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劳作之余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 毛泽东
知识青年这个称呼对很多初中毕业生来说很不恰当。青年农场的知青们都没上过高中，而且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毕业基本上是学业荒废。我们需要接受的是教育，而不是再教育。
在下乡期间，我们接受的其实不是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上级领导的政治教育。劳作之余，去掉必要的休息时间，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其中大半被各种各样的会议和政治学习所占据。因此我们当时真正的业余生活很少，读书娱乐时间极少。
因为业余时间被侵占，知青们没有多少时间去发展业余兴趣，精神生活很匮乏。下乡的几年时间里，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记忆中，身边其他的知青们也没有拍过照片。那段生活留下了明显的空白。
任书记
青年农场的领导有党支部书记、场长和团支部书记，三个人都是国家干部。场长姓田，来自园艺研究所。他大约四十来岁，瘦高，头发有些稀疏。我们平时都称呼他为田场长，以示尊重。田场长比较严肃，只关心生产，尤其是农田队的生产，平时对其它几个队似乎不太在意。也许在他心目中，农田队才是嫡系部队，只有在农忙时才会想到我们这些杂牌军。团支书姓黄，约三十岁，小个圆脸，平时随意参加各队的劳动，也不大管事，看起来是个可有可无的干部。平时和知青们打交道最多的是党支部任书记。
任书记是省农业部门派来的带队干部。他四十多岁，个头不高，身材消瘦，面色白皙，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几年中风雨不误，整天和知青们在一起。我们有时称他为任书记，更多的时候称他为任老师。在我眼里，任老师是个正直、朴素、坚持原则、又有点儿思想僵化的好人。生活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的头脑都有些僵化。好人和坏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善良和真诚；任老师是善良和真诚的人。
作为青年农场的最高领导，任老师的责任最大，也是多重的。其中最重要的责任是替农业部门的干部们管教孩子。在那个年代，管教好孩子就是要把他们管教成政治思想进步和听话的孩子。任老师对青年队长们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掌握知青的思想动向，以便及时做思想工作。这事令我很为难。某人干活有点儿偷懒或某人不大遵守纪律，都是众所周知，也算不上什么思想动向。我平时只愿和有共同语言的伙伴交往，最怕和谈不来的人说话。有些人避之犹恐不及，哪有闲心陪他们说话？况且我是管生产的蔬菜队队长，关心的应该是蔬菜的生长动向，而不是知青们的思想动向。任老师一问起这个，我就头大，没有一次令他满意。
除了最忙碌的季节，我们每周必定有两三次全场知青大会。开会大都是在晚饭后进行，下雨时也可能在白天开会。有时大会散会早，各队还要分别开会学习讨论。除此之外，每周每个队还有两次政治学习。头两年，批林批孔运动还在盛行，园艺研究所的楼房内还张贴一些相关的大字报。青年农场开会学习时也时常提及。有一次开会时任老师讲话，说到动情之处，突然提高声音：走资派搞复辟，搞倒退，就让他们去见林彪！去见孔老二！他奶奶个X的！任老师平时书生气十足，讲话也不粗俗。现在他突然爆粗口，令我们猝不及防，乐不可支。女知青们都赶紧低下头，强忍住笑。此后这句名言就在知青中流传开了，男知青们想起来就重复一遍。
任老师在他这个位置上兢兢业业，很是劳苦。他有时会半夜巡视农场，顺便到知青宿舍外转转，确保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知青们都不喜欢他管得太严，也不怎么领他的情。年轻人都有些逆反心理，谁管得严就喜欢看谁的笑话。一天晚上，小沈回来，脸上带着一丝坏笑，进门就说：“刚才跟着任老师在外面巡视，他在雪地上摔了个元宝跟头！”
生产活动的安排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时无法预料。有一天蔬菜队收工回来晚了，错过了预定的开会时间。等大家吃完饭陆续到会场，晚了半个多小时，惹得任老师很不满意。任老师问明原因，马上说：“你别拿生产压政治！” 这也是任老师的一句名言。我知道他就是说说而已，已经形成习惯了。用政治学习占据业余时间，知青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想别的事情了。我们平时经常喊：“抓革命，促生产！” 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抓革命，误生产。
我有时候也惦记政治学习。夏锄农忙时，常常两三个星期不下雨。我对夏天没多少好印象，夏锄的确很熬人。这时候如果来场大雨，就可以借机政治学习去了。虽然明知下雨后草会长得更多，再除草会花更大的力气，但是在口干舌燥嗓子冒烟时，总忍不住冒出这个念头。这时候感觉，“抓革命，误生产”也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至少能让人松一口气。我下乡四年多，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算得上能吃苦耐劳。我猜测，有类似想法的知青大概不少。我甚至忍不住猜想，如果贫下中农们也像我们一样劳动和学习，他们大概也可能不时盼着下雨开会，而不是“拿生产压政治”。这种恶意猜测似乎也有点儿道理。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社员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很普遍。农村的改革开放从分田单干开始，才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如此，我当时并没意识到人民公社有什么缺点。
榆木脑袋
下乡期间，赶上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进行全面整顿。晓哲的父亲也是农牧局的领导之一，文革前曾大力宣传“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还多次说过邓小平的猫论“真有水平”，因此在文革时受到批判。晓哲私下对我说，邓小平务实，有魄力。不料到了1976年春季，邓小平再次离开领导岗位。此时农场的政治学习内容就变成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称为“中国的纳吉”，跟随邓小平的领导干部们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的总理纳吉反对苏联的极左路线，在1958年被处以绞刑（他在苏联垮台后得到平反）。有一次政治学习时，有位知青问：邓小平这么坏，为啥不把他枪毙了？另一个人也符合着问：是呀，为啥不枪毙了呢？我那时还想不通邓小平搞整顿有什么不好，于是赶紧说：那不行啊。毛主席还给邓小平保留了党籍，怎么能把他枪毙了呢？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一番，感觉还是不能违反毛主席的话。于是枪毙一说就此打住。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听到这个人消息，有个知青说：太好了，终于把这帮祸国殃民的家伙抓起来了。粉碎四人帮，大家心里由衷高兴。在一次讲话中，华国锋提到国民经济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把发展经济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上了议事日程。政治学习时当然少不了这方面的内容，要批判四人帮，拥护党中央，拥护华主席。作为蔬菜队的队长，在这种场合是一定要发言的。我想普通人说话不是报纸社论，得用自己的话，这样才符合自己的身份，也和自己的思想水平一致。于是我在发言中自作聪明地说：“华主席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会议结束，任老师私下里对我说：“华主席是英明领袖和英明统帅，这是叶帅和党中央的提法。你说华主席是好领袖和好统帅，等于给华主席作了不同的评价。以后可不能这么说了。” 我感觉到任老师的关心，同时发现自己真是长了一个榆木脑袋。政治问题不能想当然，马虎不得。
榆木脑袋也不是白长的，很快又显出不开窍的特点。一个多月以后，任老师又找我谈话。他说，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多知青都积极要求进步，写入党申请书，表达政治态度。你为啥不写？我恍然大悟：不管是批邓还是打倒四人帮，始终和党中央站在一起，才是关键。不过我无法回答任老师的问话，没法说出真实思想。我心里想的是：我看到的现实世界和马克思的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有很多的冲突，甚至是背道而驰。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共同体，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全面发展。可是我们的生活中缺乏自由，思想不自由，言论不自由，入了党就更不自由。文革以来，政治形势反复无常，是非颠倒。共产主义的理想美好，但政治不可靠近。这些话当然不能说出来，不能让任老师掌握我的思想动向。
我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认为革命后代继续革命理所当然。几次放假回家时母亲劝我入党，父亲听着。每逢此景我就搪塞，说什么有些党员还不如我。有一次父亲也有些急了，对我说：即使你比别人强，那也不应该独善其身啊。父亲说对了一半，我是有点儿“独”，主要就是怕入党之后会有很多啰嗦事，规矩太多。后来哥哥说这个党入不入都没啥意思，哥哥的话在母亲心里有些份量，后来母亲也不劝了。其实我还有个不入党的歪理：家里党员太多了，总该有个群众代表。
公元2000年，我和一群海外学者陪同一些美国教授访问北京做学术交流。其中一个很有名很有成就的老教授是台湾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系当系主任。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不是共产党！和我认识的共产党不一样。这位老教授对我的判断准确，对共产党员的整体判断却未必中肯。中共有几千万党员，依据有限的经验运用归纳法，要想得出正确的一般性结论很难。这位老教授接着问我，为啥没入党？我回答说，入党就不自由了。他感觉很惊讶：你说的怎么和丁教授说的一样？丁教授是我的同行兼朋友，他父亲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小时候家里经常有中央领导人出入。他夫人的家庭背景类似，长辈也和中央领导人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后，夫妻二人都上了大学，然后出国留学。丁教授学医，出国后读神经科学博士，当教授，做科学研究。他夫人学习土木工程，当工程师。丁教授和他夫人都在异国他乡闯出了一片天地。高级领导人的子女无论身在何地，只要放弃抛弃“打江山坐江山”的血统论，凭自己的凭自己的学识、才智和勤奋走出新路，就是对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等待
政治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经常批评“大学迷”，要求知青们扎根农村，让大家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于这个说法，我一开始就不相信。我一心想上大学，绝不能扎根农村。开会时也从不表态，免得以后上大学时自食其言。知青当中有些大学迷，嘴上不说心里都在惦记着。
1976年春天，小闻、晓哲和我开始私下学英语。我们买到了两本广播英语的小册子，每本是教三四个星期的内容。其实我们没有机会听广播，对发音规则也不大了解，有时候也会用自己认为正确的发音读单词。一切从头开始，只能去硬背英语单词。凭这种笨办法，我们每个人都背了一百多个单词。不过好景不长，学过一两个月后，英语小册子的出版没下文了。
1976年，扎根农村的说法已经开始动摇。农场分到了两个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名额，一个是南开大学农业专业，另一个是黑龙江大学（黑大）日语专业。这下子吊起了大家的胃口，不少人想接着上大学开路走人。惦记着上南开大学，成了公开的秘密。傍晚的收工路上，有人喊起来：往哪开呀？往南开呀！
按照当时的要求，知青下乡劳动达到两年后，可以报名上大学。我到农场劳动已经两年多，符合要求，于是也报了名。群众评议通过，但南开大学的名额不知为何被浪费了。最终一位知青经过群众推荐、政治审查和领导批准去了黑大学日语。还有几个知青上了中专，如护校和农机校。
第二年又有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其中最好的学校是哈尔滨师范学院。这次我没报名，晓哲去了哈尔滨师范学院。他对我说，你一定会有更好的机会。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机会，但都相信机会肯定会有的。晓哲个子不高，平时走路喜欢向前伸着脖子。蔬菜队的知青们送给他一个影集，封面上是一只长颈鹿。这是特地为他选的封面，晓哲听说后笑纳了。八十年代后期，晓哲去日本留学，可惜回国后断了联系。
随后部队又来选拔招兵，不少男知青报名参军。我没报名参军，这在当时显得出乎寻常。作为一名生产队长，居然不报名参军，这在政治上不大对劲儿。蔬菜队的女知青队长问我：你为什么不报名？是怕死吗？我回答说：上中学时我的确曾经想当兵，但是没能如愿。现在的想法不同了，想上大学。祖国需要战士，也需要大学生。奇怪的是，虽然很多人报名，通过了体检，最终却没一人能够入伍。尽管无法通过参军离开农场，此事在知青中还是引起了小小的涟漪。无论想不想上大学，大家开始考虑将来要干什么。
影响更大的是大庆油田招工，几名知青应召而去。其中有我的朋友小闻和老鲍。老鲍是蔬菜队的一个班长，平时劳动积极肯干，人缘也很好。从招工开始，他就心不在焉。人在农场，心在大庆。小闻去大庆后回来过一次，他说在那里挣得钱越多，越受尊敬。改革开放后，小闻回到了哈尔滨市，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工作。后来又到某报社当了记者。老鲍不知何时回到了哈尔滨市，后来当了市政协委员。
几批人陆续走后，政治学习搞不下去了。知青点人心惶惶，大家开始盘算自己的前途。上级领导也不再宣传扎根农村，不再狠批大学迷。农业部门的干部和职工们也有些明白了，国家从建设角度考虑，至少需要让一部分知青离开土地，从事其它工作。大部分人未必愿意将自己的儿女栓在土地上，一辈子务农。
有一年冬天的夜里，金旭和另一个男知青在雪地里见到一只冻僵的大鸟，把它抱回宿舍。大鸟长嘴长脖长腿，谁也叫不出名。金旭认为它是丹顶鹤，尽管它脑袋上一根红毛也没有。第二天金旭请假进城，把大鸟带到哈尔滨动物园。晚上归来，大家围上去问结果。从他口中得之，动物园表扬了他的行为，收下了大鸟。动物园的人说，大鸟不是丹顶鹤，是白鹭。白鹭俗称长脖老等，是水禽，常常站在浅水里，伸着脖子等待机会捕鱼，故名长脖老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知青们倒有点儿像长脖老等，等待的就是离开农村的机会。这种等待，有的长，有的短。青年点资格最老的知青刘文焕老兄是1968年下乡去兵团的，后来转到我们青年农场。他离开农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鹿死谁手？
生产繁忙，业余时间不多，又被政治学习占去大半，留给知青们自由活动和发挥的时间就不多了。不过年轻人总会想办法释放自己过剩的精力。女知青当中有会拉手风琴的，也有会弹扬琴的；男知青们则是喜欢踢球和下棋，下象棋的人多一点儿。两人对弈，旁观者众。有的观棋不语真君子，有的观棋总忍不住插嘴。象棋虽然最普及，青年农场里最有戏剧性的两次对弈却与象棋无关，而是军棋和围棋。
军棋之战。军棋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在民间很常见。有一年冬天，我们帮畜牧队刨猪圈积肥。完事后，十来个人就挤在畜牧队宿舍的热炕头上下军棋。畜牧队有热炕头令全场知青很羡慕，逮着机会一定要好好享受一会儿。下期比赛的规矩是：一局定输赢，赢家留下，谁输谁下台，换新人再战。
先出场的一方是文焕老兄，他比我们大几岁，面色白皙，一副儒将风度。与他对阵的知青则是身体健壮，虎目有神。可惜下棋依赖的不是体力，而是脑力。文焕足智多谋，从一出场就占据上风，很快就奠定胜局。此后他霸住位置，过关斩将全不费力。大家轮番上阵打擂，十几分钟就败下一位。看起来文焕善查敌情，能从棋子运动的蛛丝马迹中准确判断对方的兵力部署。他深谙兵法虚虚实实之道，总能迷惑对方。时而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时而虚者虚之，实者实之。文焕运筹帷幄，总是胜算在握。如此这般，令众人好不气馁！
我看了半天，感觉无取胜之道。就在上场前先站在文焕背后观察两阵，看他如何排兵布阵，调动军马。刺探情报得手，便转身到对面叫阵。这个玩儿法相当于考试作弊，但为了胜利也管不了那许多。两人布好阵势后，攻擂者先行。我料定文焕的布阵方式没变，便骤然发起攻击。
我一出手就抛出手榴弹，意在杀伤对方总司令。再次出手，目标是对方的二号指挥官，军长。文焕略显惊诧，我由此判断：斩首行动成功！胜不骄，败不馁，乃是取胜之道。不过我初尝战果就有点儿忘乎所以，流露出快意。文焕定是从我的神情中捕捉到关键信息，猜测出我使用的是手榴弹。前两回合的结果不是双方指挥官的同归于尽，而是他的两位最高长官意外壮烈牺牲。文焕判断形势严峻，迅速调整战略，打起运动战兼迷惑战。我虽然刺探到他最初的布局方式，却无法判断新的敌情。文焕真的是老奸巨猾，居然根据我调兵遣将的态势，准确判断出我方一二号首长的身份，用手榴弹炸死我的总司令和军长，反斩首成功！又经过一阵鏖战，文焕反败为胜。
大战之后，文焕擦了一把汗笑着对我说，你真的把我气坏了，一上来就让我损失惨重啊！经此一役，大家公认文煥是青年农场军棋界第一战将。
围棋之战。现代中国人常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向上追根溯源，大多能找到几个赫赫有名的祖先，最后追到炎帝、皇帝或蚩尤那里。 根据历史传说，围棋是由尧的儿子丹朱所发明。丹朱的儿子受封于房地，并以此得名为房陵，是房姓的始祖。离开农场几十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位远祖，和围棋还有这么一点儿瓜葛。根据尧舜禅让的故事，尧到了晚年感觉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肖，难以担当大任，于是就把帝位传给了贤明的舜。然而根据先秦典籍《竹书纪年》，尧在晚年被舜囚禁，丹朱也被舜流放。这样看来，尧和舜都不是那么大公无私，而丹朱也不一定就是品德不佳之人。《竹书纪年》是由魏国史官所作，史料价值很高。由于它埋藏在古墓之中，因此得以免遭焚书坑儒灾祸。《竹书纪年》的记载和儒家宣扬的尧舜禅让的故事大相径庭，我认为前者的记载更可信。
虽然有发明围棋的先祖在上，我的围棋却是一塌糊涂。老荘、晓哲和我弄到一副围棋。三人都是初学，棋力在伯仲之间。双方对局，想围住对方，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知道使蛮力，派兵布阵没有章法。看棋盘上黑白子的走势如同拉索，两边队列整齐。经过几天演练，才稍有改进，对阵厮杀时多了一些犬牙交错的态势。每逢对阵，龙争虎斗，逐鹿中原。三人之中，老荘的棋力稍高。
一日，列兵的小弟北方来访。听说北方学围棋，经过正规训练。我们几个兴高采烈，决定比试一番。北方仅十四五岁，满脸稚气。我们推举老荘出马，因为他的水平稍高。少年将军让先，老荘执黑落子。对弈七八手，大家都感觉情形不对。小将军闲庭信步，落子如飞，几乎不与老荘短兵相接。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打法完全不同，白棋看似散乱，实则布局深谋远虑，暗藏杀机。这一场争斗，白方布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黑子东奔西突，总是难以冲破重围，最终只能困守几个孤城，拱手将大片土地送与对方。
对阵败得很惨，我们几个人却很兴奋。经此一战，大开眼界，没想到围棋居然可以这样下！为将不可不学兵法，对局岂能全无韬略？自古英雄出少年，今天可以相信了。我们三个人虽然算不上愚蠢之人，但是没文化让我们在对弈中显得愚蠢。这次对弈中，胜负双方的区别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回过头来看，北方在对弈中获胜并不需要运用多高明的战法。可是在我们们眼里，他的布局却是精彩之极。北方走后，我们几人还在议论不休。尽管对北方的围棋佩服之至，我此后却一直没有进一步提高棋艺。知己知彼，不战不殆。
下乡的几年里，让我们感到兴奋的娱乐活动极少，军棋之战和围棋之战名列前茅。人在极度口渴时，喝一口水也是无比甘甜的。
夹缝里的文学
下乡劳动期间，精神生活也有偶然不被政治活动侵占的时候。农场里有几位爱好文学的知青，平时生活中所有流露。老鲍、陆兄和林密在劳动之余不时谈起《家》、《春》、《秋》和《雷雨》等小说，分析其中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我没读过这些小说，插不上话，只能偶尔当当不太忠实的听众。我猜测，他们内心深处大概都有一个文学梦想。某年国庆节时，农场里出黑板报。知青们写诗庆祝，大多是直白口号式的颂扬。畜牧队的队长李毅也写了一首诗，内容也差不多。记得开头的一句是这样的：“你是一个孤苦的穷人”。仅此一句令我顿时感觉这种表现手法很新颖，比我们写的标语口号顺口溜好多了。李毅后来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继续写诗。
朋友小丛是喜欢《红楼梦》，我们都管他叫红学家。据说他后来上大学，毕业后真的研究起《红楼梦》。“红学家”这个外号还真不是白起的。在男知青中讲《红楼梦》，无异于对牛弹琴。小丛明白这个，有时会给大家聊一段《封神演义》。
知青中还有几个人有外号。给人起外号算是一种最简短的文学创作，也经常用于文学作品之中。《水浒传》里一百零八将，个个有外号。小丛给小闻起了个外号，叫闻太师。闻太师闻仲是《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对商纣王忠心耿耿。小闻的这个外号名头虽大，却流传有限，只有发明者乐于使用。我因为冬天一直穿一件黑色的棉猴，朋友们将其戏称为道袍，我由此得名道人或老道，有时朋友们也以道兄相称。我平时不太管闲事，后来还真有几分喜欢道家的学说和人生态度。如此说来，这个外号倒也不赖。
另外两位知青的雅号就忒不中听了，分别是“大狗蹦子”和“小狗蹦子”。两人都是农田队的，我一直不明白他们外号的起源。大狗蹦子长得也算人高马大，后来当了农田队的队长，男知青们经常当面背后直呼其外号。名为小狗蹦子的知青则是位身材娇小的小姑娘，得了这个外号实在有些冤枉。据我猜测，她可能是因为人长得小又比较活泼才得此“雅号”吧。小狗蹦子可不能乱喊，只能由男知青们背后偷着叫。有一天列兵笑着告诉我一件小事，是他亲眼目睹。小狗蹦子连蹦带跳走路，不小心被石头绊倒，摔了个前爬。她赶紧爬起身，四顾无人，于是偷着一笑，赶紧跑走了。列兵身材高大，居然偷窥成功，隐身功夫了得。
有一天大狗蹦子从家里带回一本书，说看这本书的时候把他笑死了。我们一看，原来是《堂吉柯德》。几个喜欢看书的如获至宝，一有空隙就传看。堂吉柯德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充满正义感，滑稽可笑，不识时务。他挺着瘦瘦的身躯，手执长矛，骑在锋利的驴背之上，与风车搏斗。这个形象留在我的大脑里，至今栩栩如生。中世纪的骑士注定是时代的落伍者，堂吉柯德与新事物对抗不可取，可他那股不畏艰难的骑士精神倒是很招人喜欢。
不知是谁借到一本雨果写的《九三年》，现在已经不记得其中的故事的来龙去脉。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位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家被捉住，而看押他的士兵在政治家的雄辩之前彻底缴械，放走了这位关键人物。语言的力量真的很强大，政治家可以据此控制人的思想。下乡时还读过《斯巴达克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斯巴达克斯的英武和睿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晓哲带回一本果戈里的《死魂灵》。这是鲁迅先生翻译的，收在《鲁迅全集》里。其中描写了各色人等利用未加入死籍的死人名字赚钱的事情，揭露出人性中贪婪的一面。果戈里描写的人物颇具特色。有位名叫梭巴开维支的人物喜欢笨重的东西，他家中所有的家具和摆设都是笨重的。笨重就是他本人的徽章，家中的每件物品都是他人格的化身。果戈里对这个人物的描述立即引起了我的共鸣，令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的房子。那时全家人居住的俄式板夹泥建筑，也具备这种特征：又高又厚的房门，厚重而漏风的地板，双层砖厚的大火墙，高高的屋顶，还有考究的厨房和卫生间。那个大火墙有一尺见方一寸厚的生铁炉门，巨大的炉膛里可以装三大桶煤，不把三桶煤烧光火墙不热。这个大火墙和厨房的火炉是吃煤的老虎，害得我们家每年从9月到次年3月的6个月里要烧13吨煤，耗费许多钱，浪费许多劳动，制造出无数的二氧化碳，冬天却只能把室温保持在零上8摄氏度。在我的记忆中俄罗斯人造的东西就是不怕笨重，不怕费材料，不在乎效率低下。回想起来，苏联人也继承了祖先的传统。他们制造的机器也有类似的粗笨特征，远不及日本人造的东西省材料。俄国地大物博，不怕浪费。
下乡四年多，也就读过这几本文学作品。它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活下来的几株树木，并且给我们提供了极为有限的精神果实。我那时对文学并不太感兴趣，但不能不承认文学对人格的形成有塑造作用，也能帮助人认识社会，认识人性。在青年时期没有机会接收到多少文学的熏陶，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思维惯性
知青们也会谈及一点儿诗词。从1966年到1976年，毛主席诗词家喻户晓。我们也会背诵其中的一些豪言壮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高声朗诵：“不须放屁！” 。遇到什么争论，理屈词穷的一方搬出这句，立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于是双方哈哈大笑，有时政治学习时也是如此。
我们背诵毛主席诗词，有时兴冲冲地背到半路，突然卡壳，于是回头再背。有一天背诗，大家又卡壳了。情急之下，老荘突然加快速度再背，一举冲过难关。在一片称赞声中，老荘得意地说，背诗得利用思维惯性。众人听罢，更是一致叫绝。尽管谁都不知道什么心理学，“思维惯性”却成了我们的常用词汇。此后每当背诵诗词卡壳的时候，就赶紧找思维惯性帮忙，有时还真的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种感觉。
这个思维惯性的说法还真有几分道理。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作惯性思维，或者是思维定势。就是依靠既有的思维习惯去解决问题，没有逆向思维和发散思维。而背诵文章或诗词恰恰是不需要逆向思维和发散思维，不需要创造性，只要按照原有的习惯去做就好了，整个过程类似于一连串的条件反射。老荘所说的思维惯性大概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定势。按照心理学的说法，惯性思维是创造性的大敌。不过老荘能够突发奇想，创造出思维惯性这个词，应当发源于顿悟，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
列兵曾经讲过一个苏格拉底的著名笑话。苏格拉底的妻子是个有名的悍妇，说话办事很不给大哲学家留情面。某日苏格拉底正在和他的学生们高谈阔论，他的妻子忽然跑来将他大骂一通，随后就当头给他泼了一盆水。落汤鸡般的苏格拉底很平静地说：我就知道，雷霆过后，必有暴雨。看来这位大哲学家对他妻子的思维惯性了如指掌，只是他一时无法克服自己的运动惯性，没能躲过那盆冷水。不过我们也因此得以听到这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并由此领略到哲学家的智慧和幽默。
思维惯性也有不管用的时候。某日，我偶然碰到园艺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书记姓陈，他女儿也在青年农场。陈书记知道我喜欢读书，问我读没读过李密写的《陈情表》。我一听，暗叫惭愧。以前只读过诸葛亮的《出师表》，还是在《三国演义》里浏览的。我知道李密这个人物，知道他写过《陈情表》，也知道其中的只言片语，但真的没从头到尾读过。此时我的思维惯性正处于牛顿惯性定律所说的“静者恒静”状态，绝对不肯起身帮忙救驾。于是我据实回答：没读过。陈书记说，值得读一读，并且随口背了几句：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我知道这一段话的前十六个字，因为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引用过，用来形容帝国主义的垂死状态。因此文革时的报纸和广播中经常说，帝国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陈书记说告诉我说，《陈情表》是他上中学时读的。陈书记是位老干部，那时约五十岁，是在民国时期读的中学。我心中暗笑，陈书记挺会难为人的，也有点儿“反动”。他明知道我们那时能读到什么书不能读到什么书，却居然用民国的标准考我们这一代人。这该怪谁能？是我，是书记，还是不让我们读书的时代？话说回来，我们荒废了学业，科学和文化知识方面处处都是短板，以后有机会还真得加倍努力。
恢复高考
粉碎四人帮为随后的恢复高考奠定了政治基础。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余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报纸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恢复高考的消息给“大学迷”们带来巨大鼓舞，大家开始疯狂搜集复习材料，并在田间地头谈论高考。从文革兴起到1973年，哈尔滨市未招收高中生。这期间的初中毕业生也是良莠不齐，其中1969-1971年的初中毕业生所学最少。青年农场的150多知青大多是1971-1973年之间初中毕业，基本上没见过像样的初中课本。搜集复习材料成了当务之急。
知青们陆续带回零星的初中课本，远远满足不了大家复习的需要。然后各个学校开始行动起来，编写并油印各种复习材料。这些材料陆续传到知青们的手里，大家再转抄。这些材料主要是初中数学，大家来不及系统复习就赶紧死记硬背：各种几何形状的面积和体积、三角函数的公式、指数和对数的运算规则、方程的解法。陆兄找到了一本中学的化学课本，这也令我们喜出望外。见到之后，赶快阅读，背诵元素周期表。记得中学毕业后，教育回潮，下面几届的中学生学的课程多一些。有次乘公共汽车，听到两个女中学生议论学化学课，说学到了配平。我不知道什么叫配平，心里不免有点儿“羡慕嫉妒恨”。直到上大学之前，我还是不知道配平是怎么回事。初考的前夜，大家还在昏暗的灯光下临阵磨枪，一直折腾到后半夜三点。早晨起来，一个个揉着红色的睡眼走进考场。
黑龙江省的高考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考无情地淘汰了一大批满怀希望的考生。我幸运地通过了第一关。然后又准备复试。复试考数学的时候，一半的考题不会做。剩下的考题里，有一道题我用错误的方法蒙对了正确的答案。出了考场才感觉大事不妙。物理和化学是合卷。我的化学基础最差，因此对化学部分不抱任何幻想。物理课好歹曾经学到部分电路欧姆定律，至少可以上阵比划两下。因为以前读过不少马列主义书籍，下乡时政治学习不断，所以在几门考试中我把握最大的是政治。同时因为喜欢看书，语文也好一些。
复试之后，考生们填志愿。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我这时想学物理，将几个志愿都填了物理。后来感觉数理化几门考得都不好，于是准备好好复习，准备来年卷土重来。两个月后传来好消息，我被佳木斯医学院录取了。虽然这不是我的志愿，但毕竟这是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我决定去报到。青年农场中还有几位幸运的考生：文焕的妹妹文娟也考入了佳木斯医学院；还有几位知青考入了中专。
虽然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是人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能够考上大学还是要感谢推动恢复高考的关键人物邓小平。同时我还要感谢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物：参加教育部全国高考会议的老师们；许多编写复习材料的老师们；帮助我们复习的人们；给予我很多鼓励的亲友们；还有一齐交流复习材料和学习心得的知青们。
恢复高考这一举措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是中国走向全面改革开放的先声。1977年也是我们家族历史上最为幸运的一年：我的二姐、我自己、我的嫂子、我未来的二姐夫和我未来的妻子，一共五人参加了高考，并且都在这一年考上了大学。我哥哥、大姐和大姐夫都已经上了大学，没有机会参加这次高考。
对于我个人来说，1977年的高考意味着很多：有了系统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有了进一步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由此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由此开拓了更广阔的精神境界；由此得以结交更多睿智的朋友；由此找到了终生的伴侣，并组建了现在的家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77年高考改变了我此后的全部人生经历。
【1977年复试准考证】下乡四年多，没有留下照片，一片空白。填准考证是只找到15岁时的照片。
【学生证】1978年4月1日入学，获得这个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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