》和《缥缃对类》都是此书的增删补充。
古人根据汉字或字组的意义分类，谓之“字类”；汉字的字类粗分虚实死活四大类，下分天文、地理、时令、数目……等等几十个小类；相对应的汉字大类相同，即为宽对；若进一步连小类也相同，就是工对了。《对类》一书就是大小字类的材料库，而利用《对类》材料库对对子的方法就被称之为“对类法”。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一）说：“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天、长、永、日’字。但临放学时面属一对便行，使略知对偶、轻重、虚实足矣。”程端礼的这段话就介绍了古人利用《对类》材料库对对子的基本方法。
对类古法应当不是我个人的发现，据我所知，就有许多学者〔如张志公、孙良民等人〕提及过，只是语焉不详；我不过是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并试图改进罢了。
对类法主要是对对子的方法，对于其它学科〔如语法学、语义学等等〕的研究当然会有借鉴意义和作用。例如王力先生早期的汉语语法学就借鉴过古代的字类，只是走了弯路。本人准备写作的《汉语语法学通论》，《对类》一书也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对联学刊：孙老师，我们还注意到，您与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太品先生，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楹联家协会鲁晓川先生私交甚笃，你们之间有何趣事？他们对您走向对联理论研究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吗？
孙则鸣：太品君和晓川君都是我的挚友和良师，趣事和帮助自然数不胜数，只能略举几则。
我与太品君的相识颇有戏剧性。上面我已经提到，2007年我在国粹论坛与一大帮崇拜王力先生的朋友们为“词性一致论”发生了争执，这帮朋友们一哄而上，七嘴八舌，讥笑谩骂，甚至发展到删除我的帖子的程度。刘太品君把我引到了中国楹联论坛，并聘我为“联话清谈”的版主，对我的论文给予积极的声援和帮助。其时，我除了凭自己的理论素养和语法常识识别了两个一致论的重大漏洞之外，没有看过任何有关对联的理论书籍，连“马蹄韵”是什么都不知道；我除了年轻时随喜写过一些对联之外，之后根本无意于对联创作。太品君在qq里向我提供了大量联律资料，并详细介绍了联律界前前后后的研究成果和动向，可以说他是引我进入联律理论研究大门的第一位良师。2008年，太品君在中国楹联学会会刊《对联文化》总第13期上，全文刊载了我的《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并在卷首词的里加上按语先广大联律界推广，之后又相继刊载了我的另外两篇对偶研究的长文。我的对偶理论之所以得到联律界的认可，太品君自然居功甚伟。我的学术研究完全是在个人书斋里进行的，参考资料的匮乏是最致命的缺陷。太品君对我的帮助最大。2014年，太品君终于重金购得对偶经典之作《缥缃对类》，邮寄给我，我的对偶研究才产生了质的飞跃，发布了《弘扬古法是完善对偶理论的必由之路——古今对偶法则的比较研究》。
太品君是我的好友，又是我最崇尚的诤友。我们俩对某些观点有分歧，彼此总是坦诚地相互辩论，逐步达成共识。
太品君学识广博，待友热忱真挚坦率，且极其温厚。2018年，我考察余德泉教授的马蹄韵理论后，写下了《对联“马蹄韵”新铨》的初稿，由于我身居斗室，不知道蔡东藩对于长联的马蹄韵早就具有卓识，且与我的见解比较接近；更不知道太品君对于蔡东藩的马蹄韵理论有所发展，正好是我最需要的观点，故我的初稿只字未提他们二人的论述。太品君丝毫不以为忤，只是平静地告诉我他们俩早就有所研究。应我的请求，他把他们俩的论述发给我，我开始是用“附录”的形式介绍他们二人的建树，后来发觉不够根本，这才根据理论发表的时间顺序重写。
由于我多年来独居斗室，仅在去年与松山君和陆天弘先生见过一面之外，极少与外界的联友交往。直到2018年3月，晓川君与松山君一行六人到我家小聚，我才第一次见到闻名已久的湖湘七子之六。从此以后，我与晓川君一见如故，时常畅谈联律的心得。晓川君曾提及，他与本校一位副教授有心来益阳与我小聚几天，相互切磋琢磨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但一直因故未能成行，殊为憾焉。当初，我并没有写作古典诗词形式研究著作的打算。2018年10月，我把新写的《对联“马蹄韵”新铨》初稿发给晓川君征求意见。他读后对我说，您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写一本新作。我说，写书倒是容易，可没地方出版啊？他说，你可以去找刘太品嘛。次日我在qq里对太品君提及写书的事，太品君并没有问写什么，立马表态，你尽管写吧，出版的事情由我来解决。——这就是我的新作《诗词赋联形式通论》出炉的由来！
二位类似的趣事和对我的帮助太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对联学刊：湖南是中国楹联强省，孙老师，据您的观察，我们湖南楹联理论水平在什么一个位置？您觉得对联理论研究还有哪些空白？您今后在对联研究上还须在哪里方面突破？您有何计划？
孙则鸣：术业有专攻，关于楹联理论的研究，我关注的是形式规律。而楹联创作这一大块的研究非我所长，对此的建设意见，去年湖湘楹联大会上，叶子彤先生的讲话《湖湘楹联文化的成就、地位和前景》，以及鲁晓川先生的讲话《砥砺前行，推进湖南楹联强省建设》，都作了精辟的论述。这里，我着重讲述对联形式理论研究中的不足。
我个人认为，中国〔包括湖南〕当代楹联理论研究的发展道路上，最落后的不是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的研究，而是最基本的形式理论的研究。对联的形式理论主要包括对偶形式法则，联句的平仄法则，以及篇法规则马蹄韵。这三个方面的形式法则，对于五四以前的蒙馆教育中都是普及性的基本常识，只要念过几年书的人，都是小菜一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私塾蒙馆被新学堂替代，念过私塾的古人相继过世，古诗词的形式法度便形成了断层。而一大批新式学者主要借鉴西方科学理论来重新解读古典诗词的形式法度，想不张冠李戴简直是不可能，具体表现为：第一、古人的虚实死活对偶理论，被严重以偏概全的两个一致所替代；第二、律拗并重的平仄体系被阉割成了独尊律格，排斥拗格的残废；第三、对联的平仄篇法马蹄韵几乎失传，虽经余德泉教授全力抢救，由于与真实的马蹄韵规则相去太远，以至于绝大多数作者干脆不承认马蹄韵的存在。这三大块的缺失若不尽快地填补上来，我们的对联创作事业就不可能健康的发展。
本人在《诗词赋联形式通论》里尝试全面地地还原这三大块古人创作的真实面貌。由于是一己之见，所以还有待有识之士予以甄别鉴定；去伪存真之后，还需要有志之士大力宣传和推广。我的初步看法是，若能由楹联协会出面，组织人马在开展讲座面授，可以集中讲课，也可巡回讲课；这样可以尽快地弥补空白。若能取得成效，还可推广到全国去。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我们湖南的学者和诗人都应当走在前面，我期望着！
对联学刊：孙老师，最后一问题，可能有点尖锐，据我所知，您在对联理论上钻研很深，但在对联创作上却很鲜见，对此您有何回应？
孙则鸣：呵呵，您的提问一点也不尖锐。实事求是是做学问的根本，您实事求是地问，我也实事求是地坦率回答。
有的朋友把我比作两次担任美国奥林匹克游泳代表队的总教练谢曼・查伏尔，他的弟子在奥运会上战功赫赫，但这名游泳总教练竟然不会游泳。这个比喻并不确切。一则我没有谢教练那么厉害，二则我并非完全不会游泳，自由泳、蛙泳、蝶泳等等都能中规中矩地游，只是游得不快，拿不到名次而已。
前面已经提到，我在高中毕业后写过很多新诗，返城时又写过不少近体诗，还填过词度过曲。只是自己很不满意，都没有留下底稿，所谓悔其少作是也。前几年在网上发表的旧作七律《无题八首》〔后改名《感旧八首》〕，其底稿意外地被株洲老友邓育才先生保留了三十多年，反馈给了我；为了纪念一段旧情，也是为了不辜负老友的热忱，这才把它们发表出去。
年轻时也曾随喜写过一些婚丧喜庆的对联。在那疯狂年代的中期，我曾返城参加了当地最大的知青红卫兵兵团，在文攻部抄抄写写。未几，因心中迷茫而退出，准备返乡，不料兵团头目曹某突然中枪死亡，另一头目周公〔后任省政协常委和市工商联会长〕把我召回帮忙治丧。周公含糊其辞，似乎曹某是被暗杀的。这番话激发了我的义愤，一时兴起，与几位文攻部的老友一起写了大量满腔激愤的诗文和对联；还在巨幅对联上甩上红墨水，高高悬挂在湘剧院的舞台两旁，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震动。我另一首悼念曹某的七律，还被当成墓志铭刻在墓碑上。运动后期，曹某的棺墓被掘，那首悼诗也受到追查，幸亏周公扛住，我才没有受到株连。事后得知，曹某是裤袋中的手枪走火而死，这才发觉自己受了愚弄，不禁哑然失笑。往事如烟，周公去年已经作古，那些诗文和对联也一同随风而逝了。自此之后，我再也不写对联了。业精于勤，越不写就越不会写了。为何不写？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并无诗联大才，不愿滥竽充数而已，岂有他哉！
以上答复不知能不能满足您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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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8 08: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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