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懒听诗人言 于 2021-11-7 13:35 编辑
本帖为再转,原帖全文如下:
【转引者按】 全国新声韵普及与推广指导委员会内部文件,2021版《中国当代古典诗词白皮书》征求意见稿片段。
中华诗词学会理当具有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主笔/吟者 或许有朋友感到纳闷,中华诗词学会(以下简称中诗学会)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还成其为问题吗?犯得着单列一节来研讨吗?莫非吟者吃饱撑着了,才如此没事找事?还真不是。吟者以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当然得看中诗学会的纲领性文件究竟是如何界定的了。《中华诗词学会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二条有云:“本团体是由诗词组织、诗词创作者和研究者、教育者自愿结成的全国性、学术性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这段表述不长,却把中诗学会的基本属性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其核心属性或曰本质属性又是什么呢?稍具常识的朋友都会脱口而出,那还用问,当然是学术性啦!没错儿,此处关键词乃是“学术性”三个大字,无他。 那么,学术性究竟何意呢?要想弄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懂学术二字。不过,此际吟者正出差在外,手头没有任何工具书,显然无法给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那就暂且勾勒出一个大概,观其大略吧。 东汉经学辞典《白虎通义》将“学”字诠释为:“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对‘术’字虽未诠释,但班固提出的‘不学无术’表明,二者之间显然是有差别的。《说文》将‘术’诠释为‘邑中道’,亦即今之所谓‘国道’,可见学贵探索,术重实用。有学者据此将“学术”训为“觉道”,或曰觉悟之道,亦即思维的法则、方法、技能。 梁启超先生在《学与术》中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 应该说,梁启超先生对学与术的分疏已经相当明晰了。关于二者的关系,梁先生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由此可见,梁先生既反对学与术相混淆,又反对学与术相分离。进而言之,学与术乃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 那么,“学”又是如何转化为“术”的呢?当然是通过研究来转化的。或许也正因此,才有“学术研究”、“学术探索”、“学术活动”、“学术交流”之类说法吧,只不过“学术交流”通常都是将通过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拿出来互通有无,通过相互交流,促进共同提高而已。一般认为,所谓研究,其实就是反复寻找事物性质、真相、规律等的活动。或者也可通俗地理解为:研究就是反复寻找问题的答案抑或解决难题的过程,而研究的成果就是所发现事物的性质、真相、规律抑或所发现的问题的答案。 将“学”与“术”整合到一起,便成学术。 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周可真先生认为:“所谓学术,就是运用合乎思维规律的方法和技能去认识、把握世界的规律及改造世界的方法、技能。”“学术并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遵循思维规律的认识,一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实践并非是一般的行动,而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行动。”相关说法还有不少,其实都大同小异。 关于学术性,也有不同的说法,却是殊途同归。有学者认为:“学术性的内涵:不是有用性,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探讨某个问题,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提出新的概念,开展新的观察实验,揭示了某现象的成因,或揭示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或某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我们的科技论文统计工作非常有用,但学术性不算强。” 也有学者认为:“学术性是在符合学科本身要求的边界范围内、以该学科特定的概念或范畴来解说问题以阐述自己的思想。”武大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先生则干脆认为:“我历来不认为思想与学术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在我看来 ,学术是用来表达思想的 ,思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当 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时 ,我感到有些吃惊 ,并且颇不以为然 ,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很有思想的学界中人走投无路时的自我欺瞒的说法。” 陕西师大张积玉教授在《试论学术性》中曾提出学术性的三项基本要求:“1、所研究的问题必须进入学科,而且对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有积极意义。2、必须有创见。3、论述问题要有科学性。” 台湾学者谢延庚先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下列六种类型的论文不能算作学术论文:“1、读书心得或摘要;2、教科书式的文章;3、未提出主要论点只作引述的文章;4、单一资料来源写成的文章;6、以经不起考验的论点作依据写成的文章;6、掠人之美或有剽窃之嫌的文章。” 《山西师大学报》原主编曲家源先生在《什么是学术性》中披露,杨贵山先生介绍美国编辑对学术性的掌握标准是: “1、资料:书稿所用资料具有权威性;论据充分,论述方式新颖且论述角度多样;所述观点与资料相辅相成。 “2、分析与阐述:论据是经过组织和加工的,不是事实的罗列;书稿所表达的观点充分体现作者的独特见解,而且论述言简意赅;能引导读者理解文章的主题;文章知识性强,但并不是对其资料的总结归类。 “3、平衡:论点有理有据且明了,使读者有平等的机会来判断书稿资料的可靠性。 “4、特色:书稿内容新颖、有见地,作者了解前人关于这一论题的各种观点和论述,并能赋予这题以新意。” 在此基础上,曲先生结合我国学报编辑实际,把学术性的标准归纳为以下四项: 1)论点:具有创新性,是作者的独到见解,是学科中从无人提出,或虽有人提出但仍值得探讨的问题,要显示出论点在学科中的位置和意义。 2)论据:论据具有权威性和时间的贴近性。权威性有助于显示论题在学科中的学术价值,时间的贴近性表示所运用的论据是学科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3)论证:应该是对论题本体的研究,抓住事物本质进行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4)语言:简明。行文语言的简明性也是学术性的必然要求。简明的对立面是繁琐。 综合各家说法,将“学术性”理解为一种属性,并且应是对某一学科问题的研究有创新、有建树、有价值才算靠谱。中华诗词学会理当具有的核心属性或曰本质属性便是学术性。除了学术性,还是学术性,无他。 【点评】 1)若是通俗而简明地来理解,所谓“学术”,其实就是对某一学科问题的科学研究,就是做学问;“学术性”则指对某一学科问题的研究有创新、有建树、有价值的特性。学术研究的成果是论文或论著,而不是应用这一成果的建造活动抑或工程实体或实物。同样道理,诗词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论文或论著,而绝非应用某项学术成果的诗词创作活动抑或诗词本身。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是打开中诗学会最高管理层老哥老姐们心锁的金钥匙。 2)关于“学”与“术”的关系问题,班固“不学无术”之说无疑最为精辟。换言之,若是缺乏必要的学养,则“术”也好,“学术”也罢,势必成为奢谈。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先生对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定,严译《原富》按语有云:“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严先生用“知”“行”关系来解读学与术,与梁启超先生的阐释可谓异曲同工。 3)周可真先生认为:““术”是在“学”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基于对“学”的反思和总结,从“学”中提炼出来的关于“学”的方法和技能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学”的自觉形态,也是“学”的高级形态,它对“学”具有指导作用,是“学”而有效、“学”而有成的前提和根据。正由于此,就不只是“术”不能离开“学”,“学”同样是不能离开“术”的。如果说是“不学无术”的话,反之则可以说是“无术白学”——或许这就是朱维铮先生所谓“术重实用”的含义所在了。” 4)学术性最为根本的内涵,不是有用性,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探讨某一个或几个问题,将先人和时人的既有认知或曰研究成果向前推进一步,提出新的见解,亦即有所创新,这也是衡量与把握学术性的首要标尺。关于论点的创新性,邹承鲁等十四位中科学院士在其联合署名的《再论科学道德问题》一文中确明提出:“科学研究贵在创新,一篇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必须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否则就没有发表的必要。” 5)自然科学研究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亦然,诗词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至此,必须澄清一点,那就是:百度汉语以及上世纪拨乱反正过程中某些学者所谓“学术是指系统的、专门的学问”之类说法是不够确切的。若按这个说法,一旦把学问简单地理解为知识,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如此一来,很可能就毫无创新性可言了,那不是真学术,而是伪学术。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比如,百度汉语将“诗”解读为“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集中地反映生活、抒发情感。”若是仅仅照此为诗,那是很难写出真正的诗来的。 6)要想扎扎实实地搞学术研究,科学的怀疑精神与人文精神必不可少。诚如周可真先生所指出的:“对一切未经受实践检验的既有知识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是一种科学精神;而当所怀疑的知识是某种权威——不论是世俗的权威还是神学的权威——要求或强迫人们接受的知识时,这种科学精神就同时也是一种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内在地包含着这样一个观念:人在知识面前具有同等的发言权,每个人都有凭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的自由权。” 7)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由邓晓芒先生这段话,我们不难感受“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阻力:“当代中国学人的要务并不是如何(及是否应当) 把学术和思想分开的问题,而是如何(及是否应当) 超越旧的学术思想而开拓新的学术思想的问题。所谓“新的学术思想”,不仅仅指它的内容 ,而且也包括思想和学术的一种新型的关系 ,即不再单纯把学术看作思想(道德政治思想) 的附庸 ,而是将严格的学术作为思想本身内在的风骨 ,它引领思想的灵魂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居所和世界 ,使思想真正成为立足于自身生命的、因而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现实生活的独立主体。” 8)周可真先生也曾指出:“当今中国学术界学风不正是谁都知道的,而其最“邪”之处莫过于所写的书甚至比所读的书还多。有的人,一年之中能发表几十篇“大作”,而且连年如此,几年下来便速成其为“名家”了。如此“名家”,显然就是属于那种对任何一门学问都没有专门研究的人。专门研究一门学问,是需要甘耐寂寞地沉下心来花大气力,下死功夫的。但是现在,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严重地侵蚀学术界,致使一般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实在难耐寂寞,难以沉下心来认真地专门研究一门学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术界就不是什么难以出得所谓“大师”,而恰恰是难以出得“专家”! 9)纵观古今中外学术历史,必须认清:整个一部学术史,其实就是一批批孜孜以求的学者为创造学说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历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为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英勇献身的布鲁诺,因为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地心说,宣传日心说和宇宙观、宗教哲学,布鲁诺先是被捕入狱,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直至最终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成为捍卫真理的殉葬者。我泱泱大中华历朝历代为追求真理而献身者,又何尝不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呢? 10)为此,有识之士强调指出:“这种情况说明,对待学术思想,是不可以功利计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董仲舒这句被后世目为近乎愚枉的话,恰恰道出了学术思想的真谛。而学人、思想家被目为愚妄、狂癫,为世人所窃笑,历史上屡见不鲜。正因为他们先觉、异世或逸世而独立,世人才有充分理由疏远他们。天才的归宿到头来总逃不过《红楼梦》中的一支曲——“世难容”。” 实不相瞒,吟者对此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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